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

古代耀州最为显赫的，不是戏坊，不是杀坊，亦不是铁匠铺，而是瓷坊。

瓷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西方人把中国称作瓷器国，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西方人也在烧制瓷器，可他们制作瓷器的基础原料是钢铁，而中国人则是捏一把泥土，就能将其烧制成各种各样的器物。西方人烧制的瓷器，被国人称作洋瓷。洋瓷仅供实用，却毫无文化的魅力和艺术的价值。

中国人烧制的瓷器，比起洋瓷来，也许易碎，也许不耐用，但其精神气质，却呈现出一种典雅和高贵。瓷品介入中国人的生活，由来已久。原始时期，中国人就会制作陶，并把陶当作容器，以储存粮食，并打水存水。瓷是陶孕育的儿女，或者说是陶的升级版。陶极易破碎，而瓷相对要坚固一些。

瓷最初被烧制，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之需，与艺术无关。吃饭的碗、盛菜的碟、泡茶的壶、喝酒的杯、储水的瓮、腌菜的坛、制醋的罐等等，皆为瓷器。每个家庭，几乎都摆满了坛坛罐罐。生活中的瓷器粗糙而笨拙，结实而耐用，很是其貌不扬。一个大瓮，一个老碗，一个矮坛，其表皮上，也许还留有明显的肿块和疤痕。

老百姓从来都不把瓷器当作艺术品，他们购买瓷器，只是为了实用。视瓷器为艺术的风气，先是从宫廷开始吹刮的。宫廷起初网罗天下的瓷器，也仅为满足生活之需。庞大的宫廷，食禄者众，这些人要吃要喝，哪个能离得了瓷器？一人一个碗，恐怕都要千个万个。

皇宫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端，为上中之上，顶端之顶。给皇宫制作任何一样东西，均马虎不得，都要拼尽全力，倾尽所有，穷尽所能。挑选最有创意的工匠，招募画工最精良的画师，派出技术最精湛的炉工，来制作进献于皇家的瓷器。供于皇家的瓷器，称其为贡品。贡为进贡的贡，贡品与赠品，在经济意义上并无二致，皆为白送，但由于赠予的对象有所不同，情景也就相应地有所殊异。一个“贡”字，其潜台词就是不但要送，而且在神情面目上，还要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于膝盖跪地。而“赠”，面对的是与自己平等的个体，无须在态度上刻意谦卑。

将最为优等的瓷品送进皇宫，哪怕是一个碗，一个碟，一尊酒壶，一套茶具，皆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工匠醉心于出奇制胜，画匠殚精竭虑于奇思妙想，于是这些烧制而成的瓷器，无论造型，还是镂刻，抑或是图案，都沾染有浓郁的艺术气息。继而，由于宫廷装饰与点缀之需，瓷器中便诞生了闲品。闲品不盛茶，不盛饭，仅用以闲来观赏。也就是说，闲品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闲品中最为流行的东西，就是瓷瓶。由瓷瓶延展开来，其他闲品得以源源不断地繁殖而出。

可以肯定地说，皇室是中国瓷器由实用品升华为艺术品的始作俑者。布衣百姓不识字者居多，且劳碌终日，为一日三餐而形容枯槁，既无审美之能，又无尚美之闲，他们对于瓷器的渴求，止步于能用来喝水吃饭的层面。但宫廷之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的是闲情，有的是逸致，不为三斗米折腰，不为五尺布皱眉。而且，宫中的人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几乎人人都对艺术怀有几分雅兴——即使个别人真的不懂，也要装出一副很懂的样子，以避免被他人耻笑。

宫廷的雅兴，引领着社会的风尚，也像传染病一般，越出宫墙之外，附着于一些地方官员和民间的“士”人身上。地方官员纷纷效仿，民间的“士”人也不甘落伍。于是崇尚瓷器之美、品味瓷器之雅的风潮，弥散于国土的每一个角落。瓷器再也不单是一种实用工具，而是美的载体、雅的象征。

“士”在古代的语境里，不是扛枪的战士，而是捉笔的读书人。“士”人位居高官之下，平民之上，属于夹层中的一个群体。“士”人读过书，有的功成名就，身着绫罗，头戴顶珠，坐轿而行，但更多的“士”人，却生不逢时，沦落于草莽，孤守于茅庐。但不论是否落魄，“士”人是很不情愿把自己混淆于大众的，其内心的清高与孤傲，一直挥之不去。“士”人一方面在孤芳自赏，一方面在忧国忧民。他们就像那个忧天的“杞人”那样，总在无法克制地患得患失于那些和自己毫不搭界的物事。君之昏明，官之贪清，民德之有无，伦常之完缺，皆像蛔虫一般，在他们的腹内爬行，啃噬得他们坐卧不宁。

