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州在中国近代史上诞生过两位极具影响的历史巨人，一位是林则徐，另一位是严复。我将拜谒他们遗迹的行程安排在了同一天——2004年9月18日。

上午参观位于福州郊区阳岐的严复故居及墓地时，还是艳阳高照，暑热“余意未尽”地阵阵袭来；午饭后游览福州城内郎官巷的严复故居，天空阴了起来；而前往林则徐纪念馆途中，则浓云密布，阴沉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雨点开始零零星星地洒落时，我们已来到林则徐纪念馆。钻出小车，正准备进入其中，发现纪念馆大门紧闭。原来中午休息，得下午两点开馆。抬腕看表，一点半，还得等上半个小时。想去附近转转，不时掠过的大风将越下越大的雨点刮得满地飞旋，周围的一切顿时变得朦胧而模糊，只好钻回小车躲雨等待。

豆大的雨点织成绵密的雨帘，大风不时掀起“帘子”的一角，一眼望去，除了大雨还是大雨，天地间仿佛挂着一道厚实而别致的瀑布。行人敛迹，来往的车辆也少了，喧嚣的街道顿时变得空旷而寂静。坐在车中的我们，犹如置身“台风眼”中心，反有一种异常而神秘的寂静之感。突然间，天空掠过一道刺目的闪电，一声震天霹雳在耳畔炸响。我的身子也在这声惊雷中猛然一颤。随着轰鸣的雷声渐渐远去，神秘的寂静消失了，满耳都是风声的呼啸及雨点打在地上、树上、屋上的夸张声响。坐在车内望着久违了的窗外风暴，感受着贯注天地的喧嚣，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旷野中突遇暴风雨的情景，惊悸迷惘中分明夹杂着一股从未有过的雄奇与壮美。

狂风暴雨约莫持续了半个小时，风止了，雨点仍在空中飘洒，但已变得稀稀疏疏。透过车窗往外望，纪念馆大门已然洞开。街道满是积水，我跳跃着跨过几片水洼，终于走进了向往已久的林则徐纪念馆。

然而，一棵折断的榕树横陈在地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是一棵高大的古榕，树干仍高昂地挺立着，断落的枝叶十分繁茂，粗枝壮硕，大雨洗过的绿叶甚是醒目，它们几乎占据了纪念馆内的第一进院落，显得一片“狼藉”。毫无疑问，这棵榕树正是在那声震耳欲聋的惊雷中被击为两段的。几位民工紧张地忙碌着，有的将一根根粗硕的树枝锯成几截，有的拾捡稍细的残枝，有的清理满地落叶……

望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由得想到了林则徐所置身的时代——一个急风骤雨横扫一切、雷霆万钧惊天动地、忽喇喇大厦将倾的天崩地裂的变革时代。而林则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力挽狂澜，到处“救灾”。正如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描写的那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林则徐就是“天公”降下的人才，一名典型的实干家，继承了清嘉道年间经世派的思想，以“明道救世”作为通经致用的目的与手段。在二十六岁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前，林则徐便在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及福建巡抚张师诚处有过长达五年的幕僚生活，熟悉“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对政事与民生有着深刻的体察，为通达古今治乱得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因此，当林则徐跻身清廷官员之列，很快就以其出色的实干才能崭露头角，成为威震一方的地方大吏，担当起兴利除弊、拯救民生的重任。鸦片战争前，林则徐的经世致用主要体现在水利、漕务、币制、盐法等封建大政的革新改良上。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授任浙江省杭嘉湖道，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固海堤，防御海潮，保护农田；1822年出任江苏按察使，作为掌管一省司法大权的官员，林则徐处理积案，平反冤狱，简化解审手续，减少环节，杜绝办案人员索贿，仅四个月时间的治理，就使得江苏吏治局面大为改观，赢得“林青天”美誉；1823年初，他不仅以江苏按察使身份阻止了一起镇压百姓要求减租和救济的请愿，还主动担当起赈灾济民的责任，让灾民渡过难关；1827年授任陕西按察使兼布政史，他亲自赶往洛阳县救灾；1830年接任湖北布政使，为解除荆江连年频仍的水患不遗余力；1831年，江苏再度发生特大水灾，省会江宁（南京）被淹，清廷又将林则徐推向江苏救灾第一线，调任江苏布政使，及时救治水灾，恢复农业生产；不久，林则徐提升为河南河道总督，管理河南、山东境内水利事务，隆冬时节亲赴施工现场指导；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八日，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首先面临的便是淮安府所属桃源县发生的严重水灾，而后又是全省各地的一连串灾情，他总是事必躬亲地妥善解决处理……

林则徐为官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封建末世的防灾、抗灾、救灾史。这种灾患，既有水灾、旱灾、风灾等自然灾难，也有腐败社会所带来的人为灾难。两种灾患频相叠加，危机深重的中国封建末世无疑雪上加霜。而林则徐出现在后人眼中的形象，便是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四处奔走，以一己之力，不断投入“抗灾”“救灾”之中。自然与人为相互交织的灾患并不因为他的奔波救治减少，反而愈加频繁，防不胜防，犹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古老房子，这里的窟窿堵上了，那里的窟窿会开得更深更大。无论怎么补救，也难以避免轰然坍塌的最终结局。然而，当事人谁也没有想过要去拆除这座即将倾颓、无法修复的旧屋，再建一座漂亮、坚固、实用的新房。

如果说查禁鸦片前林则徐以抗击自然灾害为主，那么此后则主要对付人为的灾祸。

人为的灾祸从深处来看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就表面而言，则是利益的分配与相争。人祸有时比天灾还要残酷，所带来的结果更为惨烈，也更难救治。

鸦片就是人祸中最为严重的一例。

鸦片，作为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提炼物，本身并没有罪恶。它的前身，一种生长在大地之上顺应春来秋去自然节拍的草本植物，那绿色或白色的枝干，带有锯齿的叶片，特别是红白间杂的花朵，给人的视觉带来的是一种丰盈与美丽；那坚硬的黑色果实有如母腹中蜷曲的婴儿，也就给了它一个“罂粟”的美名；罂粟的汁液经过凝结提炼，便是具有止泻祛痛作用的鸦片；随着提炼方法的进步，又有了用于医疗的吗啡、可待因、诺司咳平，同时也有了用于吸食的鸦片膏、鸦片烟乃至今天的海洛因。

