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亚洪

南北阁村：牌楼的双面生活

南、北阁村，分别位于两条溪上，南阁在从龙西流出来的砩头溪上，民居多为坐南朝北；北阁在福溪水库流出来的大荆溪上，民居多为坐北朝南，两溪在潭头卢交汇。南北两阁宛如开在仙溪上的一朵双生花（电影《薇洛妮卡的双面生活》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

北阁村的建筑是平民的，生活味浓重；南阁村有高高上翘的龙图腾、象征纯洁坚贞的莲花宝瓶，牌坊的功能是表彰、奖励或励志后世，同时也追求着不朽。南阁牌楼群下的最中央官道用褐色鹅卵石铺成，外道整以粗大的石块，供马匹行驶，这是一个严整、有秩序、阶层分明的世界，而北阁建筑最明显的特点是临水造宅，大宅院选址在溪水旁，溪水上架六十多条石板桥，从这岸到那岸，实际距离不过两三米，因了这涓涓溪流，这石板桥，足以产生浪漫与诗意。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暖春的午后走进大宅的情景：从一条笔直阔大的水泥路上插进了小路，在一座古居民前停下，滴水屋檐像一张老电影的胶片呈现在蓝天下，阳光下过滤了灰尘渣滓，清清爽爽。一位妇人端着大木盆站定，她对这个老屋的外来客露出了好奇的表情，她终究没有问什么，我可以无人打扰地进出他们的私宅。感觉大宅里的布局很像过去的农村景象，我离开了我的故乡，我的三退屋里住着陌生人，我在别人住宅里寻找过去，所以我会这么迷恋：我拿相机去拍晒在屋檐下的几双布鞋，在一个门道里与自己的影子相遇。

那晚从御营回来，福溪水库路颇陡，汽车贴着岩面行驶，汹涌的瓦格纳歌剧与峻险的水库山路很是相配，经过北阁，黑漆漆一片，整个村都睡着了。半个月后，一场大火夺去了北阁村清道光年间一座叫宝耕堂的老宅。为寻找这座被火烧毁的老宅，我又去了北阁村。在北阁村老戏楼下（现在是文化大礼堂，花花绿绿的戒毒海报覆盖了大礼堂整面墙）有人在烧制老酒汗，一帮妇女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我拍什么，当我说要看看被火烧毁的一座老宅时她们露出失望的表情，随后又斩钉截铁地说，你打个报告上去把（老屋）修一修。她们当我是市里来的要人。她们把老屋发音发成“老喔”，最后一个“喔”字短促，不留余音。我朝大礼堂东走去，一座民国建筑，大四合院，宅里住着两位老人，他们原先住在宝耕堂里，大火烧了他们家后，政府安排他们住进民国四合院里，偌大的宅里就两人住着。这座建筑后来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宅主人被打倒，房子被政府没收充公，租给穷苦人，过后又安排进了灾民，老宅不停地变换着住户，只是原主人再也见不到它了。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原户主的后人像我一样，掩盖身份偷偷地潜入北阁村进入这座民国四合院，他看见住里面的老人，看见四合院里一草一木，看见它的拱形窗户，他会有什么想法？他会潸然泪下吗？他会宽恕住进四合院里的两位老人吗？离开民国建筑，我再去寻找宝耕堂，在一座半焚烧的废墙后面有一个硕大的长满芜草的被大火焚烧后的县城，老墙用大石头垒起来，保存完好，老墙上面的木头房子被烧成了炭黑，黑木炭一头尖尖刺向天空，它与另一根烧成炭的木头交割成“十”字，刺目的黑钉垂挂下来，在火灾发生前这是楼阁或睡房。我在电脑里找到了2013年4月7日拍的一张宝耕堂照片，同样的墙，同样的小窗，同样的中式小台门，那天大院里晾着两条棉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而此时，宝耕堂剩下炭黑的橼木，天空还是湛蓝的。在北阁村老宅每一条通风的过道里默默地坐着一位老妇人，她们在漆黑中坐了很长时间，当我过去时，她们依然那么坐着，我与她们打过照面后惊骇的应该是我。有位老人见我手里的相机以为我去拍她，转过脸去，嘴巴里发出呜呜啦啦怪异的声音。一座三退屋里为新逝的死者正举行道场，他们把三根粗毛竹插在溪水里，毛竹竿顶上挂有一盏风灯，一条红绳蛇一样地缠绕住竹竿，代表风水，整个道场仪式比县西讲究得多。在村东头有两座牌坊，一座刚修复过，正对着老街，旁边有一对清代石狮，另一座是贞洁坊，溪边有一堵一人高的风水墙，风水墙内有座民国建筑吸引着我，远远地我看见它的庙宇房檐和拱形雕饰窗户，我朝它走去。当我在溪水西头“上三退屋”里对原住民发出疑问的时候，一位老人走过来向我释惑，“上三退屋”姓李，北阁村的大姓，现在居住的叶姓是外来姓，老人指着溪头被用作埠头的一块条石说，这是原来的旗杆。有一张席子晒在上面，另刻有“进士李振镳立”的一个石柱搁在溪头上，文字朝外，专给游人看。老人引我进入屋子里，我看见在一个书柜里摆满了厚砖头大的诗词选，大多数以“当代”“中华经典”“名家”冠名，他还用颤颤巍巍的手打开一个散发出浓烈霉味的抽屉拿出《北阁李氏宗谱》，开头的序“北阁李氏……唐昭宗后裔李纯忠，明朝迁徙……”指出北阁村是由一支皇室后人繁衍起来的。每一本宗谱上标有族人的姓名、婚姻关系、子女成长、受教育的大学名字，这本来是李氏家族的族谱，李姓老人却拿它递给我这个外人看。临走前老人送我一本诗词选，在书的序里有提到老人过去的经历，早年参加革命，遭人诬陷以“通敌”帽子被遣返回家，平反后没有落实政策，老人寄情于山水之间，成为仙溪北阁名副其实的农民诗人，所有的诗词都围绕这段变故吟唱，所有的诗行只剩下一句诗。

