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灵

水猫子和水老鸦

川江江湾及支流、河口地带，水流平缓，打鱼人划着渔船，把水猫子和水老鸦放到水里，让它们用嘴巴和嘴壳子捉鱼。小时候，父亲有空时，经常带我去看。水猫子是俗称，学名水獭，鼬科动物，善于游泳和潜水。水老鸦学名鸬鹚，一种大型食鱼鸟。水猫子四肢短，即便站着，看起来也像是蜷伏在船头。它随时都被一根长绳子拴着，父亲说：“水猫子性野，不拴起，就游跑了。”水老鸦有时立在船头，有时站在渔船中间的篾席棚上。我问父亲：“水老鸦怎么不拴起呢？”父亲回答：“它的翅膀毛剪了的，飞不起来。”

江河上渔船有大有小，一种名“三块板”的小渔船在水面上轻盈如飘叶，用三块薄木板经火烤塑型后钉成，只能装下一人，坐在中间，双手握单桨左右划行。下河打鱼时背着三块板出门，打完鱼又背起回家。

一般的渔船叫小划子，比三块板大两三倍，前面第二个舱为鱼舱，用桐油灰艌了舱堵板缝的，不漏水，可临时养鱼。这种渔船前头无艄，后艄代舵，单桡，打鱼人左手掌艄，右手划桡。如果船尾也无艄，则推双桡前行。小划子渔船都是各自打鱼，不扎堆，下网、手打、水老鸦与水猫子等全套方法都会。打鱼人多为夫妻，吃住在渔船上，以船为家，过去生儿育女也不离船。父亲说，小划子造好后，下水时，要人多，一口气推下河，一切才顺畅。川江一带打鱼人，唐代的时候就驯化水猫子和水老鸦捉鱼。川东山区和大巴山一带的溪河有野生的水猫子，以前在乡场集市可以买到。这东西害怕雄野鸡的尾巴羽毛，打鱼人在船头一插上，它便不敢乱动。驯化的时候，便以此为标志。

据说，水老鸦最先从安徽一带买回来，驯化时怕它飞跑了，要剪掉左边翅膀上的六支羽毛。碰到大鱼时，它就发出嘎嘎嘎的叫声，其他水老鸦马上赶过去，不一会儿，一只啄鱼头、一只啄鱼尾，抬着一条大鱼露出水面。江河汛期水浑浊，水老鸦眼睛会看不见，不能捉鱼。

水猫子捉的鱼比水老鸦的大，一般三到五斤。父亲说，他在汤溪河水非常清澈的时候，看过水猫子捉鱼。鱼在前面使劲跑，水猫子在后面紧追，本来追不上的，那鱼很笨，不时转过头来，看水猫子还有多远，当然就被咬住了。水猫子与水老鸦也合作捉鱼，水猫子钻进石洞中，把鱼撵出来，水老鸦等在洞口。打鱼人在它们的颈子上都紧系着一根细绳，捉到鱼后才吞不到肚子里去。它们含着鱼回到船上，打鱼人要解开细绳，奖赏一两条小鱼，或猪心肺之类的肉食。往往捉了鱼，它们都不轻易松口，虽然颈子上系着绳子，还是要往肚里吞，不过都卡在了喉咙里。如果水猫子吞了鱼，使劲踩它的尾巴，疼得它张嘴吐出鱼来。水老鸦吞了鱼，打鱼人把它倒提起来，用力甩，直到鱼掉出来为止。

有一天，我看打鱼人用手网打鱼，网撒出去，张得圆圆的，慢慢收拢，拔开手边一个网口，放水猫子下去。过一会儿，它钻出来，全身湿漉漉的，一抖，水散开了，毛也干了，但嘴巴上光光的，这次没得到奖赏。一连几次都放空，它眼巴巴地望着主人。最后仍然一无所获，打鱼人还是喂了条小鱼给它。

我在开县农村修堰塘时，有个外号王日白的老头来做活路，做着做着就摆龙门阵。年轻时他当草药医生，专医信羊子（淋巴结肿大），走乡串户，故事多，我也跟着听，从不制止。

有一次，他讲一个本家，东河的王打鱼匠，祖辈都打鱼，见天有几块钱的收入，缴了集体的留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算是殷实户儿。王日白说，王打鱼匠只养了水老鸦，下了蛋再抱儿（孵化），越养越多。世上很多禽鸟自己不会抱儿，蛋靠日光孵化，而家禽中的鸭、鹅是由鸡母抱儿，想来，水老鸦蛋也只能放在抱鸡母的窝里。但王日白的龙门阵却吹得大：“王打鱼匠的水老鸦蛋，是人抱儿的。”