鸦片本身没有罪过，其诞生之初，从药用的角度而言，于人类是有一定益处的。只因鸦片带来了一场可耻的战争，只因海洛因成为当今危害人类的毒品，一种美丽的果实与动听的名字——罂粟，便与罪恶结下了不解之缘，乃至人们将鸦片与罪恶二字等同视之。

罂粟的祖居地在希腊，7世纪后传至中国。明朝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便有关于罂粟药用价值的文字记载。而作为鸦片的制成品，最初与中国土地上种植的罂粟并无关联，完全是西方舶来品，一种放在药店出售的药物。后来，鸦片特殊的吸食方法被曾经有过“四大发明”后便绝少再有新的创造的国人发现了，人们不禁为这一新的发明而激动而兴奋，一时间，吸食鸦片成为趋之若鹜的时髦。

一种西来的黑褐色凝结物，差点打倒了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

远在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就发布了禁烟令。禁令越严，吸食者越多，一批批“勇往直前”的吸食者在禁烟令的“风雨”中“茁壮成长”。一百年后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入中国的鸦片高达二万八千三百零七箱，吸毒人数超过四百万。更要命的是吸食成瘾者中，还有二十万文职官员，二十万军队官兵（清军总数八十万）。文官怠于政事，兵员失去作战能力，国家机器到了无法正常运转的严重程度。

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决定大力查禁鸦片，源于黄爵滋的一封奏折。黄爵滋奏议的禁烟内容，一改过去查禁海口、“夷商”及查拿烟贩、烟馆的老办法，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者，将查禁鸦片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捕杀瘾君子的司法行动。

直接拿瘾君子开刀，自然找到症结之所在，是的，要是没有人吸食，那遍地泛滥的鸦片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而问题的关键是，清朝已处于封建末世，民众不思上进、浑浑噩噩、萎靡不振，才会被鸦片吸引。鸦片也曾流入日本，可大和民族正处于上升期，鸦片打不倒他们；就连鸦片的制造者英国人也不吸食，因为那是大不列颠最为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代，他们有着无数的占有、开拓等远比鸦片更具刺激的事情要做；只有衰疲、腐朽的清朝，才需要鸦片来提神，而一时的兴奋所导致的结果，则是百倍的虚弱与疲惫，不仅仅是无数财富消失于虚空，还有无数生命的青春、健康、道德、活力、激情随着缭绕的青烟一同化为乌有。道光皇帝自然知道黄爵滋把住了严禁鸦片的“脉搏”，可他更清楚，将那么多的瘾君子作为违法者杀头严惩，这种可行性有多大？雷霆之下，即使有了“十之已戒八九”的效果，还有几十万人吸食的数目呵！

怎么办？道光皇帝一时间难以定夺，便将问题“下放”，让全国的将军、总督、巡抚们一同寻找禁烟良方。

在回复的二十八件奏折中，明确赞成黄爵滋查禁方法的只有四份。这四份中，就有一份出自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之手，他的复奏不仅态度坚定明朗，更富于建设与操作性。比如他认为，禁烟应以一年期限分四个阶段进行，第四阶段仍不自新或自新后重犯者“置诸死地”；比如他向皇帝献上一份在两湖禁烟期间发明且颇有效果的“戒烟药方”，等等。而最能打动最高当权者的，还是他那预言般的警告：“若由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是啊，倘若任凭烟害泛滥，几十年后的中原，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只要稍稍推想，就不能不让人浑身颤抖。

这时，又有两件事情更加刺激了道光皇帝：一是两名皇室成员吸食鸦片，二是天津拿获鸦片十三万两。是可忍，孰不可忍？鸦片之猖獗终于迫使道光皇帝做出重用林则徐，严厉查禁鸦片的决定。于是，一道特别谕旨由京城传到武昌：“林则徐着来京陛见。”

又一次特大“救灾”重任，落在了林则徐肩头。

二

道光皇帝选择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不得不考虑二十八件复议中其他二十四件所持不同观点的奏折分量。那些将军、总督、巡抚大臣们并不反对禁烟，而是反对黄爵滋的主张，如果直接拿瘾君子开刀，将变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反毒禁毒运动。中国官场之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相安无事，维持现状，也就万事大吉。因此，他们希望禁烟仍沿袭旧法——查禁海口，查处烟贩，将责任直接推向广东。堵住源头，无人贩烟售烟，瘾君子自然无物可吸，禁烟也就大功告成。于是，一场全国范围内打击瘾君子的行动，就可变为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也就难怪绝大多数地方大吏摆脱干系，反对黄爵滋的禁烟之法了。

禁烟还是原来的老法子，只是道光皇帝不再信任、依赖广东的职官，而是另派一名能够执行皇帝意志雷厉风行、严查严禁的钦差大臣。

道光皇帝看中林则徐，有着多方面的缘由。林则徐为官清正廉洁、理政细密周到、办事认真扎实，深得道光皇帝信任，是他心目中最为得意的四名大吏之一。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另眼相看的，还有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收缴鸦片、焚毁烟具的决心与实绩。刚一接到对黄爵滋奏折“各抒己见”的谕旨，林则徐就率先行动，在湖北打响了大规模的禁烟战役，仅汉阳一县就查禁烟土一万二千多两，缴获烟具一千二百六十多件。

道光皇帝希望禁烟运动产生轰轰烈烈的影响，林则徐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与感恩戴德之心，也准备大干一番，达到前所未有之效。

当然，林则徐也认识到了禁烟任务的艰难、复杂与严峻，感到了此行的内外之危。临行前拜访座师沈鼎甫侍郎时，于自信与坚定之中透出了内心的愁肠与忧虑，不由得对座师说道：“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是的，只要有利于国家，他决心竭其所能不辱师门。说着，师生俩“相顾涕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林则徐书写的一副广为传诵的对联，也是他的行事准则及为官之道的真实写照。