在北阁街上我看见一位穿灯笼裤的老人拄着金属拐杖颤巍巍地走动，他的孱弱的背影被夕阳拉长后投在了路上，我还看见四个小女孩坐在溪头玩耍，我惊讶于其中一个穿粉红色连衣裙的漂亮女孩，瓜子脸，大眼睛，在气质上她完全是个成熟女人，却有着少女的韵味，我能呼她萝莉吗？显然不行，我是北阁的一名过客，我只是在她身上投入了三分钟的热情，全部的热情被溪水带走。

福溪村：如梦倒影美如斯

十一个月后的十一号，我再次去福溪，水库已蓄水，钢筋水泥的新水电站初露端倪，水位升高了不少，长在山坡上的树淹没或半淹没在水里，一棵高大的乌桕树只露出个树冠在水面上，梅川村的竹林有一半的竹子“长”在了水里。水一直涨到了村口，而这里过去是水库入口，现在成了河埠头，几只鸭子在水里嬉游着，它们从家门口轻松地游到水库里去。梅川村口的一个老太婆坐在石凳上，我向她打听水库蓄水的情况，她摇了摇头说，耳朵聋了听不见。岸上小男孩点燃鞭炮，快速扔进水里，鞭炮在水底炸响，带着潮湿的闷声，蓝色的烟雾从水上升起来，他们将水库当成了自家门前河。一座露天茅厕淹在了水里，另一座位置高一点的茅厕，一位男子蹲在茅坑上，对着水库。几座临水建筑的房屋起码有半层淹在水下，当初没想到，他们习惯了在水库边上生活，十几年下来，根本没想到有一天水库里的水会上升到房间里去。淹了也就淹了，他们不会迁移，他们不打算将房子迁移出去，照样地生活，照样地在里面搓麻将。我走进一家离水库最近的农家乐，里面有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打牌，抽烟，烟雾被雨水染湿，挂在空中。我径直走到了窗户旁，打开了朝向水库的窗扇，三年前的一个暴雨天气，我也是从同一个窗口望向水库，水库的水早放完了，空空的水库底长满了青草，一段断断续续的墙垣，围成了一座房屋的模样，猜测过去未修水库前这里可能是个村庄，一只底朝天的木船，在一个大雨淋漓的日子里，望着干旱的水库，这是件很怪异的事。第一次来到福溪水库也是在冬天，水库里的水碧透、温润，几个闲人坐在坝底垂钓。坐一只小木船去对岸，从凤溪摆渡到对岸的福溪，从福溪摆渡回凤溪。同船上一个上学的小女孩，一个送饭给对岸姑姑家的小男孩，艄公坐在船上吃饭，我上去摇了一把橹，这段时光永逝在水面上。于是，三个画面叠加在了一起：枯水期的水库，放空了的水库，蓄水后的水库。多数人会遗忘了水库从前的模样，他们看见的无非是我现在看见的福溪水库，回去后他们对没来过福溪的人说，水很高，竹子浸在水里。唯独不向他们提起淹没在水下的村庄。

