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古称“汾水”，是山西的母亲河。长七百余公里，贯穿三晋南北，起自宁武，流经静乐、古交、太原、清徐、祁县、介休、霍州、洪洞、临汾、侯马等地，至河津而入黄河。

远古的先民们第一眼见到这条河流，就惊叹于它的博大宽广，《诗经·大雅》里有一句诗“韩侯取妻，汾王之甥”，毛传认为“汾，大也”。汾水名字的本源，或许就是大河之意。《诗经·唐风》收录了古代山西的歌谣，其中有一篇《扬之水》：“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那条悠扬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底的白石若隐若现，穿着绣着红色领子的白衣，携手走在水边，如何不快乐？这首诗，让我们遐想远古的汾水岸边，人们诗意栖居的场景。让我们沿着汾水，顺流而下，追寻古人的足迹吧。

一 桐叶之邦

秋风起，桐叶飘舞。

晋祠是历史悠久的三晋名胜，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早在1500余年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已记载：“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唐叔虞祠，便是晋祠的旧称，是为了纪念晋国的开国之君叔虞。

那是西周初年，年幼的叔虞和他的哥哥姬诵在一起玩耍，姬诵就是周成王。风吹落一片桐树叶，成王把一片桐叶削成圭状，送给叔虞，说：“弟弟，我用这个分封你吧。”当时在场的史官尹佚于是就把这句话记录下来，请求择日分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说：“嗨，我们小孩开玩笑呢！”尹佚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周成王就把唐地分封给叔虞。唐国立国于汾河之东，方圆百里，后改国号为“晋”。

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记录下了这则故事，将之作为晋国的起源传说。值得一提的是，那位认真敬业的史官尹佚的家乡在山西翼城，也在汾水之畔。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晋国从诞生的那一刻，就深深打上一个“信”字的烙印。

晋国最有名的国君恐怕就是晋文公重耳了。《韩非子》记载了一个故事，晋文公率兵攻打原国，与大夫约定十日为期。十日之后，没有攻破，于是击金而退，罢兵而去。这时，手下纷纷劝说：“再过三日，一定攻破，再等等吧”。文公回答说“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卫人亦降服。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正是这种守信，让晋国日益强大。

说起晋文公，让人想起另外一个人物。汾河流经一处叫介休的地方，那里有一座绵山，山上有一座介公岭，岭上有一座介公祠，用来祭祀介子推。介子推是晋国贤士大夫，追随公子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矢志不渝。公子重耳归国即位，成为晋文公。文公遍赏有功之臣，有的随从士大夫纷纷争功，更有一些小人冒名请赏，介子推不愿与此辈为伍，飘然而去，回到家乡，隐居绵山。后来文公想起介子推的功劳，于是派人到绵山寻找，没有找到，不知是何人献策，放火烧山，试图逼介子推现身。最后，他们找到的只有介子推被烧焦的尸骨——他宁可被烧死，也不违背自己的心志。文公也深为痛悔，他在山中拾到一段焦木，回宫做成一双木屐，每每视屐长叹“悲哉足下！”《吕氏春秋》记载介子推还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于中野。”我读了之后，更相信这是晋国士夫百姓所作的歌谣。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介子推用他的生命，彰显了汾水岸边晋国先民的刚毅志节。

二 汉唐雄风

汾水的起点，在宁武县管涔山，《山海经》记载：“其名曰管涔山。其上无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宁武古名楼烦，县城往南七里现在还有一座叫楼烦岭的山。春秋战国时代，楼烦是北狄的一支，擅长骑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效法楼烦。宁武正是他们的游牧之地，直到汉代，楼烦人才被赶走，消失在历史的荒漠。这里也是汉朝与匈奴的重要战场。汉高祖刘邦曾经率领三十万人北伐匈奴，路过这里。从宁武县城往东北方向行百里，便可直达雁门关，李广、卫青、霍去病进击匈奴，都是在这里迎着大漠的寒风，饮马汾水，出关北去。汉武帝刘彻也曾泛舟汾水，迎风赋诗——“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汾水从这里迸发，裹挟着大汉的雄风，奔流而下。

汾水流经的第一座大城便是太原。这里是大唐的龙兴之地，唐高祖李渊在这里起兵南下，开创了大唐三百年基业。太原作为大唐的北都，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诗人李白称太原“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飗踞镇，非贤莫居”。

大唐盛世来临的时候，这座城市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也涌现了一个重要的青年诗人群体。这些太原的青年诗人携笔从戎，骑着马在汾河岸边飞奔，满面都是塞外的狂沙，喝着烈酒，唱着豪迈慷慨的诗歌。

