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怼左宗棠

◎王开林

王闿运与左宗棠有三大共同点：其一，同为湘人，那个时期的湘人堪称一等天民；其二，同为举人，只不过左宗棠平步青云，做了“破天荒相公”，王闿运则只能暗自牢骚“举人有人举乎？废员当废然也”，但他是文坛领袖，名头并不吃亏；其三，同为牛人，目空古今，老子天下第一，其头等难事就是真心看得起其他高手。

光绪五年五月十九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楚人专喜戕贼同类，攻击前辈。近年如左季高、李辅堂，尤专以此为能。文人以笔墨求逞，则王壬秋是也，一以诋毁湘人为快。……曾文正公办理天津一案，乡人大哗，至今物论尚未平也。此无他，用其鼠目寸光、谿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为忠孝，慢上无礼，漠不为耻。此等风气，亦未尝不自诸君子倡之，而遂至无可挽救，终归于祸乱贼杀而已。伤哉！”楚人相攻成习，在这个方面，湘人的造诣尤其登峰造极，官场则由左宗棠（字季高）挂帅，士林则由王闿运（字壬秋）担纲。要王闿运挑个人撩一撩，攻一攻，左宗棠无疑是首选，这叫攻其好攻者之尤，能获得擒贼先擒王的快感。左宗棠被王闿运视为粗人，其话柄比曾国藩要多得多，其番位则跟曾国藩相颉颃，王闿运恃才无忌，拿左大人涮火锅容易博得满堂彩。咸丰九年，樊燮案闹得最凶时，王闿运确实帮过左宗棠，但当时七手八脚驰援的人一大拨，作用最大的几位依次为肃顺、潘祖荫、郭嵩焘、胡林翼、曾国藩，王闿运与高心夔只算敲敲边鼓。肃顺、胡林翼死得早，且不说，左宗棠真正报了恩的只有潘祖荫，余下的他都翻了脸，这也是王闿运抓在手中的把柄之一。

王闿运的笔头子忒厉害，他要是用劲戳谁，就能戳出碗口大的血窟窿。比如说，他在《王志·论道咸以来事》中随手揭秘，内容挺伤人的：“骆文忠以清鉴收盛名，时谓中兴名臣，皆所拔用，与余亦有知誉之匹，然皆非其本旨也。……其用左郎中，由张石卿移交，待之同胥吏，白事不为起，见必垂手侍立，余尝面诮之。……又世皆言左由曾荐，当密寄问曾时，曾复奏左未能当一面，恭王违众用之。”区区一百字，信息量超大，在两个方面颠覆了众人的认知：一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待左宗棠如同普通办事员，左宗棠则显得窝囊而猥琐，王闿运还为此当面嘲笑过他。问题是除开王闿运，都说骆秉章倚重左宗棠，言听计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左宗棠揽权太过，别人认为他的权力大过巡抚，因此惹出一堆是非。王闿运的孤证可信吗？能够成立吗？二是他说曾国藩并未向朝廷肯定左宗棠具有独当一面的才能，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举荐过左宗棠膺任浙江巡抚和督办浙江军务，纯粹是恭亲王力排众议擢用的。这与事实不符。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呈上《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情折》，力辞节制浙江军事之重任，力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推荐语写得极好：“……但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曾国藩主动分权，主动让贤，这么做，还不算举荐左宗棠吗？王闿运的这段揭秘中，还有一处瑕疵。王闿运说骆秉章用左宗棠做幕僚，是由前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移交，这并非事实。左宗棠于咸丰二年辅佐张亮基保卫长沙，取得了成功，咸丰三年，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又力邀左公前往武昌，仅过数月，张亮基改任山东巡抚，左公回到湘阴柳庄，根本没有前后两任湖南巡抚移交左公这码子事。左宗棠在家里闲居了一段时间，骆秉章千方百计把他请到抚署主持戎幕。王闿运长期生活在省城长沙，明面上如此简单的情况，他很清楚，却信口开河，故意把它说错，因此他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同治十一年，湖南的四大笔杆子吴敏树、郭崑焘、罗汝怀、曹耀湘打算编纂《楚军纪事本末》，意在表彰英烈，用心周至，陈义甚高。左宗棠却心存疑虑，他在家书中写道：“我平生颇以近名为耻，不求表襮，《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可不挂名其间。至关系湖南各大件，有张（亮基）、骆（秉章）、曾（国藩）章奏具在，不必虑其掩抑。此时吾湘极盛，实则衰机已伏。诸公不以去奢去泰诫其乡人以为少留地步计，乃以止谤为桑梓谋此，我所不解也。”此信说明，当时由于湘籍功臣膺任督抚大员的人数太多，气势太盛，已招致朝野谤议，因此湘籍文人想帮忙，他们的金点子不外乎编纂几部记载湘军、楚军战绩战功的书，公之于世，以熄灭谤焰，对于此举左宗棠不以为然。