高塘村：溪水一夜，怅惘了她的愁容

爱上地名远比爱上一个地方容易。高塘、梅川、凤溪，三个诗意的地名，从南往北，它们出现的先后次序是：高塘、梅川、凤溪。高塘位居福溪和甸岭溪交汇处，一座“大跃进”时期公社风格的老房子坐落在村口，每回到这里我总要停车休息，在太阳底下望着它的方方正正的大石头建筑，望着它的向外扩张的以表明身份（村公社）的结构。它统共才一底，在门台正面造了楼层，供公社办公用，所以算不上真正的二层楼，门梁两边各对称地开出了两扇窗，每扇窗呈拱形，饰以复杂线条，在那个不讲究装饰的年代里，公社总能出乎意料地从刻板中脱颖而出，经过时间流逝冲刷，若在二十一世纪屹立不倒，简直是个建筑样板了。在村公社门口的石凳上夏天会坐着很多人，他们坐在阴影里望着大路上车来车往，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村民坐在石凳上。高塘村得力于从福溪水库下来的水，一条宽阔的溪流萦绕村舍而去，在溪边造了高约两米的围塘，以抵大水之势。在过去近两个多月的大雨里，高塘浸润了多少雨水，溪边的围塘抵挡了多少次大水的冲刷。离溪最近的一座三层楼小洋房里一位老妇人正在洗衣服，她朝我笑了笑，她熟悉高塘村村民，对突然来访的村外人保持警惕，她的警惕却用意外的笑容来表示，因为我没有以相同的笑容回报她。我诧异于老妇人衰老的脸上仍旧葆有的年轻时候漂亮的脸孔，我无法见到她年轻时候的模样，她刚嫁到高塘村时的美丽面孔，我只能从现在衰老与哀愁的妇人的脸上去推测她的过去。

琯头村：被时间抛弃的码头小村落

我从家里带了一张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出来，到乐清最南的小村：琯头。琯头曾经繁荣过，在温州大桥还没有开通前是乐清人去温州城的必经之路，也是乐琯（乐成—琯头）运河的终点。琯头村与温州只隔了条瓯江，琯头码头渡轮异常繁忙，轮渡上有叫卖狗皮膏药的和蟑螂药、老鼠药的，明知骗人的把戏，偏偏有那么多人愿意听，愿意受骗，渡轮上实在太无聊，看瓯江黄澄澄的海水也无趣，骗与受骗的关系建立起来了，无聊的时间也就容易打发过去了。1996年温州大桥建成开通，渡轮少了，多年后古轮渡停止了运行，开车或坐车直接从瓯江上面飞驰到温州城，琯头被速度抛进了时间的深处。二十多年后，当我再次开车来到琯头码头时，它的荒凉如同海边生长起来的芜草，在海水的吞吐下荡漾开来，直到那条叫横春路的大马路。码头候船室已被砖头封堵上了，门窗被钉死，我从一条砖缝里挤过身去，可以想象当初候船的人们听到船上岸的铃声蜂拥而进的场面，而今只我一人，在破败的、抛满了旧物和砖石的房间里游荡，我饶有趣味地拍着废墟，正午的阳光笔直地打下来，在窗户下面投下了阴影。从堤坝开的口子上下来，一条钢筋栈桥从陆地通向船只。我站到了温州大桥底下，平时我开车以每小时100码的速度从桥面上飞驰而过，此刻我站在大桥的阴影里，桥面上运载货车驶过，它们在我头上三十多米的高空飞驰而过，我只看见高出护栏的半截车厢，车行驶到江面上速度降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段爬坡过程，车到斜拉式桥面，桥身离江面的最高处，缓缓落向两边。每次我开车到温州大桥最高坡总是紧张不安，速度与高度造成的紧张在身体蔓延开来。在离大桥百米余远的地方有一个船只停靠点，一盏灯，一条伸出江面的水泥路面，这个停靠点比琯头码头还要古老、简陋，它为从七都岛上来的船只提供方便。三个青年坐在堤坝上，他们坐在大桥的阴影里，他们什么也没做。横春路正对着堤坝，房屋一半崭新，一半灰旧，正午的阳光在灰旧一排的房屋下面拖出一条阴影来，一位妇女坐在新房屋檐下，妇女从青田来，她用青田口音回答了我。她回答了之后继续坐在阳光下修剪指甲。一个老大爷坐在老屋的天井下，他也不是琯头人，他说自己是外地人，住在横春路。整条横春路上冷冷清清，除了停靠的几辆汽车外，没人走动。一座大屋子内响起搓麻将的声音，一个男子走出来，他用很警惕的口气问我，在知道我并不是举报他们搓麻打赌后说，老屋都在那头。他用手指了指街里面。横春路是琯头村最繁华的街道，它毕竟是一个靠海小村落，有价值的大户人家不多。我进入一座老屋，门口一张小桌子摆了几个菜蔬，主人好像刚刚放下碗筷离开，我踩在嘎吱作响的木楼梯上，抬头看见“张庆芳”几个字用黑色水笔写在一个电表上，没人出来。他们正在房间里午睡吗？他们不怕外人进来拿走东西？说实话，屋子里根本没有值得拿的东西。在过去的农村老房子里屋内是不用上锁的，最多到晚上用一根木头闩子顶在门后面。一个理发店里，两位年轻男子无所事事，神情呆滞，店外面一位胖女人坐在摩托车上低头玩着手机。屋檐的阴影，小阳台的阴影，电线杆的阴影，晾衣架的阴影，鸟飞过的阴影，一只猫跑过落下了阴影，阴影布满了横春路。横春路外面，琯头山的风水宝地，椅子坟满山遍野，它们晒着初夏太阳的暖儿，朝向瓯江。

