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关中人氏，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曾做过一任浙江绍兴知府，未几致仕回乡，在明代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其在江南的惊鸿一瞥，却造就了学术史上的风云际会。那是嘉靖二年（1523年）的秋天，秦人南大吉在越地的烟雨之中，遇到其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

明末绍兴人张岱在《石匮书》中，记录下二人相逢的场景。那个人来到绍兴讲学，大吉出于礼貌，去拜访了一次，但并未相信他的学说。后来那个人门徒越聚越多，大吉心中疑惑，便派弟弟逢吉每天悄悄去听课，回来之后细细说给大吉听。如是者累日，忽有一天，大吉恍然大悟，说道：“他说的是对的。”于是，大吉整理衣冠，前去拜访，有了下面的对话：“大吉临政过多矣，先生何无一言教之？”“何事？”“比如……”“吾言之矣。”“未有也。”“吾不言，君何自知之？”“良知也。”“良知非我常言者乎？”

张岱兴致勃勃地记录下这段类似禅宗“话头禅”的对话，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南大吉拜访的那个人就是名震天下的王阳明。

从此，大吉正式成为王门弟子，且对良知之学深信不疑。他在山阴县扩建了稽山书院，请阳明在书院讲学。阳明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称“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对大吉的“志于道”表示赞赏，但似乎并未太重视这位才华并不出众的学生。

次年，大吉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震惊的事情。他读完薛侃早年在江西编纂的《初刻传习录》，爱不释手，却又憾其收录未全，于是和其弟逢吉一起，搜集整理了阳明致周道通、陆元静、聂文蔚等人的书信，刊刻成书，是为《续刻传习录》。当时阳明著作已不许“私自传刻，以误正学”，大吉冒险刻书，尽一己之力，试图把阳明的思想记录、保留下来。阳明弟子钱德洪回忆说：“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

不久之后，南大吉就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借故勒令罢官回籍，绍兴百姓闻之，皆涕泣相送。返回北方故乡的途中，他写下一封书信寄给阳明，并未诉说自己的遭遇，只是询问学术上的问题。阳明大为感动，对其刮目相看，赞其“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称其为“朝闻夕死之志者”（《答南元善》）。在来信的末尾，大吉感叹道“南望会稽，日远一日，怅仰之怀，又奚翅饥渴云哉！唯尊师其永念之”，表达了远离恩师的怅然与思念。阳明在回信中深情而又豪迈地说：“元善自爱！元善自爱！关中自古多豪杰……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答南元善》）

大吉没有辜负阳明的期许，他回乡之后，散尽家财，建造了湭西书院，为关中士子讲解良知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南大吉列入“北方王门”，视其为阳明之学传播到北方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关学与王学的融会贯通。

晚年的大吉写了一首诗回忆平生：“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踪班与杨。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示门人》）

他把这首诗念给学生听，当他念出那一句“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的时候，一定是会心一笑，回忆当年相逢的场景——“老师，我们从未分离。”

二 聂豹

嘉靖七年深秋，广西梅关山间，王阳明写下最后一封书信。信中提到自己的病情：“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其实，那时他已无法行走，一咳嗽便吐出血来，执笔已很困难。这是一封写给远方一位朋友的回信。

这位朋友名叫聂豹，字文蔚。这封信辗转到他手中的时候，阳明噩耗已传遍天下，雪落江南，一片缟素。他手捧信笺，泪滴纸上，往事涌上心间。

正德十四年，那时聂豹刚过而立，新科进士，闲居江西老家，等待吏部授职。正赶上宁王起兵，江西大乱，盗贼遍野。一天深夜，忽有盗贼破墙而入，纵火鼓噪。聂豹临危不乱，披衣而起，独持铁杖，立于门侧，奋杖击杀二贼，余贼散去。他跪在父亲身边，叹息道：“天下大乱，何时是了局？”其父聂凤答道：“平乱者必王阳明也。我不求做公卿之父，但求做圣贤之父。将来你要师事王先生啊。”

七年之后，聂豹已是不惑之年，担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先后弹劾了镇守太监张佐、兵部尚书金献民等权贵，成为有名的敢言之士，被派往江南稽查马政。那时阳明辞官回乡，正在浙江讲学。于是聂豹渡江去拜访阳明，这是二人首次谋面。《明史》记载这次会面的情景，只用了六个字：“与辩难，心益服。”聂豹自己回忆说当时“疑而骇之”。其实以聂豹敢言的性情，当日的辩难恐怕比较激烈。阳明却不以为忤，对其极为欣赏：“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答聂文蔚之一》）

后来，两人虽山河阻隔，却一直通过书信交流良知之学。在两人的最后一次通信时，聂豹询问：“欲于事亲从长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焉，何如？”阳明恳切地回答：“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答聂文蔚之二》）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聂豹“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两人的友谊从开始到最后，都保持着古人之风，诤友的精神。

聂豹回忆往事，心中悲痛，忽而又觉无比遗憾，虽然他心中早已把阳明作为老师，却从未拜入师门，执过弟子之礼。他整理衣冠，向着广西的方向叩头，提笔写下一首悼亡诗：“闻道阳明事已非，独含清泪哭吾师。人怜星陨悲诸葛，我泣山颓逝仲尼。”

后来，聂豹不负阳明的教诲，一面刊刻《传习录》《大学古本》等王学著作，广建书院，传播良知之学；另一面，也继承阳明“留心兵备”的精神，在边关多次击退蒙古铁骑。最让人感慨的是，晚年的聂豹，守卫边关，被诬下狱。当时正是大雪，“手僵脚冻行不得，况复桎梏挛铁绳，道路以目相訾评”。聂豹“怡然就道，履险如夷”，表现得非常平静，虽受拷掠，却读书不辍，在狱中写下一部《困辨录》，反思自己平生之学。他甚至还向看守他的锦衣卫戴经讲学，也和狱中政敌夏言等人切磋学问。明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记录了聂豹在狱中的“顿悟”——“先生之学，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

那一刻，他一定默默吟诵阳明那最后一封书信，阳明似乎就在他的身旁，笑着说：“文蔚，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