如果你认真侧耳倾听，可以听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王翰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的《出塞》。这三位边塞诗人都是太原人。他们生长在汾水岸边，沐浴着大唐崛起的荣耀，在募兵制替代府兵制成为王朝的国策之后，他们跃跃欲试，不甘心书生老去，从军塞外，浴血沙场，他们在雁门关外，策马古战场，回想着那些汉代英雄，在一刀一枪的拼杀中，磨炼出坚强的体魄和意志，他们与戍卒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偶尔在夜晚看到明月，思念起汾水岸边的家乡，他们写下诗歌，记录下金戈铁马的人生，开创了中国边塞诗的黄金时代！正如其中一位诗人的墓志铭上所说：“尝或歌从军，吟出塞，鉭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

后来，开元二十五年（737）的一个春天，那是大唐盛世最美好的春天，一位青年诗人奉命到塞外慰问边疆将士，在漫天黄沙里，他望着残阳如血，心里涌起豪情，口中吟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他就是王维，太原祁县人。很多人说起王维，总会想起“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山林风景，感觉他是一位孤僻的隐士。但细读他的诗篇，就会知道，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真挚的诗人。他斟满一杯酒，送朋友远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看到一株红豆，想起故人，“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闻到梅花的香味，想起故乡，“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他在重阳节登高远望，想起亲人，“遥知兄弟登高，遍插茱萸少一人”。

祁县的古县镇下古县村，还保留了王维的一座衣冠冢，地处偏僻，砖石破败，早年被毁掉，一九八七年修复。偶尔会有慕名而来的游客，洒上半壶浊酒。这座衣冠冢在一片梨花林中，风吹来的时候，梨花散落如雪。

站着汾水岸边，想起这些伟大而可亲的诗人啊，他们的诗篇是大唐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直到现在，儿童们牙牙学语的时候，便开始诵读他们的诗篇，感受着诗人们的理想、志向和情怀。

三 情为何物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很多年以前，读金庸小说《神雕侠侣》，读到这首词，为之动容良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个问题，恐怕现在也无法回答。

太原汾河公园里，现在还留有一座石碑，刻着“雁丘”二字，这就是金代诗人元好问写下这首《摸鱼儿·雁丘词》的遗迹。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出生在太原秀容（现属忻州），是北魏皇室的后裔。泰和五年（1205年），这一年他刚满16岁，正是一位翩翩少年，正赶赴并州参加科举考试。他漫游汾水岸边，遇到一位猎人手提两只大雁。猎人说：“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元好问听了无比悲伤，他买下那两只大雁，葬之汾水之上，垒石为识，号曰“雁丘”。

大雁，在我国传统文化里一直是忠贞爱情的象征，根据《仪礼》记载，先秦时代男子去女方家求婚，一定会带上一对活的大雁作为贽见之礼。大雁具有一种神奇的秉性，一对大雁结成配偶之后，便会厮守终生，一旦丧偶，则矢志不渝，孤独终老。

十六岁的元好问手捧殉情的大雁，望着奔流而下的汾河。他和朋友们立于寒风之中，挥泪送别这对痴情的大雁，如同易水岸边送别荆轲，拔剑击柱，慷慨悲歌，“满座衣冠似雪”。当年汉武帝的天子楼船喧哗箫鼓，如今不过是归于浮尘，无人凭吊。而大雁的爱情却化为永恒，穿过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直至千秋万古。

这种陵越千年、荡气回肠的情怀，竟然发自一个少年的胸中，令人感慨。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认为，元好问“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正是因为这片土地自古以来澎湃着一股英雄之气，所以才会诞生这样一位慷慨而深情的少年诗人。

诗人登科之后，做过河南内乡、南阳两县的县令，他写下“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以此自警。在任时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劳抚流亡，边境宁谧，特别是注重农耕，“一犁春事最关情”，宁可得罪上司，也不妄用民力，耽误农耕，使得任职地方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得到百姓爱戴，以至卸任之时，“百姓攀辕挽之”。这些又何尝不是诗人一以贯之的慷慨而深情？

金亡后，元好问归隐田园，著书立说，立志于整理有金一代的史料。在今天的忻州市忻府区西张乡韩岩村，有一座“野史亭”，相传便是元好问著书之处。亭后的碑林里有一块残碑，刻着“诗人元遗山之墓”。据说这几个字是元好问弥留之际亲自口述的，这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

