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住在老文化馆东南角的一间平房里，房子是很有些年头了，在作为我的宿舍以前，那里是图书馆的书库。巧合的是，在此之前，我住在靠近门楼的那个院子里，房子的前身也是图书馆的书库。也就是说，我搬来搬去，其实一直在给图书馆充当“填房”的角色。这样说或许带点自嘲的味道，但一想到那里曾经充栋的书籍和沉静的书香都是我乐于亲近的，反倒有了一种缘分天定的幸运感。

新的图书馆在马路对面、文化小剧场的底楼。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取得了进入书库看书的特权。起初大抵是因为我要借的那些书不大好找，弄得他们很烦，就撂下一句话：“你自己进去翻吧。”于是，我就像奉旨巡按的钦差一样，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书库。

用什么才能形容我第一次走进书库的那种感觉呢？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学兄曾打过一个比方，他用的是：一个好色之徒走进了一群美女中。卑俗固然卑俗，但倒有那么一点意思。反正这么说吧，你喜欢读书，现在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书库里巡视、检阅、取舍、提调，眼前身后，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散发出很好闻的纸张和木头的陈旧气息，书脊上各种字体的书名搔首弄姿地撩拨着你，让你目不暇接，心醉神迷，那种万卷皆备于我的帝王感，恐怕只能用一个“奢侈”来才能形容。与之相比，古人所谓的红袖添香夜读书，或雪夜闭门读禁书之类，就全部不值一谈了。那么就取下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且抑制住心头的狂喜，屏息凝神地慢慢受用吧。

据说1987年的夏天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热的夏天，当时正值儿子来海安过暑假，我就每天带着他去书库里看书。小学四年级的男孩，已经有了自己的阅读取向，他在那一排排书架间所享受的满足和愉悦，一点也不比我少。书库里的书多是陈年不曾被人借阅过的，选书和翻书的过程中，难免要惹动尘埃；天气又热，揩把汗撸把汗，几把下来就弄得有如舞台上的大花脸一般。想不到的是，孩子在书库里灰头土脸的厮混，后来竟让他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有次我带他去南京，顺便去看望省作协的杨旭老师。杨当时正在创作长篇小说《经纬堂遗事》，其间说到民国年间湖湘才子易君左因一本《闲话扬州》引起的风波。当时有人撰成联语，在报纸上公开征求下联。其上联云：“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语，易君左矣。”此联极机巧，名人、大事、互文技法、当事者的名字经分拆别解而又意趣浑然，一时难住了文坛的衮衮诸公。直到若干年以后，国民政府换届，国民党元老林森（字子超）因其散淡超脱而得以蝉联主席，才有人据此对出了下联。杨老师停顿少顷，似乎要调整一个语感，我儿子却在一旁接上了：“是不是——林子超主政国府连任国府主政，林子超然。”老作家开怀朗笑，笑声中很有点“孺子可教”的激赏。事后孩子告诉我，说就是那期间在图书馆的书库里看到的，可见开卷有益。

回到1987年的暑假，有一次我和儿子在书库里竟然忘记了时间，出去时图书馆已经下班了，关门落锁，把我们囚禁在里面。一阵短暂的惊慌过后，父子俩随即便坦然了，囚禁就囚禁，大不了再进去看书呗，被自己喜欢的书籍所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囚徒了。当下午两点半管理员打开大门时，却看到我们父子从里面气定神闲地走出来，他们始则大惊，继则后怕：好在是中午，如果是晚上关在里面，那就惨了！

于是自那以后，每到下班的时候，就有人在书库门口喊几声。他们不喊我，喊孩子的乳名：“小寒，下班了。”“小寒，关门了……”

有时候是老肖，有时候是小孙，更多的时候是储德义，他原是文工团的演员，自然底气很足的。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他在舞台上从没演过正经角色，都是“匪兵甲”或“匪兵乙”之类，有一次还为此闹得他很不愉快。其实，就凭他那嗓门，老储在舞台上便不能算黯淡无光，例如他至少曾是《沙家浜》里十八棵青松中的一棵。

这是将近30年前的情景了，现在旧事重提，老储那粗重的男中音似乎仍带着热扑扑的暑气排闼而来：

“小寒，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