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韭菜、炒洋芋条、黄米黏饭，父亲扒了高垒山尖的两老碗，又喝了一老碗米汤，抹抹嘴，点了一根烟。父亲虽已七十岁，但饭量依旧，每顿饭我吃不过他。父亲靠着被摞点了一根烟，眯着眼睛抽着，目光有些呆痴。抽完一根烟，他溜下炕，从门背后拉出锹掮着就要出门了。他出门总是掮着锹，就像城里人出门总夹个包。

在老家的农具中，多数农具专业性极强，比如犁、耱、筢、耧、锄、八嘎、镐，但锹具有综合的实力，集挖、拍、撬、铲、剁、削、刨、砍、切、攉、打诸多功能于一身。掮着锹出门，遇到路上被水涮开的胡洞或坑壕，挖几锹土垫瓷实，就不怕崴了牛马驴骡的蹄腕儿；崖头上沟沿边的土吊得久了累了，裂了缝儿了，攉几锹让落下来，就不会忽然掉下砸到经过的人和羊牲口了，不会把沿沟沿走的人闪到沟里；一堵墙根子碱凹进去，培上几锹土，这墙就又能站上几十年；遇到一泡粪，铲起来一甩撂到地里去；田埂溜平了，培培；田拐子没犁到，挖挖；通往水窖的水路壅塞了，浚浚；地里遇见胡墼，一锹拍个粉碎；遇上甘草刨回来，剁成节，阴干，泡茶喝或嚼，能泻火。锹是一个万能的农具，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只要掮着锹，总会有活做。

我知道只要他掮着锹到土地上去，就像当下流行的热词“接了地气”，他会受到土地的诱惑束缚，我的事可就要黄了。

我有什么事呢？

搬他进城！

这是2012年的夏天。春节我一家人回来，正月初六给他过七十大寿，他情绪很好，我就趁机把必须搬家的话说了出来，一家人七嘴八舌地跟他说搬家的事，他笑着说，你们这是给我开批斗会哩，像那几年一样。七天年一过，我们就要搬他走，他说，天寒地冻的，等天热了来搬我，家再寒碜，也总还得处理处理。他跟我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活过七十岁就活天了，谁也不知道晚上脱下的鞋早上还穿不穿，迟早得去你跟前托老哩。可这几个月过去了，家里啥都原模原样，我和他已经纠缠了三天，车轱辘话儿也已说了三天，都是我说他听着，就像听广播，始终不吐口。我很齁，但我不敢跟他齁，人老了比个任性的孩子还难缠，孩子把你惹齁了，你还可以给他两巴掌，可他让我手足无措。

在他一只脚跨出门的一刻，我说：“大，你就不能让我过得安心一点儿吗？”

我们那一带把父亲不叫爹，也不叫爸，而叫大。小时候写作文常常会写到，不知道咋写，查字典也查不出来，那时候我们只有三十二开本的《新华字典》，那是这世上最简明的中国字典了。去问老师，老师说，是“回答”的“答”吧。老师的语气表露出不敢肯定的意思。我们觉得老师说得不对，“回答”的“答”怎么能代表父亲呢，你看“爹”也好“爸”也好，都是“父”字头，当然能够代表父亲了。老师说用“爸”或“爹”代替，这是个方言。可代替让我们都觉得别扭。后来，我终于在更大更全的字典里查出来了，就是大小的“大”。这是我上大学以后的事了。把父亲叫“大”一度让我们觉得是那么土，小时候队上常来劳动改造的人，有的带着孩子一同改造，他们都把父亲叫爸叫爹，我们觉得是那么好听。我们以为只有我们才把父亲叫“大”，后来才知道，“大”是对父亲一个很古老的称谓，全国把父亲叫“大”的地方不少。现在倒是觉得叫大最贴切，最能表现作为父亲的内涵，小时候叫“大大”，亲昵婉转，大了叫“大”，气壮山河。何况，“大”有大的意义，在孩子眼里，父亲都是庞然大物。