此外，说起大雁，值得一提的是，元好问的老师郝天挺之子郝经，也与大雁有一段奇缘。那时已是元朝初年，郝经奉命出使南宋，却被南宋奸相贾似道私自扣押了16年之久。他没有屈服，反而以他的人格力量感化了狱卒，狱卒看他骨瘦如柴，于是送给他大雁改善饮食。他悄悄挑选了几只活的大雁，在雁足上系上书信，然后放飞。大雁北归，书信竟然到达大都。元廷这才知道郝经未死，将其救出。郝经因此被称为“南国苏武”。

四 大哉乾元

冬天走在山西的街头，找个小店，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割，满口都是元朝的味道。

汾水流经临汾市曲沃县，据说第一碗羊杂割便是在这里煮出来的。元世祖忽必烈出征路经曲沃，其母庄圣太后染疾，曲沃名医许国桢为其治愈，得到太后信任。许大夫的母亲韩氏擅长烹饪，见蒙古人吃羊的时候丢弃下水，感到可惜。于是将羊下水拾回洗净，煮熟，配以佐料，其味甚鲜美。太后喝了一碗，也赞不绝口，赐名“羊杂酪”。曲沃的羊杂割，别有风味，汤色乳白，味道醇厚，必须先喝一口老汤，再放辣子，才有滋味。

自曲沃逆汾水而上，可到洪洞县，这里是很多“大槐树”移民的精神故乡。洪洞县县城东北17公里霍山脚下，有一座广胜寺。这座寺庙保存了很多艺术瑰宝，其中有一幅元代壁画，甚为罕见。壁画名叫《大行散乐中都在此作场》，高达4米，展现了元杂剧的盛况，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顾盼生姿，栩栩如生。一个杂剧戏团来到寺庙演戏，已是大奇，能被画下来、保存在寺庙中，更是奇中之奇，由此可见，元代的山西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下，开放而包容。

说到元杂剧，不可不说关汉卿。关汉卿，号已斋，解州人（今山西运城），生长于金末元初，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被誉为“曲圣”。元初不重科举，读书人仕途无门，很多人走进民间，学点技艺，做些营生糊口。而杂剧的兴起，给很多读书人创作空间和谋生平台。关汉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他早年埋头书斋，后来行医乡间，接触了杂剧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痴迷杂剧创作，创作了《窦娥冤》等几十部经典杂剧。甚至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自己登台演出，“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臧晋叔《元曲选·序》）。

他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并不是《窦娥冤》之类的传世经典，而是一部《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讲三国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比如演关云长乘舟渡江、横刀中流的一幕——

（正末关公引周仓上，云）周仓，将到哪里也？（周云）来到大江中流也。（正云）看了这大江，是一派好水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好一句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好一句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把大丈夫气概、悲壮情怀写得淋漓尽致，读之令人心潮澎湃。

关汉卿曾自言自语：“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自画像。小如豆，硬如铜，却可横行天下。这也是三晋大地的自古以来的民间精神，勤劳朴实，坚韧倔强，骨子有着朴素的侠义。

五 青梅煮酒

聊起单刀赴会，议论三国人物，不由想起一个人——罗贯中，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写了一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他的籍贯争议很大，元末明初贾仲明著《录鬼簿续编》称罗贯中“太原人”，而明刊《三国》署“东原罗贯中”。东原，即今山东东平一带。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钱塘罗贯中本”，罗贯中忽而是山西人，忽而是山东人，忽而又成了浙江人。罗贯中的墓地，就被“发现”了好几处，散布大江南北。

个人感觉，元末明初贾仲明著《录鬼簿续编》或许最为可靠。贾仲明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作者与罗贯中为忘年之交，所言较为可靠。

抛开这些学术争议，我在想一个问题，能够写出《三国演义》的人物，究竟是何许人物？山西有句老话，“喝酒必汾，汾酒必喝”，就是套用“三国”的句子。姑且喝上一碗浓烈的汾酒吧。这种酒度数高，但不像二锅头那么辣，入口有点清柔，但后劲不小。喝完酒，走在汾河岸边，吹着风，不禁有点壮怀激烈了。

罗贯中，相传他本有“图王业”的壮志，仗剑天下，流落江淮，曾入张士诚的幕府，参谋军事，意图建立一番霸业。朱元璋定鼎南京，贯中逃亡，归隐江湖，号湖海散人。对于这个传说，我深信不疑，没有经历过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关在书斋里的寻常书生是写不出《三国》的。

《三国》是一部精彩而残酷的书，作者用浓墨重笔写下黑暗，也在字里行间留下一丝光明。比如刘备放弃新野，十余万百姓宁可背井离乡，也要追随。有人劝刘备弃民而逃，刘备宁死不从。在元末明初那个视百姓如草芥甚至以百姓为粮草的乱世，罗贯中没有忘记在书里保留对仁爱温情的想象。

