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镕淏

一

满怀期待地，我从一座岛漂到了另一座岛。

2019年夏天，我从UCSB交换到香港中文大学，开始为期半年的交换生生活。事实上，UCSB不能算作岛，它是美国西南海岸线上的一个“点”。只是，校园的海边有一面小湖，几乎与海面齐平，在海与湖的中间有一个隆起的小山包，将湖与海阻隔开。这小山包，就像是一座孤岛。

大一时的宿舍临海，我步行上课都要经过这座岛。每次经过都会望着它出神，仿佛魂儿也飘到了岛上，成为岛的居民。漂浮在岛的上空，前面是人声喧哗的美国校园，伸手向前探，眼前的景象倏地模糊了，像水蒸气扑在玻璃上，蒸发了重量。我失去重心，在空中翻滚。背后，是渺茫的太平洋。海风无止地威严地低吼，封住了我的耳朵。向海望去，满目苍茫，不见对岸。

于是，我逃去了另一座岛，香港。

二

惊艳的一瞥，一条长长的麻花辫。香港向我打了个亲切的招呼。

在宿舍大堂负责交换生入住的姑娘，估计是本校志愿者。一个白人女生排在我前面，跟她用英语交流。我歪脑袋向前探看，只能瞧见志愿者姑娘面部的轮廓。皮肤清亮细腻的白，脑袋圆圆的，不像是香港本地人，我踌躇了，一会儿该用什么语言与她交流，广东话我说不利索，普通话似乎又不合适说，还是英语最保险。于是，轮到我时我讲了英语。只是对着亲切的国人面孔说英语，像戴着面具演戏般别扭，反而说得磕磕巴巴了。

姑娘倒是不在意。办完手续，姑娘站了起来，盈盈转身，“我带你去电梯间吧。”还没来得及诧异她的特殊对待，我被她身后悠出的辫子吸引住了。姑娘个儿高，辫子长及腰部，却一点儿也不粗，细密地扎成一环扣一环的麻花辫，轻轻巧巧的，随着迈步一甩一甩。姑娘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后面。我被拉回朦胧的记忆中，追溯这似曾相识的美。脑海中浮现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的招娣，消隐出《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米兰，都是沐浴在阳光下的不可捉摸的灿烂。现实生活中，要追溯到小学时的女同学了，辫子应该是她们的爸妈或爷爷奶奶扎的吧，打小学后，再没见过麻花辫了。在香港，重新唤醒这些纯朴的影像和记忆，十分意外。

思绪绕了一圈，才反应过来她改跟我说普通话，“诶，你怎么知道我是内地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回头看我，圆圆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清澈而真诚，“你是哪里人呀？”

“广州的外省人，不太会说广东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你的普通话说得好标准啊，你是本地人吗？”

“我算香港人吧，很小的时候一家人从杭州搬来香港，但是对杭州没什么印象。”

“那你有回杭州看看吗？”

“有，偶尔过年的时候会回去。深圳倒是经常去，去吃海底捞喝喜茶。”她羞涩地浅笑。

电梯到了，我告别辫子姑娘。上到五楼，找到自己的房间，用房卡开门，却折腾了半天都没能把门打开。无奈，只好下楼求助辫子姑娘。

“哎呀，我带错路了！这栋楼有两座，你是在另一座的523。”她的眼睛笑起来还是圆圆的，很认真的样子，“你的行李呢？”

“留在楼上了，我还以为是房卡的问题。”

“别的志愿者吃完饭回来了，我可以去帮你搬行李。”

我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行李不多。”

最后还是一起上了五楼。一路闲聊，她问我专业、在美国的感受、为什么交换来香港。我本来很抗拒回答这些问题，面对这扎着长长的麻花辫的姑娘，我却打开了话匣。

走入五楼的走廊，“你就一个小箱子啊？”

“对啊，我家在广州嘛，周末可以回家，没必要带太多东西。”我快走两步，拉起箱子。

“对哦。离家近就是好啊。”

和她在电梯间等电梯，我侧头望向窗外，看见榕树垂下丝丝缕缕的须。我顺着榕树须荡下，回到了另一段榕树旁的懵懂与温柔。

初中校门前，早到的我在等校门开。学校门前的路上种满了榕树，蝉在树上不安分地叫。广州多云的午后阳光是轻盈而明亮的，从榕树叶的缝隙中流下。路的一头班长走了过来，马尾辫一跳一跳的，挥手和我打招呼。我点点头。班长是个活泼的女孩子，我和她只有在抓纪律的时候才有交集。她本应与我保持合理的距离的，却俏生生地走近，怪嗔地说，“怎么衣服领子都不弄好啊。”就要伸手帮我整理领子。我吓了一跳，想向后退步。可低头瞥见她专注的目光，感受到衣领的翻动，又不忍心后退。心随之悸动了一瞬。班长已经退开了，抱着书望着地面。几年后，我才在听着《那些花儿》的时候拾起这个小插曲，于是瞬间满面通红。

