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及曾国藩，免不了将他与洪秀全进行一番比较。

两个从未见面的死对头，人生之初并无多大差异。与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家族也是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曾玉屏时，曾家情况才略有改观。曾玉屏恪守祖辈留下的“以耕养读”传统，不仅置有大片田地，并以曾氏宗族首领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一带的地方精英。曾国藩大洪秀全三岁，五岁开始读书，七岁从父课读，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五岁攻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两人从小接受的全是儒家传统教育，所读之书大同小异，且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皆直奔同一“主题”——科举高中。

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洪秀全参加科举考试，连考四次，结果连最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捞到，转而求之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而走上反清、反儒的叛逆之路。曾国藩参加科考，虽然艰难，也有过两次会试不中的记录，但一路走来，过五关、斩六将，考秀才，升举人，于1838年中进士，将三级功名一一纳入囊中。就在洪秀全第四次府试落第的1843年，已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参加翰詹官大考，列二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擢内阁学士，1849年授礼部侍郎，此后四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与荫庇的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仕途冗乱的清朝末年极为罕见，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清政府六个部门，曾国藩便在五部之中任过侍郎，使得他对清廷各部门的情况极为熟悉，见识、才能大为增加。他日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这段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表面看来，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分水岭在于科举之途。其实，在此之前，两人的发展道路就已显出不同端倪。

曾国藩虽然进京赶考的路费都向他人借来，但其家境要比洪秀全殷实，可以一门心思读书科考，不必为生计担忧。洪秀全则是举全家之力供他一人读书，第一次秀才不中，只好自谋生路，一边开馆授徒，一边准备科考。曾国藩得益于耕读传家的宗族渊源，最先就学于父亲，书也读得扎实而系统；洪秀全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读于他人，书读得杂，学习方法不如曾国藩得当。两人资质自然都不错，算得上聪颖灵慧，但并非那种所谓的天才、神童之类。只是洪氏家族将洪秀全视为光耀门庭的支柱，洪秀全本人也在期待、吹捧的氛围中飘飘然不知东南西北，从小便萌生了一种“救世主”的味道与派头。而曾国藩家教极严，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虽务农为生，并不是那种纯粹的农民，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还考了个秀才功名，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祖父曾玉屏常以不少警句似的大白话教育曾国藩：“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鼓励与督责兼而有之，还教他为人处世要留有余地：“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这些，都成为曾国藩终生受用不尽的座右铭。因此，与洪秀全相比，曾国藩从小便懂得自我节制、适可而止，他常说自己天性“钝拙”，无超常之处，哪怕位居人臣之极，也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从未居功自傲。父亲曾麟书留给儿子的是“积苦力学”，以孝治家，并以儒家理念要求后辈，他曾自撰一联道：“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曾国藩从母亲江氏身上则继承了敢与困难周旋的倔强之气。这些，都培养了曾国藩克勤克俭、倔强自立、坚持不懈的优秀品格。

当然，科考成败是决定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关键。洪秀全哪怕仅仅考中一个秀才，恐怕也不会转向基督创立上帝教揭竿而起。不过，要是曾国藩终生连个秀才也捞不到的话，肯定不会走上信教反清之路。他的故乡湖南湘乡白杨坪村，比洪秀全的故乡更为偏僻封闭，曾国藩当时到得最远的就是省城长沙，长沙不是通商口岸，连个基督教的影子也见不到。加之曾氏家族有着不信医巫、不敬鬼神的传统，祖父曾玉屏教导曾国藩要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因此，哪怕曾国藩遭受再大的打击，肯定不会陷入装神弄鬼、走火入魔的地步。以曾国藩的家教及环境而言，如果他未能取得科举功名，也只能是像他的祖辈那样，继续奉行“以耕养读”的传统，一辈子默默无闻地终老故乡。

然而，曾国藩最终走出了大山的环抱与封闭的故乡，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成为封建官僚运转机构重要部位上的一颗“螺丝钉”。此后的道路与发展，曾国藩与洪秀全两人，更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成为一对悬殊极大、反差强烈的比照：

洪秀全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典籍，捣毁庙宇偶像；曾国藩以书生举兵，有意淡化满汉之争，打着维护恢复儒家名教的旗帜以复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为目的。

洪秀全进军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后，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除了删改典籍，写写宫闱诗，发布诏令，其他什么书籍都懒得看了，从未考虑吸取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曾国藩虽然走出书斋，率兵作战，但本质上仍是一介书生，常常手不释卷，他严格规定自己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孜孜不倦，正如他自己所言：“每日稍闲，则取班、马、韩、欧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廿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这种阅读给曾国藩带来一个直接而明显的好处，就是对文字的感受能力相当敏感。因忙于军务政务，他不得不放弃诗文之类的创作，专写奏章、文告、书信、日记之类的应用文。曾国藩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专著，但他的应用文堪称古代此类体裁的典范之作，言之有物，要言不烦，意尽而止，决不多置一词。以至于《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曾胡治兵语录》等相关书籍成为后世畅销之作。

洪秀全金田团营不久，就开始腐化堕落，定都天京后更是深居内宫，躺在无数女人的温柔之乡；曾国藩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自己，对自己的私生活相当自律，他不近女色，不奢侈，不铺张，一生勤俭朴素，似乎不懂得什么叫享乐。

洪秀全自天京内讧后，不信他人，任人唯亲，只信洪氏一门，先封两位兄长为王，后封洪氏宗亲大王、小王无数，他们不仅未能帮助洪秀全建功立业，反而鱼肉百姓，蛀空天国根基，特别是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自己本事平平不说，还一个劲地牵制石达开，不断“使绊子”，最终导致石达开离京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曾国藩对自己的几个弟弟及其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常写信督导他们如何学习怎样做人，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都十分争气，特别是曾国荃率军攻破安庆、天京，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儿子曾纪泽作为晚清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俄国占领的伊犁，利用国际惯例和个人智慧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取得的外交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曾国藩留下的一部《曾国藩家书》，不知感染、教育、勉励了多少后人。

