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执拗地写下这个题目，是由于一种相当奇诡的文学现象强烈地诱惑着我。一种本来浅显不过的文学小品，在穿越了漫漫的历史时空后，却变得最为艰深晦涩。这有点类似于古董，由于年深日久的沉埋和诸多的附会传说，使得原先的寻常器物笼罩着一层神秘的灵光，后代的学者们一边小心翼翼地剔去深黑色的尘垢，一边为之争论得面红耳赤。

其实那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只要稍稍温习一下儿时的记忆，就不至于那样偏激固执；或者稍稍把目光移向书斋外面的草地和天空，也不至于把学问做得那样艰深。童谣，从老祖母那苍槁的皱纹间流出来，晃入摇篮中玫瑰色的梦境，童谣，在春日的原野上嫩嫩地飘荡，随着金黄色的风筝在蓝天下愉快地飞升；童谣，和村路上的铁环一起滚动，和深巷里的空竹一起鸣响，和芦笛、积木、雪人、蒲公英共同撑起了一片童真无邪的天地。

这就是童谣，一种具有相当通俗性和随意性的乡音俚调，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它时，为什么竟会产生浩瀚的疏离感，令书斋里的学者们如同捉摸镜花水月一般呢？

二

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越是下里巴人的“低幼文学”，越是浸淫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倒是在上流社会施政弄权的殿堂里，飘散着纯艺术的笙歌舞影。即使在朝廷发布的皇皇文告中，也会出现几句非政治性的温言软语。纵观中国古代的童谣，在明代以前，几乎全是硬邦邦的政治宣言，与儿童生活简直毫不相干。这些宣言大都气可吞天，或昭示王朝盛衰、天下兴亡；或预言五行灾变、宦海沉浮，无不具有先验的精确性。丽日蓝天下黄口稚儿的烂漫吟唱，变成了神神鬼鬼的政治预言，有如巫师阴森森的谶语一般。《国语》中记载的这首童谣，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童谣的滥觞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与它比“老资格”的，恐怕只有《诗经》中的少数篇章。当然，它也是一则政治宣言：

弧箕服，

实亡周国。

稍微翻译一下，就知道不大妙了，那卖桑木弓和箕箭袋的人，就是将来使周国灭亡的人。这据说是周宣王时的童谣，周宣王在位凡46年，而西周的灭亡则是在周幽王十一年，自然是这十几年以至几十年以后的事了。这样的预言实在令人不寒而栗，难怪周宣王听了以后十分害怕，马上下令把卖弓箭的夫妇抓来杀了，但他忽视了夫妇俩收养的一个小女孩，这女孩叫褒姒，长大以后出落得很漂亮，被进贡给周幽王，大得宠幸。后来的情节大家都是知道的，特别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几乎成了一则意蕴宏远的寓言。西周王朝灭亡了，灭亡在宠妃的展颜一笑之中，灭亡在失信的烽火台下，灭亡在一场堪称旷世奇闻的玩笑之后。而那个带着神秘色彩的叫褒姒的女人，则成了中国历史上“女人祸水论”的典型例证。“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的这段考证大致不差，作为一个古老的母题，“女祸论”一直被演绎了数千年。封建时代的史家大抵不敢骂男人——因为男人是手掌杀伐、独断乾纲的皇帝，故只有诋谤女人的胆量。一座座王宫圣殿在妖姬美后的石榴裙下轰然崩塌，这是他们笔下相当习见的画面。在那种义愤填膺的鞭挞背后，其实是很有几分势利味的。

对于那首判词般的童谣和“烽火戏诸侯”的寓言，历代的帝王大抵各有各的想法，比较清醒的雄主会悟出只能自己玩女人而不能被女人所玩的警世哲学，于是在掖庭竖一块“后妃不得干政”的铁牌，嗜杀者则不屑于当初周宣王的妇人之仁，以致留下了亡国的祸根，于是动辄株连灭族，一人得罪，鸡犬遭殃；有的或许还会从军事角度反思烽火报警的弊端之类，把宫城的围墙一再加高。但不管是谁，有一点感受却是共同的：既然一个王朝最后的结局，竟如此精确地传唱于若干年前的儿童之口，可见这童谣传递的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既然童性是一种天真，那么童谣就是一种天籁，童心无邪，童言无忌，清风朗月般撩开冥冥上苍的面纱，透露出其中极神秘的一颦一嗔，这就是天机。于是，在黄口稚儿们信腔野调的传唱背后，往往是血雨腥风的战乱和天崩地坼的政治更迭。一顶顶皇冠落地，一座座朱门坍塌，昔日人上人的权贵顿成刀下之鬼，“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这不能不令历代的统治者为之胆战心惊，即使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暴君，在一首童谣面前也会失却强悍的心理支撑，终日彷徨在不绝如缕的末世悲音之中。

