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延青
十七岁那年暑假,我从县城回老家看望奶奶。
去年我考上了县中,在乡镇工作奔波半辈子的父母一时分不到公产房,就在县城租房安家。但奶奶不去县城,她不喜欢陌生,愿意一个人住在村里。
中午时分,我骑着自行车到达子牙台。子牙台是槐河一个极深的水潭,穿过水潭上方被公路劈开的山嘴,就进入我们村地界。这时,我心里忽然突突拱动了两下,接着眼底一热,汹涌的泪水瞬间便模糊了视线。我将自行车停靠在公路边,坐到石头上,两手抹着满脸泪水,抽泣得不能自持。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是看到了久违的景色,闻到了熟悉的气息,还是听到了亲切的声音……好像是,又似乎不是。公路拐过前面的山脚,再走二里地才能望见我们村子。夏日的中午静谧安详,天空艳阳高照,地上山川明静,既没有鸟鸣虫嘶,也听不见牛马驴猪鸡狗叫唤。路上除了我再无行人。
我在那儿哭了十多分钟,终于觉得什么东西从心里消失,心情变得轻松下来,这才骑车向村里走去。
至今我仍然说不清楚:那一刻,是什么使我泪如泉涌,肆意的泪水又从我心里带走了什么。
白色伏尔加停靠在山脚公路边。
一个身着藏蓝色解放装的老人从车上下来,他四下打量了一会儿,然后快步走到公路另一侧,隔着河滩和北岸的玉茭地向对面的村庄眺望。
这时,老刘武背着一捆香蒿从南台沟走出来。在公路上错身时,两人你看我我看你。那人露在帽子外面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堆着温和的笑意。老刘武每年秋天都要去公路南边的南台沟割一捆香蒿,回家把香蒿拧成一粗一细两种火绳。粗的来年夏天夜间点燃熏蚊子;细的用来点烟,节省火柴。老刘武一面往村里走,一面去记忆里匆匆翻检。他在那人脸上看到了似曾相识!这是在哪儿见过呢?他使劲想着。老刘武这辈子最远就到过六十里外的县城。除了三里五村的乡亲,再不认识他人。这是谁呢……想啊想啊,脑海忽然灵光一闪,他转身看向公路,那人仍在那儿凝视着村里。回过身,老刘武的脚步就忙乱起来。看到的人后来说,那会儿他就像一只奔跑的刺猬。他想起来了:这是侯家的侯雁云!侯雁云少年时就到北平去读书,大学期间和家里断绝了音讯。老刘武年轻时隔三岔五常到侯家打短工,侯雁云上中学那会儿,暑假还跟着他们干过活哩。新中国成立后,听说他在北京当司长,是个不小的官。
老刘武回到家,将背上的香蒿往门口一丢,快步就朝侯雁德家走去。侯雁德是侯雁云的堂弟。老刘武对侯雁德说,你云哥回来了,在村南公路上呢,我认出他来了。
侯雁德一听,顿时变成一头受惊的驴,撒腿就朝村南跑去。但还是晚了,他刚到村外河坝上,就见那辆白色轿车掉转车头,扬尘而去。老刘武远远看到侯雁德扬起的手缓缓落下,愣在那儿变成一根拴驴的木桩。
侯雁云回来的消息像一阵风传遍全村。晚上,老刘武在供销社绘声绘色向满屋人讲述他辨认出侯雁云的经过。
听着听着,有人就问:“你们说,他是看什么呢?”
“兴许……是想看看他家的房子。”有人猜测。
“看不见咯。”
老刘武就和另外两个老人讲起侯家那高大宽敞、三进院落的青砖大瓦房。说起那连房串院的环廊,方砖墁地的院落,门前的旗杆石、上马石……
“那大瓦房呢?”年轻人没见过,听来就同说古一样。
大瓦房后来分给无房户、缺房户。新主人住进去嫌瓦房高大,难以修缮,最重要的是不能晒粮,就先后揭掉瓦顶,改建成平房。说到这儿,有个老人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侯家宅院在咱村就像羊群跑出的驴,一落到大伙手里,硬是把驴变成了羊!”
