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

行走是什么？行走的意义，除了让目光沐浴美景，还能有精神上的思考。移动中的思考，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它可以漫无边际地飞翔，也可以在某一节点上，向下、向深，不断开拓思想的深度，同时也让“生活与想象”“想象与创造”之间搭建一座奇妙的桥梁。

思想的火花，可以在这座桥梁上飞溅起舞；同时飞溅的火花，还可以再造一座精神之桥。

我不明白，在这个朗朗秋夜，我的思绪为什么如此飞扬？为什么会想起那么多有关而又无关的“故事”？

因为各种机缘，我几乎走遍了内蒙古大地。那段时间，书包里装的书是约瑟夫·康拉德的长篇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这部书是康拉德创作高峰的结束，也是他最后一部经典之作。关注这部书，还与一种观点有关。一个叫梅尼克的评论家，说康拉德写作这部书的目的，是要“抵制轻易复原想象的生活”。康拉德没有赞同，但也没有表示反对，我猜想，康拉德的内心算是认可了这种观点。

很多年前想起梅尼克的观点，还有康拉德的小说，正好站在一片“怪石林”中。当时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那些裸露着肌骨的怪石，看上去阴森可怕。阳光下的恐怖，好像要比黑夜中的惊吓更加令人胆战。我小心地走在崎岖的山上，只能盯着脚下，稍微不小心，就有可能摔倒。空气仿佛静止了，周围没有一丝风，身上的毛孔那一刻全都张开了，感觉汗水在肆无忌惮地往下淌。

这片“怪石林”，有一个很怪的名字——海森楚鲁。这里各具形态的怪石，属于独特的风蚀花岗岩地貌。海森楚鲁在蒙语中就是“像锅一样的石头”。在这里，没有人的踪迹，鸟儿也没有，只有古怪的石头。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你几乎找不到一块相似的。所有的石头都不一样，只要静下来细细端详，你就能看出来，身边的石头，可能是一只猴子、一头熊、一头猪、一只鹰……或是其他动物、植物的样子。数千万年前，这里是大海的深处，岩石经过海水的浸泡、冲刷，形成了各种形状。后来地壳变化，这里又成为陆地，于是这些石头在经过了千万年的风沙打磨之后，逐渐形成了现在这种奇特的样子。

我也不知为什么，彼时骄阳下突然想起了康拉德的小说，想起“抵制轻易复原想象的生活”的观点。我曾经站在读者的角度，在心中反对这种说法。但是站在写作的角度，似乎又是很赞成。写作者笔下的“生活”，应该是写作者“想象”出来的。但如何“想象”？显然来自真实生活；但来自真实生活的“想象”，又绝不能是轻松简单的“轻易复原”。一般情况下，道理都很简单，说出来总会使人恍然大悟。

从海森楚鲁回来的那些日子，我又想起遥远的少年时代。想到了一个叫“三条石”的地方。我也不明白在康拉德的召唤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跨度的想象飞跃？

“三条石”是天津的一个地名，“三条石大街”现在依旧存在。这条大街的历史，最早追溯到1860年。早先这条街道丈余宽，长不过一里，也有过别名，叫“铁厂街”。在至今一百六十年的时间里，它有过辉煌，有过低沉，有过心酸，也曾长时间被人遗忘。但无论怎样的境遇，“三条石”曾经在某些方面有着天津文化的特征，有着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背景，也与运河文化密切相关，甚至还有着近代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

我不断梦见“三条石”，梦见少年时代热闹非凡的景观，还有许多不曾经历过的浩大场面。这样的梦境在那段日子里反复出现……后来我就前往“三条石”。再然后，我在伤感中写作了一篇小说，名字就叫《三条石》。我复原了许多陈旧的往事，但绝大部分的往事，都是我想象中的往事；或者说，是复原了我梦境中的往事。

就像康拉德一样，绝不轻易复原。一定要有“自己的想象”，要有自我飞翔的思想基点。

抵制轻易复原想象的生活——多么宽阔的没有篱笆的想象边界，可以无边无际地联想，可以深入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在这个晴朗的秋季里，我已经无法阻拦自己的回忆。

