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作家协会叫广文馆，始设于天宝九年。其实，当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有一个叫郑虔的人贬官多年奉诏回京，唐玄宗觉得他很有点文才，不愿让他外放（历来做皇帝的都有这种癖好，喜欢把天下的好东西都留在自己身边），但中央各部委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安排，就特地增设了这样一个机构让他去负责。组织部门的人向他介绍情况时说得很动听：“新设立的广文馆是用来管理文士的，因为你名声久著才任命你去，而且让后代人称你是第一代广文博士，你看，这不是美事吗？”郑虔听了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过他的官瘾去了。

其实这个广文博士是个冷官，一般人都不愿去做的。不信，有杜甫的《醉时歌》为证：

诸公衮衮登台省，

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

广文先生饭不足。

诗人笔下可能有点夸张，但广文先生的清冷却是毋庸置疑的。并不是说他们的工资特别低，像广文馆这样的机构，至少也算个副部级，工资待遇并不比六部侍郎少。“冷”是因为清水衙门没有什么权，人家不买你的账，用不着来趋附逢迎，也就没有那些各种名目的孝敬。一般来说，当官的若光凭那点死工资，要维持日常的油盐柴米和交际排场肯定吃不消，即使是一品大员那点工资也吃不消。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主要是指工资以外的隐形收入。因此，“广文先生官独冷”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清水衙门中也有不甘清冷的，看到别人发财，心理便不平衡，想方设法也要捞点小钱，例如那个写《三国志》的陈寿，他的官职是著作郎，也就是专业作家，没有什么花头经的。但他脑子比较活络，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有良史之才，其实这个人的品行并不好。丁仪、丁訥哥俩在魏国影响很大，青史留名应是不成问题的。陈寿就对他们的儿子示意：“可拿千斛米给我，我定为令尊大人作佳传。”偏偏丁氏兄弟自恃名高，不肯出钱，陈寿竟不为他们作传。可以想见，像丁氏兄弟这样死心眼的并不多，陈寿利用这种有偿服务，大概是捞了一点好处的。

但尽管如此，冷官毕竟是冷官，捏捏掐掐地弄点小钱也毕竟不容易，人们一般还是不愿到这样的衙门去；即使去了，也要钻天打洞往外调，有时甚至为此丢了乌纱帽。明代设南北两京制，南京称留都，也设了一套内阁班子，级别和待遇都是享受的，其实没有什么事干，没有事干也就没有油水。嘉靖年间，有一个叫吴廷举的人，从巡抚都衙史调任南京工部尚书，这算是提升了，但吴某人嫌那是个冷官，先是不接受任命，接着又称病请求退休，实际上是想挪个好一点的位子。皇帝随口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好话慰留，他便以为是迁就他，又上表请假，索性把话挑明了。他在奏章中用了白居易和张咏的几句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顾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事日，江南闲煞老尚书”，都是挑肥拣瘦发牢骚的句子。这一下把皇帝惹火了，一纸诏书勒令他回苍梧老家去了。有关史料中评价这位吴某人“躁动好名”，其实在“好名”背后恰恰潜藏着一种利益驱动，他的信条大概是：做官不能捞外快，不如回家种白菜。

这么说，清水衙门的冷官就没有人做了？非也！不仅有人做，而且还有人做得有滋有味。在他们看来，冷官也有冷官的好处，其最大的好处恰恰就在这个“冷”字，清静、淡泊，没有那么多应酬和干扰，也少了官场上的争斗和倾轧，可以平心静气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人大多是学者型的，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翻开一部中国文化史，不少有大成就者生前都是冷官，或者说，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做冷官期间奠基的，这时候他们的文章往往写得特别好。而一旦宸恩垂顾，被提拔到一个炙手可热的位子上，整天忙于那些没完没了的官场争斗和应酬，文章和人格也就渐趋平庸。清代朱彝尊原在皇家史馆当值，这本来是个冷官，但他却甘之如饴。为了充分利用那里的图书资料，他不惜违反纪律，私下里将抄手带进史馆，专门抄写各地进呈的宫禁要籍，后来终于被同僚弹劾而丢官。朱为此在他的书匣子上作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他当然认为是值得的，因为他的人生目标并不在于七品乌纱，而在于“万卷书”的学养和建树，这是一种超越了官场人格，也超越了世俗价值观的文化品格。

挂 剑

季札离开姑苏时，正是春寒料峭的二月。他走的是水路，船出盘门水关，河面渐渐宽阔了，浪拍船舷，有了点喧哗的意味。他站在船艄，望着姑苏的城堞在视线中远去，渐至化为一抹阴影，心中便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感。

