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颜

几声含着警惕却并不怎么凶狠的狗吠，提示我已经进入村庄的腹地。一棵大樟树伸长了胳膊，以一个母亲的姿态，将一座砖混的二层楼揽在它绿色宽阔的胸怀里。

作为店铺兼作坊的一楼，卷闸门洞开着。黄加茂从竹椅子上站起来，有些不知所措地环顾着一屋子的凌乱物什：大的小的纸箱，横的竖的竹子，还有案板上随意摆放的剪刀、锉刀、彩线、麻绳、记号笔、硬纸板……仅余的一小块空地上，也星星点点地撒满了五颜六色的碎纸花。

有二十四年了，黄加茂坐在这样缤纷的物什中央，破竹子、片竹篾、支骨架、画图、剪纸、糊纸，偶尔抬起头来，与前来问话的人攀谈几句。自从二十三岁那年一脚跨进纸扎行业，坐着，便成为黄加茂一生中最漫长最持久的动作。

他清瘦、腼腆、羞涩，从喉咙里迸出的字句少之又少，像个语言的极简主义者，撇除了多余的形容词，也撇除了情感的高低起伏。多数时候，他是沉默的，不动声色的，任凭刀具在竹子上、彩纸上嘶嘶作响，任凭春夏和秋冬的日月，轮流以黑夜和白天浸透琐碎的光阴。世间的波澜和浪花于他，似乎是身外的事物。

他只顾安静地埋着头，从简易的作坊里，制作出一个又一个形状和颜色各异的灯彩，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去民间。

这是石城的民间。灯彩，是石城人割不断的爱恋，是中原汉人与畲瑶土著长久交融绽放的异彩，是生生世世亮在客家人生命里的光。

自秦汉、西晋，至明清，五次战乱，五次人口大迁徙，那么多的惊涛骇浪、生离死别，都在这群山环绕中安歇下来。然而，他们还是要面对那么多无可抵抗的自然之力，虫、旱、涝、风、雷，灾害从来不分青红皂白，也从不怜惜躬身劳作之人的艰辛。人们也说不清，左右世界万物的，是天地神灵，还是妖魔鬼怪？敌不过的，便只能讲和，只剩祈求。

幸而，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图腾。舞龙、舞狮、点亮灯火，祭天、祭神、驱散邪恶，祈福、祈收成、祈家口平安，那些存留于记忆中，渗透进血液里的中原传统习俗，自北向南，跟随人的脚步和思想挪移，渐渐扎根于赣南石城的深厚土壤中。

自南唐初期扎起第一只秆龙灯起，石城民间的灯彩从来没有停止过丰富和发展。歌，越唱越欢快；舞，越跳越繁复；灯，越做越多样。船灯、蛇灯、狮灯、马灯、花灯、风车灯、蚌壳灯、鲤鱼灯、箕笼灯、凤凰灯……人们无节不灯，无灯不欢。石城灯彩，早已脱离了最初祈雨除禳灾的单一意义和用途。以至于，每个石城人都在心中镌刻下“事事当中有规矩，样样规矩不离灯”的文化基因。

2008年，以石城灯彩为内容的“石城灯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种延续千百年的民间习俗，以文化的形式被传承和稳固下来。

我被一只已经完工的茶篮灯吸引。绷得紧致结实的骨架上，装饰着红的、绿的、蓝的、黄的鲜艳彩纸，纸上是“丰”字纹、菊花纹、铜钱纹、水果图，明丽夺目，又各具寓意。每一个接口处，都镶着莹亮的金边，灯的顶端棱角上，各垂挂下一串长长的流苏。底座上，有紧俏的腰身和脖颈，中间却又鼓突着肚腹，将一只大容量的茶篮模拟得惟妙惟肖。

茶篮灯是石城最常见也最多用的灯种，创造的奇思妙想源自于客家人种茶、采茶、制茶的劳动场景。

我想象着一个女子托着茶篮灯起舞的样子，她应该也有和灯一样纤细的腰肢和脖颈，和灯一样艳丽的华服与头饰，和灯一样轻盈的体重及身形，她将一遍遍还原着采茶女灵动的手指、丰收的喜悦，用甜美的笑靥，盛装下一整个春天。

“对面屋子里还有好多，我带你去看。”黄加茂身子一扭，出了门。我跟在后面，忽然发现，他的左脚每一次点地，都比右脚要轻一些。

原来，他少时学过泥水工，却因一次意外摔伤，致左腿留下永久的疾患。他再不能从事重体力活了，只有另寻出路。纸扎于他，是一门谋生的手艺，是一家老小的衣食，是三个子女的学费，是安身立命的倚靠。