这是一句狠话，就像一颗钉子，把他钉在门框上，他一只脚门槛外，一只脚门槛里，被定格在那里。我更恶毒地说：“你说过的，我小时候不得你的济，你到那世罪孽深重；你老了不得我的济，我到那世罪孽深重，你忘了？”

我知道这话更像锋利的尖刀，刺穿了他坚硬的外壳，扎在了他的心上，我看到他触电似的抽搐了一下。我想这话会激怒他，我就是要激怒他。

没有在我们村上生活过，你不知道他的脾气有多大，简直可以用飞扬跋扈来形容。在我的记忆中，我懂事（我是指他认为我懂事）前他对我挺好的，动不动双手捧着我的头扭着说，你就是我的个活么，你就是我的个活么——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核桃、花生、枣子，赶集他会带上我，到了集市上下顿馆子。当他认为我懂事后，对我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凶了起来。吼骂是经常性，把他惹齁了，他头一歪，眼一斜，眉一挑，粗声大气吼我。老话说：堂前教子，枕边教妻。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吼骂整个山谷都在回响，即使讲道理也是高喉咙大嗓门。他骂我骂出许多经典的话来，比如我挑食不好好吃饭，他会骂：“饿上三天，吃屎都是香的。”他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他只上过几天农民夜校，没识下几个字，到了二三年级检查我的作业就很吃力了，他只看对号和错号，叉叉多了，他抓起书本就在我头上扇。打也是经常性的，话说过头了，事做错了，他一扬手扇你一个耳光，一抬脚踢你一脚，你要跑，他一抬脚、一弯腰、一挥手，连个过渡的假动作都没有，鞋和土疙瘩保准砸在头上，整个动作连贯迅捷，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那是他从羊牲口身上练出来的。他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也跟羊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羊牲口一出圈门，总要往庄稼地里扑，他就是靠这手段揽羊牲口，免去追撵之苦。因此，他一抬手羊牲口都害怕。我一度以为他对牲口比对我好，牲口把他惹齁了他也会打骂牲口，打骂过后又是加料又是抠梳，嘴里还唠唠叨叨的就像是认错道歉；可打骂了我从不这样，永远绷着一张脸子。他打骂了我，娘会及时惯我，给我拿勺子擩进灶火里炒个鸡蛋，从箱子里揣出核桃、枣、柿饼、花生，还会给一毛两毛钱，要知道，那时候一毛钱可以买八块水果糖。我跟娘说，他对牲口要比对我好。娘笑说，你大心里疼你哩，你大说娃你给个好心，莫给个好脸。现在想来，在我的成长路上他们达成了默契，母亲扮红脸，他扮黑脸。他对我的这种教育一直持续到我考上了大学。

我考上大学后，他收敛了许多，不再坐在山梁上吼骂我，更不在街巷追撵踢打我，人前给了我或者说是给了大学生很大的尊重。但跟我说话的口气没有任何的改变，总是一副“大有主意而且永远正确”的口气，我的话像一滴很小的雨滴，半路上就干了，渗不到他的心田。这让我跟他沟通很难，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有什么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们之间的所有交流都是通过母亲完成的。母亲嘴不拙，会很婉转地把我们的想法传达给对方。倘若他亲自出面跟我说，那必是暴风骤雨一般灰扬土飞的，用拳头砸炕，用脚踢石头，就像占了多大的理，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而我的弱势或者说忍让更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近些年，我觉得自己能耐了，跟他开始对抗，他跟我吼，我不再示弱，甚至敢说“有理不在声高，你吼啥”。结果往往是我们之间啥都说不成，多数时候他一句话就终结了我们的对话，久而久之，我们蹴在一起就是两块坚硬沉默的石头，就像《北国之春》里唱的“一对沉默寡言人”。母亲说我们天生是一对无话可说的冤家。我用“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通”这样的话在母亲跟前表达我的愤懑，我说他要当了皇上，就是个暴君。母亲就笑得嘎嘎的。