广东禁烟，是林则徐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

临行前，道光皇帝一再嘱咐林则徐，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年近六旬的道光皇帝施政追求安静守成，他不想因为禁烟而发动一场战争，哪怕是一场打得赢的战争。而清朝所有官员，也仅仅是从国内事务的角度出发禁烟，从未将鸦片输入中国的“英夷”考虑在内。在他们眼中，除了天朝帝国，其余的都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根本没有国与国平等交往的概念，全然一副居高临下、不在话下的气势与派头。包括那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的朋友、时任礼部客司主事的龚自珍，也认定根本不可能发生“边衅”，按他的分析，禁烟可能会带来战争，但战争的规模不会有多大，取胜也易如反掌。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历经两个多月的旅途行程，才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到广州。清廷禁烟已有一百二十二年历史，重点一直放在广州，放在查禁海口。此前，两广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在禁烟方面也取得了可观成绩，但总是不能达到杜绝之效。林则徐高于普通官员之处，就在于他一到广州，就开始扎实认真地调查了解，会见官员，拜访当地人士，传讯商馆翻译，掌握相关资料，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查禁方案。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依然沿用查拿中国人贩售鸦片的旧法，哪怕再严厉，也绝不会因他握有钦差大臣的尚方宝剑而达到成功之效。追根溯源，贩烟的中国人不过是些二道贩子，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那些不远万里将鸦片运来的外国人。于是，林则徐决定采用新的查禁法，颁布一道严谕，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当然，他也没有放弃针对中国人的查禁，只是将这项工作依然交与邓廷桢、怡良具体负责。

按清朝成法，前来广州的外国商人只许与指定的行商进行交易，行商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中介。受清政府规定制约，林则徐最初也只得通过行商转达谕旨。贩卖鸦片的外国商人中除少数美商外，以英商居多，他们早已习惯了广东当局此前雷声大雨点小的查禁，根本不予理会。林则徐只得将对准行商的矛头逐渐转向英美商人，经过一番交涉，他们同意交出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而林则徐根据可靠情报查知，英美商人的鸦片总数约为两万箱。面对如此敷衍，林则徐坚决拒绝道：“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外商鸦片只少量在广州存放，其余的大都储藏在伶仃洋面的二十二只英国趸船上。查禁鸦片最为有效的方式，自然是前往英国趸船上去收缴，而清朝水师根本不具备远海巡缉的实力。鸦片交易在位于广州城外西南角的夷馆中以“立券”的方式进行，因此，林则徐不得不以夷馆为对象，做出一项迫使英商自动上缴鸦片的决定：中止一切中外贸易，封锁夷馆，撤退仆役，断绝供应。于是，夷馆中的三百五十名外国商人给禁闭在狭小的范围内成了变相的人质。缺少饮水食品及仆役服务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三天后，被困其中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不得不答应“遵照钦差大人特谕”以示屈服。可是，义律在上缴鸦片时却玩弄了一个恶毒的阴谋与花招，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从英商手中收下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并向他们承诺：“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皇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这样一来，就将英国商人的鸦片变为英国政府的财产，将清廷的禁烟活动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为此后的英军入侵埋下了祸根。

林则徐最后实际收缴鸦片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总重量二百三十七万多公斤。有人进行过一番换算，若用现在的四吨载重卡车装载，约需二百九十七辆之多，可排成一点五公里的长龙。当时，官场妄言贪功、弄虚作假成风，怎样才能使远隔数千里之外的皇上及朝廷官员相信果真收缴了如此之多的鸦片呢？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林则徐不得不存有一份消除道光皇帝及朝廷官员怀疑的念头，作好启运鸦片进京的准备。以当时的科学技术及运输条件而言，陆路运送鸦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林则徐将英美商人上缴鸦片的地点选定在离广州一百多里，位于珠江入海口的虎门。不论何种情形，虎门都称得上一处十分理想的地方：离伶仃洋近便于收缴，押解实物进京便于海路启运，免于解送便于就地销毁。

幸而浙江道御史邓瀛在道光皇帝刚刚下达查明箱数、解京复验的谕旨时，就上了一份奏本，言明将数万箱鸦片运往京城，不仅劳民伤财，还“最易偷换”，酿出一些新的不必要的祸端。幸而道光皇帝还不至于十分昏聩，对林则徐颇为信赖，也就采纳了邓瀛的建议，命令就地处理收缴的所有鸦片。然而，道光皇帝终归是放心不下，又不得不特别交代，要林则徐以公开销毁、官员亲临、百姓目睹的方式代替运送进京：“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

这才有了轰轰烈烈、流芳千古的虎门销烟！

就现有反毒禁毒资料记载，虎门销烟空前绝后，它不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毒禁毒活动，估计以后也难有一次性焚毁毒品超过两百三十七万多公斤的纪录了。

当然，虎门销烟也不是后人想象的那样用火焚毁，鸦片不怕火烧，最忌石灰与盐。因此，林则徐命人在海边挖了两个约五十平方米的池子，用盐与生石灰将鸦片溶化，然后冲入大海，让退潮的海水将其席卷而去。

从1839年6月3日开始，至25日结束，整个销烟活动持续了23天。那些日子里，广州万人空巷，几乎所有官员民众的注意力全被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虎门吸引了。内河船舶穿梭，海滩人流如织，还有不少外国人携家带口夹在其中。正如一名文人所描述的那样：“大家欢天喜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丑的俏的，人山人海，不计其数。”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一个地方，为的就是亲历一下虎门销烟的现场，享受一下扬眉吐气的快感。

是的，面对虎门销烟的壮举，时人心中定会涌出一股少有的骄傲与自豪，产生一种鸦片与罪恶从此远去，“天朝”从此海晏河清的美好念头。清廷从上到下，包括当事人在内，从未有人想过面对的“英夷”将是一个比“天朝”还要强盛的国家。

一场由鸦片而引发的战争阴云正一步步地飘向东方这个古老国度的上空。

三

二百三十七万多公斤的鸦片从种植、加工到运送，得需六百多万两银子的成本，若以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当为一千二百多万两银子。尽管林则徐在没收时给过每箱鸦片五斤茶叶的补偿，但与实际所获巨额利润相比，当属杯水车薪，英国政府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义律在给每一位鸦片商人打下收据并承诺兑现损失后，立即致书鹰派人物外交大臣巴麦尊：“欲得对等之权利，唯有诉诸武力！”