洪秀全起事不久即称天王，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似乎从来就没有“节制内敛”一词。既为“天王”，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文化文明，全都不在话下，只要他心血来潮，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上帝之子”的名义将所有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曾国藩一生如履薄冰，时时告诫自己，约束自己，哪怕湘军攻下天京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自我意识也没有膨胀，而是谨小慎微，主动裁军，自剪羽翼。

……

曾国藩与洪秀全的区别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与落脚点，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洪秀全走不通科举之路，目光不由得转向他方，结果他得到的只是一本《劝世良言》，仅凭这样一本《圣经》中国版普通读物，便在中华大地点燃了一场燎原大火，闹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民主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限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特别是清朝的颟顸、保守与封闭，洪秀全不可能找到西方的伏尔泰、卢梭、洛克、达尔文、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的先进思想，这不仅是洪秀全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曾国藩所代表并与之抗衡的，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经过几千年发展变化的主流思想，儒学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加之本身固有的弊端，儒学也与衰朽的封建末世一样，身心疲惫、满身疮痍地苦苦挣扎不已。而曾国藩所吸取的，却是儒家思想之精华，正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予以积极性的改造，使之重新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由孔子到董仲舒而朱熹，再到曾国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涌动着一股内在的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二

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反清起义，立德与立言于曾国藩而言，以他的个人努力及发展情形来看，似乎都不在话下。唯有“立功”一项，只有借助剿灭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从某种角度与意义而言，是洪秀全“成全”了曾国藩。

历史有着许多的机缘巧合。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两个月的回乡探亲假。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境小池驿时，接到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逝世的讣闻。清廷强调“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于是，回乡守制压倒朝廷公务，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汉，得知太平军正猛攻长沙，便从岳州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阴、宁乡，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颠簸劳顿，好不容易回到故乡白杨坪。这段非同寻常的奔丧经历，使得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曾国藩对战乱有了亲身感受，对太平军的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文化虚无主义产生了切肤之痛。

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兵锋所指，各地清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他们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朝野一片惊慌，咸丰帝清醒地认识到，清廷所倚重的国防力量——八旗、绿营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强兴办民间团练的力度。

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八旗子弟，人尽为兵。”清朝入关，定鼎中原，主要依靠八旗兵，不久即腐败，丧失了有效的战斗力。绿营是清朝入关后改编、招募的汉人部队。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绿营便成了“开路先锋”，已不堪用的八旗只能扮演尾随其后的角色。时间一长，绿营又开始腐化。嘉庆、乾隆年间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靠的竟是地方团练。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绿营更是不堪一击。于是，本属“业余”武装的地方团练，一跃而成为与太平军抗衡死拼的主要军事力量。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其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作为一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封建道德伦理秩序，是他的职责与义务所在。然而，内心深处又有着一股难以排遣的矛盾与顾虑。权衡再三，曾国藩决定拒旨不遵，马上写就一封奏疏，请允其在家终制。所谓终制，就是守满他母亲的三年丧期。

作为一介书生，要他马上转换身份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其结果只要稍稍想想，就会让人心生战栗。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因失败、溃逃被清廷免职、革职乃至杀头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都统将军先后共达三十多人。曾国藩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凭着自己的一片“血诚”，他曾多次冒死犯颜，上书皇帝，希望咸丰帝革除自身的骄矜之气，清除朝廷的腐败之政，扭转时风流弊。特别是《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上达后，咸丰帝还未阅完，就被其中的尖锐言辞所激怒，“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后在大学士祁隽藻的再三疏解转圜下，才免获其罪。他之所以请辞，一则于服孝守制期间出来任事，在道学家、理学家眼里属大节有亏之举；再则在京为官十三年，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无能，与其日后受制于人事业无成，不如隐其锋芒避而不出。

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焘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藩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

明知时局难为，可曾国藩在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与文化使命感的驱使之下，满怀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与郭嵩焘一同赶往长沙，投笔从戎，踏上了兴办团练扑灭太平天国的漫漫征程。

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下令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一百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在整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任命的全国团练大臣共计四十五人。也就是说，这四十五名团练大臣都拉起了各自的地方武装奔赴疆场，可影响最大、功绩最著者非曾国藩莫属。特别是战争后期，太平军最为强大而凶悍的敌人，就是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则在“人为”——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十三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无论是看问题，还是做事情，往往能够抓住关键与核心所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集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他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将领的选任至关重要：“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他规定的选将制度十分严格，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忍耐劳。为此，曾国藩一反古代兵家论将、选将之法，大量提拔书生为将。曾国藩清醒地看到，太平天国砸碎孔家店的做法，实则将所有书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末全国绅士约一百四十五万，能进入朝廷为官者约十五万。也就是说，那些闲居乡野的其余一百三十多万绅士，只要具有功名之心、血性之气者，都是可堪重用的封建卫道士，潜在的太平天国死敌。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百分之五十八。曾国藩的练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戚继光的兵法精华：统兵在原籍亲自招募朴实的山野农民，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采取“取具保结”法。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同学等多重关系，湘军形成了一个上下隶属、盘根错节、连环相扣的网络结构。这个结构的落脚点与指向，就是全军上下，都得严格服从、死心塌地地效命于曾国藩一人。如此一来，湘军不仅体格健壮，吃苦耐劳，善于奔袭，且兵丁因有保结，易于清查，不敢变乱或临阵脱逃，万众一心，战斗力大大提高。在编制上，曾国藩仿效戚继光以营为基本单位核定兵员。练习的主要阵法，也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以及《握奇经》中的四面相应阵，后来的一字阵、二字阵、方地阵等。曾国藩反复强调技艺阵法之熟练：“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这首深入浅出、情趣盎然、朗朗上口的莲花落歌词很长，结尾是“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此后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肯定从中吸取了一定的灵感与养料。作为一名以理学家身份练兵带兵的大臣，曾国藩十分注重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强调义理之法的作用：“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他常在官兵中进行训导，要求将领以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应视将领为自己的父兄。每次训教后，兵丁们都万分感动，心潮澎湃，恨不得立时投入战场效命。领命出兵时，曾国藩又先声夺人地发表了一份亲拟的《讨粤匪檄》，声讨太平天国的不合国情与为害百姓，不仅使得湘军将士目标明确，同仇敌忾，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也在民间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收到了“一纸檄文，抵兵百万”之奇效。