事实上，他不是不爱说话的人，也不是不会说话的人，他在街巷田间地头能和人一说半天。而他抬杠那是一绝，他是杠头，掮着锹穿过村巷，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天都旱得掉头发哩，还掮个锹做啥？”

“挖坑。”他说。“还没死就挖坑？”“给你娃挖的吗，没看你脸上土都下来了。”他说。“穿蓝咔叽中山装，走路还高背着手，你应该兜儿里再别两支水笔。”他说。老家人把钢笔叫水笔。“噢么，别两支水笔？”“别一支是干部，别三支是修水笔的。”他说。“别两支是干啥的？”“我儿子吗。”他说。

和人抬杠他能抬出很精彩的句子。比如，说瘸子叔，站着儿马歇蹄，蹲着猴子偷梨，睡着长短不齐，走路日天戳地。比如，老鼠的尾巴肿了能有多粗。比如，想上天屎还坠着哩。还有些粗俗的话，比如，说一个人日子过得仔细，就说毛上捋虮子吃。

不过父亲从没打过母亲，连吼骂也不曾有过，这在我们村男人中是个特例。村里男人无论是为啥齁了都打骂女人出气。他因此常常把这挂在嘴上，表达他的宽容与文明。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一是母亲很善良，很内敛，不多事；二是母亲很聪明，从不顶风硬上，看他齁了，就闪了，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才把自己的想法和对他的批评春风化雨般说出来，这个时候，他会像一个孩子得到奖赏般露出腼腆而讨好的媚相。因此，母亲常对我说，你咋就那么瓜，连拳头都不知道躲，明明你大气得快爆炸了，你还跟他顶牛，不是往拳头碰吗，你大那驴脾气你顶牛顶得过他，有啥你给娘说嘛。

他掮着锹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就那么站着。他没有回头看我，他不敢与我目光相对，他怕看到我眼里噙着的泪水，我知道这句话就像把蓄满力气的拳头砸在他的软肋上。我知道我像小人一样狠毒，暴徒一样残忍，我抓住的就是他要我在城里安心生活的软肋。是呀，他怎么能让我过得不安心呢？他最怕的是我在城里受委屈，生活不安心。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足足站了有五分钟，最后说：“你看着弄去吧。”然后走了。

他的背影很沉重，走路似乎连脚也抬不起了，靸起一缕小小的尘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七岁出门给人放羊拉长工，被这片十年九旱的土地挼了几十年，那山那地那沟那谷，哪里没留下他的脚踪和汗水？怎么会对挼了自己一辈子的地方没有感情呢？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苦下在哪达哪达亲。这让我懂得仇恨也是一种感情。用他的话说，黄土埋到脖子上却要离开了，这怎么能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我长吁一口气，觉得自己就是他屁股底下压着的一捆麦草，他抬屁股走了，麦草一根一根舒展筋骨似的蓬松开来。我想，他沉重就让他沉重去吧。

如今都讲这工程那工程的，搬父亲进城，对我来说就是一项工程。从立项开工算起，我已不遗余力地实施了十几年，可谓艰巨而漫长。倘若像影视剧、娱乐节目分第一季、第二季之类的，那么搬父亲进城这是第六季。

2000年，一个人类历史最大的整数，新千年从何时算起，有说是2000年，有说是2001年，人们是大大地争论了一番。想想也对哩，人类有史以来，一共才经历了几个千年，是该好好争论上一番的。就在别人为新旧千年交替争得如火如荼之际，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在城里买房了。虽然只交了七万元首付，成了二十年的房奴，但我已是心满意足了。房子四室一厅，把父母接进城是够用了。买房时我只有四万元钱，父亲给了六万元，把置老房子的钱都拿出来了，那是他全部的积蓄。首付可以交七万元，我就交了七万元，因为装修的钱还没有着落。拿到钥匙，我就马不停蹄装修，装修完毕，让甲醛之类的祸害跑了两个月，秋尽冬藏的深秋，我便借“十一”黄金周回老家，搬父母进城。