“那他……为啥不进村呢?”年轻人不解。
老人们神色间就多出几分古怪,吞吞吐吐说:“怕不是还记着当年那档子事哩……”
有一年,北京来人调查侯雁云的家庭成分,村里出具了一份“破落地主”的材料。不久以后人们听说,就因为那份证明,侯雁云错过了提拔的机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村里想买拖拉机,村干部跑到北京去找他。侯雁云说,这事不在他管辖范围,无能为力。
“是这样啊……”年轻人似乎明白了事情原委,想了想却又糊涂,“那他……回来干什么呢?”
这回人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答不上来。
村庄地处太行山东麓,漫山遍野都是栎树,唯独村西头长着一棵合抱粗的老皂角树。没人能说清这树是哪年、是谁栽的。老人们估摸说,反正不是陶家就是侯家,那两家净喜欢稀奇古怪的物件,什么玉兰、丁香、玫瑰……派不上用场,还珍贵得不行。
立夏后,洁白如雪的云朵仿佛悠闲的老人,不疾不徐地行走在湛蓝的天空。山峦阳面,枝叶舒展的栎树林在耀眼的阳光下翻涌着绿色波涛;催促万物生长的暖风,带着夏季的使命,正在大地、山冈上勤奋地奔波。村西那棵皂角树不经意间长出绿色花穗,不久就结出镰刀状的皂荚,高高挂在枝头,随风摇来摆去。等到入秋,山野的栎树叶经霜变黄,半尺多长的皂荚也长成黑色。那是成熟了,能当肥皂去洗衣了。村里人不了解,也没人摘。
树活得比人长久,人们早已对它熟视无睹。
没承想,戴过却还记挂着它。
关于戴过,有一则笑话。当年,一支八路军的队伍打村里经过,他们从山西翻山过来,开往东部平原去抗日。天刚黎明,看热闹的人们就见有个背着一口大锅的士兵,走到皂角树下站住,仰头看了半天,自言自语:“这棵皂角树,咋跟俺村那棵一模一样呢。”
路边有人听见,认出他来,高声喊道:“戴过,戴过,这就是咱村!”
戴过看到熟悉的乡亲,咧开嘴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说:“要不是这棵皂角树,我还不知道到了咱村哩!”
树是从芯里开始老。由内及外一点点腐朽,渐渐树干变空,最后就剩一圈表皮或半边树皮。去年春天,皂荚树终于老死,有人想捡便宜,砍了当柴烧。戴过上前拦住,说没了这棵皂角树,他再出门就找不到村子了。
砍树的人笑起来。戴过九十岁挂零了,还出啥门。故意问他,要去哪里呀?
“远处。”戴过凑到那人耳边悄声说,“……人末了去的地方。”
那人脸色一白,扭头便走。
戴过立在那儿,神情半是自豪半是羞涩。
老伴一死送福就老了。
送福是自己觉得老了,孩子们是发现父亲确实老了。以前老伴或母亲在,他们面前仿佛挡着一层窗户纸;现在捅破了,终于明白过来。
有老伴那会儿,送福时常还去地里、山上转转:看看地里墒情或庄稼长势,拔拔混在麦垄里的杂草;瞅瞅山坡上挂果的栗树,顺手给围在树根的鱼鳞坑补两块石头。真正的活儿都是三儿子干。送福担副挑筐或拿把镰刀,是觉得那样才是干活儿的模样。眼瞅着田里山上的庄稼果树春种秋收、开花结果,生生不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都觉不出自己老了。
老伴一没,送福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
谷雨过后,送福想去山上看看栗子树,老三在街上拦住他说:“八十岁了!看看人家这年纪都干啥呢?”
送福羞涩扭捏地笑着,把肩上的挑筐放回家。
村里像他这年纪的已经没几个人,都在街上闲坐着。还有比他们岁数小的,那是闹偏瘫、心梗或患癌症的。看到他手脚没处放落的架势,那些人就笑话他:“有福不会享,还想给孩子们找麻烦哩!”