1840年2月，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兵。为鸦片贸易发动一场战争，对一向标榜文明、平等与自由的英国人来说，毕竟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英国政治家格拉德斯通就曾说过：“如果还有一个战争，它的开战原因比这更不公正，更想要使这个国土蒙上永久的耻辱，那我就不知道也从没有阅悉过了。”因此，当4月份国会最后投票表决时，五百三十三位议员就有二百六十二人投票反对，仅以九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政府的出兵决议。

国会一旦通过，战争的机器就开始正式启动了。

中英鸦片战争，既是一场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不同规则的拼杀，是落后的农业帝国与新兴的工业王国之间的较量。交战双方都把对方视作尚未开化的野蛮人，都从各自的角度与立场出发，力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之中。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在与周边国家及其他文明的交往中，还从未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也就养成了唯我独尊与盲目自大的“天朝意识”，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其他各国不是没有开化的“番蛮”，就是不通人伦的“夷狄”。中国是整个天下、整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对外交往中根本不存在平等意识，有的只是称臣与朝贡，不是以华制“夷”，就是以华变“夷”。在统治者眼里，“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所谓的对外贸易，也是一种招抚外夷的“恩赐”。而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后，四处寻找商品市场，他们对“天朝”的所作所为，实在难以理喻，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贸易，怎么会是一方的恩赐？既然看中了中国这块有着巨额利润的工业商品销售市场，也就千方百计地打开封闭的门户。鸦片，终于成为他们诉诸武力打破清朝闭关锁国的“由头”。即使没有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摒弃了其他方式解决的可能，双方必有一战，只不过时间迟早罢了。若从进化论的观点视之，自然是迟打不如早打，早打会早点睁开双眼认识世界。

早年看过一部有关鸦片战争的电影，内容大多忘了，但有一个镜头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在英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向中国出兵的论辩会上，一名鹰派议员为了说服他人，高高地举起一个中国制造的花瓶，说清朝就是这么一个花瓶，看上去坚固美丽，实则不堪一击。说着，他将手中的花瓶朝地下猛然一摔，随着一声脆响，花瓶顿时化为乌有，碎片四处飞溅。

是的，专制而封闭的清朝，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花瓶。英人的描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之上。早在1832年，英国驻广州商员胡夏米便以东印度公司的身份，带领七十多人乘坐英轮“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出发，经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吴淞口、威海直抵朝鲜半岛，然后南下琉球、台湾返回。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胡夏米一行名为观光、考察商情，实为收集、侦察军事情报，将中国沿海所设炮位、守备兵力、武器装备、战船数量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测量绘制了沿途航道、河道、海湾的军事地图。在上海，他们甚至窥探了清军兵营，发现使用的武器还是原始的弓箭、大刀、藤牌，即使少量的火枪，上面几乎全都锈了。于是，胡夏米不由得说道：“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比这个数字更少，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胡夏米在对清朝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海防脆弱有着相当了解的基础上，认为只需三个月就可武力解决中国。另一同行的德国医生兼传教士甲利则说道：“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话语虽然狂妄，所言并非虚构，不仅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水师未能击沉一艘敌舰，哪怕此后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直到清朝覆亡，也从未击沉过敌人一艘舰艇。

清朝水军都算不得严格意义的海军。水师所从事的职责并非出海作战，而是近海巡缉。由他们对付骚扰的海盗自然绰绰有余，一旦遭遇近代化的西方海军，也就只有被动挨打的命儿了。

制海权一失，东南沿海的几千里海岸线全都成了英军随时侵袭的目标，本土作战的清军，按理说应该以逸待劳，实则疲于奔命，对敌人防不胜防。

就两国的军力比较而言，清军总兵力为八十万，其中八旗二十万，绿营六十万。侵华英军最初四千人，战争后期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除去炮兵及辅助人员，实际步兵人数约一万，约占英军总数的十分之一。一万左右英军，竟打败了八十万清军及背后所支撑的四亿民众，透过这一令人沮丧的数字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未能深究的事实真相。

在浓厚“天朝意识”笼罩下的清军并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一支兼有警察、内卫、国防三种职能的军队。八十万清军驻扎在全国各地，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当地治安，镇压百姓起义。清军束缚各地，没有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部队，能用于作战的军队，只有从全国各地抽调。面对外敌入侵的紧张局势，清廷不由得担心广大民众乘机造反，也就不可能抽调所有兵力对付英军。据有关资料统计，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实际动员的部队共约十万。十万对一万，似乎仍占有极大优势，但处处设防的几千里海岸线很快就将这十万大军“化整为零”了。就调兵速度而言，邻省约三十到四十天，隔一两省约五十天，隔上三省约需七十天，隔四省则为九十天以上。如此缓慢的军队行进速度，明显低于英军舰船航速。英舰从殖民地印度开到中国约三十到四十天，即使从英国本土出发，也不过四个多月。而一旦抵达中国，在沿海一带行动，其速度就远非清军所能比拟了。整个鸦片战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斗共十二次，清军两次保持数量优势，七次与英军兵力相当，三次英军数量反而占据上风。而驰援的清军常常是赶赴一地，来不及准备，就得匆匆投入战斗。因此，本土作战的清军，往往在“山势陆路”等地形方面还不如有备而来的英军熟悉。

即使数量占据优势，清军的战斗力也不容乐观。武器装备比英军至少落后了二百年，除少量的土炮、土铳外，其余全是长矛、刀弓、箭戟等原始武器，在英军那杀伤力极大的火炮与来复枪面前，比手无寸铁实在强不了多少。清军实行募兵制，只要步入军营，也就意味着终身服役。于是，清军中常有老迈及羸弱者，眷属也随军住于兵营。官兵不习操练，据资料记载，整个浙江水师中只有一位名叫林亮光的士兵能正确使用炮位，其他炮手竟然连火炮也不会发射。此外，还有不少官兵吸食鸦片，聚场开赌。想想看，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近代化虎狼之师英军对阵，会出现一种怎样的战斗局面，也就可想而知了。惯常的情形是刚一交战，清军就在英军那惊天动地、闻所未闻的隆隆炮声中丧魂失魄，不到几个回合就会望风而逃。