其后不久，左宗棠在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吾湘于咸丰初年首倡忠义，至今二十余载，流风未沬，诸英杰乘时树绩，各有所成，为自来未有盛事。此时正宜韬光匿采，加以酝酿，冀后时俊民辈出，以护我梓桑，为国干辅。不宜更事铺张，来谗慝之口而坏老辈朴愿之风也。至当时战绩事实，各行省章奏具在，新修方略国故昭彰，纵有堙没，亦断不能划削事实，并其人而去之者……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满世界的观众都以为左公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殊不知他给这些自以为是的猜想者兜头浇下一桶冰水。左公还在家书中回忆往事，周夫人曾调侃他“不喜华士，日后恐无人作佳传”，左公的回答是“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谁是华士？王闿运“常言湘将皆伧父”，他就是左宗棠心目中数一数二的“华士”，褒贬人物，多失真际，不免欠缺公允，使人不快。左公在家书中写道：“阅王壬秋所为《篁村传》，叙次尚不失实，惟但据丁氏见闻著论，未睹大局，将胡文忠（胡林翼）说得极庸，李忠武（李续宾）说得太愎，颇于理欠安。即起篁村问之，亦必有蹙然于中者。又云‘三河以后，冲锋陷阵之事颇少’，尤觉失实。后此金陵、浙江、闽粤诸大捷及北剿捻、西剿回，如李忠武所部之整齐精锐、视死如归者岂少也哉？徇一家一时私言，乱天下古今视听，文士笔端，往往有此。吾所以不主《楚军纪事本末》者亦以此。”王闿运自认为有史德、史才、史识，可以直追司马迁、班固之后尘，与之回翔，但他常犯偏听偏信和武断妄断的错误，左公的批评固然严厉，但拿捏得足够准确。“循一家一时私言，乱天下古今视听”，华士运笔颇有摇惑之力，左公对此心存顾虑，完全可以理解。

左宗棠不喜欢“华士”王闿运，就算没人给他作佳传，也无所谓，他的功勋摆在那儿，大山一般的存在，谁能一笔抹杀？当年，狠批左宗棠最起劲的人恰恰就是王闿运。咸丰末年，王闿运在户部尚书肃顺府中吃香喝辣还走红，为曾国藩通过气，为左宗棠消过灾，对湘帅实有恩德，但因为肃顺是被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联手做掉的，这段因缘长期讳莫如深，非但湘帅不敢任用王闿运，王闿运也不敢以恩德自恃。王闿运与左宗棠交往不算频密，但彼此知根知底，他曾数次写信向左公荐人，其中包括他的族侄王树楠。要说王闿运的内心深处一丁点都不佩服左宗棠，那绝对不是事实，但他不喜欢左公为人行事的种种强硬作风，在他看来，左公予智予雄，妄自尊大，不像曾国藩那样休休有容，可嗤可议之处多于可亲可敬之处，因此他经常在日记和书信中调侃和嘲笑左公，以此为乐，而且乐此不疲。这真是一个奇葩的现象，王闿运目无余子，狂劲十足，对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交往较多的同时代巨子多有微词，比如他在同治十年九月三日的日记中批判李鸿章，火力就相当猛烈：“余为薛、陈二君言湘营旧事。薛云李少荃云：‘自鸿章出而幕府废。’人之无耻有如是耶？少荃首坏幕府之风，以媚福济者媚曾公，而幕府坏，军务坏，天下坏，曾公亦坏，乃为此言，故余不得不记之。君子表微，恐误后世也。夫记此言于草纸簿中何能示后世？然一记则少荃已服上刑，此春秋之义也。”王闿运振振有词，姿态极高，俨然握持史家权柄，让李鸿章服了酷刑，因此读者翻阅《湘绮楼日记》，如同翻阅过堂录。对于左公，王闿运索性放下史家的身段，猛怼上瘾，大多是讥贬之词，这就不太正常了。