送福觉得人是从记忆力衰退开始老的。去年秋天,送福跟儿子去给栗子树剪枝,到山上又返回来,半道碰上老三,他脸一红说,自己忘记拿斧子了。老三瞪着他说,看看你手上拿的是什么?送福一看,斧子就在手里攥着,顿时想起那句“骑驴找驴”的笑话。
送福有三个儿子,老大在市里,老二在县城,老三在村里。老伴去世后,孩子们商量轮流照顾他,每家住四个月,对头正好一年。
轮到老二,送福就去了县城。老二是国企工人,企业破产后和媳妇搞起个烟酒门市,自己还在商店门前修自行车、电车儿,这些年买了房买了车,光景过得不错。送福天天跟着儿子去商店,坐在门口看儿子修自行车。坐累了就站起身去附近转转。后来越转越远,该吃饭了还没回来,老二就骑着电车满城找,找到了才知道他找不到商店这条街了。送福向人打听,又说不上商店的名字。父子俩不禁哑然失笑。送福说:“忘性一天比一天大。”送福在老二家住了两个多月,这种事发生好几次,执意让老二把他送回村。
回到村里,送福每天在老三家吃饭。吃完饭就去街上和那几个老人聊闲天,说些陈年往事。明明那事儿历历在目、恍若昨天才发生,掰手指头一算,却已过去几十年,心就一跳:“可不真老了!”
说话间,老三媳妇来喊他吃午饭。送福一脸迷怔说:“刚吃早饭就晌午了?”
人们笑道:“你看看太阳。”
送福仰起头,太阳果然照在头顶上。
冬天,轮到大儿子管他,送福就跟着老大去市里。
老大两口子都已退休,孙子结婚成家住在别处,到周六日才过来吃顿饭。送福一早一晚跟着儿子去小区旁边的公园转悠,看人们一群一伙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吹拉弹唱。有时候也和儿子去菜市场买买菜。多数时间一家人就看电视剧,送福看不懂,沙发把腿都坐软了,就在客厅来回走动,走着走着就该吃下顿饭了。老大媳妇喜欢跳广场舞,老大有时去和同事打打牌。告诉他憋闷了就下楼在小区转转,记着回家吃饭。日子本来相安无事,可是有一天送福忽然不见了。老大两口子找遍小区和常去的公园也没找见他,就通过交通台广播了寻人启事,傍晚一个警务站打电话让他们去领人。送福回到家,看着一脸尴尬的儿子儿媳,嘻嘻笑道:“我想回家哩。”
老大没想到老人还会想家。莫非这也是人们说的老还小?就耐心劝说:“过了冬天吧,天一暖和我就送你回去。”
有了这回事,儿子专门给送福做了个硬纸牌,上面写着小区、单元、门牌号和自己的电话,装在他上衣口袋里,以防万一。果然,没过几天送福又不见了。这次多亏了那张纸牌,隔了一天民警把他送回来。说老人打听回村的路呢,却走错方向,好心人将他送到警务站。临走,民警指了指脑袋说:“送老人去医院查查吧。”老大两口子吓一跳。那民警五十多岁,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警务。老大不敢耽误,第二天带送福去医院做CT,结果是小脑萎缩。老大明白送福的“出走”事出有因,再不敢打牌,天天陪着送福。有事外出就把送福锁在家。
腊月十六,老大想让送福散散心,带他去年货市场购买年货。市场临近市郊,一街两厢琳琅满目,摆满五彩缤纷的年货,购货的人们喜气洋洋,摩肩接踵,比腊月的集市还热闹,看得送福满脸欢喜。两人买这买那,后来老大买了两副对联、几张“福”字,等人家包扎好、结完账,一扭头却不见了送福。明明刚才还站在一起,怎么转眼就不见了!老大急出一头汗,在市场没找到,就直接报警,随后又在交通台播出寻人启事。连续两天没消息,老大把老二老三叫到市里,发动熟悉的亲戚朋友一起寻找。到第五天,老大接到公安局电话,说在某县发现了送福的尸体。
这次送福没走错方向,那确实是回家的路,只是他没走到家。
马枪像一株土生土长的地域性作物,播种到异地怎么都生长不了。
一九四八年南下的干部,就连当时的村长李八发后来都享受副厅级、离休待遇,而马枪到老才是副县级。村里人惋惜地说,马枪没那命。
