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彻底醒过来的时候，我为自己的悲伤感到惊异。这悲伤如此真切，以致我疑心，制造梦境的潜意识其实是一位虚构大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梦见Z的死。或许在梦中，我所哀悼的并不是Z，而是我们之间曾经存在过的友谊。如果年轻时有人宣称他来自未来，说前路上正徘徊着一场超级瘟疫，我肯定不会相信。我也不会相信我和Z终有一天会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而且并非因为彼此间存在什么利益冲突。

是否人们在年轻时更容易保持一致？那时候我们爱诗，一个松散的小圈子，偶尔聚会，喝酒，聊天，时光就这样翻过去许多年。但是许多年里我都不曾想过，如果将诗歌视为一条道路，每个人为这条路设定的方向和目的地其实大有不同。

如今想来，早在十年之前，我和Z之间的裂隙就已初现端倪。那时候我还在Y城，像国内所有的四线城市一样，这个东北小城的日常生活中，穿插着大量的人情支出。那一年，Z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他为此大宴宾客。而在此半年之前，一位曾经与Z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的熟人告诉我，因为失火，Z的妻子经营的干洗店损失了数万元，Z上报给单位领导，整个Y城公安系统为他的家庭搞了一次募捐。见我满脸愕然，熟人撇嘴一笑：“怎么？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我没有应邀参加Z举办的学子宴，只托熟悉的文友捎去了二百元钱。即使彼此已经有了十几年的交情，Z的两番行事还是让我大感意外。

将近两千年前，一个叫管宁的人只通过两桩小事，便确认自己与某人绝非同类，于是毅然割席断交。而我既没有管氏的敏锐，更没有他的决断，虽然意识到彼此志趣殊异，仍试图维持表面上的礼貌和圆满。

直到有一天收到Z的一条私信，回复的时候，我才发现消息已无法发送。

但只有在梦中，我才有勇气与Z郑重道别——死亡，这是永远的、真正的离别，因为彼此间再也无法回头。

后来我就离开了Y城。在离开Y城之前的数年里，时常有朋友与我聊着聊着，突然就没头没脑地冒出来一句：“你真不像是Y城的人呢。”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怎样才能像一个真正的Y城人：在该谦恭的时候谦恭，在该致敬的时候致敬，在该合唱的时候张开嘴巴，尽可能将自己混淆于大众。然而道路和脚印终会泄露内心的想法，在致密而坚硬的资源壁垒之下，就连沉默，也往往是不合时宜的。而另外的事实则是，我们都曾期待经年的老友可以彼此心照，相携成长，直到对此再也不抱任何奢望。

人到中年，我终于确信，时间并不会弥合人间的隔阂，相反，它的笔触只会一再加重自我的轮廓，从而使深渊更深，使这周身的铠甲更厚、更沉。

是不是神奇的DNA，让我们自觉远离那些一再带来失望的人？

在离开Y城三年之后，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三年之间，Y城总共流失了十六万人。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这十六万人中的一个小小分子，一只裹挟于洪流之下的渺小沙砾。而每当我坐在返乡的列车上，总会清楚地辨认出同一车厢里的Y城人——不，不是口音，是那种在同一片土地上出生和长大的人才可能共同拥有的隐秘标记。我会从他们的衣着、表情，以及举手投足间的微弱余音，突然撞见我自己和故人们的影子。西方人往往难以区分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但在东方人自己眼里，这三个国家的人其实气质迥异。据说黄种人的肤色来自于文明发轫的黄土高坡，而Y城人的血液里则奔涌着一条泥沙俱下的大河。那是一条宽广的、混浊的、一言难尽的河流，它于Y城城北蜿蜒而过，并于市区以西将自己隐匿于辽东湾的蔚蓝海域。在水运昌隆的年代，这条著名的河流一度风光无两，河面上林立的帆影和河岸上一字排开的南北商号互为映像，共同草就了一个时代的繁华宣言。然而，当我七岁那年进入小城，这条紧邻渡口的小街早已破败不堪，街两旁殖民时期的小洋楼一栋栋苟延残喘，楼顶上的枯草摇曳出彻骨的荒寒。我在妈祖庙前的小摊上买了三分钱的糖稀，用手指长短的两根小木棍把它拉成一条线段，再缠绕在一起。如果有足够的耐心，红褐色的糖稀会在这拉抻和搅拌中慢慢转变成神奇的金黄色——这是小街留给我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甜蜜记忆。