王闿运对湘军将帅的评价如何？应该说普遍不高，比如罗泽南，素称儒将，其门下弟子多数成就功名，王闿运却嘲笑罗泽南迂腐，说罗泽南睡醒后，必先问“有《近思录》无”“鏖战时，必披衣拍胸，以当炮子，殆亦《近思录》之效也”，他在武昌城下中弹负伤，不治而亡，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王闿运对左宗棠的评价远低于对曾国藩的赞可，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左之识学不逾明人，劣及宋而止矣，何足以识九流之秘奥，知六合之方圆？”左宗棠比王闿运年长二十一岁，王闿运“唯以丈人行事之，称其为‘季高十三丈’”。左宗棠一向自诩为今亮（当今的诸葛亮），对于王闿运时不时摆出绝世高姿态不以为然，同治八年，他对别人说，王闿运“太过狂悖”，这四字评语虽不算冤酷，但王闿运风闻之后，立刻投书问罪。他先行取势，高屋建瓴：“闿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曾国藩）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左宗棠）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胡林翼）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他责备左宗棠知人不明，用人不当，而且怠于求贤，犯下四错：一是“欲成全人材而反夭枉人材”，二是“欲奖拔人材而不鉴别人材”，三是“欲笼络人材而卒坐失人材”，四是“欲别拔人材而不知遏抑人材”。信中措辞尖刻，语锋锐利，直怼得火花四溅：“委克庵以关中，留寿山于福建，一则非宏通之选，一则为客气之尤。节下久与游而不知，是不智也；无以易之，是无贤也。将兵十年，读书四纪，居百寮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贤，亦不如淳于之日进七士，而焦劳于旦暮，目营于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闿运自不欲以功名见，视当世要事若存乎蓬艾之间，既非节下诸公所札调能来，亦非诸公所肯荐自代，有贤无贤，何与人事？特以闻节下之勤恳，伤所望之未逢，涉笔及之，聊为启予耳。”王闿运意犹未尽，继续写道：“又闻人言，节下颇怪闿运不以前辈相推，此则重视闿运而自待轻也。今推节下者众矣，尚须求也附益之乎？如闿运者尚不怪节下不以贤人见师也。”王闿运猛怼左宗棠，至此达到最高潮，他的逻辑是：左宗棠固然建立了功勋，但他未能礼贤下士，而且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就该大打折扣。你责怪我不尊敬你为前辈，少有推崇，我还怪你没把我当成贤人，不肯拜我为师。王闿运口气这么大，语气这么冲，换成别人估计吃不消，左宗棠乃一世之雄，软硬皆能轻松消化。

左宗棠读完王闿运信中一大通指责，七窍流血不可能，七窍冒烟的可能性有多大？早在咸丰十一年，左公回复姻亲郭崑焘，关于处置名士，发过一回议论：“所论名士一节，未知何许？大约处之有二法：先主之于许靖，夫子之于少正卯是也。吾湘似尚无此。若徒发空论，敢为大言，置之不理，等诸见怪不怪可矣。”先主刘备入川，礼遇许靖；孔子任鲁国司寇，则将少正卯灭口。左公给出的两种处置方法有点走极端。王闿运是当时数得着的名士，他对左公的不敬之词是不是“徒发空论，敢为大言”？从左公对他“置之不理，等诸见怪不怪”来看，就是这么回事了，王闿运享受不到许靖做司徒的待遇，也不至于有少正卯掉脑袋的风险，这样子无关痛痒，走第三条路线，他肯定不甘心，也不过瘾。

真正评论左宗棠到位的是张之洞，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道：“过孝达。论道光末人才……今左恪靖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张之洞字孝达，与张佩纶同为清流派大护法，他是左公的晚辈，才雄眼界高，论人着眼点不在狭小处。曾国藩荐才满天下，与前者比，左宗棠荐才较少，看人看走眼的时候却要多得多，曾公有李鸿章继承衣钵，左公却至死也没有找到薪火传人。