一栋三层的楼房，从厅堂到里间，几乎无处不摆放着制作灯彩的工具和材料，完工的和未完工的灯彩。走进一间层层叠叠堆满茶篮灯的房间，我仿佛置身于灯彩的海洋，口鼻眼耳，都被色彩的波浪簇拥。

去年腊月二十八，黄加茂接到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茶篮灯、宝伞灯、牌灯，大大小小，价格不一，共七十八只，总价五万八千七百八十元，需要在今年四月上旬交货。他将自己的生产力计算得清清楚楚，从来不接无把握的订单。

每道工序都是时间的排列组合。

他坐在那张工作的长凳前，一天至少要坐十二个小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将身子安放进椅子里，晚饭过后，又陷将进去，夜里十点多方得歇工。他常坐的那把椅子，已经在身体和竹子长期的亲密接触中，磨得光溜顺滑，像要渗出油来。

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这样的一天，最多可计二三百元收入。材料倒并不贵，他所挣的每一分钱，都由时间换得。而且，还搭上了妻子的时间。

现在，黄加茂的妻子正端坐在厅堂的案几前，为一只半成品的茶篮灯贴上剪好的花纹纸。我问她，做这些活辛苦吗？“还好，比起种田，倒轻松得多，就是要有耐心。”说话间，她将一张玫红色的菊花纹纸撕了底衬，比对着一个长方形格子的空白处，要粘贴上去。

黄加茂眼尖，一步跨将过去，带着责备的声气高声叫道：“贴反了。”妻子讪讪地将手缩回，看了一眼，把花纹纸倒了个儿，重新寻找正确的位置贴了上去。

及时阻止了一次“事故”的发生，黄加茂长吁一口气，好像要将一个技术精湛、直觉敏锐的艺人对帮工不争气的无奈，全都从这口气中吐出来。

我们从灯彩的海洋里抽身，回到作坊，坐进纷乱的竹木器具中央。

春风摇曳着屋侧的樟树枝条，我们呼吸着若有若无的香气，开启了一段简洁却又直奔主题的谈话。黄加茂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竹椅上，并拢着细瘦的双腿，微偏着脑袋，目光极少与我接触。

在成为一个优秀的纸扎艺人之前，黄加茂满打满算跟了师傅六年。

师傅，可不是想叫就能叫的。石城纸扎行业，历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传内不传外。在手工业主导的慢时代，一门手艺意味着家族姓氏生生不息的承继，意味着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能获得保障的生存和饭碗。

规矩为手艺人建构了一堵自我保护的围墙，也为手工艺代代良性相承提供了依凭。

琴江镇的两个纸扎老艺人，都是黄加茂岳父的同学。岳父着急着他的生计，着急着女儿的后半生。他先是找了名气大一些的陈广银，求他收下黄加茂。然而陈广银坚称祖上有老规矩，怎么也掰不开一条缝。

岳父只好讪讪而辞，寻到了另一位老同学陈文桃家。后来，黄加茂成为陈文桃破格收下的第一个徒弟，陈家也因此开了带外徒的先河。再往后，黄加茂又有了十几个师弟。

我猜想，二十三岁的黄加茂，应该比此时还要腼腆，还要沉默。当他走进那间凌乱琐细的纸扎作坊，他对这一门陌生的手艺有过欢喜吗？“没有，”他的眼睛正对着墙面上那一片白，轻描淡写地说，“只为了谋生。”那么直白，那么简单。说得我，竟不由泛起了一丝心酸。

无非因为，纸扎是手上的功夫。无非因为，对于一个受过腿伤的人而言，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职业了。

直到今天，诸多手工艺遍寻不着一个满意甚或说愿意的学徒，那些旧式的规矩和祖训不可避免地日益式微。在20世纪90年代，陈文桃何以答应收下黄加茂，或许自有他的勇气和先见。

他知道，如果家庭内部无人继承，则意味着手艺的失传。失传，是他正在面临的困局，也是今天大多数手工艺行业面临的困局。

一封恭敬书写的“拜师贴”，一个装有一千一百元学徒费的大红包，是黄加茂献呈师傅的第一份诚意见面礼。在“拜师贴”中，他要做出人格上的保证：三年不拿工资，不脱离师门。

第一年，时间都浸泡在打下手和苦练基本功上。破竹子、刨篾子、扎线绳、剪纸、糊纸……无数次重复着砍砍削削、粘粘贴贴的动作，在咝咝啦啦、窸窸窣窣的声响中，把一双手练得熟练而活络。