我一点儿不信：“你真是‘日白佬儿’，人怎么抱儿？”王日白急了：“我亲眼看到的！狭孔（腋下）夹起抱的。”于是，他讲了抱儿的过程。王打鱼匠一般请农村佑客（妻子或已婚妇女的别称）做这事，不但要给工钱，还包吃包住。这个佑客每天狭孔里夹着水老鸦蛋，睡瞌睡也夹着，不做其他活路。吃饭时，王打鱼匠的佑客才打一下替。大概一个月时间，就抱出了小水老鸦。

“不小心，蛋掉在地上了、夹破了，怎么办？”我很疑惑。

“用木板和布带子，把手和蛋绑起的，不会掉，也夹不烂。”王日白奓开两只手臂，学着抱儿的佑客样子，走了几步，说：“她白天都是这样子站起的。”

我很好奇，想知道真实原因，问：“为啥要人抱儿嘛？抱鸡母又不是不得行？”

王日白挺认真地回答：“水老鸦不是都可以捉鱼的，有的再怎么驯化，它也不会捉。人抱儿出来的水老鸦，通人性，才好驯化。”接着，又惋惜地说：“唉——王打鱼匠坐了牢！”我忙问：“请人抱儿也犯法？流氓罪？”那个年代，罪不光是犯出来的，也想得出来。“不是！不是！”王日白连忙解释：“记不起是哪一年了，东河涨大水，他打渡，淹死人了！”

王日白又叹息道：“王打鱼匠被抓起来后，佑客和娃儿在家卖了房子赔安埋费，一个原来殷实的家就败了。”

后来我在《开县志》上看到一条记录：“1974年9月29日，东河涨大水，王爷庙封渡。康家咀（嘴）王☓☓将渔船租给既无技术，又无执照的肖☓☓、张☓☓打卖渡，载客25人，船未能到达予（预）定靠岸地点，打张溜江翻沉，死16人，王、肖被判刑。”不知这个王☓☓是不是王打鱼匠？我没问王日白。

渔坊

我平时在川江见得最多的是手舀子舀鱼。竹竿上端做成丫形架子，网袋绑在丫口上，舀鱼人双手握住竹竿下端，站在岸边，顺流慢慢舀下去，直到双手够不着的时候再提出水面。如果网里没有收获，再来第二次，周而复始。一人操作，简便、灵活。

舀鱼时站的地方有讲究，才有收获。川江水流湍急，礁石横卧，形成很多的回流深水凼。凼里水温较高，是川江鱼的越冬场所，也都选择在里面产卵。它们习惯从岸边的滩头逆流冲进深水凼，就是民间所说的川江鱼喜欢斗滩，舀鱼就站在滩头的岸边，人称“手舀斗滩鱼”。这滩头名坊，或背、或嘴，如白鱼坊、聚鱼坊、舀鱼坊、青鱼背、鲟鱼嘴等，也有叫鱼藏石、舀鱼包的，但川江人把这些舀鱼的地方都统称为坊，说渔坊，大家都懂。渔坊的具体舀鱼点又叫漕口。

旧时，川江西陵峡一带的渔坊属私人或一姓氏的宗族财产，每年秋冬枯水期都要进行整修，方便舀鱼。葛洲坝水利工程蓄水前，可见秭归新滩猫子石上，刻有从清光绪十五年（1889）至民国二十年（1931）共四十二年间，对北岸渔坊进行整修的文字，其中写道：“若无漕口，即不能生活，更不能完国课矣……始建成永久衣食之基。”这个渔坊为一聂姓私产。而秭归茅坪一带的渔坊则属韩姓所有。清光绪年间，韩姓嫁女到一户龚姓人家，将野背以下江段的渔坊作为嫁妆，陪嫁到了龚姓，于是，茅坪一带渔坊有了韩坊和龚坊。1949年后，所有渔坊收归集体所有，成立渔业合作社。秭归县人民政府资助，建成较大的渔坊五座、漕口一百多处。腊月一过，川江舀鱼旺季到来，舀鱼人纷纷下河，日伴江水，夜守孤舟，坊不离人，网不空时，俗话说“秋水涨，不下河；春水涨，不上坡。”渔坊的每个漕口只能站一个人，大家轮流舀，每人九十九网，不能舀一百网，与“白舀”谐音。等轮子的舀鱼人，可在漕口的上游下舀子，捡漏网之鱼。舀鱼人之间有默认的规矩，没到九十九网就舀到四五斤的大鱼，必须立马让位下一个，再排轮子。后来川江大鱼少了，能舀到两三斤，甚至一斤重的鱼已算幸运，也得让位。

