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写信了。

给友人写信是一种享受，铺开信纸，听笔尖沙沙沙地低吟浅唱，真有如红泥火炉、清茗对坐；或漫步林间，半日悠游。写到得意处，忍不住回过去读一遍，一边想象着对方看信时会意的神态。此中快慰，用“如沐春风”、“醍醐灌顶”都不足以形容。而且这快慰会一直追随着你，写信封时，一点一画都极其张扬，所谓神来之笔也往往就在这种时候。

但我已经好久没写信了，因为有了电话。

写最后一封信是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那个暮春的下午吧。我坐在阳台上——那里有一张写字台，伴着我度过整个冬天——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春阳日暖，空气中浮动着游丝般的飞絮，市声变得浮躁，封闭阳台内升腾着暄气和燠热。所有这些，都化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情调的东西，在信笺上浸润渲染。写这样的信会有一种全身心的投入，烟灰积得老长，也顾不得去弹，任它悄悄地落在信笺上。可电话铃响了，遥远而亲切的声音恰恰来自收信的那一位，欣喜之后是简明扼要的回答。然后互道“再见”。

信自然是不用寄了，因为说到底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那浸润于信笺、并且只能属于文字的情调；那春阳日暖，暄气升腾的心灵躁动，电话里能讲得清吗？对着电话，我一阵黯然。

电话现在是越来越普及了，而且还在轰轰烈烈地普及下去。它的触角几乎无所不在。追悼会上向死者默哀时，冷不丁会冒出几声蛐蛐叫，于是一个个把悲哀放在一边，撩起衣摆审视自己的将军肚或杨柳腰。大街上凡是能露脸的地方，总有人举着“大哥大”挺胸突肚地做指令状。公用电话星罗棋布，人们对着话筒吼叫着“行”、“快”、“要现货”。那么就躲进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或收音机寻一份清静吧，可偏偏闯进来嗲兮兮的“老地方”、“不见不散”，据说那是不小心碰上了人家的频道，那玩意儿的气派小一点，叫“二哥大”。

于是常常会想起那几张信笺的温馨。

十年前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接到一封朋友的来信，信中的内容早已淡如烟云，但最后的那两句话至今难忘：“你走以后，这里越发冷寂，只有园子里的杏花开了几朵，其他一切依然。”记得我当时是对着这两句体味再三的，北京城正瑟缩在漫天风沙和料峭寒气之中，但南国那几朵杏花传递的温煦却充盈了我的情怀。读着这样的信，你还会感到孤单吗？马上提笔复信，回报一份京华游子的心迹。

那时候，人们大抵还不习惯用长途电话传递声音，真是太幸运了。

到了秋天，在窗外萧萧的落叶声中给家中写信，随手便流出这样的句子：“秋风渭水，落叶长安。天气越来越冷了，总念着你和孩子。”妻后来告诉我，她读到这些时，在灯下流泪了。

现在自然是阔多了。出差在外，晚上“水包皮”之后，倚在沙发床上随手挂一个长途，“家中都好吗？”“都好。”“没有什么事吧？”“没有事。”“有事打电话，这边的电话是……”电话搁下了，塑料对塑料的磕击呆滞而板涩，没有一点弹性和张力。

方便，快速，伸手可及，万水千山只等闲，人们都在为方兴未艾的电话热而欢呼，谁也没有想过这种欢呼背后的代价。

我有时会呆想，如果电话的普及早上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将不会看到鲁迅和许广平在《两地书》中鲜为人知的倾诉，也不会听到巴金和萧珊在《家书》中深情蕴藉的低语，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缺憾！如果电话的普及早上几十个世纪，中国文学的绚丽画廊简直将要为之黯然失色，这里会缺却了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传唱千古的杰作是他在中秋之夜寄给弟弟子由的；缺却了李白的“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因为这首诗的标题是《沙丘城下寄杜甫》；也缺却了白居易那首长达一百韵、一千字的《代书诗》，那是他在苏州刺史任上，代替书信寄给任越州刺史的好友元稹的。那时候，他们经常用这种五言和七言律诗代替书信互相唱和，以至开创了中唐诗风中的元和体。在苏州和越州之间的官道上，驿马扬蹄疾驰，负载着挚友之间生死以之的情谊和魂牵梦萦的思念，也负载着华夏历史上一幅流韵久远的文化景观——当时没有电话，幸甚，幸甚！

以前我曾对着电视里的某条新闻迷惑不解，在传递手段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还有国家元首之间或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的，他们打电话难道还不方便吗？或者说难道还在乎电话费吗？现在我懂了，从根本上讲，电话是一种快速回撞式的语言系统，有点类似于体育运动中的壁球，它更适合于利益竞争中的讨价还价。例如50年代以后，美苏两国总统之间就有一条热线，主要用于发现对方核导弹升空后的快速反应。而书信却能传递一种更为舒展也更为宽厚的人类情感，它是风情万种的艺术体操。

电话来了，很好！“行”、“快”、“要现货”、“没有事吧”、“有事打电话，号码是……”好摩登，好潇洒，好方便。可失却了情调，失却了韵味，失却了等待、期盼、憧憬、焦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误解——好没意思！

电话铺天盖地而来，以殷勤的服务向你搔首弄姿，只要你愿意触摸一下某个敏感部位，受用时甚至可以轻松得“免提”。它到处投怀送抱，只讲按时收费，锱铢必较；它满街横陈，满街游荡，却没有冲动和情味；它招之即来，来者不拒，方便得连半推半就的矫情也一概省略。电话，你这不要脸的娼妓。

又要说到陈年的旧事了。

我在鲁院学习结束前，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告诉回去的日期和车次，让妻到无锡接站。可直到离京的前一刻，我还没买到一张最末等的车票。再写信回去是来不及了，想象着妻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辗转乘车来到无锡，顶着寒风在站台上空等的情景，真恨不得铁道部长是孩子他舅。上苍有眼，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沾亲带故的关系，他有一个熟人在列车上当乘务员，把我送上了车。一路上，20多个小时，没有座位，没有水喝。连站立的空间也要靠不断地闪展腾挪来开拓。极度的困顿中，支撑我意志的就是妻在前方的车站深情远眺的身影。车到无锡时，已是晚间10点，从车窗里看到妻孤单的身影，一路上的疲惫早已风流云散，还呆看什么呢？“老夫聊发少年狂”，赶紧冲出车门，挽起妻温热的手，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走出一路久别重逢的浪漫。

后来妻责怪我，买不到车票，为什么不打电报回来更正呢？我说我不甘心，而且偏是这样好，有意思。

这“意思”是那封家信带来的——那时候，妻的乡村学校里没有电话。

1993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