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写道：“筠仙昨言：有余生游左帅军中，欲去不得，问计刘克庵。刘云：寻小事与相反唇，则去矣。余生从之，左帅大怒，叱之曰‘滚’。‘滚’者，满洲大人叱奴子走出之词也。余遂得去。而时人为之改古语曰：‘一字之衮，荣于华褒。’丁心斋司使闻之，喜曰：‘十年一对，今始得矣。’京师有携人妻逃出古北口者，时人语曰：‘彼妇之走，可以出口。’真绝对也。”筠仙是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姻亲；刘典字克庵，是左宗棠的爱将。此前，郭嵩焘已与左公交恶，暗中黑一把左公实在情理之中。刘典此时正在西北辅佐左公，受到重用，倚为心膂，很难想象他会给余生出这种主意。左公在小事上受了余生的顶牛和抬杠，立刻骂他“滚”，借用的居然是旗人主子骂奴才走开的词，余生闻言，如逢大赦，立刻溜之大吉。时人竟因此获得灵感，拼凑出一副妙趣横生的对联：“一字之衮，荣于华褒；彼妇之走，可以出口。”下联的故事来源是一位北方妇人红杏出墙，逃出古北口。如此谐谑，正合王闿运胃口，于是墨舞笔歌，把这则趣闻收纳在《湘绮楼日记》中。更有趣的是，这个笑话又见于吴光耀的《华峰庚戌文钞》，但那个骂部下滚的大佬是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与仆妇私通的是粤省某知县，对联则一字不差。由此可见传闻之异。

光绪六年二月十九日，王闿运致书好友、“湘中五子”之一的邓绎，道是“左伯痴肥，声言出塞；曾侯纨绔，遽畀全权；南人为相，诚非美事”。左伯即恪靖伯左宗棠，此时已经封为恪靖侯，晋升为军机大臣。王闿运嘲笑左公“痴肥”，等于骂他是个蠢胖子。曾侯是指曾国藩的儿子、承袭毅勇侯的曾纪泽，王闿运向来瞧不起洋派人物，将通晓外情的曾纪泽视为纨绔子弟也就不足为奇，当时曾纪泽接替崇厚，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获授全权，就俄国归还新疆伊犁给中国的外交事务与俄方重启谈判。王闿运认为“南人为相，诚非美事”，显然是不看好军机大臣左宗棠的才具和格局。

名头响亮的文人十个有九个目高于顶，自命不凡。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李慈铭在《荀学斋日记》中写道：“夜一更后，益吾祭酒来，属撰左湘阴七十寿文，浙抚陈俊卿所托也。夏初，益吾曾为刘通政锦棠乞撰寿左公文，润笔百金，余以病辞。今止半价，又责期两日，而诺之者，以祭酒中秋之赠不可不报耳。”王先谦字益吾，时任国子监祭酒，他受浙江巡抚陈士杰之托，请李慈铭写一篇祝贺左宗棠七十大寿的序文，说得好玩点，就是两个湖南人请一个浙江人为另一个湖南人写一篇贺寿文。初夏时，王先谦就请李慈铭替湘军名将刘锦棠写一篇给左宗棠祝贺七十华诞的寿序，润笔费为一百两白银，李慈铭以生病为由推掉了。中秋节时，王先谦送了一份厚礼给李慈铭，所以这回他求李慈铭替陈士杰捉刀作寿序，润笔费虽只有五十两白银，李慈铭却不便推托了。翌日，李慈铭就轻松愉快地完成了任务。十月初一日的日记写道：“上午，序成，极瑰玮，有西汉风，非湘阴所能识也。”李慈铭是个目高于顶的大傲哥，他比左宗棠小十八岁，做这件事，润笔费少点也不掉价。左宗棠二十岁时就敢自夸“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他说到做到，确实干出了丰功伟绩，文章也有五丁移山的神力，李慈铭写篇寿序，稍有汉赋的风味，就斗胆欺负左公不识他的高格调，真要令人笑岔气了。曾公喜欢与文人交往，左公不喜欢与文人交集，既然彼此对不上眼，何必劳神？陈士杰是否多此一举？则又不然，左公好谀，挠痒须挠到位才妙。