第二年，师傅开始教他学设计。要按照客户的思路设计出灯彩的结构和样式，计算出尺寸和比例，摹画出完整的骨架图，再依图纸备料制作。从具象到抽象，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悟性。

第三年，黄加茂俨然已是个可以独当一面的熟练工。师傅让他挑头店里的事务，经手把关最重要的工序，也带着师弟们学艺。这一年，他仍然不能领到工资，按照民间的说法，叫做白工。

第四年，出师后的黄加茂，没有选择自立门户，而是留在了师傅店里。作为一名熟练工，他终于可以拿到一份工资，实现养家糊口的最初目标。师傅已然年老体衰，需要他张罗店里的事情，还需要他挑起师门传承的大梁。

“要回报师恩的，师傅的店也要生存。”仍然是不加修饰的内心自白。

我想起了我的二伯父，曾跟随一位外姓的老师傅学做篾匠。每逢大年大节，他都准时拎着酒果奔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师傅亡故之后，他仍时常去看望师娘，直到她辞别人世。

从前，因拜师学徒，两家践行亲戚往来之礼数的，数不胜数。这样的一种亲缘纽带关系，也许早已越过了手艺传承本身。

今天，谁还愿意经历长久的忍耐和等待，为学一门手艺奉上三年白工？许多年以后，陈文桃去世，大儿媳接手了他的店铺。他所带过的若干徒弟中，只有黄加茂能够制作各种精美的灯彩。而那个不肯收下黄加茂的陈广银，如今已八十多岁，再也做不动了。他的店铺关了张，租给了售货商人。

从一片吹打乐和一丛肃穆的面孔中寻找一个人的身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记得黄加茂日常的装束，深棕色的皮衣外套，湖蓝色的水磨牛仔裤，套一双浅棕色的旧休闲皮鞋。虽寡言少语，却并不显得多么老成持重。

可是现在，我不敢相信那个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道士帽，口中念念有词的人是他。在一场名叫七郎醮的庙会里，他是一个做醮事的道士。锣、鼓、钹和唢呐不停歇地吹打着某支传统曲牌，墙上的挂画不动声色地讲述着诸多古老故事，案几上的蜡烛不悲不喜地团簇着密密麻麻的光亮，庙会现场的罗汉灯、八仙灯和各种故事人物正跟随在菩萨后面热热闹闹地巡游。

此刻，黄加茂已化身为通往凡界与天界的那座桥梁，他诵念着冗长的《启请科》，要将天尊请到道场中来，听到并成全人们的众多祈愿。

做道士，是黄加茂灯彩艺人之外的另一重社会身份。

自然，这也是一门谋生的技艺，在纸扎行业同步代代传承着。他说，要背很多经书的。真君醮、七郎醮、后稷、城隍、天符、依公等庙会，每次用到的经书都不一样；《启请科》《莲灯科》《十王科》《过十殿》《快七字句》……每一本都要背到滚瓜烂熟；而他每一次出场做道士，都要完整地诵出相应的课书。

那么多的纸扎徒弟，师傅陈文桃唯独将这一门堪称压箱本领的技艺教给了他。教习的时间，正是他出师后留在师傅店里的那几年。会做道士的人不多了，整个琴江镇找不出十人。再往后，这一身老手艺该教给谁，他还不知道。

石城人对待一个人的死远比生看得更重。请道士，请乐器班，布置道场；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热热闹闹、吹吹打打将亡人送走。这其中，自然也离不开灯彩。四十九盏点莲灯，是最后的仪式。一个生命结束，是石城人最爱的灯彩为之开道，亦为之送行。

每一年，黄加茂都要进入三四十个这样的白事现场。他要做的有很多，扎花圈，装饰灵堂，制作点莲灯，样样都离不开纸扎手艺。而这些，正是他所擅长，所赖以生存的一部分。

我惊讶于一个人角色分身的自如。多数时候，他闷声不响地扎着灯，像一条连泡泡都懒得吐出的鱼。而当他穿上黑色的长袍，坐在那张方桌中作为主事的首席位置，口中汩汩流出的话语，多么像一股奔涌不息的泉。