曾国藩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清廷固然也有水师，但久已废弛，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太平军水营。定都南京后，则完全控制了千里长江的水营权。有鉴于此，曾国藩认识到非创办一支力量强大的水师不可。可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真正伤透了脑筋。而没有水师，要想与太平军争雄，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曾国藩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步步顽强地施行自己的计划：先是购买钓钩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后奏请到一笔四万两的饷银设立制造总厂，自造战船；然后花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最终建立起一支拥有大小战船三百六十一艘，大小炮四百七十门，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真可谓“赤地立军，别开生面”。

曾国藩识见高出他人，付诸行动时又有条不紊，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也就难怪他能够成其大业，达到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了。

三

正如当初所料，曾国藩“出山”不久，便受到了来自包括同僚及最高统治者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制约、掣肘、猜疑、嘲讽与攻讦。

在长沙练勇时，曾国藩所带团练常与绿营官兵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一出“永顺兵事件”。一群绿营提标兵夜闯曾国藩行辕，枪伤其亲兵，他本人也险些中弹。事发之后，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既未对肇事的永顺兵进行处罚，也未对其首领鲍起豹予以弹劾。遭受惊吓与羞辱的曾国藩不仅没有奏报朝廷惩办凶手，反而劝阻欲提兵火并，为他报仇雪恨的部下。通过这一给他心灵极大创伤的事件，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绿营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要想成事，只有完全甩掉绿营另起炉灶。于是，他主动迁出长沙，移驻衡州，避开不必要的人事纠纷，一门心思埋头训练湘勇。

曾国藩有一句告诫自己的常用名谚，那就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在深沉而无言的压抑与忍受中，分明透出一股直冲云天的血性与豪气。

曾国藩一心一意训练湘勇，欲成就一番大业，可湖南的一帮官吏、同僚、士绅，却总想看他的笑话。曾国藩奉旨出师衡阳，初战不利，湖南官绅议论纷纷，一时间“群疑众谤”，有的骂他无用，有的主张解散湘勇。靖港之战，太平军以少胜多，打得湘勇溃不成军。曾国藩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下可就不是议论了，而是恶毒攻击，那些与他有隙的官吏，更是推波助澜，要求参劾曾国藩。幸而战局很快好转，塔齐布取得湘潭大捷，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曾国藩的“募勇成军”获得咸丰皇帝的支持，他才在湖南官场的明争暗斗中逐渐胜出，由弱转强，站稳脚跟。

湘勇挟湘潭完胜之勇，一鼓作气地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咸丰帝特赏曾国藩三品顶戴。然后，湘勇又沿江而下，出湖南，入湖北，向占据武汉的太平军发起总攻。这也象征着曾国藩统率的团练脱颖而出，由守卫故土的地方业余武装，成为一支超越八旗、绿营的能征善战、最具实力的职业军队。然而，这支实质上的正规军仍称为湘勇，直到七年之后曾国藩攻克安庆，清廷才在上谕中一改成例，直呼湘军，不得不承认早已存在的事实。

曾国藩攻克武昌，咸丰帝总算在困顿糜烂的局势与极度的悲观失望中生出复兴的希望，不禁大喜过望地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任命他官至二品，署湖北巡抚，顶戴花翎。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乘机进言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一席话说得咸丰帝心惊肉跳，当即吓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收到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正为自己替清廷出力卖命整整八年，好不容易才授了一个实职而感到欣慰，自己的谦辞奏疏还未到京，没想到咸丰帝已经改变主意降下新旨：“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置理湖北巡抚……”

曾国藩接旨，仿佛兜头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失望之余，犹有一种被人玩弄的羞辱。满人当权，对汉人处处设防，比如六部尚书，虽满汉各设一人，但握掌实权者非满人莫属。清圣祖康熙皇帝曾立下遗训，在宫中勒石立碑道：“谕满大臣知悉，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羁縻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而已。各部院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敬谨阅看此碑，不可懈怠。”

面对不可重用汉人的清廷祖制，曾国藩除了认命领受，再次“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又能怎样？

领兵在外，没有实权，仅受一兵部侍郎虚衔，曾国藩不仅地位身份十分尴尬，且“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在阿谀奉承、腐败黑暗的晚清官场时时受掣，事事遇阻。“第一不能干预民事”，“第二不能接见官员”，“第三不能联络绅士”，最为关键的是，湘军的饷银无法落实。依照成例，清廷对民间武装不给官饷。曾国藩自办团练以来，所有饷银都得自筹。随着队伍日渐扩大，活动范围也由湖南转入湖北、江西，以客军的身份与太平军作战。如果没有地方大吏支持，就难以筹集军饷。而没有军饷，湘军将不战自溃。作为清廷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曾国藩不得不寄人篱下，事事仰仗于人。在江西的时间一长，饷银难以到位，曾国藩只有自己聘用官员抽厘筹饷。这便侵犯了江西地方官员的利益，他们除了攻击谩骂外，自然要对曾国藩处处刁难，事事设防。长期处在夹缝之中如履薄冰的曾国藩，感到自己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窝囊了，一肚子苦水无处倾泻。