我想这是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他就我一个儿子，他以钢铁般意志怀着深仇大恨似的硬把我从那片土地上剥离出来，弄成了一个城里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念书是看不到前途的，因为上大学不是考的，而是推荐的，那得大运当头。自从实行以来，我们大队没有推荐出去一个。因为看不到念书的前途，人们也都不对读书寄托更换门庭光宗耀祖的梦想，学校更像个托儿所幼儿园，托到十来岁能干活了，就回家干活。我们那片土地十年九旱，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不至于挨饿受冻，没有一双手是多余的。可他从小就对我读书非常上心，一到晚上，他就扣住我让我写字。那时候哪有家庭作业，我们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不要说家庭作业，有时课堂作业都没有。他给我布置的作业是抄课文，写生字表。我在灯下写字，娘借灯做针线，他趴在一边吃烟。我小时候写字特大，他认为字写得小了就是写得好，常嘲笑我的字写得抻胳膊扬腿的，说我拿脚也写得比你好。娘就抿着嘴笑说你拿脚写个字我看看，把你说得能的。他哧哧哧地笑。娘说把笔给你大，让他写字咱娘俩看看。他真就拿过笔去写了。他问写啥字？娘说写你的名字。我心里就埋怨娘，这太简单了，他最会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只要蹴着就用指头写自己的名字。他上过农民识字夜校，识下些字，还会背好几首毛主席诗词。以前生产队大队弄个啥事，都是按手印子，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后，就非要签名。队长嫌写得慢，说拿个笔就像拿镢头，说有你写字的工夫，多少个人把手印按上了。他还是坚持签名。受他的影响，上过夜校的人都改成签名。名字他写得挺顺溜，写完还偏着头端详半天，又写了一遍，说，还让我写啥？娘说写她的名字。他说你叫啥来着？娘说不记得了，想写个啥就写个啥。他说真不记得，都说屋里的么。娘说你就写屋里的么。他说跟我置气？你出去问问，看谁记得女人的名字。我说了娘的名字。我想难住他，他不记得娘的名字，那就是没写过，肯定就写不出来。可他写得也挺顺利，我才发现上当了，他是在跟娘斗嘴，显然他也是经常写娘的名字。他写完又说还写啥？娘说儿子的名字。写我的名字有些吃力，他边写边说这名字笔画太稠，还绕人，请老秀才取名的时候，老秀才说想要个啥样的名字，我说有想法的名字，笔画多一点儿，厚重，老秀才就给你起了这个名字。他写的笔画不规范，但还是对的，我想我的名字他也是经常写的。他端详着面露得意之色。娘撇着嘴说，儿子，给你大找几个字让写写，看把他能的。这可让我逮住机会了，我把书翻到课后生字表，画了几个笔画多结构复杂的字让他写。他在我头上拍一巴掌，说狗日的这是报仇雪恨哩。他吭吭巴巴写起来，先写笔画少的一边，再写笔画多的一边，就像画画。我和娘咯咯咯地笑着，几个字写完，额头上汗涔涔的。他说，这写字也是个体力活哩。娘说，给你大“号”一下。我们那里把老师批作业叫“号作业”。我打了好几个叉，娘看着说，你写得那，儿子用脚都写出来哩，再找几个让你大写。他说还写个屁，河里的石头往山上背，累瓜子哩。