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杨广下扬州时，听到迷楼宫人夜唱歌谣。那天晚上的月色大概不错，宫女的吟唱凄清婉转，缥缈于冷月清辉之间，仿佛来自高远的天宇。炀帝心头一惊，不由得披衣起听：

河南杨花谢，

河北李花荣，

杨花飞去落何处，

李花结果自然成。

杨广觉得歌词很蹊跷，特别是“杨花谢”和“李花荣”似乎有所影射，当即召问宫女，宫女答道：“我有个弟弟在民间，听路上儿童会唱此谣。”也就是说，这是一首广泛流传的童谣。

炀帝听了，黯然无语，挥挥手让宫女出去了。

隋炀帝的荒淫残暴早已成为历史的定论，有关他下扬州看琼花的传说人们也肯定相当熟悉，那完全是一个末代暴君穷极奢华的大游行。但我一直认为这中间有不少附会的成分。举一个例子，扬州北面有个叫枯河头的地方，传说隋炀帝下扬州经过这里时，适逢河道干涸，只得用稷子拌了香油铺在河底，两岸以童男童女拉着龙舟划过去，所以当地至今流传着“隋炀帝下扬州，稷子拌香油”的民谣。又说，1951年治淮时，曾于枯河头两岸挖出数石稷子，可谓言之凿凿。但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实在大可怀疑，稍微有点物理常识的都知道，仅凭稷子拌香油和几队仪仗似的童男童女，是绝对不能陆地行舟的。更何况是那种高敞豪华、有如水上行宫似的御用龙舟。这完全是一种相当浪漫的夸张，但夸张也有它极强的选择性，之所以选择了隋炀帝，自然是由于他作恶太多，名声太坏的缘故。其实杨广这个人倒并不是一无是处，即使在女人问题上，他也还是有原则的，例如，尽管他后宫里秀色如云，但对自己的老婆萧后一直很不错。这个萧后即南梁昭明太子的孙女，后来她和丈夫被同一根练巾缢死了，这种终结性的造型颇有点比翼连理的意味。又例如，杨广带兵消灭了陈，把陈叔宝和他的宠妃张丽华从台城后面的枯井里吊上来（这口井即后来称之为胭脂井的）。这个张丽华无疑是只超级花瓶，不然陈后主也不会迷得那样神魂颠倒的，把江山都丢掉了。但杨广并不曾为美色所动，照样把那颗倾国倾城的头颅砍了下来。晚唐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题为《隋宫》的七律，自然是谴责炀帝的，末两句讥讽道：“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其实，同是亡国之君，两人谈谈《玉树后庭花》倒也无妨，杨广并没有把别人的老婆夺过来自己消受，他的心态会比较坦然。杨广的败亡，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好大喜功。他这个人喜欢耍派头，而且思想方法相当主观，是个典型的唯意志论者。几次征高丽，动辄发兵数十万，耗费无数，又死了那么多人，完全是意气用事，没有多大意思。也许在他看来，耀武扬威地发动一场战争和浩浩荡荡地下扬州游玩一样，都是一种排场。史载的有关他淫乐的轶事，可以说大多与排场有关，与其说他玩女人，倒不如说是玩排场，玩阔气，玩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派头。在铺张无度赫赫扬扬的背后，恰恰隐潜着一种暴发户的畸形心态和宵小人格。

