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认识越陌生

——纪念马悦然先生

◎东西

11月21日，他的告别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某社区的教堂里举行，这是他生前常去的地方，很小，只能容纳六十余人，但今天来向他告别的有一百三十人之多。《北欧时报》记者告诉我，中国作家余华为他敬献了花圈。

关于他，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部分都是从媒体上获得，比如他与中国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翻译过好些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用中文创作了诗歌《俳句一百首》、散文《另一种乡愁》以及微型小说《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等。由于他是瑞典文学院唯一懂中文的院士，报刊经常把他的名字与靠近或试图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排在一起，虚虚实实，真假莫辨，他不堪其扰，有一年愤怒发表声明。而陌生是在认识他之后？

“他至少能活一百岁。”这是我看见他时的第一句台词，准确地说是心理活动，因为那年他已经九十岁了，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只有十年时间。对于他来说，十年是一个残忍的数字，所以我把台词咽了下去。我们站在门口迎接他们。他们中步走来。他很高，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看上去挺硬朗。聚餐时，陈文芬只允许他喝一点点，但他背一句中国诗歌喝一小杯，那晚他至少喝了六两高度白酒。我不想说他能喝，而是要表达他知道的中国诗歌太多了。他像喜欢诗歌一样喜欢中国白酒，像喜欢白酒一样喜欢中国。在“诗歌下酒”的间隙，他跟我们说四川方言、山西方言、台湾方言，我们都被他惊着了。文芬说他已经好久没这么高兴，也好久没见中国作家了。他似乎把我们当成了他久违的故乡人。临别，我们送他一瓶白酒，文芬要帮他拿，他不让，自己抱在怀里，乐得像个顽童。然后，转身走去，他的步子走得比来时还稳。

第二次见面，是2017年深秋。我出差瑞典，到他的住处看他。他的腿摔伤了，行动不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在翻译《庄子》，《庄子》有多么多么的伟大。他谈的全是中国古典文学，只字不提当代作品。显然，他已经没有兴趣谈论当代。只要一谈《庄子》，他的眼睛就发光，声音也仍然琅琅。“他能活到一百零五岁。”我想。告别时他不听我劝阻，坚持拄杖送我到电梯口。我回头一瞥，他的眼神里有万般的慈祥和温暖，仿佛在目送他的亲人。我认为那一眼他不只是在看我。

之后，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也很少跟朋友联络。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翻译《庄子》上。我的朋友偶尔去看他，拍一张他坐在书桌前的照片发过来，见他笔直地坐着，面朝电脑春暖花开。也曾有他们饮酒的照片，但朋友说他只能一小杯了。两年前，他曾托人带话给我，能不能在四川乡村帮他联系一到两位贫困生，给他们一点儿小小的资助。我只犹豫片刻，便决定不帮他联系，因为我看得出他笔直的坐姿是摆拍的，如果再给他加一点儿负担，也许他立刻就会从椅子上滑下去。文芬说三年前他就立下遗嘱：“恩赐干活，日燃光芒。”他珍惜最后在书桌前的奋斗时光。他在翻译《庄子》，但《庄子》也在翻译他。我相信《庄子》里那些闪烁的句子一定缓解过他的疼痛。他是被中国文化深深浸泡过的人。也许，西医医治他的身体，中医医治他的心灵。也许，只能也许，因为我越认识他越感到他陌生。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与那个奖的关系，也许就跑偏了。甚至，我觉得他不属于当代而属于魏晋。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日渐消失的古代文人气质。他终是没有活到一百岁，但像他这样的贤士，用我们的善意是可以给他加上十岁的。

我是在他晚年时认识他的，不是以文学为切口，而是以友人的身份。若按交情的深度，交往的密度，了解的程度，轮不到我来写这篇文章。但我期待了一个多月，只看到新闻没看到文章。我想一个礼仪之邦，总得有人为他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写几行文字吧。正写着，就接到文芬的微信。告别会已经结束，她突然想起我是悦然先生见面的最后一位中国作家。为此，我的胸口像被什么狠狠地戳了几下。

（选自2019年11月24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