桃林村：总有一场落日在等你

如果你手头有一本1987年版《乐清县地名志》，刚好指着第67页上一张仙溪镇地图，会在两溪（砩头溪、仙溪）交汇处找到“桃林”两字，黑字体的“桃林”盖过了名气甚大的“南阁”——乐清唯一保存的明清牌坊。一条大溪，一片林树，每天傍晚太阳“过河入林”，在西部缓慢落下。

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举目西望天空，总有一场落日在等你。看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落日又那么难，先不说周边建筑物的干扰，你得爬到一个有高度的山头，撇下有碍观赏落日的建筑物，你要有一颗闲心，放得下一切杂事、杂念，然后对自己说，我要去看一场落日了。

2月16日下午我从福溪水库回来，途经仙溪大桥，突遇日落后的壮观场面，太阳从西面的群山间落下，它的余晖在仙溪上空演绎，溪水宁静如同一面古老的铜镜。天空有多少种颜色，溪水就反映出多少种颜色，两岸树林向着日落的方向层层铺开，最后到达西的终点：一座桥，一个塔。太阳落下去的山上有一个缺口，像火山口，所有的山沉默着，为之守情，为之永恒。

第二天下午，我又从家里出发了，向着桃林日落的方向。四点二十分，太阳正往西运转，离日落大概有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必须在五点二十前到达昨天站立过的仙溪大桥。从家里开到上高速，我用了十五分钟，这段时间车辆繁多，但还没有造成路堵，一上高速，我拧开了音乐，理查·施特劳斯《d小调钢琴与乐队滑稽曲》，全长二十分钟，刚吻合我开完从乐清到雁荡山一段高速。《滑稽曲》前面几段强烈的钢琴，敲下去的定音鼓似乎为我这次追赶落日加油，我心跳稍稍加快了，一边观察周边的汽车以便超过它们。这条高速上平时多运输的大卡车，刚过完年，卡车司机还没上班，小车很多，超过小车比大卡车方便，但你要防备后面的车辆，同时要保持车速100码以上，太阳此刻在我后面。四点五十六分下高速，这个时间在我预料中，再开十五分钟我就能到达仙溪。我又情不自禁看了一下太阳，它的光辉弱了许多，几个山头投下大面积阴影，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乎太阳，因为我要追赶它。从雁荡高速下来一路非常顺利，五点十分到达仙溪大桥，太阳刚好运行到离山头约一尺高的地方，在大桥上找好拍摄点，调好三脚架，摆上相机。太阳西落，它用了九分钟的时间到达山的火焰口，只用了约一分钟的时间完成落日，我延长拍摄，让照片有更多的曝光时间，做得比昨天更加从容。

我曾在鹰嘴冈目看过落日，在“小瓦尔登湖”、杭州西子湖畔、台湾高雄、海南岛天涯海角都看过。为了一场错过的落日“昔日重现”，这是第一次。当右岸南阁村收敛最后一抹光，有人在溪边滩头点燃了一堆柴火，隐隐的，看起来像萤火虫，好像落日最后的叹息。

（选自2020年第10期《文学港》）

原刊责编 赵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