初中要去公社中学念，我们大队几十个学生剩下只有十一个人了。小学毕业我们都十三四岁了，虽然还不能上工挣工分，但放羊，放驴，割草，拾粪，打柴都能做了，顶得上个劳力。时光大浪淘沙一样地淘洗着我们读书的队伍，初一念完，又有几个不念了，这是一条越走越孤荒的路，他没有气馁。我上初二那年，广播上播送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欣喜若狂。我周六回来，饭桌上他对我说大学要考了，知道不？我说听说了。他正端着碗扒饭，哐——把碗蹾在桌上吼道，听说了？你啥态度？碗蹾成两半，洋芋面铺了一桌子。我端着碗看着他，吃饭时他从不打我，这奶奶和娘都教训过他，说等不及了，就不能等娃把饭吃了，打娃也没有个时间。他拍着桌子说，国家把路给你指好了，你娃自己想去。上高中也不再推荐，而是考试，我们班五十八个人，考了七个，我考了第三名，我们队就我一个。他是通过母亲表达了对我的赞扬，并给了我五元钱的奖励。我参加高考那年，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考不上就给老子往老了念”。从上初中到考上大学，他拉着驴把我往学校送，开学驴背上驮着口粮、铺盖，放学把铺盖卷驮回来。年景好，开学把一学期的粮交到灶上；年景不好，就得一月一趟往学校送口粮。那时候考大学实在不容易，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那年有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共录取四十万两千人，录取率约百分之六点六。1979年报考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人，录取了二十八万四千人，录取率约百分之六点一。1980年报考三百三十三万人，录取二十八万人，录取率约百分之八点四。1981年报名人数二百五十九万人，录取二十八万人，录取率约百分之十点八。而那时候，我们上的是公社的高中，是普及教育办起来的，老师中有几位是没上高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连续的高考失败，许多同学都不念书，回家结婚了。对于家里只有一个儿的他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比有几个儿的人抱孙子的愿望更加强烈，年年高考，年年落败，但他坚持送我复读，他说，考不上给我往老了念。1982年，我终于金榜题名。

我认为在他这钢铁般意志的背后，是对土地的深度绝望，是对自己的身份——农民的无比厌烦，是对这个靠权势地位维系的社会的深刻认知。我们这片土地十年九旱，谚语总结得最到位：种了一茬子，割了一抱子，装了一筐子，打了一帽子。穷出了名，是国家级贫困地区，20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认定的世界上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他被这样的土地挼了几十年，被捉襟见肘的日子挼了几十年，而队干家都有几处宅基地，园子不比谁家大，老百姓批一块宅基地磕头作揖赔笑送礼，他被伤透了。他希望培养出一个公家人来支撑门面，料理种地以外的事情。而我更粗浅地以为，他拼命一样把我从这块土地上剥离，无非是想随我到城里去过活。要知道做一个城里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进天堂一样的梦想，他一定早就期待着我搬他们进城，因此我对回家去搬他们很自信。

一回到家，我把搬他们进城的话说得喜气洋洋，手舞足蹈。我说了半天，他没有任何反应，就像看戏一样。后来他瞪了我一眼，一盆冷水就泼了过来：“啧啧啧，看把你本事大的，进城多少年了买了套房，还背了几十万元的贷……”

“买房谁不背贷，不要说我这样闯进城里的，就是城里的坐地老户，也都背贷哩。”我觉得自己能耐了，可以打断他的话了，“贷款期限二十年哩，月月还不吃力，少不下你们的吃喝。”

他一脸鄙夷的表情说：“背了几十万元的贷，我们去了坐定吃，能吃进去？”

我说：“去了可以看大门，一月也几百元地挣哩，比种地强。”

“啧啧啧，看我儿本事大的——”他从炕上跳了起来，吼道，“你一个大干部，我给人看大门，下贱不？丢人不？把羞先人当喝凉水！”

他在地上转磨磨，这是齁了的征兆，娘慌了说：“娃就是说得个，哪里真让你看大门，这轻重他哪能掂不来，你看你就像把火药吃上了，有话不能好好说。”

“明儿就回去，该干啥干啥去。”他掮着锹走了。

我气得呼哧呼哧，娘捏着我的手说：“你不该说去看大门，那多伤他的面子。”

我说：“我真的养活得起你们。”

“你现在的日子听上去风光，可过个啥日子想都想得出来，难肠着哩，贷了几十万元，人老几辈子见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城里的路石子街，没有票子吃不开，啥不得钱买，我们到城里就给你添了负担哩。”娘说，“我们年纪又不大，正是受苦的年纪，去了能坐住？蹴在村里天再旱一年也还能收几个，添不了斤添两哩，就是一分钱不收，挣个吃喝，也给你把负担减轻了，等我们苦不动了就撵你去，到城里跟着你享福去，你不要我们也赖下哩。”

