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建筑讲究一块匾额，其重要性就有如一件艺术品最后的点睛之笔，少了这一笔就没有精气神。题匾的当然必须是名流政要，字要好，有时还要连带着给楼堂馆斋之类的取名字。对于有资格题匾的腕儿们来说，这是既风雅又实惠的美差，酒酣饭饱，大笔一挥，何其潇洒放达！红包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因为这是一种身价。而主人这边亦觉得门面上很风光，足可蓬荜生辉，双方皆大欢喜。清人笔记中有这样两则关于题匾的轶事，很有点意思。

一则出自《履园丛话》，主人公是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梅村。吴是太仓人，太仓东门有一王某，以皮工起家，累至巨富，于是建了一座楼房，为了装点门面，一定要吴梅村为他题匾。吴倒也没有摆大名士的架子，为之题了“阑玻楼”三字。人们都不明其意，以为一定有什么古奥的出典，问吴，吴笑道：“没有什么其他意思，不过是大实话——东门王皮匠罢了。”人们听了，皆捧腹大笑。

吴梅村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并没有多大的恶意。但另一则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有点刻薄了。说的是松江有一个叫郭福衡的文人，知名度颇高，同乡有一以武弁起家的暴发户，性喜奢华，但目不识丁。一次新居落成，求郭为其书一匾额。郭提笔写了“竹苞堂”三字。主人很高兴，拿回去挂了起来，且四处夸耀。有人对他说：“这里面隐含了‘个个草包’四个字呀！”但那人却认为堂名取得好，字也漂亮，始终不肯取下来。

从“阑玻楼”到“竹苞堂”，两块匾额中折射出的某种社会心理是很值得玩味的，文人看不起那些皮匠武弁者流，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但此刻面对着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他们的心态又颇为复杂，既要矫情镇物，显出自己的清高；又不能端足架子，拂袖而去。这一则固然是为了那可观的润笔，再则也因为到了明末清初那个时候，江南地区商风大渐，商人阶层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不大好得罪的，于是玩点文字游戏的恶作剧，算是对暴发户的一种反击，以求得心理平衡。对于这种扭扭捏捏的反击，倒是暴发户们玩得比较大气，特别是那位“竹苞堂”主人，明知文人在挖苦他，偏是不肯把匾额拿下来，他大概对文人这种咬文嚼字的把戏很不屑，红包你已拿了，字也写了，银货两讫，“草包”便又怎样？我“草包”照样活得很滋润。这样一来，倒显出文人的酸腐和小家子气了。

当然，不为区区润笔所动的文人也是有的，例如清代的大书法家傅青主。京师打钟庵的寺僧想请他题写庵额，傅因厌恶那和尚品行不端，推辞不允。此僧知道某公与傅友善，就转用重金贿请他代办此事，某公知道傅的为人，就想出一个办法：一日买了好酒，请傅来痛饮，又预先写好五言绝句一首，将“打钟庵”三字嵌在其中，乘傅微有醉意时，便拿出此诗，以“家里有块屏风，要将此诗刻在上面，自己又写不好”为由，请傅代写。傅自然乐意，大笔一挥，字写得尤胜于平时。事后，某公将诗中“打钟庵”三字剜出，给寺僧题在门上。这种事情当然瞒不长久的。当傅青主知道自己被朋友出卖后，遂愤然与某公绝交。

这是一则文化掮客智赚书呆子的故事，故事中的“某公”也算是一个文人吧？但其人格却极为卑俗。以他的诡诈，耍一个天真的文人自然游刃有余。这种人有相当的社会交往，圈子里外都兜得转，但眼光所及，无非孔方兄耳。利益驱使之下，坑吓诈骗都来得。君不见当今那些上蹿下跳、春风得意的“穴头”吗？但在傅青主那个时代，“某公”干得还算风雅，因为傅青主是风雅中人，他只能以诗酒为媒，在一片氲氤的文化氛围中完成自己的诈骗。眼下的腕儿们当然没有这等档次，穴头和他们也就无须“文化”和风雅，只需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至于个中龃龉，大抵属于黑吃黑而已，被穴头坑了也是活该。他们一般也不敢与穴头“绝交”，因为以后还用得着这些人，只能玩假唱、偷税、临开场了赖在后台讨价还价之类的把戏，拿观众撒气。

同样是为寺庙题写匾额，明末的周顺昌则又是另一种情怀。周顺昌是东林党的“后七君子”之一，因反对阉党专权，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他。启程前，周神色自若地对家人说：“前些日子有个和尚要我为他题庵匾，现在该把这事了却了。”便命家人拿来纸笔，题了“小云楼”三个大字。写完后，把笔一扔，笑着说：“此外再没有什么事要我牵挂了。”周顺昌冤死北京后，他的朋友在悼诗中因此有“锒铛犹勒小云楼”的句子。

周顺昌与那位和尚似乎没有多深的交往，在请他题匾这件事上，也不存在金钱交易。在这里，他体现的是一种从容赴死的凛然正气，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缇骑呼喝，大限临头，到了这时候，名利之类已没有什么意义，只有人格力量凸现得如此亮丽峥嵘。“锒铛犹勒小云楼”，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