汾河岸边的清徐县和祁县，都还有一些罗贯中的遗迹，也是或真或假。不去管它，且坐在河边的小酒馆里，与二三好友，谈笑间，煮酒论英雄。

六 侠骨奇士

到山西，喝汾酒，不可不饮竹叶青。此酒微带青碧，色如竹叶，是汾酒的极品。现在，竹叶青的配方依然神秘，这个方子来自于明末清初的奇士傅山，傅山还专门为竹叶青题写“得造花香”四字，这幅字现在还在。

傅山出生于汾河岸边阳曲县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傅霖是进士出身，官至山东辽海兵备道，立有战功。父亲傅之谟是一个安静的书生，在家开馆授徒，最喜欢讲《汉书》。傅青主的出生也有传奇色彩。那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夏天，他的母亲怀孕十二个月，还未生产，一夜梦见一个老和尚，于是就生下傅青主，生下来不会哭。傅之谟出去占卜，恰好遇见一个盲和尚到家门口，和尚说：“既然来了，为何不哭？”傅青主才哭。（王士禛《池北偶谈》）

在那个院子里，傅青主度过了平静的童年。每日读书，博览经史子集，小小年纪即通读了从《左传》到《宋史》的诸种史书，十五岁便中了秀才。他也勤练书法，“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除此之外，他还苦练剑术，学习兵法。仰慕古代侠客，“每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常常带剑骑马而出，观察晋地的山川形势，“朝击磬一声，暮枕剑一睡”。

辗转快到而立之年，那时的傅青主正在三立书院读书，这座书院是复社成员袁继咸重修的，袁继咸是明末难得的清廉正直之士，时任山西提学佥事，主持三晋学政，“取髦士三百余人，聚居课读”，书院一时人才济济。突然有一天，京师里的缇骑将袁继咸抓捕，消息传出后，书院的学生们议论纷纷，大家猜测袁老师得罪了阉党。傅青主听说了这个消息，背上剑，骑马疾行，马累死后，他徒步走了一日一夜，追上囚车，护送袁继咸进京。他的好友薛宗周等人也追随他而去。到达京师后，傅青主亲笔起草《辩诬揭帖》，向朝廷申冤，阉党派人威胁他，叫他小心家人性命，傅青主不为所动，“敝衣褴褛，转徙自匿，百折不回”，终于帮助袁继咸洗脱了冤屈。

傅青主因此事而名扬天下。但引起我注意的是事后的两个细节。一件事是，傅青主回到太原之后，新任山西提学特意给他戴上大红花，还说“令诸生知千古师生之义”。傅青主当即表示，他之所以慷慨仗义、不顾生死，不仅仅是为了“师生之义”，而是为了“公义”，“岂敢贪公义以树私名”。另外一件事，是袁继咸出狱后升任兵部右侍郎，驻节武昌，邀请傅青主来武昌，表示要重用他，傅青主回信，以母亲年迈为由予以谢绝。这两件小事，便流露出傅青主“不以私恩害公义”的大侠之风。

晚年的傅山自号“朱衣道人”，隐于江湖，用高超的医术为民诊治。后人评价傅青主“于学无所不通，书画医术，尤及精能”，他留下了许多传世的精品书法、绘画和医学著作。但我每次想起他，总是会首先想到一个清瘦倔强的侠客模样，穿着破旧的道袍，背着一把剑，穿行在山路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不知道是否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傅山还结交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友，那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在江南得罪仇家，被人在南京东华门击伤，于是一路北上，隐姓埋名，到山西听闻傅山大名，于是前去拜访，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至交。顾炎武写诗送给傅山：“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两人深深为对方的气节文章所打动，互相切磋砥砺。

顾炎武一到山西，便被三晋质朴刚健的民风感染，晚年长期隐居在汾水岸边的曲沃县，那里有一座绛山书院，现在是曲沃一中所在地，顾炎武就是在这里写完了《日知录》，也是在这里离开人世。临终之际，他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愿意与他“相随拾芝草”。两年之后，傅山亦仙去。他们的友情，如汾河之水，澎湃而深沉。

饮水思源，汾水，是一条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是一代代三晋儿女的精神家园。汾河两岸，那些灿若星辰的伟大文学家，他们的姓名、文字以及故事，依然闪烁在汾水的浪花里。

他们，是山西人的乡愁，也许，还是所有中国人的乡愁。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李白的一首诗，献给他们——

“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