但就是这样一个自大狂，在那个清风明月的晚上，在一个宫女清音袅袅的吟唱面前，却显得那样孱弱委顿。一首童谣，便摧垮了他那由传国玉玺和10万狻猊环护的精神圣殿，摧垮了那个曾率领50万大军踏平南朝的威风八面的英武杨广，那个在喧天鼓乐和蔽日仪仗下潇洒南游的风流杨广，那个在中国历史上以残暴著称的嗜血杨广。这童谣无疑也是一首谶诗，暗示着杨隋当灭，李唐当兴。大概也就在那天晚上，杨广和老婆揽镜自照，抚着自己还相当丰润饱满的脖颈，说了那句被传为千古笑谈的伤心话：“好头颅，谁当斫之？”他已经预感到大厦将倾，脚下是断头台的基石了。

三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惊叹童谣那种天人合一的预示性，这种预示宏大得有如宗教。但毋庸讳言，我们也难以掩饰某种失望，因为我们很少体味到那份本应有的童趣和天真，映入耳鼓的，似乎不是黄口稚儿嫩嫩的吟唱，倒更像历史老人深沉的警喻。须知天真是不能仿效的，那是一种混沌而澄澈的境界，它只存在于儿童和原始人类之中。天真是什么呢？天真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娇憨，有如幼儿在母亲膝下随心所欲的嬉戏；天真是一种毫不做作的神韵，有如袅袅炊烟穿过夕阳的余晖，交织成令人心醉的瞬间辉煌；天真是一种自然吐露的芳艳，有如花苞在潇洒的春雨中懒懒地开翕；天真是一种神游八极的宁谧，有如农夫在田头垅间打盹时，悄然闯入的一个有关收获的梦。在这里，无论是幼儿、炊烟、花苞还是梦中的农夫，都是绝对自由的，而一旦表层环境迫使他们趋附于种种实利性的时候，天真也就渐渐走向黯淡。

很遗憾，我们从这些童谣中恰恰看到了客观环境的巨大阴影，这就是政治功利对童谣的粗暴浸淫。

在隋炀帝缢死迷楼之后大约300年，五代时的吴国又流传着一首似曾相识的童谣：

江北杨花作雪飞，

江南李花玉团枝。

李花结子可怜在，

不似杨花没了朝。

现在可以肯定，这童谣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阴谋的策划者即南唐的开国之君李煜。

对于一般于中国历史涉猎不广的读者来说，李煜的知名度恐怕远不及他那个孙子李煜。李煜虽然治国无方，却文采瑰丽，特别是词写得相当漂亮，简直玩绝了，仅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便足以雄视千载，让那些向来傲气十足的文人不敢轻狂，打心眼里折服。他又命途多舛，历经了国破家亡的剧痛，最后被赵光义用牵机药毒死了。一个在漫天风雪中仓皇辞庙的薄命君王，一个在降王官邸里终日以泪洗面的末代国主，一个在牵机药的折磨下如猪狗般满地翻滚的卑微之躯，却当之无愧地维系着一顶“开山词宗”的辉煌桂冠，这不能不激起人们深沉的同情。而作为南唐的开国之君，李煜的作为则要轰轰烈烈得多，当然，他不像乃孙那样书卷气。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帝王都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有大学问的倒往往不能得天下，因为他们太理性，缺乏那种必不可少的强梁霸气。相当多的开国帝王都是初级文化水平，他们书也读了一点，虽然不多，却很管用。《史记》中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彼可取而代之”，便足够用一辈子的。他们有着绝对的心计和谋略，必要时还会装孙子。对于书读得比自己多的人，他们也很看重，尽量搜罗到自己帐下，或帮闲，或帮忙，或帮凶，暂时什么也帮不上的就先养起来，逢年过节请他们来喝喝酒，赋赋诗，自己也胡诌几句口气很大的顺口溜，这叫礼贤下士。当然，宴会一散，少不得要派密探去，打听这些文人回家有没有发什么牢骚。

