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扬

崔氏兄妹青岛人，他们的父亲以前是青岛著名民族企业家，且是地下党员，在青岛的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均占一席之地。那时他借运输业的方便，曾由青岛向解放区运送药品和紧缺物资，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做出贡献，后来他先将自己的企业以及位于齐东路的“豪宅”献于国家，曾出任青岛市轻工业局局长。“文革”期间却遭受不白之冤，坠楼自尽。我和崔先生只见过一面，在他轻工业局局长任上时，那是在青岛湖北路他的家中。崔先生个子偏矮，带一副深度近视镜，穿一件蓝布中山装，一双磨出白茬的棕色旧皮鞋，上衣口袋装一个厚重的硬皮笔记本，由于本子边角和口袋长期摩擦，使得口袋被磨出两个洞，本子的两角露在外面，此风度给我终身留下印象。崔先生话语不多，表情流露着随和及谦逊。午饭时老伴从副食店打来零散啤酒，我和他们共进了午餐。在崔先生生育的子女中，名字都带“承”字。其中有四人，或为我的朋友，或有接触。

承珣是崔家老三（后改名程珣）。跟我是中戏（中央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我们同读于舞台美术系，在校五年间他和我始终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友谊。那时他依靠自己的悟性和早年对“洋艺术”的接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们虽然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对艺术的认知他是远远优于我的。我出身“村野”，接触艺术较晚，早年在我不知油画为何物时，承珣和他的兄长就在青岛海滨用英国狗牌颜料画写生了，然后就在自家客厅举办兄弟画展。他的中学是在北京读完的，毕业那年正值抗美援朝。他曾报名参军奔赴朝鲜前线，在中戏读书时是他复员回国以后的事。承珣凭着他政治业务双优的资质毕业留校，是我们这个班级唯一一名留校任教的学生。后来，他不仅担任着高班的专业课，还曾和著名导演孙维世合作，为中央实验话剧院设计《黑奴恨》（即欧阳予倩所作的《黑奴吁天录》）。此间还曾几次约我同听孙维世的导演构思和演出外部造型的艺术主张。可惜好景不长，1964年在他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由于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被学校“双开”下放至某省，再不久又被诊断出精神方面的问题被遣送回青岛原籍，那时他已经结婚生子，婚姻也以离异而告终。我曾赴青岛看望被遣送回原籍的他，他只身居住在青岛“浮山所”海边一间用石头垒起的小屋，屋中有石块垒起的炕，炕上挂有几块空白的画布，使人想到他曾与艺术的渊源。那种被绷在木质内框的空白画布本是艺术家必备的物质之一。我和承珣席炕而坐，他对此环境不显一点沮丧之态，他问我还作画吗，我说还在画，他说你不用再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空白的画布上看什么有什么，不信你看看，他让我盯住画布仔细看。说时，他早已盯住画布，不动眼珠地激动着感叹着。此时我才觉出我这位朋友，莫非精神真出了问题。中午了，他下炕捅开一个小小的煤球炉，煮了两把干面条，却无任何菜码和调料，只在锅中滴了少许酱油，但用餐形式却使我大为吃惊，他从炕上角落拽来一个不大的木箱，从箱中取出一块挑花的亚麻台布、两个西餐大盘、两副银质西餐刀叉，然后他又将餐具按规矩摆在挑花台布上，将面条盛入大盘，那餐具自然是他家早年的旧物了。此时你就想起早年他在青岛海边用英国颜料画写生的经历。你也才想到一边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边是绣花台布银质刀叉……莫非这就是承珣跌落在青岛海边的内在原因。那时分析任何事件、任何事物都要带着阶级观点的。我又想到在学校时承珣也发表过不合时宜的言论。1960年“大跃进”过后，国家粮食匮乏，农村大办食堂更是无粮可吃，于是便有“能人”发明出“增量法”的饼子，称：将玉米或高粱面粉先用开水烫过再焖盖多时，同等分量的面粉蒸出的饼子会增大许多，此法还曾见诸报端。许多人都为此法拍手叫好时，承珣却有相悖论点，他说根据物质不灭定律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此言虽属“异论”，当时只受到过当众批评，并没有碍于他的前途，据说他在被“双开”时还曾有人联系过那时的言论，那是他的“前科”吧。