“士”人在寻常百姓看来，有点儿古怪，有点儿可笑，但他们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稳固，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功德。中国文化的因子，能在民间扎根并蔓延，“士”人从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桥梁角色。是“士”人，点亮了乡土社会那一堆堆文明的篝火，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一丛丛的火苗，使其永不熄灭。及至后来，“士”人也不再自我囚禁，而是参与进具体的日常俗务中去，与民同苦同乐。我们所能瞭望到的乡绅，就是由身居底层的“士”人演化而成的。“绅”是贵族的称谓，乡绅就是乡村里的贵族。但这样的贵族，不食俸禄，却有地位，而地位不是来自于官府的委任，而是来源于民众的拥戴。乡绅以其开明，以其公正，以其卓识，调解民间纷争，处理村庄难事，逐步赢得人的信赖，从而使自己的威望，犹似丘陵中山巅之隆起那般地与日俱增。因此可以说，乡绅的地位，不在于官脉，而在于民心。

有“士”人的传播，瓷器在民间的用途，逐渐分化成了两条平行线：一条线是实用，一条线是玩赏。两条线的疆界并不分明，经常混淆。比如，民间吃饭的碗，过去皆是土色粗瓷，后来进步成了白色的细瓷。但由于审美的需要，便在碗的造型与图案上，下了不少功夫。从碗口到底座，从碗的形状与碗的姿态，以及从碗肌肤的光泽度到碗表层的花纹，都颇为讲究。讲究多了，花样就多了，直至琳琅满目。我记忆中，二十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农村人手中端的饭碗，都是那种“兰花花碗”。这些碗，白地蓝花，当时很觉平常，并不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心中除了充盈着一股别样的温馨外，还为它的灭失，深感惋惜。

蓝色的花朵，栩栩如生地盛开于碗上。那些花，品种多样，色泽鲜艳。有梨花杏花，有芍药牡丹，有莲花菊花，或者几片竹叶，几缕藤蔓。不一样的花纹，呈现出不一样的精神气度，于是那一只只的碗，犹如满坡的野花，既有姿色，又有芳香。

把绘有花纹的碗端在手中，用于盛面盛粥，它是饭碗；然而，一旦把它放到博古架上，它就是艺术品。也就是说，实用的瓷器中，已经融入了艺术的元素，渗透进了普通人对审美的需求与追索。

我们的先辈其实是非常唯美的，这一点，与时下的国人大为迥异。现代人的急功近利，所遮掩的，是文化的贫血。文化的短缺，又造就出缺乏敬畏的狂妄无知。狂妄的外在表现，就是面对一切，皆轻之蔑之，敢于肆无忌惮地推倒重来。几番折腾，潜伏于生活中的点滴之美，已近乎荡然无存。但古人不同，他们很慢，生活的节奏犹似老牛爬坡。他们一边行走，一边东张西望，发现一朵小花就欢呼，听见一声鸟鸣则雀跃。他们决然不满足于物件的适用性，还要在每一个物件上，都附加上图案或雕刻。当然，工匠求美，除了不让观者的视觉单调乏味，还有另外的价值目标，即通过对美的呈现，来显摆自己手艺之出众。手艺越高，越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人生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围人对自己的评判。受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工匠们将每一件物品，自然都会当作暴露自己才情的艺术品来打造，于是从石雕到木雕，从砖雕到玉雕，从飞翘的屋檐到门额的盘龙，从造型各异的拴马桩到千姿百态的屏风，甚至于一个枕头、一双鞋子、一笼馒头，都要绣上花朵，或做成动物的模样。中国古人打造的物品，一眼望去，宛若一个花花世界——花朵无处不盛开，无处不摇曳。

这样的习性之于瓷器，瓷器便格外地丰富和斑斓。随着社会的演进，瓷的实用功能在减退，而审美功能在增强。大清帝国把高档瓷器送给英国王室，可不是让英国的王子王孙往里面装填面粉和酸菜的；西方人喜爱中国瓷器，也不是看中它能盛饭储酒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瓷器当作艺术品，或摆放于家里醒目的位置，向人炫耀；或藏匿于保险柜中，怕人窃取。