李煜是小和尚出身，读书不多，当然算不上文人。这种人要么就当奴才，要么就野心大得很。李煜向往的是当皇帝。在他篡国夺位的过程中，充满了神神鬼鬼的怪异现象，大抵都是那些帮忙的文人捣鼓的结果。一时大江南北鬼事不断、鬼话连天，无非作为上天垂示的符瑞，以证明李代杨政是符合天意的。上文所引的童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乡风熏人，市声杂沓，童谣抑抑扬扬地隐现于其中，显得相当和谐。上朝或出巡归来的李煜听在耳里，或许会受到一种跃跃欲试的鼓舞，他躇踌满志地握了握腰间的宝剑。策马前行时，思路却变得晦涩幽深：这些舞文弄墨的文人，鬼点子真多，日后自己当了皇帝，可要防着他们点呢。而对于天真无邪的儿童来说，他们肯定会觉得这歌谣唱起来不那么有劲，不如“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那样有滋有味，因此，唱过一阵之后也就淡忘了。政治功利性太强的文学，命运大致如此，实用的轰动效应一过，便成了昨日黄花。过了若干年，一个满脸皱纹的史官坐在书案前，对着这首曾流行过一阵子的孺子歌沉吟少顷，濡濡笔把它录进了《艺文志》。

史官之所以要沉吟一番，大概是对童谣进行了某些修改。这不是我的主观臆断，因为仔细看看，这种修改的痕迹依稀可寻。童谣的后两句“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没了朝”，说的是杨、李两家后代子孙的命运，语气中似乎流露出某种对杨家的同情。作为一首由李煜授意炮制的“遵命文学”，这样的倾向性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炮制者当初也不可能预见到日后两家子孙的命运。在这里，后人以相当隐蔽的曲笔，塞进了对李煜的道德批判。李煜从一个流浪的孤儿到权倾朝野的统兵辅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杨行密的栽培。后来他权位日隆，有了取而代之的意思，又是杨家主动禅让的，双方并不曾伤和气。但李煜登基以后，却毫不手软地对杨家举起了屠刀，连已经成了自己女婿的杨涟也不肯放过。第一轮屠杀过后，又迁杨氏“子孙于海陵，号永宁宫，严兵守之，绝不通人，久而男女自为匹偶，吴人多哀怜之”，这种迫害简直到了毫无人性的程度。显德二年，到了他儿子中主李瞡手中，又把这一群活得如猪狗一般的杨氏余脉全杀了。平心而论，在当时大分裂的中华版图上，南唐帝国的“三千里地山河”是治理得相当不错的，因此，发生在公元10世纪中期的李代杨政，无疑是一次历史的进步。但李煜对杨家的处置是不是过分残酷了点呢？说到底，在政治斗争的祭坛上，道德只是一盘不很起眼的牺牲而已。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原来在好多童谣的背后，隐潜着历朝历代的杜撰、篡改、附会和张冠李戴，在这里，真正的大手笔是政治斗争。因此，如果我们想到这中间去寻找天真，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这样的童谣可能写得相当精巧、流畅，并不缺乏节奏感和音乐美，却绝对找不到那种心灵自由勃发的天真。翻开一本《中国古代童谣史》，那感觉便如同抚着历史老人脸上的皱纹，上下数千年，中华大地上一幕幕连台好戏翩翩而来。

且看，“苦饥寒，逐弹丸”。一幅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游猎场面！背景是如日中天的汉王朝，卫青和霍去病的大军正横扫漠北，令骄横的匈奴退避三舍；司马迁正值壮年，拖着残缺的男儿之身在陋室里编撰《史记》；宫廷里歌舞正浓，赵飞燕的掌上舞令皇上如痴如醉；而被冷落在一旁的陈皇后则以千金贿请大才子司马相如为她代写《长门赋》。汉武帝确实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也唯其雄才大略，才会头脑发热，干出许多荒唐事来，于是有了他手下的那些人用金弹丸打鸟的奢华，而千百万子民百姓则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且看，“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这是历史上的南朝，色调是柔靡的，四百八十寺的禅味和野花的香气扑面而来。昭明太子一边在山寺里编撰《文选》，一边和红豆院里的小尼姑演绎一幕幽怨的爱情故事。陶渊明田园诗的墨迹未干，谢緿和谢灵运又用山水诗开创了一代风气。而陈后主和宠妃们则在深宫里点着节拍唱《玉树后庭花》。南朝文风腾蔚，但统治者亦大多庸懦无为，只会做些雕琢文辞的勾当，王朝的更替便如走马灯一般，权势和荣华转瞬即逝，无可奈何的挽歌中透析出黄钟大吕般的历史辩证法。

