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回到本县的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

农村中学的教师大都是土著，平时住校，一到周末就作鸟兽散。那时候我姐姐在小三线的兵工厂工作，母亲在那边帮助带小孩，老家关门落锁，我回去连饭也吃不上，星期天只能窝在学校里，看书，或者写信。信都是写给同学的，往往是刚刚收到了对方的来信，通报了自己的工作和境遇，说了一堆很小资也很革命的话。我这边也礼尚往来，跟着说一堆很文艺也很时髦的话。这样的信一般通了两三次也就渐渐淡了。从校园走入职场，各人都忙着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那种泛泛的同学之谊，碰上了柴米油盐和仕途经济，往往溃不成军。

天气好的时候，也会骑着自行车出去游荡。大概是二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去一个朋友那里喝了点酒，信马由缰地回学校。正是初春时节，田里的麦子返青了，风吹在脸上很软和，自行车走在乡间的土路上，有如毛笔在宣纸上那样熨帖自如。途中正巧遇上了我老家的一个邻居，他说：你也不回去看看，队里在抬屋呢。

抬屋我是知道的，那是为了搞方整化，把住宅都搬到新开的河道两边。河道呈井字形，民居亦排列得横平竖直，如同监狱或者军营一般。能抬走的当然都是草屋，先把土墙放倒，用木杠把房子的梁柱撬起来，然后几声锣响，把全大队的青壮劳力召唤过来，发一声喊抬着就走。那场面很有意思，从远处看，就像一群蚂蚁在搬运一件巨大的战利品似的。

邻居要我顺便回去看看，我就跟着去了。一路上我还问这问那，可一进村子就无语了，因为原先的村庄已经消失了，只剩下我家的三间草屋孤零零地突兀着。消失的不仅仅是房屋，还有树木、竹园、井台和村路，当然还有袅袅升腾的炊烟，还有村头大槐树上的几只喜鹊窠。走在那古战场一般狼藉的废墟上，我心头一阵黯然，从今以后，即使我还能回到自家的那三间小屋，却再也回不到那个我从小撒过欢撒过野也撒过尿的村庄了。

就在我带着几分伤感准备回学校时，一个小名叫二小的大男孩走进了我的视线。二小是个早产儿，稍显弱智。他弱智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人过分热情，不该他热情的事他也热情有加，弄得人家很烦。但历史证明他这次对我的热情却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他告诉我，春节期间，他在队长家曾看到我的一封信，由于我没有回来，所以那信也就一直在队长家的窗台上搁着。他当然要自告奋勇地去给我拿。

二小当下就屁颠屁颠地往队长家去了。我想，大概是班上哪位同学的来信吧，毕业前，我在写临别赠言时都留了家庭地址的。

少顷，二小又屁颠屁颠地把信拿来了，并且向我炫耀：几个孩子正要撕开来做纸飞机呢，幸亏他去了。

果然是班上一个同学的信，由于放在窗台上时间长了，信封上的笔迹已经褪色。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碰到好多种因缘凑巧的事，1976年2月下旬的那个黄昏，我碰到了这辈子最愿意碰到的一种。

因为，那个写信的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