我知道母亲转述的是父亲的话。

第一季就这么结束了。

2002年是父亲的花甲之年。父亲生于正月初六，满年满岁。六十花甲，在城里是厅级干部退休的年龄，我以此为契机，回家过年，给他过了六十大寿，把搬家的事提了出来。因为正月十五一过，就开始往地里送粪，一年的庄活也就开始了，只要在庄稼地里干一把活，就等于把一年的活种下了，节令会像监工监督你干下去。春种秋收的意思就是春天把活种进地里，秋天把活收了。只要他把活种进地里，一纠缠就又是一年。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苦是没有白下的，意思是下了苦就得要见到收成。我要在他把一年的活种进地里之前截住他。

我说：“在城里，六十就是退休的年龄，就是享福的年龄，就是养老的年龄。”

“跟城里人比啥，说话也没个把握。”他扑哧笑喷了。

我说：“咋就不能跟城里人比？”

他说：“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我们的日子我们会过，六十正是出力的年龄。”

他不跟我说了，掮着锹走了。

我冲他背影吼：“我在城里吃喝消闲，你们还在地里爬着，让人咋说我？”

他说：“谁想说啥说去，你能把人家嘴捏住？背地里人连皇上都骂哩。”

我气得冲他背影吼：“你……你……”可他连头也不回走了。

娘说：“你别生气，你大就那脾气。”

我笑了说：“娘，你看你这话说得，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我就是想不明白，一说搬你们进城他就齁得很，一说搬你们进城他就齁得很，就像我搬你们进城是让你们坐监受罪，像要谋害你们。”

娘笑着说：“他也不想齁，可他管不住自己，就那么个脾气，月里娃子吐痰——老病了。”

娘长叹一口气又说：“苦下到哪达哪达亲，你大不是故意为难你。”

我说：“你跟我大说，年底我回来接你们，让他把该处理的都处理了，今年咋也得进城。”

“不急嘛，我们都手脚灵便着哩，迟早得撵着你去，有得你的济的那一天哩。你大说这几年进城的人多了，草山宽展了，好地都撂荒了，养羊种地一年下来也好着哩。你背几十万元的贷，你大整夜盘得都睡不着，我们在村上多住几年，你在城里就能松活几年。”

娘的话把我眼泪说出来了，我知道房贷带给他们的压力远比带给我的压力大，虽然十年九旱，但他们采取广种薄收战略，包了进城打工人家的好地，多养了几十只羊，封山禁牧，羊不准出圈，他们得去山谷沟壑里割草回来喂养，比以前更辛苦了。

我说：“贷款还起来真的不愁，我是按照我们的收入开销贷的款，没压力，就是个时间问题，城里人都这么过活。”

娘说：“看把你说得轻松的，一月光利息多少钱，几个羊钱哩。”

我说：“你们都这么大年龄了，还在地里苦着，让别人笑话不？”

“村里谁笑话谁，几个儿的不都在地里苦着哩。”娘说，“就是笑话也传不到城里去，城里有几个知道我们的人？你大身体好着哩，一辈子没吃过药，不让干活，他坐不住。”

我无言了。

娘给了我三万块钱。我每年过年给他们每人一千，就像个诱饵总是钓出大鱼。这是他们抠下来的，他们几乎不花一分钱，一身衣服穿几年，打着补丁穿。我想，如果我也像我的那些同学念上几年书不念了，他们的负担没有这么重。

我抹着泪说：“娘，你们花去，想吃啥吃个啥，想穿啥穿个啥，想戴个啥戴个啥。”

娘笑了说：“当我们十七十八哩，年轻时候想穿想戴哩，穷得没有嘛；现在老面瓜瓜的穿戴个啥都不好看了，赶紧拿回去还贷。”

（选自2020年第1期《黄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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