临行时，吴王余祭亲自把他送到码头边，两人正要揖别，余祭突然盯着他的腰间露出诧异的神色——原来季札没有佩剑。作为吴国的使者，又是吴王的亲弟弟、王室贵胄，剑是必备之物。这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一种富于仪式感的身份标识。“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这也不是奇装异服，而是当时的贵族风范。在姑苏，每天出入于王城宫苑，季札是不喜欢佩剑的，他没有这种习惯，以至这几天准备出行时，礼品、信札、盘资、地图皆应有尽有，唯独忘记了一把必不可少的佩剑。余祭倒也爽快，他哈哈一笑，当即解下自己的佩剑递给季札。吴王的剑无疑是天下绝品，上好的青铜，经良工千锤百炼，剑棱上镂着精美的花纹，剑柄上镶着名贵的玉石，从鱼皮剑鞘轻轻抽出一截，有一股青光泠然生寒。这种剑只有吴国的工匠才能锻造，世人都说“吴戈越剑”，其实吴国的剑也是天下第一，其代表作干将莫邪更是用生命的血光和智慧铸就的无敌之剑。季札身材挺拔，三尺长剑佩在他身上恰到好处，玉树临风的儒雅中又平凭了几分英武之气。他谢过了吴王，转身跳上甲板，橹桨腪乃一声就开船了。

眼下是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季札代表吴国出使北方，一路将访问鲁、齐、卫、郑、晋五国，风尘数千里，任重而道远。

顺风顺水，从姑苏到延陵只走了两天。延陵是季札的封地，自16年前他到这里逊耕以来，原先人迹罕至的江滩已面貌大变。他移民垦殖，兴修水利，民众都很拥护他，他也在底层民众中收获了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但现在王命在身，他在延陵只能稍作停留，便摆江北上。过了江，他又舍舟乘车。以他的身份，他本来应该乘坐四匹马拉的轩车。但他这个人不喜欢排场，而且江淮之间多湖沼湿地，路道条件较差，乘那种驷马高车反倒不便。他乘的车只用两匹马，随身只带一名随从一名车夫。这种清简朴素的生活习惯，都是这些年逊耕延陵养成的。

为什么叫“逊耕”呢？因为他是吴王寿梦的儿子，品德和才能都广为称道，寿梦很喜欢他，想让他继承王位。季札认为那样不好，按照规矩，继承王位的应该是长子，他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依次是诸樊、余祭、余昧。一个国家的规矩如果坏了，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而且他也由衷地觉得，国君那个位子不好坐，为了那个位子，有多少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君臣火并。这是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不光各诸侯国之间“天讨”不断，各诸侯国内部围绕着王权的更迭亦时见刀光剑影，至亲骨肉动辄五步喋血，真所谓砍头只当风吹帽。这样的事情季札看得多了，自然很寒心。那个看似高高在上风光无限的王位，其实是积淀着千百年的血腥气，也是和深宫孽债的阴谋维系在一起的。既然如此，自己何必去锳那股浑水呢？那个王位，他们谁想坐谁去坐，反正我不想；我只想为国家和民众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因此，16年前，寿梦死了，为了避让王位，季札便跑到延陵来种地，让大哥诸樊顺利继承了王位。3年前，诸樊死了，又有人提出让季札执政，他还是不肯，也还是躲在延陵不出头，让二哥余祭当上了吴王。季札的“逊耕”其实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并不真的就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地当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代表吴国在外面当巡回大使的。这样长期游离于权力中心和政治旋涡之外，也就省去了当权者的猜忌和防范，自己也落得潇洒自在。

这是适合出行的季节，风吹在脸上变得软和了，杨柳的枝条有了些许绿意，小草也开始返青——这些当然需得细看，若大略望去，满眼仍是萧索的风景。候鸟一队一队地越过马车的顶篷，向北方飞去，这是欢乐的迁徙，像是去赶一场青春约会似的，全不像去年秋天南迁时那样仓皇。“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季札想到邶国的歌谣。邶国早就灭亡了，但歌谣仍旧在被人们传唱，可见音乐的力量比王朝和君主要长久得多。

季札访问的第一站是鲁国，但去往鲁国必须先经过徐国。徐国的国君早就仰慕季札的名望，他设宴招待季札。席间，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剑，但又不好意思开口索要。季札看出了徐君的心思，因为还要出使他国，而剑是他的身份标志，现在当然不能解剑相赠。他暗暗许下心愿：徐君，我答应你了，待我访问归来，一定把这把剑送给你。有道是红粉施佳人，宝剑赠壮士，你虽然说不上壮士，却真心喜欢它，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喜欢它的人。

到达鲁国时，已是一个多月以后。走了一千多里路，季节的脚步似乎停滞了似的，眼界所及，还是江南地区一个月前的风景。鲁国是各国中礼乐最完备的，鲁国的国君听说季札精通音律，便向他展示了全套的宫廷礼乐，还加上古往今来各国的民间歌谣。这当然有炫耀的意思，因为在北方人看来，南方的吴国是夷人，制度粗糙，文化落后，季札可算是那里文化素养很高的人了，那就让你开开眼界，领略一下什么叫泱泱之风吧。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音乐会，乐师们整整演出了三天。这三天里，都城的民众都停止了生计，聚集在宫廷外免费欣赏。乐师每演完一章，季札便发表一段评论。他的评论相当精辟，不仅能就音乐说音乐，还能透过音乐分析其中的道德趣味、社会风尚和政治兴衰，那真是纵横捭阖，酣畅淋漓啊。例如，对于《周南》和《召南》，季札认为：这些乐章很美啊！从这些乐章中可以看出周朝的教化已经奠定基础了。可惜的是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然而它唱出了百姓勤劳而不怨愤的声音；对于《郑风》，季札则认为音节过于细弱，象征着郑国政令的苛细烦琐，说明人民无法忍受了，郑国大概要先灭亡了；听罢《齐风》，季札感慨于音乐的深远宏大，有大国之风，齐国的前途实在不可限量；而从《秦风》中，季札听出了这是西方的音乐，能为西方之声，音节就能宏大，这应该是来自周室的旧地。

