清代地方志绝大多数是官修，私人修的志书，大多不敢以“志”命名，小心翼翼地表示和官修方志有所区别。例如康熙年间林本裕著《辽载》(辽宁)，全按方志体裁，但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声明说，他写这本书，不过是把他父亲讲述的一些地方琐事和历代故实参照史籍记载下来，使子孙不要忘了先人热爱故土的一片心意。至于以修志来颂扬盛京(辽宁沈阳，清入关以后将这里作为“留都”)的宏伟气象，自有辉煌的巨著(指官修《盛京通志》)在，岂是草茅之人敢参与意见的呢。江苏无锡秀才黄印〔ang昂〕不满于本县县志的简陋，用16年时间著书12卷，题名为《锡金识小录》，意思是只能算给县志拾遗补缺。此外，如方式济所著的黑龙江志名为《龙沙纪略》、师范著的云南志称为《滇系》、张澍著的四川志称为《蜀典》、刘宝楠著的江苏宝应县志称为《宝应图经》等。这些私人撰著中有不少是清志中的名作，我们在了解清代地方志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们。

封建政府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既将地方志推向了繁荣，也给地方志加上了桎梏。清朝对修志控制极严。清初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使地方志遭到大规模的摧残。许多明以前的特别是明代的方志被窜改、删削甚至禁毁。至于新编的志书，各省通志必须经过皇帝审查，府州县志必须经过总督巡抚衙门审查，才能定稿。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加上封建官场盛行的敷衍因循、请托受贿等等腐败作风，清代方志忌讳隐瞒的现象很多，应付公事、草草成书的也不在少数。

不过，清代地方志成书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证明方志确实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代。此外，清朝作为古代方志发展的顶峰，还有一个鲜明的标志，那就是方志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