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以为旧时的文人考取进士就一步登天了，其实不是，那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起步官阶并不高，一般的是在中央机关当办事员，也有的被派到基层去当县尉。古代的“尉”多是武职或司法官，县尉专管衙役、捕快之类抓人放人的勾当，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官阶九品。

文人的官场梦古已有之，诗人杜甫在科场上的运气总是不好，考了几次都名落孙山，却并不曾因此改变“官”念，起初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到了后来则是为了养家糊口。天宝十二年左右，杜甫潦倒长安，诗写得好，但换不回银子，只能卖草药补贴家用，那就和乞讨差不多了。为了生计，他辗转朱门，到处投递求职信，当时称之为“干谒”，现在叫跑官。跑官也不容易啊，“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其间的屈辱和辛酸可以想见。也许是跑得多了，天道酬勤，终于跑来了朝廷的一纸任命，派他到河西县担任县尉。这是进士的起步官阶，作为“杜陵布衣”，他能得到这样的安排算不错了。而且县尉有实权，抓人放人都在他手里，上下其“手”，可以权力寻租，搞点钱如探囊取物，不要说养家糊口，发点小财也并不困难。

那就赶紧走马上任吧。

但杜甫没有去，因为他的好朋友高适几年前曾当过封丘县尉，不久就辞职了。辞职不是嫌官小，而是因为心情不好。在题为《封丘县》的诗中，高适坦露了自己的矛盾和痛苦，其中最锥心的是这么两句：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是俯首帖耳的哈巴狗；在百姓面前凶神恶煞，是张牙舞爪的疯狗恶狗。这种“两面狗”的差事，高适干不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这位姓高的诗人也太清高了。既入官场，这种“两面狗”的生涯便是一种常态，不要说你只是区区县尉，就是县令、知府，以至于督抚高官，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你的乌纱帽是“长官”给的，在他们面前，你只能低声下气做孙子。同样，作为朝廷命官，你牧民有责，催逼赋税，要粮要钱，你能不“鞭挞黎庶”吗？你既不肯做孙子，又不忍做打手，那就只有卷铺盖走人了。

但诗人毕竟是诗人，所谓良知和人文关怀从来就是他们心头最柔软的那一块。他们的目光总能穿越利益集团的藩篱，投射到幽暗的底层，犹如穿透乌云的阳光，传递着人性的温煦和亮色，这是大诗人之所以“大”的一种精神特质。相反，如果只知道为权势者捧场凑趣，再华美的辞章也只是随风而逝的马屁而已。

杜甫没有去上任，他走向民众，也走向中国诗歌的圣坛，不久，被誉为史诗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问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散发着大地的苦难气息的诗句，让千秋万代的读者泪流满面。

但同样是大诗人，同样面对着这份九品县尉的差事，也有周旋得差强人意的，例如白居易。

白居易是正牌的进士出身，而且名列第四，差一点就是探花。唐代的官制，进士及第后还要参加一次吏部组织的选拔考试，及格后才授予官职。人们把这种考试叫作释褐试，“释褐”就是脱去老百姓的粗麻布衣服。白居易又很顺利地通过了释褐试。脱去了麻布衣衫，接下来就准备穿官服了。

老规矩，他的第一份差遣是到长安附近的周至当县尉。

到了周至，正值麦收。“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新任县尉下乡调研，也收获了一首《观刈麦》。看到农人的辛苦，想想自己的不劳而获，诗人心生愧疚，他也是一个有良知的文人。

麦子收上来了，县令就叫他下去催逼赋税，没有钱粮就抓人，下到牢房里鞭打，直到打出一个“有”来。所谓横征暴敛，这几个字县尉全占了。白居易不忍心向那些可怜的农夫挥鞭子，但又不能公然抗命，就想出了一个消极怠工的办法：装病，不上班。

县令是个官油子，按理说这种小伎俩是瞒不过去的，但这厮却不敢拿他怎样，因为他上头有背景。

背景就是在朝廷里担任左拾遗的元稹。元白是至交，这人们都知道。元稹的才华虽不及白居易，但科场上的运气好，他与白居易同科登第，他中的是第一名。再加上人长得帅，金榜题名紧接着就是洞房花烛，娶的是京兆尹的女儿。京兆尹者，首都市长也。周至是首都辖下的郊县，元稹的老丈人就是县令的顶头上司，这种关系县令能拎不清吗？他当然不敢得罪白居易。白居易装病怠工，县令不但不揭穿，反而上门慰问，叫他安心休养，不要挂念公务，说那边的工作有人顶着。这当然也是实话，抓人放人、鞭打农夫的事，想干的人多的是，因为那中间有油水。有油水的事，悍吏们总是争先恐后，那些人其实巴不得你一直生病才好。

由于有了京城的背景，白居易的这个九品县尉当得还不算太憋屈，他大致既用不着在上司面前装孙子，也用不着对老百姓挥鞭子。而且就在这期间，他还写出了流芳千古的《长恨歌》。可诗人的心情终日不好，他在诗中相当刻薄地把自己称之为“趋走吏”，也就是狗腿子，认为：

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

可见对这份差事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