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

《长物志》以前随手翻过，有一天突然心里安静，细细再看，才看出好来。也才看清楚了作者：作者文震亨，竟是“明四家”文征明的曾孙。因为到苏州博物馆看过文征明的书画展，心里便对文震亨也亲近了几分。

且看他是如何人物。文震亨（1585—1645），字启美，江苏苏州人，生于明万历十三年，明天启六年选为贡生。曾参与五人事件，营救被魏忠贤迫害的周顺昌。崇祯年间为中书舍人，武英殿给事。曾任职于南明。

文震亨家富藏书，诗文书画俱闻名于当时，擅园林设计，著有《长物志》十二卷，为传世之作。并著有《香草诗选》《仪老园记》《金门录》《文生小草》等。其山水画师法宋元诸家，韵格兼胜；其小楷清劲挺秀，刚健质朴，一如其人，据说既有其曾祖父所开之家风，又吸收了欧体的某些笔法与结体。这样的字，字如其人，其人其字，都是很高的评价了。

且看他如何结局。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占苏州后，避居阳澄湖。清军推行剃发令，他宁死不从，自投于河，被家人救起，忧愤绝食六日而亡，终年六十一岁。“士可杀不可辱”，他以生命践行了，而且践行得如此天经地义。这种源于文化、来自人格的亮烈和凛然，是多么令人仰望而心折。“自古好物不坚牢”，由此带来的脆弱的生存基础，又多么令人惋惜和心痛。

“文震亨生于名门，聪颖过人，自幼得以广读博览，诗文书画均得家传。其人‘长身玉立，善自标置。所至必窗明几净、扫地焚香’以琴、书名达禁中，‘交游赠处，倾动一时’。……（《长物志》）表面上，这是对晚明文人清居生活方式的完整总结，反映晚明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然而对文震亨而言，更重要的是寄托他‘眠云梦月’‘长日清谈，寒宵大坐’的幽人名士理想，不食人间烟火。”（海军、田君注释，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长物志图说》卷前《格心与成物：晚明景象的广义综合》）

文震亨这个人，在我面前立了起来，长身玉立，神情淡漠下掩着凄然与孤绝。一身才艺，唯美洁净，孤标傲世，拒绝污浊，绝不妥协，这样的人，在时代的大动荡中怎么活啊？所以他果然活不下去了。说殉国当然可以，但其实，不如说是一个嗜美如命的人，殉那些精致、隽秀、美妙的事物；一个不洁净就不能活的人，殉他洁净讲究的风雅和被毁了的理想生活。

心痛如割。这样的一个人，完全应该和他的曾祖父一样，尽其才，得大名，享高寿，可是仅仅因为生在那个年头，就落得了这样的结局。什么都没有做错，却落得了这样的结局。这样的一个人，竟落得了这样的结局。

张岱也是生在那个遭遇剧变的时代，张岱“学节义不成”，因此没有死。这位“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的世家子，“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谢谢张岱的“软弱”，这位不世出的妙人终于勉强活了下来，又在万念俱灰之中，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出于一段痴情，记下了他的繁华旧梦，令后人每读之都口角噙香、心驰神往。

除了个性的差别，我无端猜测张岱的长相大概不如文震亨。家世、富贵、相貌、才情，文震亨样样俱全，这样的人，最好迟钝一点，混浊一点，年轻时混成一个声色犬马的混世魔王，老了硬充一个庸俗而满足的十全老人或者八全老人，也就罢了。他偏偏不肯，偏偏冰雪聪明，偏偏事事那么有原则，样样那么精细，如此极致，岂能久长。人世容得下，天也容不下。

张岱大概就是缺了一个好相貌，缺了这一角，有些方面可能也比文震亨略圆通随俗些，总算得以保全性命于乱世。保全是保全了，想到他后来那样的活法，也还是令人心痛。就像一个正在自己家捧着精致美味吃喝得眉开眼笑的孩子，被一个粗蛮外人冲进来，一巴掌打碎了碗，害他跌坐在一地狼藉之中那样。

由相貌而论气数，实在是容易越说越宿命，那么说回现实的话题，如果，文震亨被迫剃了头，并且挨过了受辱的第一波创伤应激反应，进入以诗文或者绘画创作来自我排解自我救赎的阶段，会不会不但活下来，还给我们的文学史或者绘画史增加一个精彩章节，给我们这些后人多留一部（或一些）赏心悦目、击节赞叹的作品呢？

很有可能。理应如此。可惜这只是一个善良而无力的假设。

当然，写再好的作品，对于当时的他们自己，都是没有用的。就像曹雪芹的《红楼梦》，后世的无数激赏和眼泪，都不能化作当时的一碗碧粳米熬的粥，热热地给他充饥，更不要说变成一碗小荷叶小莲蓬的汤，鲜香扑鼻地让他解馋。寂寞身后名，而当时的天大的难，无边的苦，无休无止的痛，都是要一个个的人，作为生命个体，自己面对自己扛的。