后来那条街道被修缮重建，成了商业步行街。规划者原本豪情万丈，要一举通过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的评定。省内的几位历史学者应邀赶来，他们围着那些焕然一新的建筑物转了一圈，相顾无言。最终，市政府出面召集专家组开会，要求学者们顾全大局，无论如何也要通过市级历史文化遗产的评定程序。

那条风格复杂的步行街建成后，我去过几次。有两次，我在渡口周围转来转去，试图找到我家老房子原来的位置。那两间平房本是我父亲单位的公产，房改时我家出资买了下来。我祖父母在那栋房子里住了多年，我出嫁前也随他们住在那儿。到了动迁的时候，这一带断了水电，我祖父母便搬了出来。一天早上，我祖母又赶回去看她的房子，却发现它已经变成了废墟。我祖母登时傻在那里。两天后她见到我，脸上仍涌动着惊骇交加的余波，翻来覆去地控诉：“他们怎么能这样？要是我没搬出来，是不是要把我埋在里头？”我母亲也心有余悸，说算了，咱去把字签了吧。

或许，我一直不喜欢这条被修整一新的街，是因为在内心的某个角落里，掩埋着它曾经带给我祖母的惊悸？

而随着祖父和祖母的相继逝去，这片土地，明确地删减了它与我之间的必要联系。

这一天，有人对我提起了这条街，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

这位冯同学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学毕业后，他考入欧美一家全球五百强企业的大连公司，后来调入日本分公司，现居东京。下个月，他将前往加拿大定居。

冯说，这座他出生和长大的城市，如今焕然一新，他已经找不到任何过往时光的印记，这让他深感茫然。

我说，也许，将来留在小城里的，多数是些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吧。

冯说，完全有可能。其他行业会日渐没落。

我说，那样的话，这城市会荒芜。

冯说，如果变成一座小镇，或许更为美好。

我一时呆住。这座城市，真的会变成一座小镇吗？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我想起前一年初冬，我回到小城，下了从高铁站开往市区的公交车，拖着行李箱走在家门前那条熟悉的小街上。人行道坑洼不平，行李箱在路砖上东倒西歪地蹦来跳去，模仿我小时候玩过的跳房子游戏。街上行人不多，迎面走过来的人向我投来惊讶的一瞥——是行李箱让我看起来像是天外来客？毫无预兆地，仿佛时光断流，我眼前这一段小街上的行人离奇地消失了，街两旁所有商铺的门扉凝止不动，只有午后的风声穿过街两边苍老的槐树……骇异之下，我屏住呼吸，甚至不敢回头——如果身后街角处那几位晒太阳的老人也突然消失了踪影，是否意味着我已身陷异境？电光石火之间，透过祖母的眼睛，我见识了这人间巨大的惊骇：废墟降临，所有属于你的现世安稳，顷刻间烟消云散……谢天谢地，一个女人终于在我的视野中现身，接下来是小轿车和慢吞吞的行人。商铺的铝合金玻璃门开合间发出轻响，断掉的时间之索无声接合，小街恢复了它的流淌。

仿佛劫后余生，我吁出一口长气，心下暗自庆幸。

或者，就是在那一刻，这座城市向我预演了它的未来？

我想起从前，走在Y城的大街上，总会有揽客的司机和乘务员关切地向我招呼：“哎！你要去哪儿？”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只是一个下班回家的人。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一天我真的会离开这儿。

而在离开Y城之后，我才慢慢明白，所谓故乡，并非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它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契合与滋养。年轻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所谓的“乡愁”——每当想起我度过整个童年的那个叫郑屯的山村，我的鼻翼就会发酸，而内心充盈着一种柔软的、莫名的暖意。后来我明白了，这暖意来自于童年，来自于对给了我无限宠爱的祖父母的怀想和追忆，它与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其他人，并没有直接关系。在离开郑屯之后的许多年里，我没有再见到那些乡邻。直到成年之后，随着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相继归葬于郑屯村的西山墓园，我才再次见到了那些老去的乡人，我远远注视着他们的脸，试图从中辨认出往日时光的轮廓。离开村庄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而今，我这张中年的脸，业已完全无法揳入他们的记忆。换言之，在我和他们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集并不存在；而且无论往昔、现在和将来，尽皆如此。