经验丰富的舀鱼人，都识川江上的渔坊。江北县五宝镇李老头儿，识水性，会看渔坊，一年到头都在下梁沱一带舀鱼。土改时分地，他没要，执意打鱼为生。夏秋两季，他都睡在江边背风的岩嵌下，地上铺一件蓑衣防潮。到了下半夜四更天，听到崖上石板路上有人说话或走路的声响时，他就醒了，爬起来裹一根叶子烟。抽完，抄起手舀子，披起地上的蓑衣就下河了。蓑衣可避天亮时的露水。最多九十九舀子，必有收获，并马上扛起网回家。每次舀到一两斤以下的鱼，他都会放生，对鱼说：“你还太小，再长两年再来吧。”有时，李老头儿扛着手舀子，走到渔坊，听听江水的动静，不下一网就回去了，说：今天鱼过了。也有时，他晚上正和人摆龙门阵，摆着摆着，突然说：“我去去就来。”边说边抄起手舀子就直奔河边。又是不出九十九舀子，定会有鱼。还有时，他舀着舀着，突然停下了舀子。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李老头儿回答：给“连二石”让路。川江边的老人一听就懂，舀子里进了大家伙，手里感觉像一条砌房子地基的“连二石”那样重，人纵有千斤力也拉不出水。这时如果不及时放手，连人带网都会被拖下去。川江边每年连人带网被“连二石”拖下水的舀鱼人不少，而多是老头子。

李老头儿一生没娶，活到八十几岁。最后几年扛不动手舀子了，帮生产队照保管室，吃五保口粮，无疾而终。

他说，我一辈子舀鱼，不该有后。

腊子鱼

川江上有一处碛坝，以前可用铁叉在水里叉鱼，得名叉鱼碛。早春的一天，在碛坝的江滩地边，我碰到一个栽苞谷秧的老头儿，说：要什么铁叉，我老汉小时候直接拿菜刀就可以砍到鱼。

我童年的时候，川江汛期涨水，淹没了岸边原先的草丛，小鱼虾大概被浑水呛了，直往里钻。站在水里，端起篾编撮箕，朝草丛舀去，一下子提出水面，都会有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鱼虾在里面。半天下来，大大小小也有了一二十条，可以吃上一顿了。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舀到一种叫黄股头的无鳞小鱼，熬汤，色雪白，极鲜。

川江鱼多，种类也多，我叫得出名字的有鲤鱼、鲫鱼、草鱼、鲢鱼、鳜鱼、鲴鱼、鳊鱼、鲇鱼、鲖鱼和青波、黄颡、江团、花鳅、胭脂鱼，以及一亿多年前就出现了的鲟鱼。

鲟鱼有很多种，川江上主要是白鲟和中华鲟。白鲟体长，头更长，超过了自己体长的一半，如一把剑，也像大象的长鼻子，俗称剑鱼、箭鱼、象鱼。清末的时候，很多来川江的外国人记载，川江末端河段白鲟多，渔民大量捕捞，宜昌河街到处都在卖，价格便宜。有个英国人说，这鱼很大，几十上百斤，吃起来像牛肉一样粗糙。川江上有一句谚语：“鲇鱼跟着象鱼（白鲟）走。”意思是依赖别人，跟着沾光得好处。白鲟在礁石缝里捕食小鱼虾时，先用长头把小鱼虾赶出来，但它嘴巴生在长头的尾端下方，食物常被跟着的鲇鱼抢吃了。我生长在川江边，打从记事起，没见过白鲟。

那年我还在上小学，有一天中午上学路上，听说有人捕了一条大鱼，有几米长，在菜市街的国营东风旅馆里剖，我跑去看稀奇。坝子里围了很多人，那条大鱼就躺在地上。三个人正忙着从它的头和背上剖开，一个人稳鱼头，一个人掌开手（斧头），一个人用二锤一下一下地锤打。费了很大劲儿才破开，满满一肚子的鱼子。因为要上学，没看完剖鱼，我就走了。

回家后听周围的大人摆龙门阵，说这鱼叫腊子鱼，足足有一千斤重，被轮船的车耳巴（螺旋桨）绞伤了才捞到的。同街一户姓吕的人家，认识捕腊子鱼的人，弄到一盆鱼子，煮了吃后，几个细娃儿都流鼻血。