说得好听些，我比较单纯。随着年龄渐长，单纯越来越等同于落后了。单纯的我在留学生里，就像是笨拙的人被拽进了恰恰舞池，参与这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游戏。一不小心就撞个满怀，然后羞得掩面跑开。留学生里，偶有某某在国内有一个男朋友，在国外又有一个男朋友之类的花边消息。大家都是飞到遥远地方的鸟儿，渴望有个能够依赖的对象也是人之常情。只是，我身边的世界仿佛是一瞬之间变得如此光怪陆离。我有些害怕，宁愿悬在半空中旁观。男生，还是做一棵树的好，根深扎在泥土里，小鸟可以在树上搭巣。可我更像是一阵风，从广州乘着洋流到了美国，也不知下一站命运会把我召至何处。

我与辫子姑娘告了别。她在前台跟我说，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她。问题自然是没有了的，可她第二天就不再出现。我想，学校也不过这么大。但我再没有在香港见到这个姑娘和有着这样辫子的姑娘了。

三

开学了。

开学前空荡荡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上课必经之路上的几座广场，原本干净得反光的门、地板和墙壁上被喷上了狰狞的黑色涂鸦。刺鼻的油漆味和攻击性的大字张牙舞爪，环伺着每一个经过的人。没过几天看到保洁阿姨趴在地上、佝偻着腰对着墙上，清理这些涂鸦。于是涂鸦更新得愈发勤快。到后来更有“擦一条写十条”的赌气话和对保洁阿姨全家的诅咒了。

空白的校园被填充成黑色。课堂、食堂、校巴，随处可见穿得一身黑、戴着黑口罩的学生。宿舍里，同样穿着的学生在逼仄的走道里，冷冷的灯光下，冲刺着打闹。他们迎面冲来，像锁定猎物的忍者，下一秒就要刺穿目标的咽喉。于是我在宿舍走路习惯了听声辨位，也学会了在狭小的空间里辗转腾挪。

我所在的宿舍楼属本地生最密集的片区，所以黑色也更密集，密集得有点让我恐惧。我担心会因为我那“一眼就看得出来”的长相而受到攻击。于是每晚在卫生间的小隔间里，在头伸向莲蓬头下前，都要仔细听听周围的动静，做好一番心理准备。

“咚咚咚”，房间的门第一次被叩响。门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男生，踢踏着人字拖，头发该是刚洗过，散在头顶，一直用手撩拨。

“下来玩牌啦，大家都在一楼，有好多人噶。”

“好。”我以最简单的粤语做了回应。男生继续一扇接一扇地敲门。

我还在犹豫的当口，男生又转回来了，大剌剌地推开房间的门，斜靠在门框上，手往楼梯的方向挥挥，“走啦走啦。”

一楼，已经有二十来人分别围着两张桌子坐在沙发上了。我挤在沙发的一角，手肘撑着大腿，前倾地坐着。由于是新面孔，我成为焦点，坐在旁边的人热情地攀谈起来。起初，我打算挑战说粤语。可是脑袋里组装好的句子跑到嘴边就散了架，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他们的目光灼得我脸颊微微发热，实在不好意思让他们受我这醉汉梦呓的折磨，还是换回了普通话。他们大概都能听懂普通话，只是不大会说，与我的粤语水平相当。他们推举出两个普通话说得好的同学坐我旁边。这两位的模样很香港，说的普通话非常流利但带有浓重的香港口音。

牌过两轮。正打算找个说辞回房，坐我旁边的普通话小哥拍拍我，“等我们一下，我们很快回来。”于是过半人都起身往门口走去。门口传来凶猛的喊口号的声音。我拿出手机，一看，果然是十点，每晚十点是他们喊口号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离喊口号的人这么近，我坐在沙发上不知所措。平日坐在房间里，都能从声音里看到他们脖子上暴起的青筋。而现在，声音砸在脸上，却看不见他们的人。几分钟后，他们回来了。“来，我们继续玩啦。”小哥脸上挂着和气的微笑，挥挥手招呼我，声音平静得让我费解。