当然，也有过充分准备与顽强抵抗的例外。

鸦片战争前，厦门是中国的第三航运中心，仅次于以国内贸易为主的上海及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广州，也是英国谋求的通商口岸。清朝的第一支也是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福建水师的指挥部便设在这里。闽浙总督颜伯焘敏锐地觉察到厦门海防战略地位的重要，将全省事务交由他人处理，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厦门的防卫建设之中。颜伯焘花了半年时间着手战争准备，防范英军入侵。他在厦门一带安设了四百位以上的岸炮，部署守军五千六百八十名，另雇乡勇九千二百七十四名各保地方，并以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花岗岩在厦门构筑当时中国最为坚固的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战后一名英国军官对石壁的防御功能作过如下评论：“就凭所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战舰放炮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

因此，当二千五百名英军在十艘战舰、四艘武装轮船、二十二艘运输船的载送下侵犯厦门时，早就严阵以待的夏伯焘不仅不感到惧怕，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建功立业、效命疆场的绝好时机。1841年8月26日下午1点45分，英军分别向鼓浪屿及厦门岛南岸发起进攻。在鼓浪屿，经过一小时二十分钟炮战，英舰基本打哑了三座清军炮台，陆军登陆后从清军侧后发起冲击，很快占据该岛。在厦门南岸，清军炮台虽然抵御了英舰炮火两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但英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后立即扑向清军侧后，仅十五分钟，阵地就陷入敌手。坐镇督战的颜伯焘见此情景，由战前的极端自信变为极度恐惧，率文武官员连夜渡海逃往同安。当英军小心翼翼地进入厦门城墙之内，才发现守军全部溃逃，也就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全城。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战斗，也是一场真正惨败的战斗，作为当时清朝疆域内最为强大的海防要塞，几小时内就土崩瓦解全部陷入敌手。清军战死总兵一员，副将以下军官七员，士兵伤亡的准确数字难以确定，但从战前派驻与战后回营的数字进行统计，总共减员三百二十四名；而英军仅战死一人，受伤十六人。

我们再看一场有过顽强抵抗的战斗。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也是整个战争中抵抗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打镇江，驻扎城外防守的数千名清军很快被猛烈的炮火击溃，而城内的一千六百名八旗兵则进行了顽强的殊死拼搏。当英军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攻入城池后，清军手持劣势武器展开巷战，以各种有利地形为掩体节节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在这场战斗中，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遭到的损失也最大，是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的总和，计有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人受伤，三人失踪。尽管如此，英军仅用一天时间就占领了镇江，与清军动辄成百上千的伤亡数字仍不成比例。

镇江城内的清军之所以顽强血战到底，是因为其中的一千一百八十五名八旗兵在这里驻扎了近二百年，家产、眷属、祖坟全部在此，他们守卫的对象，不仅是抽象意义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只有当家与国联系在一起时，官兵们才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于是，不禁想到了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保卫国家与保卫家园，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只有民族意识真正觉醒，保家与卫国才能达到内在的高度统一。在鸦片战争之前，受环境、视野、认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国人并无本真意义的近代民族意识。因此，当中英双方军队进行激烈战斗之时，甚至出现了百姓围观的情形。只有当英军占领他们的家园，生活受到侵扰，生命受到威胁，才会拿起武器反抗。

三元里抗英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振奋人心的战斗。这次民众自发的保卫家园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时地利。大雨淋湿了英军的燧发枪与火药，使之不能发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农具为主的武器上升到与英军武器同等的水平，加之英军纵深追击不谙地理，因迷路而被团团包围。其实，早在十年前英军就采用了带有击发装置的步枪，只是没有配备到所有部队，入侵三元里的大部分英军仍使用不能淋雨的火石枪。直到鸦片战争后期英军进入长江流域，才从印度大量补充了带有击发装置的步枪。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的战绩也不是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杀敌数十数百，最多的统计数字竟达到了七百四十八人。综合各方面的资料，1841年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英军伤亡的实际数字为死亡五至七人，受伤在二十三至四十二人之间。只要我们将此数字与英军在历次战斗的伤亡数字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三元里抗英仍是一次给入侵英军以重创的胜利战斗。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与近代化武装的英军对阵，能获得如此战绩，用于宣传鼓舞士气自然是民族的一种需要，但如果我们以此认为，只要广泛发动民众，就可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迷误，此后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一种明证。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万多民众乘势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不然的话，在威力强大的巨炮与射击准确的来复枪面前，当地民众将招致一场残酷的屠杀。

版图与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国力的主要因素。

镇江陷落，清朝的第二大都会南京失去保护屏障，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与进攻之下；与此同时，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被拦腰截断，也就意味着运输供给需要大运河支撑的北京不得不直接承受英国侵略者的威胁。

仗再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

清廷哪怕腐朽到了骨子，不堪一击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仍不得不强撑脸面自我安慰，陶醉在虚幻的“天朝意识”之中，道光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指示手下大臣，让其派人如此告知英国：“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惨败后不得不割让香港，竟成了大清帝国的“恩赏”，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官场语言、官场学问、官场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英国政府出兵中国，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次战争，只不过是对清朝政府没收鸦片的一个“教训”，一次武装冲突而已。他们并不想让清廷垮台，也不想将中国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割地赔款、打开门户、贸易通商的目的一旦达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清廷更是不想打下去了，不仅没有获胜希望，更担心民众乘机造反夺取政权。败给外人大不了割地赔款，而国内民众的起义反抗，将导致政权丧失，皇冠落地。慈禧太后的一句“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便很好地道出了清朝这一中国最后的异族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在本质与丑恶嘴脸。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这样签订了。

四

与英国政府对“天朝”处心积虑的勘测打探，认真细致的调查了解相反，清廷自上到下，似乎从未有过打探“四方外夷”的念头。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不是道听途说的片面了解，就是坐井观天的盲目推测与虚幻想象。

其实，早在1793年，两国政府就有过初次正式接触。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历经近一年的海上行程，以庆祝乾隆皇帝八十三岁的“万寿”为名，带着两国互派使节、商定贸易协议的使命，来到了“东方第一大国”的首都京城。清廷对待这一远洋而来的“藩属国”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可想而知，用随行的东印度职员的话来说，就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切的接待，最严密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特别是在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九叩首的礼节上，更是发生了严重分歧。英人对中国的这一传统礼仪无法理解，殊不知跪拜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在国人眼里，人神之间、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唯有跪拜这一礼仪才得以体现。当然，很少有人想过在膝盖一屈的臣服、认可乃至崇拜中，人格与尊严也随之软化、消失殆尽。在马嘎尔尼的坚持下，乾隆皇帝最后竟破格答应了英国使臣行西礼而不跪地的请求。