马枪是瘸子,自幼父母双亡,但他觉悟早,最先被调到区里脱产工作。背着一支马枪,整天在附近村庄神出鬼没转悠,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兵支前。马枪没家没业,过得像只流浪猫,加上残疾,自然没哪个姑娘肯嫁他。直到南下前,村里给他分了房分了地,马枪终于娶到一个比他小十三岁的大姑娘。到闽南,李八发在区里,马枪却在县直属队工作。不料刚开展工作,马枪就得了一种怪病,他起了满身红包,瘙痒难当。有人说是臭虫咬的,可臭虫不咬别人,只有马枪整天整夜地抓痒。后来医生看了,说是水土不服,这病没啥特效药,适应一段自然就好了。既然医生这么说,马枪也没当回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是不分场合、不论当着男女,突然就把手伸进衣服一阵狂挠。后来马枪浑身肿起来,连眼睛都睁不开,县里急忙将他送进兵团医院。治疗半个多月,浑身红肿结痂消退,马枪又返回工作岗位。可是没多久病又复发。反反复复折腾了四个多月,马枪就是适应不了当地环境,上级只好批准他回原籍工作。
一到家乡,马枪的病就彻底好了,只留下一身抓挠的疤痕。
同志们想不明白,一样吃喝他怎么会水土不服。一致认为:“狗日的马枪,得的是想媳妇病。”
这影响了马枪进步,到退休他才是科级。
退休后马枪天天到生产队劳动。九十一岁才去世。
在外面工作的西邻家回来了。
他推着自行车走进村,一边走一边和街上的乡亲打招呼。即使街上没人,他也是在村口下车。不像村里有些年轻人,生怕别人不知道有辆自行车,在街里按着转铃、把车蹬得飞快,惊得鸡飞狗跳。老人们可在背后骂:“没教养的玩意儿!”
西邻家四十多岁,在外县工作,爹娘和孩子都在村里,所以他每隔一两个月,总要回来探一次亲。
东邻家那老头坐在墙根晒太阳。脖子上挂着烟袋荷包,不过他已经很久没吸烟。偶尔像做梦一样把烟袋含在嘴里,却忘记点火。老头九十多岁,时常会犯糊涂。
冬天的太阳并不暖和,老头蜷缩在墙根像是一棵丢弃的树疙瘩。只要有太阳,他一准儿会坐在那儿。人活着就要活动,一旦动不了离死就近了。有时候我想,对于他来说,坐到那儿并不是晒太阳,而是告诉人们他能动,还活着。
西邻家推着自行车走到老头身旁,忽然停下脚,冲老头大声喊道:“干爹,在这儿歇着哪!”
我吃了一惊,头一回知道这老头是他干爹。
老头嚅动双唇,露出粉红色的舌头,半天才说出话来:“进财啊。”声调像刚学打鸣的小公鸡,尖厉、嘶哑。老头这是又犯糊涂了,西邻家并不叫“进财”。但西邻家居然答应着把自行车支在那儿,去车把上的灰色提兜里摸出一块鸡蛋糕,走上前递到老头鸡爪似的手里。他看着老人咬了一口,才推起自行车往家走去。老头患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但他的鼻子好使,知道那是吃的东西。有一回我从他身边经过,他突然说春天来了……你闻闻。我看看街边的残雪,抬起头使劲儿嗅嗅鼻子,果然在空气中闻到一丝泥土解冻的腥气和草木青涩的味道。打那儿我才意识到,季节不仅有形态、温度的差异,气息也各不相同。
晚上,我问起东西两家邻居的关系。
奶奶说,西邻家是三代单传的独子。他娘以前生养过三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到他满月那天,东邻家悄悄送来一副百锁,于是就结下这门干亲。“进财”是东邻居给他起的名字。百锁不说值不值钱,重要的是那份意愿。
奶奶开始唠叨,说步行进村是教养,是礼拜。当年陶家侯家那些大户人家,无论坐轿还是骑马,都是一到村口就落轿下马。这是敬重……对你祖辈生长的村庄,对这方土地上的乡亲的敬重。
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人们终生记惦着那个叫家乡的地方,不仅因为那里记录着自己的成长印迹,更因为她是你人生初始的启蒙者、教育者。那山水自然、街巷建筑、百态人生、世俗民风,自然而然赋予了你说话腔调、感情性格、生活姿态、心灵审美和生命的底色。
(选自2020年第9期《人民文学》)
原刊责编 李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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