同时，事态仍在发展。我的小小世界却像是与外界脱节似的波澜不惊。终于，十分惊奇的，一天夜里一点，我躺在床上就要入睡，依稀听到楼下一个内地生和一个本地生在争论。我翻身下地，弯腰从百叶窗的缝中望下去。看不到想象中手舞足蹈的两人，只看到好几个身着黑衣的人面对着宿舍门口来回晃悠。侧耳倾听，两人不愧是港中大的学生，有理有据，是一场精彩的立于事实的辩论，我不禁暗暗为内地生加油。要是我面对这么多人，还真不一定有勇气跟人争。当然也因为我之前并不关心，对这些事情所知不详，就更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着听着，才发现他们在用普通话辩，本地生一急就有点结巴。再听下去，可能他们使完了浑身解数也不能说服对手，情绪愈发激动，嗓门愈发大而接近于嘶喊了。他们一句一个“相信”，反问句像炸药一样被来回投掷，“你为什么不相信……？”“你为什么不能相信……？”

搓麻将“骨碌碌”的声音，一波又一波，巨浪一样拍来，将争论声拍得灰飞烟灭。

我倦了，倒在床上，可又被麻将声压得喘不过气来，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风扇。

四

我来往于穗港两地的生活几乎没受影响，其他交换生却陷入煎熬。冲突多在周末，他们不敢出门，只得缩在宿舍里。学校为员工的安全考虑，周末食堂关闭，交换生们又要提前囤好方便面和面包以免绝粮之困。我是幸运的，大学到罗湖一段港铁未遭破坏，周四晚上就潇洒回家，周一早上返回。只有在每个周一中午回到学校，看到墙上的斑驳，地上的狼藉，视线被吹飞的海报糊住时，才确信发生了什么。

我在学校尚能让自己身处事外，可在港铁里却目睹了一次令人哭笑不得的小冲突。

一个周四傍晚，我匆忙收拾好书包，到食堂囫囵吞下一碗烧鸭粉，跑到港铁大学站。

港铁里人很多，近似于广州地铁的程度了。大概出于提早关闭的原因，人们都挤在傍晚这最后几趟车上。横杆上是密密麻麻的手。人们各自用手攥着横杆，像沉在水里的人抓着浮着的圆木，稍一松懈，人就要被卷走。我看看那些埋在手机后面的麻木的年轻人，看看那些皮肤和衣服一样起皱的憔悴的中年人，看看那些妆容精致但隐约透露出委屈与疲惫的女人，他们都随着车厢一起起伏，飘流在漫天霓虹灯的夜空里。车厢里风很大，人们被风刮走了，刮去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我突然觉得茫然，我不知道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有家。家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

我累了，坐在车厢门口一个空出来的位置，头靠在窗上，枕着风声打盹。

身后一声炸响，“你头先讲乜野？”

坐在我斜后方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义愤填膺地指着站在我前面门口处的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

“我讲嘅系我朋友嘅事，唔系我嘅事。”丈夫神情紧张。

我自然没有注意夫妻俩之间的交耳，但风把只言片语送进我耳中。稍加回忆，他们讲了这么一回事：一个人从香港过关去内地，带了两个榴梿，榴梿被海关没收了。丈夫气呼呼地抱怨，“咩政府啊，连榴梿都不让带！”

“你点可以为咗两个榴梿骂政府啊！”老人的怒喝招来了车厢里所有人紧张的目光。

“我讲咗这件事发生在我朋友身上，唔系我。”

“是你在哩都骂政府。我不管发生在边个身上，我只听到你为咗两个榴梿骂政府。”

“系。就系我讲的，甘又点啊？”

“丢你老母！”老人情绪有些失控，左手使劲地握着前排座椅靠背，像是准备站起身。

“想点？系唔系想打交？”丈夫卷起了他的袖子。

老人沉默，狠狠地盯着那位丈夫，也撸起了袖子。

我被夹在两人中间。我怎么也想不到，暴力事件会发生在即将到站的地铁里，发生在两个普通市民身上。从车厢里窜出来的一个一身西装的年轻人解救了我。“冷静！冷静！不要打交！”他挡在两人之间，张开手臂。他对老人说，“我哋唔好纠结哩滴小事啦，好唔好？车快到站了。而且，系你先‘丢’人哋老母嘅，你都有错在先。”

年轻人的几句话显然火上浇了油，三人手臂架着手臂，纠缠在一起。列车减速，停在终点站。车门打开，我抢先跳下车。那三人围成一个圈，也跌跌撞撞地转了出来，像一只陀螺，嗡鸣回荡在空气中，转啊转，转啊，转……