正在这时，他接到父亲曾麟书病逝的噩耗，马上向朝廷奏报丁忧，陈请开缺。不待谕旨下达，便离军而去。一向谨小慎微的曾国藩，一则出于对父亲的孝敬，更主要是太过压抑急需发泄之故，竟犯了清廷之大忌，身负重任的领兵大臣自行委军而去，当从严治罪。幸而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上疏说情，才得以开脱：委军一事免于追究，准予三个月开缺假期，假满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

眼看三月假期将满，只要回想这些年来的艰辛磨难与掣肘羁縻，曾国藩心中就愤愤不平。一向韬光养晦、涵养深厚的他忍无可忍，不禁露出了少有的锋芒，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以替父守制三年相要挟，公然要官：“非位任巡抚，有察吏治权者，决不能以治军。”

谁知曾国藩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要挟，“出台”得不是时候，正赶上太平天国内讧后处于军事收缩与少有的低潮时期，咸丰帝以为撇开曾国藩，马上便可攻下天京。他本来就对汉人有所疑忌，此时更不可能授予曾国藩实权，便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在籍终制的请求。曾国藩以退为进，结果与本意大相径庭，不禁深感意外，更加苦闷惆怅。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要挟之举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与非议，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虚伪之徒，与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目相去甚远。处处碰壁，事与愿违，曾国藩忧心痛苦之余，不由得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他感到招讥引谤，实则咎由自取，怪只怪自己修养不够，常怀自命不凡之感，导致一叶障目，固执己见，一味蛮干。同时，也缺少超脱出世的潇洒，“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决心多从黄老之学中吸取养料，做到能屈能伸，能出能入，能沉能浮。

就在曾国藩守制反思之时，咸丰帝的日子并不好过。原以为荡灭太平天国指日可待，没想到离京出走的石达开实力尚存，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屡屡得手，扼制了皖、赣、浙三省交通枢纽，兵锋指向浙东，使得清廷富裕的后方战略基地严重告急。此时，各地战事正处于胶着状态，咸丰帝环顾四周，已是无兵可用，无将可派，不仅占领天京遥遥无期，就连自己屁股下的宝座也有摇摇欲坠之感。不得已，这才下了一道谕旨，再次起用曾国藩。已在家中闭门思过一年有余的曾国藩得到复出机会，再也不提统兵非任实职之类的要求，匆匆收拾行装，复任效命。

再次出山后的曾国藩变得比过去圆融通达了，他深刻地认识到仅凭个人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官场腐败弊端。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不得不收敛锋芒、委曲求全，变得日趋世故、左右逢源。对自己的这一改变，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吾往年在官，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曾国藩复出不久，太平天国新任将领李秀成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举再度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为使湘军竭力效命，咸丰帝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后由署理改为实授，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所有水陆各军，尽数归其调遣。

经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执掌实权、威震一方的地方诸侯。

四

作为一名从未经历战阵的书生，曾国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做好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抛却身家性命的准备。正如他在给江忠源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在征剿太平天国的历次战阵中，曾国藩两次自杀，多次留下遗嘱，随时做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真可谓提着脑袋干革命。正是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响了后代无数热血青年。

湘军初从衡阳出师，便遭靖港大败，水陆两千余人被击溃，四十多艘战船大半被损毁。曾国藩在座船上神情沮丧，灰心至极，决定一死了之。他乘机支开随从，纵身跃入水中，幸被机警的幕僚觉察，派人跟踪，将他从水中救出。湘潭大捷一举扭转颓势，他才打消了再次自戕的念头。

湘军攻下武昌后，挟胜利之威顺江东下，攻克田家镇，占领黄梅，战事重心由湖北移至江西九江、湖口一带。湘军被一连串胜利冲昏了头脑，弃却了稳扎稳打的战术原则，轻敌骄躁，在九江尚未攻下的情况下，东进湖口，兵力分散，水陆隔绝，犯下兵家之大忌，结果被太平军所利用，导致湖口水师惨败。曾国藩的座船遭太平军聚攻，管驾官、监印官被击毙，座船被掳，湘军大量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愤不欲生，再次投水自杀，再次被人救起。此次失败，湘军水师被分割，一部退回上游，一部封死在鄱阳湖内无法突围。这也是他平生最为孤立无援、进退两难、痛苦不堪的艰难时期。正当曾国藩日益困窘、无力苦撑的紧要关头，石达开接到杨秀清调令，命其回军南京，参加第一次会攻江南大营战役。不久，太平军内部又爆发了天京事变的内讧，差点遭受灭顶之灾的曾国藩这才绝处逢生，重获转机。

曾国藩接任咸丰帝命他署理两江总督的圣谕，自是喜不自禁，决定驻节之地时，在展开的地图上一番搜寻，一下便看中了群山环绕的安徽祁门。他认为祁门东连浙江，南达江西，既可有效地节制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周围又有天然大山屏蔽，是一个理想的军营驻扎之地。及至实地勘察，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祁门地势形如釜底，仅一条官马大道、一条蜿蜒小径、一条极狭的小河与外界相通，如果这三条出路被切断，祁门便是一处兵家所谓的绝地。曾国藩后悔不该匆匆做出驻扎祁门的决定，可奏折已上报朝廷，只有硬着头皮暂且住下。幕僚们则纷纷劝说他及时离开祁门，别寻合适之地。正在这时，上谕已经到达，曾国藩认为随意更改决策，会给自己的刚刚接任造成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便一意孤行，没有采纳幕僚的建议，并对再三劝谏的李鸿章厉声斥责不已。战事瞬息万变，不久，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便遭到了太平军威胁，两度陷入险境。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部将刘官芳率大军攻入安徽黟县羊栈岭，离祁门大营仅六十华里。而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士卒可用，他已写好遗嘱，准备殉职。幸而李秀成的目标并非进攻祁门大营，只是借道羊栈岭而已。1861年4月，祁门大营受到三路太平大军围攻，与外界的所有通道联系被切断，曾国藩又一次陷入险境，情绪极度悲观，再次写下遗嘱。自进驻祁门后，曾国藩便将自己置于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之境，一刻也无法轻松，床前始终悬挂一把利剑，随时准备自刎。