两年后我再去看他，他搬了家，住在市郊一个村子里，房子也有了改善，原来挂在墙上的几块空白画布涂了颜色，画面上有人也有海，我听他断断续续讲着我似懂非懂的构思，使人想到北欧画家蒙克的人物造型，“悲剧”式的艺术倾向，但那时他的背驼得厉害，不停地抽烟，咳嗽。

又过了一年，当我再计划去看他时，青岛有人告我，他已去世，时年六十二岁。

与崔家老三承珣相比，老大崔奇（原名崔承琬），却有着和老三不同的风度，他为人严谨，思维敏捷，生活也条理分明，是我国一位资深的报人。我由承珣引荐，常到他家中看望，我们称他为崔大哥，那时他任职《人民日报》国际部，住东四十条报社一座宿舍楼里。走进崔大哥的书房，便可得知他是一位涉猎广、学者型的干部，尤其对艺术和音乐的见解，远在承珣之上，他随手从有序的书柜中抽出一本外文画册，讲述同是古典主义的画家安格尔和大卫特的不同，把这两位同属古典主义的画家再细作分析。当他谈起另一些画家时，便从一个大纸匣子内，抽出一张张零散的印刷品，同你“身临其境”地谈起该画家们的趣闻逸事，好像他是一位专门收藏西方绘画印刷品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而对于音乐他也是一位古典音乐唱片的收藏家，他信手把一张43转的唱片放于唱机，告诉你这是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某个乐章，其中描写的是舒伯特正在和他的恋人写信……

当然对于艺术和音乐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他的职业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一位资深记者和编辑，他常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与国际形势有关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一篇名为《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说明了什么》的社论，便是出自崔大哥之手，那正是肯尼迪当政时期。而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大论战的那几年，他曾被选入康生主持的写作班子里，执笔写过“九评”的哪一评。有一次承珣带我到他家吃饭，崔大哥直爽地告诉我们他执笔的这一评哪一天将见报，让我们注意看。这大约是崔大哥在新闻行业做事最得心应手的时期，这天他还拿出康生为他写的墨宝。那是康生用毛主席两句诗词组成的一副对联，上联为：六月天兵征腐恶，下联为：无限风光在险峰。边款为：崔奇同志正字，康生左手。康生用左手写字是人所共知的，但“文革”来临时，崔大哥要面临两种考验。面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他的立场要做出选择，于是当他的父亲崔老先生在青岛坠楼自尽时，他不仅拒绝赴青岛奔丧，同时还发去一封极具“时尚”的电报，称父亲的死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哪知就在这时他还要接受运动对他的冲击，比如他的家被造反派抄过后（他那些画册和唱片），家中还挤进一家工人阶级。一天我去看他，只见他在那个两居室的宿舍里，正接受着那一家大人叫、小人哭的局面，我们尴尬地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就做了告别。

“文革”中，因我在五七干校与崔大哥联系很少，只道听途说他在那场多变的政治风暴中为那张随着形势多变而变化的报纸，做了一些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情。“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时，他自然也会受到些牵连。

和崔大哥再见面时已是“文革”之后，国家万物复苏。当时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首次个展，请他来参观，此时他正因病住院，但还是抱病前来，此时的崔大哥已显出老态，苍白的头发少事修理，腰也弯下来，在参观完展览后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了一件事，是关于他的四弟承瑶的。

崔家老四承瑶20世纪50年代被公派留苏，在莫斯科攻读人类学，我们只在他的一次回国度假时见过一面，承瑶一表人才，长相比其大哥崔奇三哥承珣要有“派”。在他回苏路过北京时，晚间承珣约我和他一起到地安门大街马凯饭店吃晚饭，在饭桌上承瑶为我们讲到人类学是怎样一种专业，以及人类学如何应用于现实社会。说，一次苏联警方发现一具腐败尸体，并抓获四名嫌疑人，在警方判断不定凶手时，请来他的导师帮忙。导师便将死者头部复原，将“人形”置于厅内，遣嫌疑人与人形见面，警方以此观察对方的不同反应，最后准确地认出一个真的凶手。承瑶讲故事生动活现。当他谈到俄罗斯的艺术时，已经宛若一位俄国美术史家了，便使我想到“才貌双全”这四个字。还想到当承瑶回国后，人类学这一学问在国内的展开应用。谁知一年过后，当他应该毕业回国时他没有回来，且无音信。