且看，“红绿复裙长，千里万里闻香”。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出场了，她一手高举铁鞭，无情地镇压自己的政敌，一边却忘不了把自己装扮得更富于女人味。这件“女皇服”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百褶裙，只是更长，所用的香料也很值得研究，在当时肯定是领导新潮流的。这是一个铁血专制的时代，又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女皇的所作所为无不显示着反传统的魄力。在她的身后，陈子昂正登幽台而泫然高歌，而云蒸霞蔚的盛唐气象已经喷薄欲出了。

终于有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中国可以说是农民战争最频繁的国家，一部《二十四史》，关于“流寇”和“乱民”的记载处处可见。起初是由于苦难，忍无可忍而奋起反抗，光脚不怕穿鞋的，仗看来打得相当顺手。待开辟了一片天地以后，便盘算着自己当皇帝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自然都没有当上皇帝，只是成了人家走向金銮殿的垫脚石。于是，新的一轮王朝又在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中国历史在周而复始的磨道上重新开始。

接下来该到清代了，这是一个令现代的中国人不堪回首的朝代，不看也罢。

四

如果我们以一种更深邃的目光去凝视，或许还能发现点别的什么。

《南史·陈武帝纪》中有这样一首童谣：

虏万矢，

入五湖，

城南酒家使虏奴。

这个陈武帝即陈霸先，童谣记载了他在作为梁国司空时的一段战功。公元556年6月，陈霸先率梁军大破北齐，战后，梁军挟得胜之威把齐国的百姓也当作战俘抓来，连同被俘的齐国官兵卖给有钱人家为奴。因此，在太湖流域一带的酒家，当奴隶的北方俘虏特别多，店老板用吴侬软语呼斥着粗黑高大的齐鲁汉子，这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大概是相当习见的社会风俗画。

人们由此可以得出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结论，也可以从中窥觅陈霸先的发迹史，这都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不是还有别的视角呢？

至少，研究中国社会史分期的学者们应当对这首童谣投以多情的一瞥，例如一直在这个领域中寂寞地坚守的周谷城先生。

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这已是史学界的一种定论，主要代表是郭沫若。这种论断得到了毛泽东的推崇。毛泽东本身就是学者，他的浪漫气质决定了他不会因政治信仰而压抑自我，也不会让个性消溶于革命原则之中，对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本来是他无可非议的自由。但中国的国情似乎不允许一个政治巨擘有这种自由，因为他一讲话，论争只得就此打住，一切都成板上钉钉的了。这恐怕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剧，也是政治家们个人的悲剧。就像一个无敌的拳师站在擂台上，形单影只，四顾茫然，该是何等的寂寞！失去了参与学术论争的自由，这不能不是一种人格的残缺。按照毛泽东的分期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公元前11世纪到鸦片战争的1840年，差不多有3000年时间，这在世界史上相当罕见，当然也足够学者们作文章的。

但周谷城作的文章却与众不同，他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长。老先生大笔一挥，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推到东汉后半期，这样，封建时代到1840年一共只有1600年左右；而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也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文明古国大致吻合。否则，奴隶制变得既短促又空虚，在世界古代史上就成了一种反常现象。老先生的推论相当有意思：

“中国奴隶制时代约2400年，比1600年的封建时代长，这样比例就相称了。因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有一定的比例，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

一部纷纭繁复的人类文明史，数千载惊心动魄、生生死死的活剧，二十四史中林林总总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文治与武功，竟化作了比例尺下一截被量度的标本，你不能不惊叹这种气魄。这种气魄固然来自一个学者的自信和良知，恐怕也与他和毛泽东的私人交谊不无关系。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青年时代在长沙第一师范时就经常抵足而眠，如今在学术观点上有点抵牾，想必老朋友不至于“龙颜震怒”的。

周谷城在比例尺下量度中国社会史时，有没有注意到流行于南朝的这首童谣呢？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奴隶市场仍然如此兴盛，这恐怕不能不引起一个历史学家的关注。须知这不是在某个闭塞的世外桃源，而是在经济发达、文化昌明、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江南地区；也不是少数人的偶尔行为，而是得到最高统帅部首肯的一场有组织的劫掠和买卖。周谷城把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定在公元2世纪中叶，而梁军大规模的奴隶交易则发生在公元6世纪，相去不算很远。一种社会制度消亡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阴魂不散以至于沉渣泛起，这是不难理解的历史现象。