文化和艺术的含量，使瓷器弥漫上了一层浪漫色彩。但浪漫是瓷器的成品，不浪漫的是瓷器的制作过程。瓷器和砖瓦为亲兄弟，它们共同的母亲是黄土，皆从土中脱胎而来。给土浇上水，使其变成泥，将泥浆使劲儿鼓捣搅拌，让其具有某种黏性。然后将一块一块的泥像面团那样揉来揉去，并放入模具中旋转。在旋转的过程中，人的手不会闲着，而是轻抚泥坯，为泥坯塑形。手艺有高低，塑形便有高下，一个匠工的功力，从其塑造出的泥坯中，就能略知大概。泥坯捏弄好后，晾干，画师手持细细的毛笔，一丝不苟地给泥坯染色绘图。等一切程序完毕，泥坯被送进炉窑，一排排一层层地架于窑内的半空烧烤。用什么样的柴火焚烧，也大有讲究。选用麦草之类的软柴，还是树根之类的硬柴，依据的是窑里烧制的是粗瓷还是细瓷。过去烧的都是柴火，只是柴火的类型有别而已。至于炭窑柴窑之别，那都是清末以后的事了。清末时，西方的探矿业与采掘术，才传入华夏，在华夏大地的腹部藏匿了数万年的煤炭，才得以重见天日。清末之前，烧制陶瓷，无一例外用的皆为柴火。

烧制瓷器，对火候的要求极高。能不能把握好火候，既考验着炉工的水平，也关系着一窑瓷器的成败。瓷器在熊熊的烈火中，可谓千锤百炼，而站在炉外一边填柴一边观察火色的炉工，堪称千锤百炼。炉工头发被火舌烧得蓬松卷曲，面目被烟火熏烤得黧黑斑驳，他们的样貌，堪比白居易笔下描绘的卖炭翁——卖炭翁卖的是木炭，而非煤炭——“两鬓苍苍十指黑”。

炉工的样子如此，窑场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挖土，将土混成泥，把泥做成坯……不是土就是泥，加之每个炉窑的烟囱都在冒烟，估计那时号称“十里窑场”的耀州窑上空，整日都是烟雾缭绕，尘土飞扬。

耀州窑是古代的名窑，也是官窑。古代的统治者，管天管地，却唯独不统领生产。其因在于他们不是不想把管辖的触角伸向生产领域，而是精力不济。官吏们数量有限，且交通不便，随便去一个地方，都要耗费数日并精疲力竭。再者，生产都是作坊式的，很分散，很零碎，管起来颇为婆婆妈妈，却捞不到多少油水。

属于官府的生产实在非常有限，但耀州窑却位居之列。我猜测，所谓的官窑，并非就是上面拨付资金，圈地建厂，然后委派官家的人前来管理，而是把各家各户的小作坊，集中成片，以使官府里的人采购瓷器时，既有目标，又不用跑远路，还有更大的挑选余地。也就是说，官窑仅为官府定向采购的生产基地，并非产权与经营权都归官府所有。作坊式的生产，如果躲在山坳里，十年八年外人若有所不知，逃税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在蔚为壮观的“十里窑场”生产，即使是作坊式的，税金注定是逃不掉的。然而有贡瓷的存在，税金究竟怎么收缴，就值得探讨了。贡瓷进贡于宫廷，表面上是无偿的，不敢索取毫厘费用。然而，皇家也不是铁石心肠，不是老虎嘴，只知吞咽，不知呕吐。皇家不花钱，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并非真的缺钱。只要你为它舍得，它也就对你舍得。皇家不肯背负购买之名，不等于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皇家常常以赏赐或嘉奖的方式，将利益返回给你，让你非但不吃亏，而且还能占到大便宜。皇家和瓷家，一个在贡，一个在赏，演绎着眉来眼去的哑剧，你情我愿，最终谁都不吃亏。

以我之猜想，谁家的窑场里烧制贡瓷，且瓷的品相卓越非凡，官府定然会用贡瓷来冲抵税金的。烧瓷有成本，但瓷器无价格。瓷一旦成为玩赏品，谁也无法估量其真正的价位。一个造型别致花纹精巧的瓷瓶，三十两银子不算少，一千两银子亦不算多。

瓷对土质有着特别的要求，不是随便在一个地方建个炉窑，都可以摆开架势烧制的。耀州的山石，适合于烧制水泥；耀州的泥土，又适合于烧制陶瓷。而这些，既是耀州的幸运，又是耀州的不幸。

（选自作者散文集《石头发光的地方——回望耀州》，西安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