乾隆时代，便是后人所称道的乾隆盛世，既为“盛世”，姑且不管是否足以匹配，起码还有一点接受“异端”的豁达。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凡是真正的盛世，都有着广阔的胸襟，都是对外开放型的，如汉唐时期就是如此。越是衰世末世，就越封闭保守。明清的闭关锁国从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外强中干、极不自信的表现。“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卡尔·马克思在论及东方帝国时这样写道。

汉语词典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成语“夜郎自大”，夜郎国作为汉代西南部的一个小国，国王在接待汉使时问道：“是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没想到这一见诸《史记》的事实，对妄自尊大的比喻与嘲讽，最终竟然落在了《史记》作者的后人头上。

清廷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一被他们视为外夷藩属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在大不列颠国土上，有着铁厂、船厂、酒厂、造纸厂、纺织厂、面粉厂、自来水厂等数以万计的工厂，已是“海上霸主”“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因此，当马嘎尔尼看到乾隆皇帝“出狩图”中使用的仍是长矛弓箭时，觉得不可思议，主动向清廷将军福康安提出表演欧洲火器。哪知福将军不以为然地说道：“看也可，不看也可，蛮夷小邦会有什么了不得的稀罕之物？那些火器操法，哪有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管用？”而送往圆明园的那批足以代表西方近代文明与先进技术的贺寿礼物，其中包括天体仪器、光学仪器、铜炮、榴弹炮、连珠炮、毛瑟枪、望远镜等，则全部陈放着成了一堆真正的废品，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后被英国人重新找到。

清人对英国的认识实在模糊得很，关于英国的称谓就有英伦的、英吉利、底里、兰墩等十多种，致使那些奏议夷务的大臣也错以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对英国实际情形的了解，仅知它是一个远隔万里的外夷小国，于西洋诸国中相对富强，而且这种富强也是因为购进中国茶叶转手卖给其他小国从中获利所致。清朝大臣孙玉庭就曾得意非凡地对嘉庆皇帝说道：“如果‘天朝’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没法活命。”嘉庆皇帝一听，自然是哈哈大笑不已。抱这种观念的清人并非少数，他们从英商大量进口中国茶叶、大黄的事实出发，想当然地认为英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了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也对中国茶叶抱有极大的“厚望”，认为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对不法外商果断“封仓”，不让茶叶、大黄外流，对上缴的每箱鸦片给予五斤茶叶以示嘉奖。

国人根据远道而来的西人外形，更是推导出许多啼笑皆非、一厢情愿的“事实”，比如从紧身裤与打绑腿的装束习惯得出所有西方外夷都是“腿足裹缠”；由葡萄牙兵采用踢腿式的“正步”行进方式，推想外夷“屈伸不便”；由英人不愿向皇帝行跪拜礼，误传其膝关节有问题……所有这些附会臆测加在一起，就得出了如下结论：英人不会弯腿，一旦离开舰艇登上陆地，就会不断地摔跟头。即使刚到广州的林则徐也有过如此见识，他在一封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致其死命。”直到英军上岸攻城略地，清军一败再败，道光皇帝还是不太相信英人真的能在陆地打仗而不摔跟头。

清朝官员的颟顸无知在战争中更是表露得淋漓尽致，广州守将杨芳竟然下令搜集女人的尿罐对付英国军舰。女人的泌尿系统向被“天朝”视为不洁之物，英军的枪炮之所以打得又远又准，是因为使用了妖术的缘故，只要开仗时将女人的尿罐对准发射的枪炮，妖术即可迎刃而解。

然而，无数铁的事实，不由得国人不睁开蒙眬而迷幻的双眼。随着鸦片战争的持续，对英国的认识与了解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而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非林则徐莫属。

在确定这篇文章的题目时，我拟了三个备选：《放眼向洋看世界》《开眼向洋看世界》与《睁眼向洋看世界》。“放眼”带有一种相当主动豪迈、大度恢宏的气概，而清人的打量世界，则出于迫不得已，显得犹疑而彷徨；“开眼”呢，也有一种清醒、真切的意味包蕴其中，而当时的认识世界，仿佛由睡梦中突然惊醒，瞪着一双迷蒙的双眼望着陌生的一切，有如雾里看花，根本无法看清；即使看清，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一番权衡比较，最后才选定《睁眼向洋看世界》作为此文标题。

到达广州前，林则徐就已掌握了一些有关英国及西方的情报，但显得相当零碎不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位相当成熟的政治家，林则徐认为“欲制外夷必先悉夷情”，抵达广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调查，掌握有关英人的第一手材料。他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突破官规约束，拜访对“夷情”与沿海形势颇为了解的梁廷枬，获得不少“夷务”方面的知识；他找来外国人询问对外贸易及英国动态，派人打探“西事”，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打听，按日呈递”；亲自前往澳门视察，了解外情；他请来四名英文译员大量翻译外文资料，从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办的《中国丛报》中获取富有价值的信息，将译成中文的《澳门新闻纸》加工为《澳门月报》，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五辑；他翻译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定名为《四洲志》，最近还新发现了一份林则徐在广州探求西方知识的珍贵记录《洋事杂录》；出于对敌斗争及对外交涉的需要，林则徐还着人迅速编译《国际法》，他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先行者，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年五十五岁的林则徐还主动积极地带头学习外语，掌握一些英语及葡萄牙语词汇……

林则徐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时事及外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知识。他了解得越多，心中原先所具有的“天朝优越感”就一点点地消失殆尽。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过程，由“通时务”变为“通夷务”，从严禁鸦片过渡为奖励通商，最后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已敏锐地认识到，中国要想改变政治腐朽、军队腐败、积贫积弱的现状，要想成为军事强国不受欺凌，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效法西方。为此，林则徐尽其所能地开展了一系列引进、改良军队装备的活动，集资向葡萄牙购买了百门西式大炮装备沿海各炮台，按西方兵船式样仿造新式兵船，还指令公行商人集资买下一艘西方货船进行改装，配备三十四门大炮编入水师……尽管收效甚微，但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活动实为此后洋务运动之滥觞。