鲁国的国君被季札的才情征服了，他想不到蛮夷之地的吴国竟有这么优秀的人才。季札刚来的时候，他倨傲地坐在宫殿的宝座上，等待客人拜见。等到季札离开的时候，他扶着车辕，把客人一直送出了城门。

从鲁国向北，进入齐国；从齐国向西，进入卫国和郑国；从郑国向北跨过黄河，进入晋国，季札消消停停地行走在北方的大地上，走过了莺飞草长的春天，走过了万物峥嵘的夏季，转眼间已是秋风拂面。寂寞的时候，他便解下腰间的宝剑弹铗而歌。走的地方多了，一路观风俗，论兴亡，对政治这东西看得越发透了，人也变得更加超脱。在齐国，他劝告当时正得宠的晏平仲说：“你太走红了，赶快把封邑和权力交还给国君，不然就要大祸临头。”晏子是聪明人，马上照办了。没有了封地，不参与国政，他果然逃过了后来的政治倾轧。季札的这种政治敏感有时甚至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在卫国，他住在招待所里，听到不远处孙文子钟鼓作乐的声音，不禁叹息道：“这样下去，孙文子要倒霉了。”因为做臣子的正常心态应该是心怀畏惧犹恐不及，怎么能够这样放肆地钟鼓作乐呢？若恃才傲物、得意忘形，那么倒霉还会远吗？有人把这话告诉孙文子，这位孙某人当下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以后，竟连琴瑟的声音也不敢听了。

深秋时节，季札在归途中又经过徐国。春天在这里时，他曾暗许把宝剑送给徐君。想不到再到徐国，物是人非，徐君已经去世。他就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随从不解：“徐君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送他宝剑呢？”季札说：“当初我内心已经答应送给他了，难道就因为他死了，就违背我的本意吗？”

那时候的人是很喜欢为时而歌的，他们唱道：

延陵君子兮不忘故，

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袅袅兮秋风，江河波兮木叶下。越往南走，季札的心情愈加苍凉，这不是季节使然。在出使北方诸国期间，他是很放达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可以自由地指点江山，朗歌纵笑，充分展示自己健全的生命本体。那时候，佩剑是他风神的外化，象征着他的男儿本色，可现在要回国了。回国了，还带着佩剑有什么用呢？既不能仗剑自卫（君王要杀你，你仗剑何用）；也不能说剑谈兵，那样更会招致猜忌；甚至连寂寞时弹着它唱几段小曲也不能——人家知道了，还以为你在发泄怨气呢？为什么不弹别的，单单要弹宝剑呢？可见心怀杀机。既然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么就挂之墓树吧。因此，季札的挂剑实际上是回国途中的一次心理调整：告别巡回大使的宽松和放达，收敛起生命本体的自由张扬，重新回到那有如囚笼般的游戏规则中去。

季札的谨慎并不是多余的，吴国的深宫里看似风平浪静，其实一直暗流汹涌。14年后，余祭死，余昧即位。又过了4年，余昧死，他的儿子僚即位。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规矩，继承王位的应该是季札；如果季札不干，那就应该是老大诸樊的儿子光。正如季札所担心的，规矩一坏，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王权的诱惑太大了，而且这些人的腰间都有一柄青锋宝剑，主人的欲望之火在燃烧时，嗜血的宝剑也在剑鞘中跃跃欲试。吴王僚13年，僚被公子光派人暗杀，刺客是将宝剑藏在烤鱼里，在宴席上下手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公子光即后来很有过一番作为的吴王阖闾。阖闾这个人很会玩政治，王僚陈尸后庭，他又假惺惺地要季札继承王位。季札很识相，也很懂得这中间的游戏规则，他说了几句相当得体的话：我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哀悼死者，事奉生者，以顺应天命。谁即位为君，我就听谁的。他当然又跑到乡下种田去了。

季札活了92岁，他清醒、理智，没有政治野心，又能在民众中吸取生命的养料，因此他能长寿。要在严酷的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独善其身，又要对国家和民众有所贡献，他实在很不容易。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吴王夫差11年。他一生经历了七位国君，也经历了吴国的鼎盛和衰落。他死后12年，越军就攻入姑苏，吴国灭亡。

作为一名王室贵族，季札的陪葬品中大概没有剑——他生前不喜欢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