胜利于曾国藩而言，来得真是太不容易了！然而，只要存有一分希望与可能，他就做出十分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曾国藩的成功，还与他的个人“定力”密不可分。凡是确定的方向，认准的事情，拟定的决策，他总是尽其所能地排除一切干扰，坚决贯彻执行。

移师衡阳练兵不久，因太平军攻击迅猛，兵锋所指，四处告急。清廷兵源有限，明知湘勇刚刚组建，却一个劲地催促不已，命其出征作战。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一支未经战事且尚未练好的军队，仓促拉出去与势头正健、能征惯战的太平军相搏，无异于虎口投食。与其全军覆没，不如抗旨不遵。因此，面对一份比一份措辞更加严厉的谕旨，他硬着头皮，以兵勇不足、船炮不齐等各种借口拒绝出征。直到条件基本成熟，才率所练陆军、水师，以整肃的军容从衡州出发，入湘江北上。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同僚及部下都劝他放手大干，尽快进军东南。而他则坚持自己的进攻方略，将重心放在安庆。只有拔掉安庆这颗“钉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为主，掌握两军对垒的战争主动权，最终达到围攻南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曾国藩紧紧围住安庆死命不放。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先是直接救援，被湘军击退。而后又施行“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时进军湖北，即使武昌危如累卵，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不肯撤安庆之围增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曾国藩冒着抗旨不遵、革职查办的风险，置咸丰帝命他带兵进京、北上“勤王”的谕旨而不顾，全力攻打安庆。后咸丰帝又下令，要他放弃即将得手的安庆，赶去即将失守的苏州救援，他又一次抗旨坚决不去。哪怕祁门大营危在旦夕，曾国藩置身惊涛骇浪之中，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随时做好献身准备，也不肯调动围攻安庆之兵给自己解困。面对曾国藩如此坚韧而强劲的“定力”，尽管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苦苦坚守，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高层领导人多次设法营救，历经两年之久的安庆战役终以太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安庆陷落，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长江门户洞开，曾国藩完全掌握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主动权。湘军挥师东下，围困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不过是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五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六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十二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协办大学士衔，使得曾国藩成为清朝立国两百年以来第一位外臣权位最高者。

位居人臣之极，曾国藩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人性之恶如肆虐的恶魔横行无忌，昔日的繁华都会惨遭荼毒，顿时变成一片废墟。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

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而军事上的防范之举却令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之处，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扎武昌。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招致其他清军围攻。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活剧，达至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他麾下所统湘军约十二万人，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且仅忠诚于曾国藩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国内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能够与之抗衡争锋。那些驻扎四周的防范力量，除了激怒他外，根本起不到威胁震慑之效。曾国藩只要愿意，兵锋所指，不是归附，就是溃败。

就当时格局、势力而言，一批因湘军而崛起的湖南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的模式执掌地方军政大权。就在曾国藩攻克天京的前一年，即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总督八人，由湘军将领出任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任有七缺；曾国藩所辖江、浙、赣、皖四省，其中江、浙二省富甲全国，根本不必为兵饷、粮饷而担忧。如果将这些间接的、隐性的力量计算在内，曾国藩实际上已据有清朝半壁江山。

友人、幕僚、部将开始以各种形式劝说曾国藩了。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而是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伸手要官要权而招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人要知足，位居人臣之极，更复何求？“尔的官是做不尽的”，想到祖父的训诫，他知足了。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能进能退，见好就收，方为上人。况且起兵反清，也是一桩冒有极大风险的“活路”，弄不好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即使成功登上九五之尊，又得经历一番战乱，导致生灵涂炭。他对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掳抢的残忍暴行一直负疚于心，认为这支军队已失却当初的朝气与血性，变得暮气深重，无以约束。特别是攻下天京，已是大功告成，将领升官，士兵发财，人心思归，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加之湘军内部，除嫡系十二万外，又分出了李鸿章的七万淮军，左宗棠的五万左系湘军，如若起兵，他们会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重演内讧的血腥惨剧？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先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后人。

其实这都是曾国藩的个人谨慎考虑，湘军如若知道要进军中原攻打北京，只要曾国藩稍加鼓动，肯定会比过去更为凶猛。他还没有鼓动，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三十多员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纸墨，写上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曾国藩以一个道学家的身份，似乎显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但也有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一面，特别是有着一股内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后，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三十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华夏民族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复兴机会。

湘军挥戈北向，曾国藩取代清廷，以他的睿智与开放，洋务运动必成正果。因属汉人坐江山，国家政体极有可能很快转向英国似的君主立宪。退而言之，起码不会有义和团的极端排外，不会有慈禧太后歇斯底里地向世界各国宣战，不会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日寇的两次侵华史也得重新改写。曾国藩以全身保家为务，维护了自己的道学家尊严，由此而获得了文韬武略、全始全终、圣贤完人之类的美誉，却置汉族百姓于不顾，最终丧失了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尊严。

如果从宿命的角度而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清朝，那也就不是历史的曾国藩，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是策略，连保存实力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只有他一人能够做到。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而分支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六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追剿捻军，反被捻军击败全军覆没，朝廷不得不再请曾国藩解困。接旨后他愁肠满腹、心绪不振，再也没有出征太平天国时的热血与激情了。他担心的不是捻军难剿，而是清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时，自己过早裁撤湘军也使得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淮军。