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一些高尚而完美的人物作为社会楷模，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历史选择了林则徐，于是，一个天神般的高大形象通过各种记载与传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林则徐呱呱坠地时，正逢声名广播的清官、福建巡抚徐嗣曾在他家那两间破旧的小屋避雨，父亲当即取名则徐，刚一出生，就与清官结下了不解之缘；九岁念私塾时于元宵夜观灯，私塾老师信口吟出一句应景诗：“点几盏灯为乾坤作福”，一旁的林则徐当即对道：“打一声鼓替天地行威”；林则徐不论官居几品，总是两袖清风，夫人不论富贵贫贱，始终“布衣荆钗”，每年“年规”，除夕之夜，合家聚在一盏油灯前，同桌共食一盘素炒豆腐；他的外形气质，在《新世说·德行》中被描写为“英光四射，声若洪钟，生而机敏，豪气逼人”，“与上与下，无不流溢出堂堂正气”……

鸦片战争因林则徐禁烟而起，道光皇帝总是让他不断地远离战争、远离战场，从未参与领导一次重大战役。1840年9月28日，林则徐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被革职，留在广东待查。他在羁留广州的日子里，仍专心一意地加强广东防务，积极备战。来犯英军到达广州，只留下少量的军舰兵力封锁广州海口，主力部队却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向北开进，并有意将递交战书的地点选在了另一个重要口岸——厦门。于是，就有了英军惧怕林则徐的严密防守之说。革职待查半年多后，道光皇帝又向林则徐发出一道赏四品卿衔，令其迅速赶赴浙江省以候谕旨的命令。林则徐到达浙江镇海的第十八天，新的谕旨下达：“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并与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

战争越激烈，林则徐离战场也就越远。鸦片战争的胜负，并非个人力量所能改变，中英两国不同的政治结构、社会体制、军事力量、技术水准等因素决定了不论由谁指挥这场战争，清王朝怎么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这种远离仿佛是有意衬托林则徐的无所不能，成全林则徐的高大，塑造一个民族新的神话。

君命难违，林则徐满腔悲愤地上路了。在江苏镇江，他与好友魏源相遇，两位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就时局与未来彻夜长谈。然后，林则徐将一直随身带着，自己精心收集、组织翻译的手稿《四国志》及有关资料全部交给魏源，嘱托他编撰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情况、适应时事需要的专著。

两个人一昼夜的短暂聚会定格在历史的天幕上，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主动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送别友人，魏源立即投入编撰之中。鸦片战争刚一结束，一部洋洋四十卷，名为《海国图志》的巨著问世了！

《海国图志》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关于世界各国情况的著述，是国人正确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口，它不仅叙述了英、美、法、俄等数十个国家的地理、人口，还详尽地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政治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及武器生产情况。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将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介绍到中国，人们据此才慢慢相信地球是一个圆形的“球”，并且不停地绕着太阳旋转等常识性的天文知识。《海国图志》的主旨在于明确告诉国人，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王国”，是世界五大洲的一部分；中国也不是“天朝上国”，而是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方各国、有待改造完善的国家；中国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要向他国学习，与世界融为一体，只有师“夷”长技，才能克“夷”制胜，第一次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

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海国图志》所强调的，主要还是西方先进的武器与科学技术。而器物，总是与一定的哲学认识、学术水平、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密切相关。西方文明是一个系统，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与磨合、痛苦与转型中才会逐渐加深认识。

五

魏源的《海国图志》一出，立即风行一时，几年之内连印三版。而启蒙最快、获益最大的，却是东邻岛国日本。《海国图志》通过中国的贸易船带到长崎，数年间刊刻二十多种。日本幕府末年有识之士对外国情况的了解，大多源于该书。一个早已为中外学者所确认的事实，那就是该书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继《海国图志》不久，又有了梁廷枬于1846年杀青的《海国四说》，徐继畬于1848年完成的《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向国人描述西方国家的同时，重点介绍美英两国，其中对蒸汽机的描写大开国人眼界，对基督教的议论也相当到位；《瀛环志略》则毫无国人惯有的附会臆测，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资料上更为详尽准确，思想上更富创造建树，以至于不少清朝卫道士认为《瀛环志略》将“泰西”说得比“天朝”更好，不禁上奏攻击，说徐继畬心存“乱心”，结果使得该书初版即封禁多年。

有人做过统计，自林则徐1841年编译《四洲志》始，至1861年为止，二十年间共编撰了二十二部有关世界地理著作。然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却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同，向西方学习并未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思潮。朝廷没有反应，普通民众也无知觉。中国传统行政以县治为独立单位，县下并无今日的乡村政权，县衙也只有为数不多的衙役皂吏以供驱使。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治理与启动全靠当地士绅的自觉承担与调节。而鸦片战争的教训，学习西方的号召并未在全国广大士绅阶层中形成紧迫的回响。

鸦片战争惊醒了国人的迷梦，但也就惊醒而已，醒来向周围的世界看了几眼，就又安之若素了。除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外，大都似乎浑然无知。即使知之，也抱着一种与己无关、漠然视之的态度。于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忘不了满人对汉人的统治、压榨与欺凌，无论满人还是英人“坐江山”，总归是要交税受统治，他们并未看到二者之间有何巨大差异。哪怕当事人的切肤之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弭了。“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当战端平息，峰回路转，阵阵惊涛化为点点水沫，从上到下，依然是死水一潭。

落后并不可怕，先进也不可恃，它们是一对可以相互转换、有着内在辩证关系的概念。只要具有清醒的认识，将落后变成压力与动力，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并超过，落后就转换成了先进。令后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落后，西人的先进，经过儒家文化的“诠释”，就完全变了样，走了形，并且产生了一种互相置换的效果。比如西方先进的器物，在“天朝”无所不有的傲慢面前，竟成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经商贸易遭遇农本主义，变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理学仁义面前，实属小人之举；君主立宪比照皇权至上，有如大臣擅权；英国女王主位，西方男女平等，在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下，就成了“牝鸡司晨”之类的所谓“夷俗”……最先进的东西，在儒学教义的“聚光灯”下，全部变为荒诞可笑的物事。