今天读《长物志》《陶庵梦忆》，多少心会多少赞叹都安慰不了他们，连我们爽快买书的钱也并无一毛钱可以救济到他们。酒一滴都不到刘伶坟上土，那么眼泪呢？异代同调、无限痛惜的眼泪和哭声呢？能不能穿透干冷硬化的时间，穿越到那时那刻，安慰一下文震亨和张岱那海沟一样深的绝望？那样慧敏的人，那样多情善感的人，他们也许这样莫名地指望过？

说不定，他们这样坚信过：安慰和温暖会来的，哪怕隔了生死，隔了朝代。也许，这就是那样的人，遭逢那样的命运，依然写作的原因呢？

茶烟轻扬名寺中

只要读茶诗，就会和无数寺院蓦然相逢，眼前许多高僧飘然而过。不用查史书，便可恍悟茶与僧与寺的渊源是多么的深。

只看标题——《大云寺茶诗》（吕岩）、《西塔寺陆羽泉歌》（裴迪）、《招韬光师》（白居易）、《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武元衡）、《谢僧寄茶》（李咸用）、《西山兰若试茶歌》（刘禹锡）、《慈恩寺塔下避暑》（刘得仁）、《宿溪僧院》（曹松）、《题禅院》（杜牧）、《九日试雾中僧所赠茶》（陆游）……就可以看到一派寺院风光，远远近近听见僧人烹茶、论茶的声音。至于《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访陆处士羽》《饮茶歌送郑容》《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这一串茶诗，它们的作者是皎然。纵然不知道皎然为谁，那么端详一下这个名字，有点特别？没有俗姓？对了，这是一位僧人，著名诗僧，茶中高人。除了皎然，其他僧人（如齐己）写的茶诗也不在少数。

茶兴于唐，盛于宋。而饮茶在唐代的燎原之势，确实是借了佛教特别是禅宗兴起的东风。学禅要闭目静思，修心效果难以立见，倒是容易使人入睡，所以要喝茶。唐代《封氏见闻录》记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于是饮茶在大小寺院风行，僧人纷纷加入种植、采制茶叶的行列，而且技艺登峰造极：“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吕岩《大云寺茶诗》）。”可以说是：无庙不种茶，无僧不饮茶，名寺出名茶，名僧制名茶。

僧人们种茶、制茶之后，是如何饮茶的呢？一天之中，他们是从早喝到晚，到深夜，身边无一刻没有茶的伴随。不论在诵经还是坐禅，不论在吟诗还是下棋，不论是独处还是会客，任何场合都离不开茶。所谓“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曹松），所谓“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杜牧），都是僧与茶在诗中留下的踪迹。

还可以看看更加有趣而具体的描写：“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宋代释道元《景德传灯录》）”饮茶为寺院制度之一，寺中有茶堂、茶寮，有“茶头”专管茶水。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来命名，比如设在东北角的鼓叫作“法鼓”，设在西北角，就叫“茶鼓”，也有人认为这个“茶鼓”就是用来按时敲击召集僧众饮茶的，无论如何都可以看出寺院对茶的重视。

还有著名的“赵州茶”的典故，也就是“吃茶去”的公案，说的是唐代名僧从谂为赵州禅院住持，前来请教的人很多，一个和尚新来，从谂问道：“曾经到过这里吗？”回答：“到过。”从谂说：“吃茶去！”又这样问另一个和尚，回答：“没到过。”从谂又说：“吃茶去！”后院主不解地问：“为什么到过的也叫他吃茶去，没到过的也叫他吃茶去？”从谂就喊“院主！”院主回答“在”，从谂仍是说：“吃茶去！”这就是禅宗所谓的“机锋”，打念头，除妄想，唤起各人觉悟。

从谂“无言”也好，“以不变应万变”也罢，但是到底选择了吃茶而不是别的。为什么？因为茶与禅有天然的相通，都需要平心静气、清净从容，都讲究自然的过程，都强调主体感受，非深刻体味不可得，所以有“茶禅不分家”“茶禅一味”等等说法。何况学习“遇茶吃茶，遇饭吃饭”，原也是禅宗的入门功课。从谂将如此丰富奥妙的内容浓缩在三个字里，难怪前人赞叹：“赵州‘吃茶去’三字，真直截，真痛快。”（清代湛愚老人《心灯录》）

茶可以“涤尽昏渴神（刘言史）”“断送睡魔离几席（吕岩）”，更可以“为我对啜延高谈，亦使色味超凡尘（宋代黄裳）”，至于诗僧皎然所谓“稍与禅经近”，已经将饮茶视为修行的一部分了。虽说茶禅一味，但能悟便悟，不能悟就继续执着、妄想，倒不必“索性做了和尚”。门槛内外，谁是容易的呢？还是遇茶便饮，罢了！

（选自潘向黎的诗与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