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于他而言，所谓异域，也不复存在。

挖掘

我一直觉得，有一些词语属于惰性物质，无论它们出现在哪一种语境中，都会保持着自身独有的形状和气质。“盗墓”这个词便是如此。它自动生成的画面恒久不变：浓重的深咖啡底色，画面正中偏右的位置晕开一团淡黄的暖光，暗红色的雕花棺椁在光线中露出它华丽的一角，盗墓者的脸隐在暗中，他连帽的黑色披风接近于西方死神的样貌，只是少了那支长柄的勾魂镰刀。

后来我才知道，盗墓者也有他的专业装备。这种名为洛阳铲的器具，铲头的金属部分打造成近似半圆的U形，适合在土层中钻洞，并将深处的土壤和包含物带上地表，为主人提供丰富的信息。比之铁锹和镢头，这样的一把铲子，把挖掘的幅度降到了最低。据说洛阳铲的发明者是二十世纪初一位叫李鸭子的农民，当然，他同时还是个资深盗墓者。当年的李鸭子大约并未想到，他的灵机一动，为后来的中国考古界贡献了一项重要发明。在洛阳铲们孜孜不倦的探索下，一件又一件青铜器、玉器、陶瓷、甲骨、碑石、剑戟……接连被挖掘出来，进入博物馆的玻璃橱窗。即使是地市一级的博物馆，也会坐拥一两件“镇馆之宝”，为那个城市的存在提供某种源头或佐证。在这个星球上，对古旧之物的热爱与痴迷，似乎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可以与中国人匹敌。除了笃信时间的价值，我们也确信，旧物上隐藏着祖先秘而不宣的信息。我们如此渴望得到来自祖先的谕示，惊叹于他们的巧艺和智慧。挖掘因而不只是单调的肢体劳作，它赋予时光另外的意义。挖掘让我们的生命之源向纵深处一再延伸，在层层淤积的尘土之上，我们单调的脚步，渴望拥抱它地层深处的悠长回音。

有许多次，我走在大大小小的古玩店里，为博古架上陈列的粗粝陶器而暗自惊疑。这些比它们模拟的真实原物缩小了若干倍的陶灶、陶仓、陶井，乃至陶质的猪圈和家禽，或灰白或赭黄的表面暗淡无光，带着民间特有的简素和粗放，有的甚至明显歪扭倾斜，似乎在最初烧制成型时已然如此，又仿佛屈服于地下时光的重重压力……这些年代不详的粗陋明器，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待价而沽。会有谁，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前来购买它们？

许多年来，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深感迷惑：当一个人死去，与他同葬的财富是否并不属于他自己？盗墓者会被判以盗窃罪或者侮辱尸体罪，意味着法律认可人们在死后仍保有其尊严。而考古学家以国家的名义发掘古墓，那些有名或无名的尸骨最终被安置于何处？作为后人，是否有权利将前人的尸体以文物的名义在公众面前展出？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辛追——就是那具著名的马王堆女尸——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出声。她仿佛吐舌大笑着的脸，说不清是恼怒还是嘲讽……电脑软件复原出她生前的相貌，一个雍容端庄的美人。如果能够预知两千年后自己将以如此丑怪的面目重现人世，或许她更宁愿在死去后任由肉身化为灰烬？

十几年前的某个早春，一位东北农民翻耕自家的菜地，这片菜地他已经耕种多年，如同对自己的掌纹一般熟悉。但是突然，一锹下去，锹头触到了坚硬的异物。耕熟的菜地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石头？他恼怒地掘开土层，泥土之下露出的并不是石头，而是一块块排列整齐的青砖。

这块菜地所在的村庄，距离县城不过十公里。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发掘工作已经完结，墓主夫妇的骨殖和棺椁已移往他处。清理后的墓穴整洁异常，连墓底湿润的土壤也好像经由细筛仔细筛过，安谧如一方平展展的黑色丝绒，等待着主人眠于其上。两千年前的这一对夫妻，可能是当地的富裕大户，谨小慎微地度过一生，本以为再也无须担忧人世的沧海桑田，哪里会想到，丰腴的大地会在人类的铁器下日渐瘠薄，最终出卖了他们的藏身之所。据说发现之时，墓室顶部已有一个大洞，估计早年曾经多次被盗，随葬的器具财物已被洗劫一空，遗下的几块陶器碎片，也几无修复价值。