在那些充盈着悲伤的夜晚，点莲灯的微光于风中轻轻摇晃，黄加茂诵念着《七字句》《铙钹记》《怀胎歌》……这时候，光线幽暗，乐音空灵超脱，人们静默而又端肃。夜色越来越深浓，被大人背着抱着的孩童耐不住困已经睡熟了。他还在虔诚地念，喋喋不休地念，一直念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要不厌其烦地劝解世人，多行善事，勿要作恶行骗。

四十九盏点莲灯，照耀着逝者离去的道路，也照耀着生者处世的敬畏。

一千多年了，灯彩贯穿着石城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贯穿着他们一生的荣辱兴衰。他们举着灯彩起舞，点着灯彩祭祀，在节庆日，在隆重的事件当中，用力和美，用群体的执着，建筑起生命的仪式感。欢乐、祝福、祈祷、赞颂、哀恸，各色各样的情感，无不融进那跳荡的灯火之中。

在石城的方言中，灯和丁有着完全一致的读音。于是，灯，寓意于丁，人丁兴旺的丁。他们喜欢敞开厅堂接灯，即使需要付出一定的物质代价。当他们一次次地迎进灯彩，便是一次次迎进祈盼中的幸福和吉祥。

有灯，就有未来，有长路，有人世光亮，有生生不息。

时间真是捉不住的泥鳅啊，一眨眼，二十多年就滑了过去。从青年到中年，黄加茂还坐在椅子上扎灯。时间赠予他的，除了一家人的丰衣足食，还有怎么也赶不走的腰肌劳损。赶着接单，赶着交货，岁月何曾宽容过一个日日夜夜坐成一尊雕像的人。“年纪越大，越害怕长时间坐了。”他说。

请他做灯彩的，有石城本地的灯队，有赣南各县的博物馆，也有上海、广东等地的收藏家。世界上，许多物品的生产都机械化了，然而灯彩是工厂无法做出来的。整个县城，有九成的灯彩出自他之手。据说，还有一个许师傅会接少量的活计，但他已经很老了，快要做不动了。1973年出生的黄加茂，是全县最年轻的灯彩手艺人。

当清晨的霞光催促他赶往庙会或丧事人家，当五颜六色的蜡光纸、拷贝纸、电光纸包围了他的沉默和呼吸，他一定看见过人世的花团锦簇，也看见过生命的盛衰荣枯。

从前，石城有几十个民间灯队，按照“一个灯队九个灯”的规矩，每年的冬天，灯队都要来下单扎灯。元宵谢灯时，灯队要将灯彩尽数烧掉。然而现在，民间的灯队渐渐萎缩，需要扎灯的时候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还有纯粹的手艺人。

他曾站在那棵大樟树下，迎接过好几个想来学徒的年轻人。他说他愿意收下年轻人，拜师钱一分都不收，只是发不出工资。这条件，与他学徒时相比，已经宽厚太多了。然而年轻人摇摇头，一个个打退堂鼓走了。

他不能也无力奢望或勉强他人，他只是觉得，现在的人太焦急了。恨不得一下子将手艺学走，恨不得一伸手就拿到高报酬。那些需要长期浸淫和缓慢等待的职业，被人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从前慢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他将儿女们送去学校求学，关心他们的成绩胜过关心世事的变迁，他深信把书念好了才是正道。除非迫不得已，他不会将自己走过的路，铺在孩子们的脚下。

文化馆馆长熊军斐曾有个大胆的设想：将灯彩制作引入流水线，公司化运作。这样，每个工人，只需掌握其中一个工序即可。设计的归设计，篾艺的归篾艺，贴纸的归贴纸。然而想到经费，想到市场，想到工人，想到效益，又黯然神伤地摇摇头。

即使灯彩依然为石城人所热爱，即使国家级非遗的金字招牌为其传承注入了新鲜活水，但手工艺人的日趋锐减，仍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于是，黄加茂之于石城灯彩的意义，便愈发显出珍贵。

翻开他的朋友圈，从2017年开通微信至今，他发送的信息不足十条。有限的几张相片，全是他的灯彩作品：鲤鱼灯、兔子灯、蚌壳灯、莲花灯……连文字都没有配过一个。唯一在评论区看到的几个字，大约是他回复别人的：“再寒都得做。”如他所言：“我不懂那许多，我只会做事。”

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他做灯彩的样子来：夜色笼罩，四周万籁俱寂，他从长久的坐姿中起身，撑住酸疼的后腰，一阵凉风经由半开的卷闸门钻进来，停在一声缓慢的叹息里。

（选自2020年第8期《黄河文学》）

原刊责编 计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