亲临战场后，曾国藩很快就针对捻军飘忽不定的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划河圈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克敌方略。可那些调来的淮军，他们虽出自湘军，但将领皆由李鸿章提拔任命，对曾国藩并不怎么“买账”，在执行命令时常表现为消极拖延与暗中抵制。于是，曾国藩下令时必得事先征求李鸿章意见，然后由李鸿章将命令传达给淮军将领，军令要比实际军情落后半拍，常常贻误战机。加之其他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致使曾国藩剿捻一时间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讦与参劾，受到清廷的严厉申饬。

曾国藩心灰意懒，只得奏请开缺。

两年艰辛坎坷的剿捻行动，结果落了个无功而返。曾国藩自然脸上无光，令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兼幕僚李鸿章接过剿捻这支“接力棒”，并依照他制定的军事方略，终于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置捻军于死地。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十九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绅士、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市民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深层根源，在于民间长期关于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有传教士、教会的“登堂入室”，民众对其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敌意，这便决定了传教士、教民与官府、士人、百姓之间的难以沟通、交流与理解，而少数传教士的飞扬跋扈、教民的仗势欺人更是在相互隔膜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火上浇油。此外，教堂的壁垒森严也为人们提供了神秘而诡异的想象空间，比如传教士、修女为行“拯救灵魂”的“善举”，常把一些濒临死亡者收入堂中作临终付洗。等到这些人死后，大多埋入教堂墓地。进入教堂的生命全都变成刻有十字的冷冰冰的墓碑，几近百分之百的死亡率给人产生的联想实在是太丰富了。因此，关于教堂、教士、教民，无论多么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旋风般吹遍大街小巷与每个角落。比如教堂内男女教徒同处一室共同礼拜，便为“男女授受不亲”的崇奉者士大夫们提供了恶意攻击的把柄，被诬指为教堂是一个教人淫乱的魔窟；教堂为临死儿童施行洗礼，则被百姓误认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医院将解剖后的死婴浸于酒精容器内，被士大夫视为“冲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其实，自明末利玛窦入华传教开始，就有关于西方传教士“挖眼剖心”“剖腹取胎”“炼丹采生”之类的谣传。近三百年来，迷信与谣言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误解越来越深，仇恨越积越厚，矛盾与冲突渐次由隐而显，由暗到明。颇有意味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里的负面因素，直到21世纪的今天，诸如此类谣言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据全国各大媒体报道，2007年1月，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便流传着一则“高速路建桥要童男童女献祭”的谣言，说是为了确保高架桥的稳固，将在朱衣镇寻找十八名十二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填埋于桥墩下面。如此荒诞的谣传竟然不胫而走，给当地学生、家长、学校带来了不必要的紧张与恐慌气氛。

炽烈的岩浆在地底冲撞奔涌，寻找着薄弱的突破口。

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可能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地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一起血案。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引信点燃了，吱吱作响，随后是炸药包那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十座英美耶稣教堂，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包括领事馆随从两名、传教士一名、修女十名、法国居民两名、俄国居民三名，另有中国神甫一名、中国教民三十多名。

天津教案持续四五个小时，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他们一面联合向清廷抗议，一面麇集军舰示威天津海面。

正是这种困窘万分、危机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个滚烫的山芋。岂止烫手，简直就是各种虽为敌对势力，却不谋而合地纠集在一起而设下的一个陷阱，制造的一个悖论，打下的一个死结。表面看来，对立者只有洋人与清廷两方，实际则分别为四个错综复杂的层次，除洋人与清廷外，还有士大夫与百姓。这四个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观点与利益，都希望通过曾国藩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指向他的四种力量，除了希冀与索取外，没有哪一种会去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曾国藩不可能让所有敌对集团全部满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团的利益全然不顾，这就决定了无论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为祭坛上的一只“替罪羊”。

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丁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以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及凶手或藏匿难缉或无人招供等多重压力，做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二十名凶犯死刑，二十九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四十九万七千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之“实心和好”。

议结方案一经公布，举国上下顿时一派哗然。法国提出的条件打了折扣，国内不满，甚而至于想调兵前来重理教案，只因普法战争爆发，分身无术，才勉强接受；清廷虽认为“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但为了取悦国人，不得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造成一种朝廷似乎对曾国藩的方案持有异议的假象；老百姓则大骂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士大夫一个劲地攻击不已，特别是那些“清议派”，更是不依不饶，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写出一副对联讥讽嘲笑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那些诋毁他的天津士民以及贬斥他最甚的湖南同乡，皆属不知外情内形，跟着瞎起哄而已：“津人毁之，湖南尤毁之，及询以津事始末，无能知之者。”

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清议中的民族英雄。他知道这样做给个人带来的利益与好处，可他不愿“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是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与担当，化解了一场危机与战争。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清朝，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国力之孱弱已达至极点，一旦与洋人开战，并且是七个西方强国，其结果会怎样？必定是“全局瓦裂”，分割成西方列强的一块块殖民地。况且天津教案的主要过失在于中方，曾国藩只能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

天津教案之爆发，过失虽有多少、大小之分，但责任在于教会、暴民、天津官府、西人四方。可一等曾国藩到达天津，情势立即发生逆转，中外焦点全部聚集于他一身，应负责任的四方都可诿过，本无半点干系的他，似乎整个教案由他一手操纵造成，得承担来自方方面面的所有愤怒与指责。一番赤诚努力不仅没有换来赞赏与理解，反而成为千夫所指，审判席上唯一的受审对象。弄得追求道德完美的他也仿佛真的犯下一桩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不得不灰头灰脸、诚惶诚恐地公开承认自己“举措失宜，悔憾无及”。在私人信件中，除引咎自责外，他更担忧的则是未来时局：“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哪怕曾国藩再置个人名声毁弃于不顾，“拼却生命以顾大局”，岂能挽回老大帝国故步自封、颟顸愚昧而造成的天下之颓势？