后来这座汉墓是如何处置的，新闻中再未提及。

此后每次想起，总觉得世事虚妄。那座空空的墓穴，有如一个关于现世的隐喻——并非所有的挖掘都会呈现出意义。虽然挖掘的本意指向呈现，但是呈现有可能指向万物的初始和终端，也就是虚无。

或许终有一天，文明将为挖掘提供一个足够恰切的尺度——于我而言，理想中的文明也无非是：予生者以持守，予死者以安宁。

那一年我去呼伦贝尔。在海拉尔下了火车，穿越广袤无垠的鄂温克草原，几小时后，终于抵达草原腹地的伊敏河小镇。整个小镇的多数居民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一家大型国营电厂的员工。朋友告诉我，电厂产出的电能主要输送往东北三省。那么为什么要把电厂建在如此偏僻的地方？朋友微微一笑：“明天你就会看到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露天煤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无法想象，人类可以在地球表面挖掘出如此巨型的坑洞，倘若注满雨水，便是一个真正的大湖。站在矿坑的边缘望下去，正在坑底作业的挖掘机宛如孩童的玩具。开采出来的煤炭经自动化输煤管道运往电厂，而燃烧后的煤渣则经由另一条管道，源源输送回废弃的矿坑。待矿坑填满，在其上植以草皮，尽量恢复草原的原貌。返回小镇的途中，朋友指着车窗外一片起伏的小丘，说：“那就是回填后的矿坑，你看上面还有编号。”

后来，这些巨大的坑洞一再进入我的梦境。我梦中的草原千疮百孔。有两次，我梦见自己在草原上奔跑，但脚边的大地突然裂开，转瞬便成天堑……惊悸中挣扎着醒来，想到人类随时可能遭遇深渊，而终是无法及时抽身，我顿时沮丧万分。

多年以后，当地下的矿藏被发掘殆尽，草原深处的伊敏河小镇大约也将迅速消失，而它遗下的矿渣将就此成谜——随着疏松的渣滓悄然粉碎，高出地表的小丘会慢慢沉降，与平缓的草原融为一体。然而矿渣并不具备真正的肥力，蔓生其上的草野将注定与原生区域泾渭有别。当后来者掘开薄薄的土层，他们会诧异于脚下这片奇怪的大地——它如何能够自然生成？莫非是女娲补天留下的遗迹？

就在这一年春天，媒体上曝出新闻：加拿大一家娱乐公司为拍摄纪录片《雅达利：游戏结束》，开始着手挖掘位于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市南部地区的垃圾填埋场。三十年前的那场都市传说由此重见天日——1982年，电影《E.T.外星人》上映后大获成功，雅达利母公司华纳买下其版权，之后仅仅用了六周时间，便制作出一款同名游戏卡带。这款粗制滥造的游戏随即在市场上惨遭滑铁卢，未售出的大量卡带最终去了哪里？坊间传言，多达几百万份的《E.T.外星人》游戏卡带连同其他一些滞销品，一同被运送到阿拉莫戈多填埋场，当地的孩子们闻讯赶来现场搜寻。之后不久，填埋区域被罕见地封以水泥。虽然阿拉莫戈多地方媒体报道了“雅达利填埋游戏卡带”事件，但具体内容和数量始终无法证实。这个事件最终成了1983年美国游戏业大萧条的代表性案例，但是后来又被讹传为“倾倒外星人”，成了彻头彻尾的都市流言。

挖掘证实，被填埋的卡带只有七十余万份。一个当年曾经来到填埋场翻寻卡带的孩子，今已人到中年，以当地政府官员的身份进入现场督工。作为填埋和挖掘的双料见证者，这个叫阿曼德·奥特加的男人说，当年他和伙伴们淘到了十多种优质游戏，但《E.T.外星人》卡带被他们丢弃了。“这游戏烂透了……你简直无法打通关。”他皱起眉头，仿佛迷失于过去时与现在时的反复切转。

韩国电影《挖掘机》中的挖掘机本身具有浓重的象征意义。众所周知，这种用于工地作业的专用车辆，在很多道路上被禁止行驶，一如挖掘这一行为本身。当金刚日驾驶着他的挖掘机驶上城市的街头，这个举动首先打破了既有的规则和禁忌。挖掘机参差的钢铁巨齿一口咬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既往的一切……在影片的结尾处，金刚日来到公墓，意外发现当年的旅团长竟然做了守墓人——至此，挖掘机完成了它的使命，将隐喻与终极合而为一。

（选自2020年第9期《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