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小屋，是在舒适的慵倦之中，指头下意识地敲打着沙发的橡木扶手，绛红窗帘在晚风中瑟瑟飘动，妻的脚步搓着打蜡地板无声地滑过来，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小。暮色浓稠得有如淘米水一般，浸浴着窗外的楼群，正是寂寥落寞的时刻，我怀念小屋。

小屋坐落在一个遥远的时空里，满打满算大概12平方米吧。那阵子各行各业都时兴走“五七”道路，学生不仅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校里建了一排饲养室，很矮，结构也很简陋，但到我们筹划结婚时已经废弃不用了。向学校领导申请婚房，校长迟疑了一下，说，只有那边养兔子的饲养室了——就是小了一点。

小是小了一点，但我们已很满足，一张婚床，一只火油炉，一张吃饭写字兼用的小圆台，这就够了。说什么身居陋室，心忧天下，那种情怀是属于志士豪杰者流的，芸芸之辈不敢奢论。但我们确实拥有一个宽广的世界，情感上的互相接纳，一颦一笑的理解与融洽，粗茶淡饭中的忙碌和欢悦，所谓幸福说到底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而相濡以沫是比锦衣玉食更有意味也更富于穿透力的。就在那间弥漫着火油味的斗室里，我写出了自己文学生涯中最为得意的几部小说和剧本，这真是命运的造化。辛稼轩感慨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既没有“层楼”可上，也无须故作矫情地“强说”忧愁，那种心态现在想起来真是羡慕至极。有时候，两口子会带着戏谑说到这间小屋以前的用场，妻便神采飞扬地发布一通宣言：“兔子窝，太好了！我们要生出一窝小兔子来，把这床上摆得满满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生出“一窝小兔子”来，因为有基本国策在，但那种自负和达观却是实实在在的。

冬天到来的时候似乎有点麻烦。朝北的窗子没有玻璃，朔风把帐子吹拂得很浪漫。妻买回来一张塑料薄膜，整个儿把窗子蒙起来，四周用订书钉钉牢，北风一吹，薄膜鼓得满满的，闲散的时候伸出手指去敲敲，竟有如擂鼓一般。这声音将伴随我们度过整个冬天。

小屋的后面有一条河，缠缠绵绵地延伸得很远。深夜里，我们常常会被鱼儿跃水的声音惊醒，于是便静静地等待那活泼泼的好梦。早上起来，梳妆着的妻忽然欢呼起来，原来一夜春雨，河埠头的石级被淹下去不少，墙脚下已染上了小草浅浅的绿意，远处传来卖花女嫩嫩的呼叫，极好听的吴侬软语。春阳高挂，带着一股燠暖，我们便走到朝北的窗口，用心细细地拔下订书钉，把塑料薄膜折好放在床下，以备冬天再用。

在那间小屋里，我们整整生活了十年。到那年秋天进城时，我们除了带着几件结婚时的老式家具外，身后还蹦蹦跳跳地跟着一个胖小子——那是妻多少次憧憬的“一窝小兔子”中的一个，他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

告别小屋是那样仓皇，一辆临时借来的卡车连发动机也懒得熄火，兽眼似的车灯下尘屑飞扬，人影幢幢，整个一副“胜利大逃亡”的气氛。汽车开动了，我们连最后一眼顾盼也省略了，那时候，我们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逃离小屋，为了逃离，我们曾付出无数次的申请、恳求、奔走，以至于哭闹。现在，我们终于成功了，那么就快点走吧，把孤零零的小屋扔在身后，犹如扔下了一件旧时的衣衫，只有九岁的儿子用红砖的碎块在石灰墙上写下了一行字：我们进城了，1986年9月18日。笔画极是潦草，大概汽车喇叭已经在催促了。

进城了，住进了公寓房，由平房到四楼而五楼，面积也越来越大。但每当劳顿之后坐在电视机前，心头总有一种空落落的疲惫感，这时候，一首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流行歌曲，便会勾起我们对小屋的怀念，那被塑料薄膜包裹着的满屋温馨，那静夜里鱼儿跃水的鲜活，还有校门口卖花女好听的吴侬软语。我们常常在心底深情蕴藉地呼唤：小屋，别来无恙？

今年清明节，妻扫墓回来，说又到中学去了一趟，学校的气象今非昔比云云。

我问：“我们住过的那间小屋呢？”

“早就拆了。”

我和妻好一阵没有说话，神情都有点怅然。窗外喧嚣着摩托车和汽车的声浪，远处的霓虹灯像轻佻的少妇一般搔首弄姿，正是城市夜景最撩人的时刻，我们怀念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