光绪八年七月廿四日，有人告诉王闿运一件趣闻：左宗棠平定西北，入京拜相之后，喜形于色，不禁吹嘘道：“吾此官虽掷升官图亦不易得！”升官图又名百官铎，是一种世俗局戏，相传为明代书法家倪元璐所创制。具体玩法是：先在纸上开列大小官位，然后游戏者轮流掷骰子，以点数大小确定各自官位的升降，游戏中多处布雷，踩雷就降官，直至削职为民。游戏者要升到宰相位，掷骰子时手气必须极好才行。以左宗棠豪放的性格而言，完全可能开过这种玩笑。王闿运却在日记中借题发挥了一番：“丈夫自致青云，而乃比于牧猪之戏，左侯之胸襟未尝自以为人材可知。独惜天下人斗盆钱，使左十三先得采去，再有能者，非别起一局，不能争胜，是可惜也。”大意是：大丈夫已置身高位，却拿这种赌徒的游戏打比方，左宗棠真没把自己当人才看待。可惜天下人赌得不亦乐乎，奖池却被左宗棠一人挖空了，若有能者来迟一步，只得另开一局。王闿运如此调侃左宗棠，乐不可支。其后，左宗棠两度被排挤出军机处，王闿运又在日记中写道：“沅甫（曾国荃）褫职，季高（左宗棠）失势，湘人顿为笑柄。”玩味其词，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光绪八年秋，还发生了一件对左宗棠很不利的事情，御史参奏两江总督府劣员招权纳贿，具体对象为两江营务处道员王诗正、知县柳葆元，罪名是“狎妓浪游，权势熏灼，贿赂公行”，还有游客道员张自牧、知府郭庆藩，罪名是“内外串通，招摇撞骗，捏报商名，请引渔利”。受命查办此案的大臣是长江巡阅使彭玉麟，彭玉麟素以刚正不阿著称，但他与左宗棠私交甚好，朝野之间难免议论纷纷。督府出了这种糟心事，以至于惊动朝廷，引爆舆论，左公脸上肯定无光。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彭玉麟核实的结果是：王诗正，功臣王錱之子，左宗棠念他是忠良之后，又久习戎事，便委派他总办两江营务处，但王诗正矜才使气，出言放诞，行事不检，以致物议沸腾；柳葆元文采翩翩，娴于辞章，左公量才器使，派他充任文案，江南繁华，柳某是文人性情，常溜出督府，四处闲游。这两人确实有负左宗棠的裁成和任使。至于道员张自牧、知府郭庆藩，均在湖南，未游两江，御使所参实由传闻之误。在查办的过程中，彭玉麟还发现道员张崇澍贪鄙成性，倒卖盐引，充商渔利，左宗棠被他欺蒙，还有参将柳国瑞狎妓浪游，以及住在两江总督府的湘潭附贡生王代英、长沙附生蔡熙霖行为不谨。彭玉麟建议朝廷做出如下处分：将王诗正暂行革职，撤去营务处差使，交左宗棠严加管束，如果他能改过自新，将来还可弃瑕录用，以示保全忠良之后。柳葆元虽无大过，但已干物议，应屏出督署，仍回原籍甘肃候补，以示薄惩。知府张崇澍“既作奸商，巧谋渔利”，参将柳国瑞“贪鄙卑污，昧良之极”，均应革职，永不叙用，以儆官邪。王代英应革除附贡生，蔡熙霖应褫去附生衣衿，以端士习。还有门丁唐钧，已被左宗棠逐解回籍，今后不许再至江南。张自牧、郭庆藩“实在事外，应均免其置议”。尽管彭玉麟的奏折极力维护左宗棠的清操大节，免予处分，但是两江总督府中飞出一大群幺蛾子，都因为他平日用人不当，其光辉形象肯定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损害，心情和身体也不太受用。同年十月五日，左宗棠上了一道《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想交卸差事，回湖南老家调养，此举多少有点试探的意思。朝廷表示慰留，给出的答复是：“左宗棠着赏假三个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此案的前因后果如此，江湖上的传言肯定有多个版本，王闿运于朋友言谈间得悉彭玉麟查办此案，举重若轻，“余闻其归罪二幕客，褫其衣衿，甚不韪之”，他为湘潭老乡王代英、蔡熙霖二人所受的惩处大抱冤屈，吐露不平，只差没在日记中怒骂一句“官官相护”了。