鸦片战争打了两年多，清军在历次战斗中一败再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却从不吸取教训，想过要去了解对方学习对方；《南京和约》刚一签订，道光皇帝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鸦片战争结束，东南沿海修筑海防工事，各地依照原样修复，从来就没有想到应该加以改进；1842年11月，广东意欲仿造一艘西式战舰，内地工匠不懂技术，想从澳门雇用“夷匠”，道光皇帝得知后，连忙下旨阻止，国家宁可不要近代化的军舰，也不能让那些“夷匠”入境伤风败俗扰乱军心民心；1843年7月31日，美国众议员顾盛带着总统泰勒的授权缔约证书及呈交清帝的国书乘舰离美，同时带来的，还有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及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还有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等等。这些呈送的礼品固然有炫耀美国军事科技优势之意，但确属战败后的中国所急需。然而，它们却被清朝官员视为“奇技淫巧”给谢绝了……

鸦片战争虽然使国人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威不可挡，可就是故步自封不肯学习。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度爆发，清朝竟没有丝毫的改变，几乎完全重复着过去的失败与错误。十四年时间，无数将士的鲜血，惨痛的教训，竟白白地付诸东流。哪怕洋务运动的兴起，其原动力也并非出自外来的压力与刺激，而是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此后，又是中法之战，八国联军入侵，中日甲午海战，正是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无知，不思进取，才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才有了保种保国的危机、呐喊与振兴。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既是一种辉煌与骄傲，也会造成一种盲目与自大，形成包袱与惰性。黑格尔说东方文明是一种凝固而静止的文明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凝固与静止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最难办的事情便是改革过去，改变现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要想将一张桌子由这个房间搬到另一屋子，都会打得头破血流。

扯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人公林则徐身上来吧。

与魏源话别，林则徐又踏上了继续西进远去的道路。途经河南，正值夏秋之交黄河泛滥，林则徐又一次投身到救灾之中。春末完成堵口工程，道光皇帝下旨命令林则徐“着仍往伊犁”。

2004年7月，我随中国剧作家西部考察采风团来到林则徐当年的流放之地——伊犁，当地百姓为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怀念之情，特地筹建了一座伊犁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在流放新疆的三年时间里，捐资兴修皇渠龙口，使得数万亩农田得以扩垦；前往南疆勘查荒地六十多万亩及许多水利设施；在吐鲁番推广坎儿井，改变农田水利设施，以至于当地人民将坎儿井称为“林公井”，不明真相的游客到了新疆，还以为坎儿井由林则徐发明……

自广东查禁鸦片开始，林则徐似乎就与处理对外及民族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新疆注重与当地维吾尔族的关系，同时密切关注塞防，撰写了《俄罗斯纪要》一书，明确向国人发出警告：“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复职后担任陕甘总督的第一件事，就是“办理番案”；蕃人叛乱刚一平定，又调任云贵总督，处理当地的回汉冲突……

1848年，林则徐夫人病逝，六十四岁的他感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疲惫、多病与衰老，提出引疾归里的请求。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福州。他想就此颐养天年，前来拜访他的福建高级官员总是恭维他说：“国家需要林公这样的干才。”林则徐闻言正色道：“如果真还需要老朽的话，那就说明国家又处于多难之秋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出现。”

岂料真的发生了必须林则徐“出山”收拾局面的严重事件！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在广西举义，大有风卷残云之势。新任皇帝咸丰在所有大臣中挑来选去，觉得只有林则徐才是唯一的合适人选。于是，圣旨所下，林则徐又一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西平乱。没想到途中患了严重的痢疾，行至潮州时，吐泻交加，昏沉不起。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在普宁县行馆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六岁。

如果林则徐健在，以他的干才处理太平天国起义，会出现一种怎样的结果呢？是剿灭，还是招抚？不论何种情形，总归是能够起到延宕或中止太平天国的席卷之势。一部中国近代史，可能就得重新改写。有史料表明，洪秀全得知林则徐前往广西的消息后，有过从海上逃跑的计划。仿佛天意，平叛的林则徐死于途中，而率领援军赶赴广西的前云贵总督张必禄也在广西浔州病逝，为太平天国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而林则徐的病逝，从造神的角度而言，也似乎恰到好处。不然的话，一个沾满农民起义鲜血的刽子手，哪怕有着辉煌的过去，也极有可能在“文革”时期如曾国藩那样成为一名鼻梁涂白的反面人物。

看完由林则徐祠堂改建的林则徐纪念馆，又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编审吴世灯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了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林则徐家境贫寒，仅有两间木质结构、低矮狭小的平房，而经香港同胞洪祖杭先生捐资四百万元人民币新修的房屋则显得十分高大，颇有几分富丽堂皇的味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在陈列室中有关林则徐读书、科举、结婚的史迹图片中感受到了他那刻苦学习、注重修养、奋发向上的早年生活。

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还立有一块林则徐星纪念碑，1996年6月7日，一颗新的小行星在茫茫宇宙中被人类发现，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国际小行星中心通报，将这颗新星正式命名为林则徐星。

是的，林则徐就是这样一颗永远闪光的星辰，他那空前绝后的反毒禁毒功绩将永远载入人类史册。设在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的福州市禁毒教育基地，陈列的图片资料在警示世人“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同时，也默默地诉说着林则徐当年禁烟的伟大功绩。哪怕他当年的对手，也不得不打心眼里尊敬他。1875年英国伦敦蜡像馆更新人物蜡像，向英国公民散发选票推荐他们最为崇敬的人物，出人意料的是，林则徐竟入选其中。于是，林则徐的蜡像也就一直陈列在伦敦蜡像馆供英国人民瞻仰。

林则徐一生最为辉煌的业绩是禁烟，而他影响最为深远、留给后人最为珍贵的遗产，却是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客观认识，以及永远坚守着的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崇高信念。

历史选择了林则徐，成全了林则徐，也就有了出现在后人眼中的完美无缺、形象高大的林则徐。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伟大人物来激励鼓舞，林则徐也足以担当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林则徐之前的中国古代历史，往往是时势造就英雄，哪怕最令人神往的三国时代，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诸葛亮、曹操、关羽、周瑜、刘备等，也为时势所造。而林则徐却不是这样，是他造就了新的时势，开启了新的时代——由他查禁鸦片而引发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迎来了一个屈辱与奋发并存的艰难而痛苦的转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