五

十一月中旬，周一早上。往动车站赶的我站在地铁里，收到了学校的邮件，“本学期结束”。这句简短的话后面巨大的张力，几乎把我的手机撕裂。我连忙向交换生朋友询问情况。他发来一段视频。操场上有一辆车，车身燃着火。爆炸，随后黑烟滚滚。他说，昨天下午开始，学生在港铁站旁的操场处，以弓箭和标枪与警察对峙。学校的另一个入口，一座小桥，双方僵持不下，车辆无法通行。又发来一张照片，漆黑的夜。照片中间是一堆妖艳的火，火舌将有一人高，照亮了四周的地面。地面上布满石头、钉子和玻璃碴。他在语音里声音发虚。他们当晚想尽办法逃出学校，终于在凌晨联系到深圳的志愿者。可是出入口都被堵住，怎么接上成了问题。他们中有人知道一扇偏门，带他们去碰碰运气。偏门畅通，走出去竟是一片开阔的田地。他们穿过田地，走回到大路上，在路边等了两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多，志愿者把他们接到深圳。他听说他们离开后，有媒体报道了他们成功撤离的事，于是那扇偏门也被堵上了。

我在香港的学生生活就这么戛然而止。

我突然想到辛笛《再见，蓝马店》的一句。“再见，是祝福的意思”。我本要在课上做关于辛笛的诗歌的报告，如今也不需要了。

我们的生命里满是祝福，真好。

六

一月初又回到美国。回到那种每天只用面对自己，忠于自己的喜怒哀乐的状态，感觉轻松许多，反而像是与熟悉的地方久别重逢。大三与三位朋友合租一套房，都是大一时已经认识的旧友。同房间的舍友是深圳人。他在我之前，大二就在港中大交换一年，而且我们都计划着三年毕业。我们便是知根知底、无话不说的人了。与这样的人度过留学的最后半年，舒心。可是最终也没能待到半年。

回去后不久，国内暴发疫情，美国自然是无人在乎。隔壁房间的舍友比我们年长一两岁，北京人，也许有当年“非典”的记忆，对疫情非常重视。他早早就备好了我们四人的防护用具。后来美国开始有确诊，他就要求我们进学校必须戴口罩，每天一换。在家里也设了岗哨，进屋必须用酒精把自己和书包喷一遍，再认真地洗手。

我虽然遵守舍友的规定，但内心其实不那么紧张。湾区和洛杉矶是有确诊，可是我们学校在海岸边上，一个人不多的小镇，应该危险不大。就这么到了三月，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栋兄弟会开趴体的房子里，多人疑似，小镇上也查出确诊。此时这学期只剩两周，学校宣布剩下的两周改为网课，考试改成网考或论文。于是我们四人在一番大采购后，闭门不出。我们准备做两三个月的“鼹鼠”。

“UCSD下学期改网课了！”舍友突然振臂高呼，从床上跳了起来，跑到客厅里兴奋地转圈。

“下学期也是？真的？”对着电脑为论文发愁的我跟了出来。

“真的！还有××大学也宣布了！”

“应该是他们学校里有确诊了吧，我看我们学校这状态不像下学期要上网课。”

“好多学校这两天出公告，我们学校应该也快了。”他笃定地说，“怎么样，要是改网课我们就回国吧？”

北京舍友也闻声来到客厅，“怎么，你们想回国？”

我：“要是下学期改网课是可以回国。我们都是最后一学期了，回国上完一学期网课就毕业了，也不用再过来。但是，国内应该更不安全吧。”

北京舍友：“那倒是，你们快毕业了是可以回国。至于安全，你在美国待着只会更不安全。就是路上非常凶险，你们得小心。能直飞，千万别绕。”

舍友：“嗯，LA没有直飞深圳的航班。”说着，就回屋查起了机票。查到一班3月29日在香港转机的航班，舍友当即买下，还怂恿我一起。我说，还是等学校的公告出来再定吧。

第二天早上刚睁眼，就听到“学校发来邮件了！”学校的说法很不明晰，网课上至四月底，之后视情况或恢复面授。我心里又犯嘀咕了，这个说法八成要恢复面授吧。

“信我，不可能的。就算恢复了，你跟他说你回国了，他也不会拿你怎样，还会让你上网课的。”

想想也有几分道理，就买了29日香港转机的票。美国留学的句号，突然地迫近了。

等到美国晚上，国内白天，把回国的事情向我妈汇报。

“你跟你舍友说，广州机场是一个集中点，会有大巴送去深圳的。我建议你们还是买直飞广州的机票，而且越早越好。”