我曾经无比向往校园，当年高考落榜，曾经痛哭，一度消沉。赌气一般要与校园永远告别。但心中却是不曾放下。今年夏季的一天，我和许多作家一起行走，走进天津的一所大学。我记得那天真是太热了，应该有四十摄氏度，地表温度可能还要高，走近汽车，能够嗅到来自轮胎的浓烈橡胶气味。

这所大学是华北地区的一所名校。拥有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校园。建于1921年，西式建筑，由一名法国建筑师设计，折中主义风格，平面布局对称，转角处设有壁柱，罗马式拱窗，带有大时钟的法国罗曼式大穹隆顶。学校里还有一个博物院，有生物及植物标本，年代久远。馆藏如此丰富，在全国大学都排列前位。无论是大学本身还是独特的博物院，都深藏着悠久的传说。

写作者如何与大学生对话？最好的途径就是深刻阅读。深入探讨读书给生活、给人生带来的帮助和启迪。

读书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见自己的未来。但尽可能提早清晰人生方向，知道自己可能做什么，这是可以提前商讨的。这种“商讨”极有可能来自阅读。这样的说法来自罗兰·巴特的启示。他曾经说过“从人的身上读出书来”，那么逆向思维，阅读就可能“从书中读出人生”。

别人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而读书就是最好的借鉴。这种借鉴，还能在阅读间隙或是之后，能够更加持久地进行思考。

去世不久的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曾经与世界多位大师进行深刻对话，其中在与昆德拉对话中，昆德拉真诚地说：“如果一种恐惧在人类心里存在久了，那么就一定趋于发生。”

这句话对于即将走出大学校园的大学生非常有帮助。担心找不着工作、担心创业失败等等，这些熟悉的担心，曾经“恐惧”过大学生的内心。但是罗斯、昆德拉已经在1980年就告诉我们了，千万不要恐惧，否则恐惧一定发生。所以你去阅读菲利普·罗斯的《行话》吧，那里面有着更多的人生经验，那都是文学大师们认真总结的。

超凡的思想，能够穿越时间的风尘，在极为遥远的前方，向你展示独特的经验。

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对美与哲学修养，做过精辟的阐述。他说：“美的方式是拿高尚的方式来对付高尚的对象。”什么是高尚的方式？什么是高尚的对象？阅读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会有收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读书要选择版本、译本，这是最基本的经验。

读书除了阅读经典，还应该稍微“偏门”一点。比如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的作品，他的《黑羊》每篇文章字数都很短，可以在课间休息时看上一眼，绝不耽误时间。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阿克拉手稿》也非常有趣。是什么体裁？小说、散文、随笔，似乎是，似乎又不是，真是不好界定，但没有关系。“他们选择了自己要走的道路，或许只在与死亡面对面时，才明白自己的目标所在。”保罗·柯艾略说。

读书是不分国界的，但在关注外国文学、外国思想的同时，对中国文学、中华精神的阅读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尤其是漫行在西式建筑的大学，尤其是讲着外语的大学生，似乎更要多读一些。李白、苏东坡、李商隐的诗作要看，《红楼梦》《史记》更不用说了，譬如你只有读了《聊斋志异》和《南柯记》，才能站在更高处，才会清晰明白博尔赫斯的梦境，也就不会再为《圆形废墟》格外亢奋。

抵制轻易复原想象的生活。所谓“抵制”，再明确不过了，抵制的是“轻易”。而生活的“复原”，在于怎样进入内心深处。

进入内心，就是记住。

寻找记住的理由，好像是一件无用之事。为什么寻找？一生之中，肯定会忘掉许多事，但记住的事，又并非都是天崩地裂的大事。许多寻常小事，却能莫名其妙地持久牢记，甚至一生都不会忘记，总会在某一个节点，突然走到眼前。

十六年前，我居住的那片小区，刚刚开发，平日大街上冷清空荡，即使炎热夏夜也寂寥得看不见乘凉散步的人。那天晌午，我有事出门，看见无人的街道上，走着一位穿着杏黄色超短裙的青春姑娘。她的右腿是假肢，不锈钢的假肢，没有任何“伪装”，就那么骄傲地裸露着。这位个子高挑、留着披肩长发、穿着杏黄色超短裙的“假肢姑娘”，在骄阳下走得很慢。她身材挺拔，健康的左腿修长笔直，把她的假肢也衬托得特别好看。她像是突然降临在大街上，等我“惊醒”过来，眼前已是空空荡荡。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我竟然还能常常想起，像一幅美丽的油画镶嵌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记住这幅“油画”的原因。