纵观中国历代战争中的所有主和者与谈判者，最后无不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嫌疑与下场。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天无二日、唯我独尊，没有多元化，没有兼容并蓄，没有平等共存，只有征服屠戮、臣服朝贡。

七

曾国藩对国内外形势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主要得益于由他一手促成的洋务运动。

由理学家而洋务派，二者之间看似没有相通之处，但曾国藩很好地吸取了理学中经世致用、讲求实践的积极因素。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取胜的关键，很大程度在于武器之精良。于是，曾国藩先是奏请咸丰皇帝支持湘军购买、装备西方新式武器，然后自己在安庆建厂制造火药、子弹，又内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中国没有主动向外国学习的传统，曾国藩开创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算是开了一个先河。由生产弹药、造枪造炮，而后又制造蒸汽机，建造轮船军舰。军械所先由安庆迁往南京，改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后又迁至上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与发展需要也在逐步完善，比如办洋务就得新型人才，曾国藩慧眼识珠地引进了徐寿、华蘅芳、容闳等一大批精通西方洋务的精英；随着洋务实践的深入，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便显得十分重要，曾国藩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筹建翻译馆、印书处，通过外人口译、国人笔译的形式，翻译出版了以机械制造学为基础，涉及算学、化学、历史、地理、矿物学、天文学、博物学、医学、法律学、制造船学、水陆兵法等领域的西方大量科学著作，不仅培养了自己的科技人才，奠定了近代科学基础，对近代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正是从江南制造总局的这些译书中开始了解西学、认识西方。

早期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有一项可谓高瞻远瞩的规划，那就是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真正的西学人才。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朝鲜等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未有过堂堂天朝大国远赴外夷学习之先例。可以想见的是，此项“中华创始之举”该受到多大的非议与阻力。曾国藩虽未见到这项计划的最后施行，尽管留美教育过早夭折，但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功不可没，成为日后大规模留学运动的先声与基础，选派的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各种专业人才。

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思想，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学习西方而不受制于西方。清廷曾出巨资向英国购买船炮，组成了一支聘任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总指挥，英国海军官兵六百余人为雇员，大小船只共八艘的中国现代化舰队，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未经清廷同意，与阿思本签订私下协议，认定他不仅为舰队总司令，所有官兵听其调遣任用，而且除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令外，不接受中国其他官员命令，即使皇帝命令也由李泰国转达，而李泰国对中国皇帝的命令又拥有否决权。面对英人控制中国军队的野心，积极支持购买舰船，本欲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曾国藩，为避免日后喧宾夺主、受制于人乃至不堪设想的后果，不得不毅然采取“断臂”措施，马上上书朝廷，要求即刻解散阿思本舰队。清廷为此白白损失了六十六万余两白银，但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长远利益出发，又是十分值得的。由此也可见出，曾国藩背负的“汉奸”“卖国贼”骂名何其冤枉！

关于曾国藩的身后评价，长期以来有着两个不同的极端，正如章太炎所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推崇他的人说他是“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比欧韩，尊他为“理学宗师”“圣哲”“完人”，其文治武功超越千古。衣钵传人李鸿章说他“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梁启超评论他“盖有史以来不二睹之大人也”，“岂唯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清史学家萧一山在其代表作《清代通史》中评价曾国藩“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毛泽东早年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即使晚年观念有所改变，也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国藩顶礼膜拜不已，他置《曾文正公全集》于案头，终生常读不辍，还将蔡锷选编并作序的《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培养高级将领的教科书……骂他者除“汉奸”“卖国贼”外，还有“曾剃头”“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吾祖民贼”“虚伪的道学家”等。

曾国藩之所以毁誉有加，与其行事难脱干系。在湖南长沙帮办团练时，坚决镇压各地会党组织，对那些抓来的所谓会党（实则农民），动不动便“就地正法”，显得相当残忍。他成立的审案局在短短四个月之内，便“立予正法”一百零四人，“立毙杖下”二人，“监毙狱中”三十一人，还不包括他指令湖南各县就地处死的九十二人。湘军攻陷安庆后大量杀俘，占领南京后烧杀掳抢等残暴行为，曾国藩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他倡导实行的军队私有，最终演变成北洋军阀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间长期混战不已，弄得国力衰竭，民不聊生，追根溯源，曾国藩显然难逃其咎。

就个体生命而言，曾国藩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统一体。他严肃刻板，却又显得幽默风趣，据李鸿章言，曾国藩在军营的饭桌上“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推崇仁爱，却滥杀无辜；提倡清廉，而对部下的贪赃枉法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拥有一支虎狼之师，却以愚忠自剪羽翼，结果受制于清廷……特别是面对先进的世界文明大潮，曾国藩以其远见卓识，奋然投身其中，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个造出轮船，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第一个提出“官商督办”，第一个上奏提出派遣留学生计划……然而，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当守旧之人，他所坚守的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精华，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应该丢弃的糟粕。比如对西医没有正确认识，子女请西医给夫人看病，心中便十分不快；对厘税征收工作，坚决反对按照西方的科学管理方法；引进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但对其政治制度、思想体系方面的内容，却视而不见。