遂退票。我还在赶论文，舍友查机票，最早的要到4月3日。没办法，只好买下。

自那之后，每天夜幕降临后，舍友都要跟他妈妈、他女友和他女友的妈妈通电话。两位阿姨跟他嘱咐路上的注意事项。舍友的妈妈神通广大，在防护物资已经高度紧张的当时，还给我们寄了两套防护服。加上我们网购的护目镜、手套和早早囤好的N95口罩，便凑齐了全身装备。他和女友高中认识，在一起好几年了，感情很好，自然是不聊到两三点绝不睡觉。他跟女友对着手机亲昵，我窝在被窝里听着窃笑，他女友不好意思了，“你舍友还在旁边吧。”“没事，他人很好的，让你见见我舍友。”舍友举着手机转过身，手机对着我。我只好收敛表情，从被窝探起身，对着他的手机打招呼。

我妈督促我多刷刷网站，说不定有更早的机票。没想到还真让我给刷出来了，3月24日还有余票。不知是出于写论文的拖拉，还是对留学生活尾声的依恋，我犹豫了。最终还是告诉了舍友，舍友高兴地跳脚，“赶紧抢啊！”

疯狂地赶完论文，收拾好东西。23日晚上，在网上再次确认行程，发现24日往后的航班绝大部分停飞了。

24日，北京舍友开车送我们去机场。出发前，我们两人在学校里逛最后一圈，与学校告别。

校门、图书馆、教学楼、塔楼......匆匆走了一遍，拍了几张照片。我拉着舍友回大一住的宿舍看看，我的目的是最后一次走上那座孤岛。

“这里可以走吗？你认识路吗？”我们从宿舍出来，到校门与北京舍友汇合。我拉着他从岛上绕过去。

“放心，能走，我熟得很。”

离开的这天，又是一个雾天。大一开学的那一天，也同样是雾天，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我在第一天上学的路上，收到爷爷离世的消息。加州的雾天很少，可我只记住了加州的雾天。加州的雾天是有层次的，天上是线条分明的云朵，绝不是单调的色块。这一点上，美国的天倒似中国画般细腻，而中国的天却像油画般模糊了。云朵自然是灰白的，仔细看去又能瞧出点淡淡的靛蓝色来。也许是校园在海边的缘故，雾天里雾气格外地重，凝结成丝丝缕缕的形，遗留在空中。地面亦是灰白色的。雾气笼罩着我，让我分辨不出天上地下，只知道漂浮其间，宛如仙境。移动则必定穿过雾气，雾气渗入体内，依附在皮骨之间，我感到一股郁结的凉。我想到了《西游记》电视剧里的天宫，大概便是这般光景吧。这三年的留学生活，便是漂浮在云雾间，不上天也不着地，逍遥自在。想到此处，竟想永远留在此间，眼前回国的事都抛到脑后了。

“你回家之后，第一想吃的是什么东西？”舍友的话把我拉回现实。

广州。家。吃的东西。我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麦当劳。

那是我家门前路上的麦当劳，打我有记忆起就在那里。现在门前的美食一条街，当时还一家店都没开张，一路上都是空洞的毛坯店面。爷爷牵着我的手在这条路上走。一路上我跳进那一个接一个的门洞，一落地就“哈”地大叫，回声就“哈”地传回来，我被逗得咯咯笑。走到路的尽头，就是那家麦当劳。爷爷每天去幼儿园接我，都给我买炸鸡腿吃。直到有天妈妈把蔫头耷脑的我送进医院，发烧、扁桃体发炎。妈妈埋怨爷爷，爷爷委屈地说，淏淏喜欢吃嘛。发烧的痛苦我不记得了，炸鸡腿的香脆我也忘却了，我只记得拉着爷爷的手，在那条路上走着，跳着，叫喊着，大笑着。

如今，门口路上的餐馆换了一批又一批，路口的麦当劳还在开着，成为老字号了。

爷爷走了三年。收拾相册，翻出很久以前的全家福，相片里的爷爷竟然与我记忆中的样貌不同了。三年，他的音容笑貌就已经模糊了吗？

站在小山包上，面朝澎湃的太平洋，我许下一个愿：做一个热情的人。

回国了。我从隔离酒店出来，春风拂面，路的两旁栽满了树，树上生出了嫩绿的新芽，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因为我知道，我也相信，风一定会往那最温暖的地方去。

（选自2020年第10期《湖南文学》）

原刊责编 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