那么，中国的封建田园又是怎样一番景观呢？

这是一个闭塞的小农世界，历史的车轮在泥泞的田埂上消消停停地碾过，周围是恬静平和的乡村牧歌，男耕女织，乡音媚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首令人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田园诗。怨言尽管有，但不到饿死人的时候，是绝不会造反的。人们似乎也不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出去干什么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哪里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但外面的世界就是不一样，终于有了这样一首童谣：

风车忒忒转，

番鬼扒龙船，

龙船扒得快，

好世界……

这是一幅相当惊险的偷渡画面：一群东南沿海的农民冲破朝廷的海禁，到南洋去寻找理想中的“好世界”。时代已经到了清朝中期，无论是根据郭沫若还是周谷城的分期说，这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已经日薄西山了。背负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偷渡者走向海洋，他们的脚下不再是祖祖辈辈赖以安身立命的黄土地，而是大海，那浩瀚恣肆、风波奇诡的大海。大海不像土地那样安稳坚实，却充满了令人憧憬、令人心旌摇荡、令人跃跃欲试的动感。这是一则关于漂泊和远航的传奇，基凋似乎有点悲怆，极目天涯，云水苍茫，何处才是生命的支点？这里没有怯懦者的方寸之地，风险无边，回头无岸，深渊就在脚下，你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去拼搏。这里的景观又是那样瑰丽而辉煌，波诡云谲，风涛接天，连日出日落也不像在村头看到的那样单调乏味。这群扒龙船的“番鬼”是一批冲出传统心理框范的叛逆者，他们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用粗犷的呐喊唤醒了那片陌生的处女地，用固有的精明和八方商贾应酬周旋。他们不是从经济学的辞典上，而是从日积月累的实际操作中熟谙了这些新鲜的概念：投资、开发、剩余价值、再生产，虽然这种熟谙不一定表现在口头上。终于有一天，他们或许觉得脑后的那根长辫子太碍手碍脚，便操起割胶刀或裁制账册用的剪刀一把斫将去。这在国内是要犯天条的，但这里是南洋，中国的皇帝管不着。望着眼前无际无涯的大海，朝廷那土黄色的龙旗已变得相当遥远而淡漠，有如一个依稀的旧梦。当然，也有人不肯斫去，他们还想着攒了一笔钱回国，买几顷好田，讨几个小老婆，用围墙圈起一块庄园，过悠游自在的小日子。到那时，没有辫子可是要砍脑袋的。

毋庸置疑，在这批远涉重洋的拓荒者及其后裔中间，将走出一批眼界高远的杰出人物。正因为有了这一批扒龙船的“番鬼”，才有了后来的洪仁玕、康有为、陈嘉庚、宋耀如（以及他那三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女儿），甚至还有当今鼎鼎大名的工商巨子霍英东和包玉刚。诚然，他们大多是因为生计所迫而出走他乡的，他们在南洋的境遇也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毕竟走出了这个闭关自守的农业王朝的围墙，呼吸到了海洋文明澎湃的气息。其中有些人，则以那里为中转站继续漂泊，去了西欧、北美，去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你可以说他们走向了风险和苦难的深渊，也可以说他们迈进了一个新世纪的门槛。我们应该感谢这首童谣，它记载着中国近代文明的一批拓荒者——这群勇敢的“番鬼”。

当中国南方乡村的稚童们相当投入地高唱“好世界”时，在北京的一座座王府里，官员们正一边斯文地品茶，一边摇头晃脑地欣赏着徽班名角的清唱。他们无疑都是此中内行，这一点只要从他们拊掌击节的韵律中便可以看出来。偶尔谈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则一律从鼻孔里哼出一个“夷”字，毫不掩饰心底的鄙薄。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广东乡间的某个地方，一个叫洪秀全的青年正在悄悄地组织“拜上帝会”，用不着细读纲领，仅从这个名称就可以体味到那种浓重的西方文明色彩。洪秀全本人并不是“番鬼”或者其后裔，但是在广东一带的城乡，南风大渐，新思潮排闼而入，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且有志于改革现实的洪秀全不能不心驰神往。若干年后，孙逸仙博士鼓吹革命，一次又一次地在黄土地上碰得鼻青脸肿，只得一次又一次地亡命南洋。但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亡命，使得他眼界大开，信念也更为执著。南洋，有如一座庄严的宗教殿堂，一代伟人从这里走出来，每一次洗礼，都在中华古国激起血与火的回声。