左宗棠经历此案冲击后，对刘伯固说了一句大实话——“烧洗脸水饤锅”，意思是：人走起衰运来，倒起血霉来，烧洗脸水也会粘锅，相当于喝凉水也会塞牙。王闿运对此语印象极深，在日记中给出了点评：“……左侯见语云‘烧洗脸水饤锅’，此言极可叹，无本人专恃运气，必有此困。”他讥笑左宗棠是“无本人”，可理解为无办事本领的人、无学问根基的人，只能专靠运气做官。曾国藩大半生强调运气的重要性，甚至认定“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在王闿运的法眼中，莫非曾、左二公同归为“无本人”之列？真要是定出这样的高标，请问“有本人”在哪里？

文人的褒贬通常都是有选择性的。在王闿运的日记中，旁人夸赞左宗棠的话他不爱转述，要是谁说了左公的坏话，他就如获至宝，不肯遗漏。光绪十年三月十四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莲海暮来，言左督不肯交事，曾弟拥虚位耳。”左宗棠交卸两江总督，再度进京任军机大臣，推荐曾国荃接下重担。前后任交接没那么简单和容易，有什么事情多耽搁一些日子，也很正常。从情理上说，左公既不是致仕，又不是贬官，他有必要故意赖着位子不走吗？这事也就算了，同年八月十日，王闿运去拜访易佩绅，易佩绅说自己本打算送两个儿子去做王闿运的门生，但他妻子说跟着王先生学不了好，只会学到放荡，这事就黄了。很可能这句话让王闿运心里恼火了，他要找个出气口。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左季高复出浙闽，矍铄哉是翁！将以鱼皮裹尸耶？”中法战争爆发了，左公七十多岁仍奔赴福建前线督师，福建临海，王闿运就不咒他马革裹尸，而咒他“鱼皮裹尸”。得有多大仇多大恨，王闿运笔下才会这样狠毒？

王闿运以人才之铨衡自任，当世名流，他看得起谁？他对曾国藩算得上顶尊重了，但他照样以辛辣的诗句讽刺过那些攀附曾公的人：“春郊流水长茭筠，赤鳣黄鳅也自神。乞与泥坑三尺水，欲成龙去奈无鳞。”他讥笑那些追随曾公左右的马屁精只是“赤鳣黄鳅”，纵然讨得水坑容身，毕竟成不了龙。曾国藩病逝之后，王闿运撰写挽联，字里行间暗含讥讽，上联是“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下联是“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曾国藩固然是大学士（虚有宰相之名），却不曾入值军机处（未登宰相之位），经术虽在前辈纪晓岚、阮元之上，却没有留下一部专著（按老规矩，诗文、奏折、日记、书信不能算数），曾公的两大人生遗憾均被王闿运信手拈出，真可谓哪壶不开提哪壶。王闿运将曾国藩与汉代权臣霍光（字子孟）、明代权臣张居正（字叔大）做比，孟、张二人死后均遭遇抄家奇祸，显兆不祥。难怪曾家人乍见此联，即愤然作色，斥责王闿运“真正狂妄”，曾氏哀册中刊落此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过：“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吾所批‘其硬在嘴，其劲在笔’，此也。然天分高者，亦可引之一变而至道。如罗山、璞山、希庵皆极高亢后乃渐归平实。即余昔年亦失之高亢，近日稍就平实。”王闿运可算是文士中天分极高而至死未趋平实的一朵奇葩，他以魏晋名士嵇康为参照标杆，“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其当行本色，嘲骂总督和军机大臣，不过是乘兴试试牛刀锋口如何。他不肯或不能到官场去蹚浑水，因此以包天巨胆逮谁骂谁，指谁贬谁，在那个年代里，其嘴头、笔头皆如劲弩，狂狷指数竟飙高到爆表的程度，隔空撩虎，也算是出尽了风头。左宗棠不喜欢华士，却始终容忍华士，不与他们为难，同样值得点赞。

（选自2019年第6期《芙蓉》）

原刊责编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