曾国藩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善恶兼具的本性。难得的是，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制内心私欲，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他小时候心胸并不宽容豁达，睚眦之仇必报；也非老练沉稳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情浮躁，常与人争强好胜……这些不足，日后都被他在修身养性的功课中以坚韧的毅力一一克服。他笃信理学清心寡欲，可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于是，内心便十分羡慕妻妾成群的同僚。一次赴宴见到进士同年的美妾，不禁心猿意马，“目屡邪视”，回家后听见卧病在床的妻子呻吟不已，心绪更是烦躁不已。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开始反省，不由得严厉责骂自己“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他平素有抽水烟的习惯，烟瘾极大，后意识到吸烟的危害，便开始戒烟。可戒烟的痛苦令他万般难受，戒烟中期时有反复，最后咬牙下定决心，经历三次戒烟，才终获成功，后半辈子的三十年间，再也不吃。“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曾国藩在成就一番伟业的壮志激励下，始终在理念与欲望相互斗争的困境中挣扎不已。他立有“三戒”，即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写有“三字箴”，即“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作有“五箴”，即立志、居敬、立静、谨言、有恒。“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他曾言道：“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他将自己居所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他给自己规定，每日必须做到十二条课程：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哪怕戎马倥偬，他都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并且写得相当细致。记下白天的一切，也就是不断反省、不断改过、不断求知、不断前进的过程。他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诚心、诚敬、诚恳、诚笃、诚朴、诚实、诚挚，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不作苟且之事。没有谁去要求他苛责他，可出于修身养性、自我锻铸的内在生命自觉，他为自己订立了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并且严格实行，将这些良好的人生习惯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曾国藩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毅力格外坚韧。队伍从衡阳刚拉出来不久，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幕僚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如实供述，称湘勇“屡战屡败”。曾国藩审阅时，当即挥笔改为“屡败屡战”。四字仍在，但位置一经调整，那种不服输、不气馁的刚毅气魄顿时跃然纸上。

曾国藩谦和内敛，以退为进，韬晦有术，从不张扬，没有半点文人的狂傲之气。在清政府的猜忌、地方大吏的排挤中求生存，在多重势力的夹缝中求发展，为人行事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小慎微。“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不忘适可而止。

曾国藩常以林则徐为榜样，提倡节俭，要做一名清官。他穿的是又短又小的马甲；睡的是布被草席；不食烟酒，每顿饭通常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因他每食仅菜一品，时人谐称为“一品宰相”；随身之物只有两口小木箱，没有一件珍玩贵物；哪怕位居两江总督之时，家眷仍维持乡居生活状况，每天晚上，全家长幼女眷全在油灯下纺纱绩麻。对此，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当时，曾国藩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最高权威。虽然权力如此之大，但从未听说过他滥用职权，也没有利用财权自饱私囊，或肥其亲友。他不像李鸿章那样给子孙留下四千万银两的遗产，而是身后萧条，政绩没有受到玷污，留下了受人尊敬的正直、爱国、廉洁的美名。”

从早期担任京官上疏激怒咸丰帝开始，直至生命之终，曾国藩那勤勉严谨的身影，便一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即使身后，也影响改变着中国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走向。也就难怪有人说曾国藩做了只有圣人才会做的事业。

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立”而言，曾国藩将道德转化为一种内在人格令人敬仰不已；留下的书信之类文字，从中见到的多是金玉良言；唯有事功一项，却是争议多多，可见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在那些美好的言辞面前，总是显得苍白无力、遥不可及。

曾国藩的一生，将社会人生的道义看得太重，主动承担的责任太多，而中西文化的冲撞又将他撕扯得太痛，时代激荡的风云对他的要求太高……如果以当代的休闲生活观视之，曾国藩一辈子，活得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传说曾国藩出生之时，曾祖父曾竟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条巨蟒从天而降，盘旋于曾家宅堂，而后又进入内庭环绕不已。曾竟希惊悸而醒，这时家人前来报喜，说是孙媳妇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曾国藩。这个无法证实的神秘之梦几乎伴随曾国藩度过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后半辈子长期为一种无法治愈的牛皮癣病所苦恼，病发之时，全身奇痒难耐，不得不挥舞双手全身搔挠不已，有时抓得全身是血，往往要搔落一层白鳞般的癣屑才告一段落。哪怕这种因牛皮癣病而癣文遍布、看似鳞甲的身体，也被视为曾国藩确乃巨蟒投胎转世的依据。这种病症的内在苦痛，无论怎么描述，外人都属皮相，只有患者才能真确感受那种内在的无法忍耐的折磨与痛苦。牛皮癣虽为顽疾，可恶难治，但于生命并无大碍。曾国藩的体质从小就比较孱弱，自立志成为一个理学家并躬行实践以来，刻刻留心、时时忧惧、天天紧张，心理长期压抑，不禁经常失眠咯血。查办天津教案之后，外压与内疚更是弄得他“寸心焦灼，了无乐趣”，身体愈加虚弱：“精神衰惫”，“眩晕之症并发”，“左目久盲，右目亦极昏蒙”，“发疝气疾，右肾坚肿下坠”。正当诸种疾患并发之时，昔日久治不愈的牛皮癣也跑来“凑热闹”了，“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感脚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大厅。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三刻后与世长辞，走完了六十一岁的人生旅程。

在此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天，还在阅读《理学宗传》，并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他死前也不像常人那样躺卧在床，而是端坐椅中而逝。

曾国藩虽然使得清廷军事大权下移，抽空了清朝政权根基，但就当时情形而言，清朝确赖曾国藩而得以苟延残喘。因此，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宁金陵建立专祠，予以少有的殊荣。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风云人物，中国本土最具勇敢坚毅的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国藩的逝世，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消失。

圣贤已逝，大儒已亡，真正意义的儒学已然进入末世，而本质意义的西学欲进入中国却破门而不得其入。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按说早该到来却如难产的婴儿仍挣扎于母腹之中，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前行的步履，变得那么迷惘而惶惑，彷徨而犹疑，蹒跚而踉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