一个天崩地坼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除朱元璋而外，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者都是从北方挥戈南下而成就一统的。但翻开现代史，情况不同了。“乱党”几乎全都起事于南方，这恐怕绝非偶然。八面来风正是通过南方的窗口呼啸而入的，这里的椰林和草泽自然比其他地方苏醒得更早。早先的一些革命党人，从孙中山、黄兴到汪精卫、胡汉民，无不与南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两个与南洋无关的人，后来成了大气候。这两个人，一个叫蒋介石，一个叫毛泽东。

看来，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了，从来没有一条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

五

耍一点小小的机智，发挥汉文字特有的比兴、谐音、隐喻之类的技巧，把政治性的微言大义隐入其中，这样的童谣，大人们听得腻了，孩子们大概也唱得腻了。

那么，就没有真正的童谣么？

有。皇天后土，白云苍狗，在逶迤绵长的中华文明史上，孩子们传唱得最多的恰恰是这样的童谣。但今天我们寻找和辨认它时，却不得不仔细地擦去历朝历代人为的涂抹，还其童稚无邪的笑靥。例如这一首：

的的确，买羊角，

秋风转，脱蛇壳。

一看便知道，这是一首标准的低幼童谣，一首极富于儿童情趣的趁韵歌。应和着“的的确”的节奏，你那深潜在心底的关于童年的记忆，便有如淡淡的晨雾弥漫开来。那是在某个炎夏的夜晚，玉盘一般的月亮从树梢升起，泻下一片清辉，村里的大人们在纳凉聊天，孩子们则三五成群围成一圈，奶声奶气地唱起“的的确”。或是在初春的屋檐下，艳阳温煦，树影婆娑，年轻的母亲握着怀里宝宝的小手，一字一句地领唱“的的确”，这情景会令人想起“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之类体现生命历程的词语。“的的确”是母亲的爱心在跳荡，“的的确”是童心自由烂漫的天地。在“的的确”和谐悦耳的节奏中，多少稚嫩的生命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混沌。童谣采用了顶真续麻的手法，这样的文字游戏，对刚刚开始学习语言的幼儿，可以起一种发音和语言训练的作用。你无须深究每一句歌词的实际意义，也不必寻找歌词之间内容上的联系，因为这完全是一种趁韵的需要。例如“秋风起，脱蛇壳”，你若看成有实际意义的传授知识当然未尝不可，但当成一种并无相关意义的词语教育也是讲得通的。这就是童谣，黄口小儿顺口诌出的东西，不必太认真。

偏偏太认真的大有人在。就是这首区区12个字的儿歌，却让历代的不少文人学士大伤脑筋，他们搜肠刮肚，咬文嚼字，整天拿着放大镜在每一个笔画间寻找微言大义。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有一个叫史梦兰的清代学者考证出这是一首祝颂举子的歌谣。据他在《古今风谣拾遗》中讲：“‘的确’，不易也；‘羊角’，解也。”意思说，一个举子要中解元，的确不容易，就像秋天的蛇一样，要脱一层皮才好。多亏了我们的汉字有这样神奇的造化之功，能让你像玩积木一样地分解组合。也多亏了这位老先生学富五车，竟然把一首浅显的儿歌附会得这样熨帖圆通，很像那么回事。此公很可能是位范进式的人物，所以才有这样铭心刻骨的科场体验，并能在做学问时融会贯通。

比较而言，这种考证也许不算太牵强，下面这首童谣的遭遇就更复杂一些了。

张打铁，李打铁，

打把剪刀送姐姐，

姐姐要我歇，我不歇，

我要回去学打铁。

不难理解，这里的“张打铁，李打铁”，只是为了传唱的方便而顺口诌出的，犹如人们口语中的“张三李四”一样，并非实指姓张、姓李的铁匠。这四句是“起兴”，正文从“打铁一，苏州羊毛好做笔”开始，一直唱到“打铁十，十个癞子戴斗笠”。最后又唱道：