那个剖鱼的场面至今留在我脑子里，几十年挥之不去。

川江腊子鱼是俗名，学名中华鲟，古称王鲔鱼，过去又称龙鱼、鲟鳇鱼，生活在近海，每年从长江口洄游到川江与金沙江交汇一带产卵，第二年再带着幼鱼顺江而下，到海里生活。公鱼长到八年左右，母鱼一般十四年后，性成熟了，便洄游到故乡产卵。正是这种千里寻根、对故乡怀着眷恋之情的习性，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深情地给它们取名“中华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葛洲坝截流后好几年，坝下面经常可以看到中华鲟的尸体，都是为了去上游产卵而撞上大坝致死的。

中华鲟产卵一带，过去每年寒露至霜降时节，有渔民用滚钩专门捕捞腊子鱼。我实在不忍心说“中华鲟”这个名字。一副滚钩长几十米，食指粗的麻绳上，每隔一二十厘米用支绳绑上一根铁钩——将筷子头粗的钢条磨尖，烧红后弯成钓鱼钩形状，但无倒刺。滚钩一头拴在岸边的大石上，另一头绑着两百斤左右的石条，中间还绑有小石块，用小划子装起，划到江心，投入江中，等着腊子鱼过路。方法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但只有老渔民才晓得在哪里布钩，他们认得到它往来的水路。腊子鱼过路时，滚钩深深刺入它肉里，不易滑脱，想逃掉，会越动弹越痛，只能等着就擒。当然，一般都是几百斤重的腊子鱼，也不会乖乖就范，它挣扎起来把小划子也会顶翻。渔民划着小划子跟它来回游动，慢慢消耗它的体力，等它游得没劲了的时候，再用绳子套住它的头、尾，拖到岸边。后来渔民在支绳上绑两根铁钩，腊子鱼上钩率增大，挣脱的机会更少了。这种专门捕捞腊子鱼的滚钩，有些地方又称大滑钩。

一个老渔民说，有一年，他一天捉到九条腊子鱼，大的九百多斤，小的五百多斤。年底，出席县里的捕鲟庆功会，吃到了专业厨师做的鲟鱼子宴，鲜美嫩滑。那个时候，上川江一带渔业社都有捕捞腊子鱼的生产任务，是上级下达的。一个大热天的上午，在江边的篾席棚茶馆里，听老渔民捉腊子鱼的龙门阵时，我突然一阵寒战，想着那江面当时一定被腊子鱼的血染红了。我不再称这种方法叫捕捞，而是“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巴县木洞一个渔民也用滚钩捉到一条腊子鱼，很大，跟他的渔船一样长，根本弄不上岸，只好用网罩住，跟它在江里游来游去。镇上一位姓许的老先生听说后，赶到江边，花钱买下这条腊子鱼，要求把它放了。被解网后的腊子鱼并没有马上逃生，这时，奇妙的一幕出现了：它围绕渔船慢慢游了一圈，然后一跃而起，蹦出江面二三尺高，再才迅速游走。有个老渔民说，这叫“跳滩”，是腊子鱼在感恩。

1974年10月，木洞的渔民又捉到一条腊子鱼，不过这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天，从涪陵开来的机动船停靠码头的时候，一条千斤重的腊子鱼被车耳巴绞伤，浮出水面，几只渔船联合打捞起来，鱼肉拿到街上去卖，木洞很多人家都买了吃的。

上川江里溪渡口边的秦老汉，年轻时吃过的腊子鱼，不是滚钩“捉”的，也不是被车耳巴绞伤的。有一年冬天，叉鱼碛来了一群人治滩，有一天放炮，一声巨响之后，江面浮起一条大鱼，大得平时都没见过。放炮人把大鱼弄上岸，有人认出，是一条腊子鱼，五百多斤重。那个时候肉食紧缺，治滩队卖了一些给岸上的生产队，因为他们也派了人治滩。当时猪肉每斤六角八分钱，腊子鱼肉才卖五角二分钱一斤，便宜，秦老汉家买了几斤打“牙祭”。他说，那肉老得很，不好吃，又没油水，还要倒亏油来煮。语气随意、平和，好像在述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长江鲟鱼类的研究》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四年间，四川的渔业社共捉到847条腊子鱼，有12万多公斤。有一个渔民，连续十八年捉到379条腊子鱼，每年平均有21条。重庆李家沱的打鱼船，有一次捉到一条腊子鱼，太重，拖不起来，用河边陶瓷厂的卷扬机才拉上岸。后来，渔船分了一些鱼肉给陶瓷厂帮忙的工人。1981年的时候，重庆制作出一千多公斤鲟鱼子酱，外调北京款待外宾。也是在这年，四川开始严禁沿江各县市捕捞中华鲟、白鲟，并对渔民的捕鲟网具，按成色折价补偿。不过，这以后却很难见到它们踪影了。

（选自2019年第6期《延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