那天崔大哥在美术馆告诉了我承瑶的事，说，有关部门通知他承瑶在苏联已失踪。当家人再询问细节时，有关部门却不再做回答。

那天崔大哥把我拉到展厅一角，脸色紧张，非常绝密地告诉我这件事，预示着此事还有许多不可之处，似乎关系着承瑶的真实身份。

崔承玉是崔家的长女，年龄和我相仿，和她的四哥承瑶一样，20世纪50年代也被公派留苏，在列宁格勒学习地质学。承玉赴苏前夕，我们也是在崔大哥家中相识。那时的崔承玉修长的身材，穿一身赴苏前的制装，虽算不上美女，但举止常会令人注意，是那种安静稳重的女孩。那天家人在厨房准备午饭（她的母亲专门从青岛来送女儿，还带来了海鲜蛤蜊，亲自做了海鲜韭菜馅饼），我和承玉便打开崔大哥的唱机。一起听“老柴”的一部交响乐。虽无过多语言交流，但崔家大妈却对我们的相识另有心思，并嘱咐承珣告诉我希望我和承玉能够互相通信，当然，此举他也暗示过承玉。因为承玉赴苏不久就在给三哥承珣的信中附带给我一封，当然内容简单，只告我他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旅途后已到达苏联，并告诉我她的通信地址，信虽一般，但在我心中自然也要引起些涟漪的。我按地址回了信，之后承玉和我曾有过多次书信来往，在一次信中还夹带着一张她在圣彼得堡皇村的留影，那时的她身着裙装坐在普希金雕像前的长椅上，模仿着身后的普希金的姿势，照片非常经典，这是我接到承玉的唯一一张照片。

显然两位青年男女的通信和互寄照片，是要由一种“感情”作依托的。但之后我们通信却少了起来，后来也由于各自人生的变化，便中断了联系，再见面时已是她毕业回国时，她被分配在地质部李四光领导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做李四光先生的秘书，对于她的个人生活，承珣曾告诉我，她在留苏期间或许有过男友，这也是我们断绝联系的原因吧，一切已是过去。至今她仍是一人，但我已有了自己的生活，不过借了大哥崔奇三哥承珣的关系，我赴京时还是常与承玉见面，不久她告诉我她已结婚，丈夫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文革”时她也曾去过那个五七干校。

“文革”过后，国内万物复苏，我突然接到承玉的来信，她告诉我将作为交换学者赴加拿大几年，问我能否来京同她告别。我应邀去了北京，当时她住魏公村外文出版社宿舍，她说画家丁聪和夫人沈峻就住在隔壁。在她的家中我也第一次见到她的先生和两个女儿，先生是南方人，讲话不多，也无过多寒暄，我们在房中谈话，他只在厨房务厨，之后我和他们全家四口共进晚餐，饭后承玉把我送至魏公村公交车站。因说话过多，错过了几辆车。谈话中当然也涉及过去我们的交往，在谈到我们中断关系的原因时，承玉表示一切都是由于她的“大意”所致。我说当时我也少了几分“执着”吧。这是我和承玉最后一次见面。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总有一种感觉，她好像有什么心事，家庭的或者其他。后来她从加拿大很快给我来了信，信中有两件事告我：一件是她认识一位画廊老板，让我寄画给她请画廊收藏；二是今后她每月要寄点钱给她的女儿。钱要寄到我处，然后由我代转。我即回信给她，但未接回信，之后几个月内仍无回信，我也未接到过她为女儿的汇款。我赶快给崔大哥打了电话，问承玉的下落。崔大哥告诉我她出事了，她已去世。死在自己所住公寓的卧室中，并告我死因不明，自杀？他杀？均有可能。当家人赴有关部门询问承玉的死因时，如同承瑶的苏联失踪一样，有关部门也未做回答。也成了不解的谜团。世界莫非真有如此巧合之事，兄妹的下落如出一辙，使人思绪万千。而他们的形象至今仍在眼前。

至今我每赴青岛都要去崔家那所房前驻足良久，那是位于青岛湖北路边一所不大的独立小楼房，在青岛的各种洋式建筑中，它实在是一所极普通的民居了，显然它和齐东路上那些豪宅洋房相比是大为逊色的。承珣曾告诉我，他和崔大哥的画展就开在齐东路的洋房客厅里。现在位于湖北路上，这所独门独院的小建筑，年久已失修，从前鲜红的屋顶已有残缺，墙皮涂料剥落着，几个朝向的门窗随意挂着褪色的尼龙窗纱，预示着居住着不同的几家人。门廊里有个水果摊贩占据着，当问及此房从前的历史时，居人都缺乏热情地极力避开你的提问。

（选自2020年第5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