打铁十一年，拾个破铜钱，

娘要打酒吃，仔要还船钱。

纯粹是一种文字游戏，但玩得极富于情趣，其作用在于对幼儿进行从一到十的计数教育，并联系幼儿熟悉的日常生活材料进行语词训练及简单的知识灌输。但“打铁十一年”以下四句，却不经意地展示了基层劳动群众的生存状态。打铁十一年，只“拾”到一只铜钱还是“破”的，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悲哀！而就是这个破铜钱，娘儿俩还在如何使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这种争论是一种贫困的窘迫和申诉，最终没有结果的争论透出一股苦涩而悲怆的余韵，着实令人心酸。如果一定要说童谣有什么政治或社会的深文大义，那么，这种真切而自然的流露难道不比那些箴言式的说教更加震撼人心？

同样是文字游戏，文人学者们却要玩得艰深冷拗得多，他们神游八极，穷极才思，一定要把一首小儿歌谣和浩浩茫茫的中国历史对应起来。他们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打铁一”到“打铁十”，“均暗兆顺治以后年号”，理由是自顺治以始，到清朝灭亡正好经历了10个朝代。我曾经为这种想象好一阵惊叹，但一查，不对了，早在明人李介元的《天香阁随笔》中，便已经有了关于“张打铁”的记载。李介元是天启年间人，这几首儿歌的诞生年代或许更早，以明代以前的童谣讲清代的历史，只能是痴人说梦。如果说这是一种预示，一种天人感应，那么，清朝总共只有10个皇帝，“打铁十一年”又将何以解释？

于是又想到起兴的“张打铁，李打铁”，民间普遍认为，这是暗指明末起义领袖张献忠和李自成，这种附会可能有别于士大夫文人的繁琐考证，而是寄托着人民群众的某种情绪。“自古英雄多袖手，留将恨事与千秋”，对敢于反抗而牺牲了的英雄，人们怀念他们，所以总要杜撰出几首诗或几则传奇来显示他们的存在。甚至连毛泽东这样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也难免感情用事，他在《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一文的最后批注道：“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依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赵风子、刘七和黄巢都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失败后或被杀，或自杀。《毛泽东读史》的作者张贻玖认为：“‘天津桥上无人识，闲依栏杆看落晖’的诗句，蕴含着毛泽东对这几位农民起义领袖失败后的几多同情。”其实，以毛泽东的博学强记，不可能不知道“天津”诗的来龙去脉。这是元微之《智度师》中的句子，被后人窜易磔裂，合二而一。既然一代伟人可以容忍这种一厢情愿的“张冠李戴”，那么普通民众把一首儿歌中打铁的“张三李四”附会成自己怀念的“张三李四”，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张打铁”是一首湘中童谣，作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小时候有可能唱过，当他从老辈人那里接受这种“张冠李戴”的附会时，历史上那两个敢于“杀尽不平”的草头王会给他什么诱惑和启发，这种诱惑和启发在他以后的人生之旅中将留下什么印记，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也不便去妄加推测。

但无论如何，启蒙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那是一张白纸上最原始的一笔，是浩浩长天上最绚丽的彩虹，是黎明的静谧中第一声启程的足音。笔者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孩提时代的好多记忆已经淡忘了不少，但有一首童谣，却至今烂熟于心。更令人感慨的是，前些时回乡，听到村头的儿童围在一起鼓掌高唱的，仍旧是这首熟悉的童谣，而且竟然一字不差：

一二三，摇机关，

机关响，到英港，

英港英，到南京，

南京住的和平军，

和平军，狗日的，

大鱼大肉吃不够。

现在看来，这也是一首政治色彩相当浓的作品，当初我们唱着时，对中国现代史上这段苦难而悲壮的历程几乎一无所知，但大家仍旧唱得很投入，不是由于政治热情，而是觉得挺顺口，挺有劲的。

既然挺顺口，又挺有劲的，那么就唱吧。站在故乡的村头，我真忍不住要和着那烂漫的童音也高唱起来。这不是为了猎奇和怀旧，而是蕴含着一种真诚的崇敬，我们都从那种天籁之音中走来，而在心灵的历程上，我们又生生不息地追求那个融洽谐美的自由天地——这就是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