但作为写作者来说，你记住的事，则一定要寻找理由。一个作家，凭什么能够让人牢记？当然可以凭借作品。因为《战争与和平》，你永远会记住列夫·托尔斯泰；因为《少年维特之烦恼》，你永远会记住歌德。

但有的时候，又不仅仅是因为作品。比如说到秘鲁当代文学，总会立刻想到一个人。但我想起这个秘鲁人，真的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尽管他的作品获奖无数在世界享有极高盛誉，尽管他曾是第41届国际笔会会长，尽管在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他被称为“结构写实主义大师”——而牢记住了他。他，就是拥有双重国籍——秘鲁和西班牙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我不想谈他的《绿房子》或者《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因为没有看完。之所以没有看完，坦诚地说是看不下去。也不想谈他的结构主义，更不想谈他的“话题衔接法”创作。

那么，为什么我还会记住略萨？因为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萨曼塔·施维伯林是西语文学的希望。

施维伯林是谁？阿根廷女作家，出生于1978年。我看过施维伯林的小说，用漫不经心的语调讲述表面的凶恶，还有深藏起来的凶恶。就像一位我尊重的作家所讲的那样，小说无论是叙事还是叙述，应该“涩一点”。这个“涩”，可能理解为“独特”，或是“内涵”，或是故意的“掣肘”。施维伯林的故事，就是有点“涩”。

话说回来，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略萨，关注另一个国度的年轻作家施维伯林，竟然还要使用那样辽远的词汇。这让我感动。也让我看到了作家应该具备的品质——胸怀的宽广、精神的辽阔。

我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在特别快乐的时候，除了幻想还有悲伤，漫无边际的往事会像洪水一样迅疾裹挟我的身体和大脑，那一刻思维无比错乱。

从辽阔的内蒙古，从西方建筑的大学校园，终于回到我生活的城市。行走的脚步，最后总会回到原点。

我生活的城市天津，是一座靠海的城市，从1860年到1945年，将近百年的时间里，这里曾经是半殖民地，被九个国家用貌似公正的“条约方式”瓜分。这里至今还有着各种域外风格的建筑。

我没有在那些巴洛克式、哥特式建筑里生活过。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居住在中国式民居里，走在异国建筑风格的街道上。这样的生活经历，让我从儿童时代就对世界有着太多的好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以来，总是有着想要探究任何事情的心理。在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的小学时代，我想变成《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在异国风貌的建筑上空像鸟儿一样飞过。

阅读和写作，生活与想象，让我有了成为孙悟空的可能；有了无拘无束的思考，使得身体与精神都能无限飞扬。

当然，也就有了关于作家、作品还有阅读的种种思考。

这又让我再次想起“假肢姑娘”。我至今还在想象那个有着骄阳的晌午，她独自一人去干什么？

阅读所带来的种种思考和联想，具有无穷的渗透力，可以蔓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假如没有阅读和写作，我还能持久记住那位一闪而过的十六年前的“假肢姑娘”吗？

记住作家略萨，是因为他的胸怀；记住作家康拉德，是因为他的不可理喻。记住“胸怀”容易理解；而“不可理喻”，同样值得记住。

无论如何，“怀疑和联想”是阅读的基本纲领，也是面对生活的思考支点。我不能面对伟岸只能一味赞颂，应该让我拥有“怀疑”，应该让我拥有“联想”，应该让我拥有“思考”，这样，才能让阅读充满丰厚的意义。

就像我永远在思考，天津街道有那么多西方建筑，但街上的人们永远都是中国思维；就像我永远都在琢磨，那个“假肢姑娘”现在怎样了？还有在遥远的海森楚鲁，怎么就会突然想起康拉德的小说，想起“抵制轻易复原想象的生活”？

生活、阅读；怀疑、联想；思考、深入。这是多么充满韵味的关联。而这一切全都来源于行走。

在这个朗朗的秋夜里，我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选自2019年第11期《黄河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