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朱熹。

这种不喜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总是那么一副引经据典、教化他人、迂腐古板、枯燥乏味的模样；二是他的虚假伪善、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朱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革尽人欲，尽复天理”，可据同僚揭发，他不仅引诱两名尼姑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好向皇帝谢罪，自我贬抑一番，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只知“伪学之传”，不识“明时之用”，这才得以过关；三者，便是经由朱熹等人由儒学改造而成的理学对整个民族的桎梏与戕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个性，无数女子的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摧残下如鲜花般凄然飘落、凋零委地，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实则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而无长辈道德、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追根溯源，这种认识与心态的形成，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学时期有关。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朱熹作为“孔子第二”的儒家领袖、反动道学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讨之猛、攻击之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创伤之巨、影响之深，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比拟……一颗年轻的心灵，接触的全是从历史深处翻检而出的关于朱熹的破烂玩意、反面渲染及不良影响，对他产生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年轻时所认识的朱熹，只是他那漫长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所谓正负相生、正反相依、真伪相伴，只有具备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才有可能见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完整的朱熹。

然而，早年形成的观点、产生的情感、打下的烙印是那样深刻，得需长时间的弥合与校正，才有可能走向客观、真实与全面。

一段时间，我曾有缘对朱熹的学说与思想进行过一番了解与研究，然后，我不得不发出一声“博大精深”的浩然长叹。除读书之多、著书之多、书中所涉问题之多无人企及外，我敢说，朱熹还是中国古代唯一有别于传统思维模式，将抽象与思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构建了庞大知识结构与认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从理性上认识、折服是一回事，而感情的认可与接纳却又是另一码事。只要想到朱熹，我眼前浮现着的，总是一副脸皮紧绷、俨乎其然的腐儒形象。直到2003年7月游览武夷山时，读到朱熹描写武夷山九曲溪的长诗《九曲棹歌》，这才发现他那有别于古板刻薄、不苟言笑的另一侧面。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长达四十多年之久，与武夷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缘。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曾题写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之于朱熹，正如泰山之于孔子，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也是他们学说的发祥之地；泰山、武夷山是两座自然的巍峨山峰，孔子、朱熹则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座巍峨山峰。长期浸润在秀丽的山水之中，朱熹也会时不时地从他所构筑的理学天地中挣脱而出，将“非礼勿视”那一套东西抛诸脑后，恢复本真的天性与率性。站在长达二十华里的九曲溪畔，面对一碧如染的溪面，耳听潺潺流淌的水声，体味九曲十八弯的回环韵致，朱熹的生命也贯注了一股少有的灵动，而随风飘来的悠悠山歌更是拨动着他的心弦，创作激情与沸腾的血液在胸间一同鼓荡，清新隽永、轻盈跳跃的诗句不禁脱口而出：“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吟罢一曲吟二曲，曲曲写来，极尽山转水曲之奇妙，一直吟完九曲，朱熹才不得不意犹未尽地收煞。

呵呵，这位朱老夫子，原来也有性情中人的时刻啦！

其实，朱熹还有两首广为流传的短诗，一为《观书有感》，一为《春日》，却被我有意无意间遮掩在记忆的深处了。关闭的闸门洞开，熟记的诗句不禁奔涌而出——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语言平易，形象生动，色彩绚丽，清新活泼，情景交融……其中哪有半点酸腐的味道与学究的影子？仿佛突有所悟，原来，这就是映照朱熹另一侧面的一块镜子呢！

武夷山归来，当我再次打量、审视朱熹时，他的全身竟然透着一种或多或少令人喜爱的率性与活泼，面容露出了几抹微笑，目光有了几分慈善，雪白的胡须不再是威严的象征，也有了飘逸与潇洒的味道……

往日的成见逐渐远去，平和的心态、冷静的叙述与客观的评价似乎触手可及，我感觉着可以写写朱熹了，于是，《多维视野中的朱熹》这一标题也就自自然然地跃现在我的电脑显示屏上。

二

大凡名人伟人，后人总是在他降临人世之时附会一些神奇怪异的故事传说，朱熹也不例外。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可就在他呱呱坠地前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朱氏故宅却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就是院内的一口古井，忽然白气如云，紫气如虹，经久不散，阴阳风水先生及谶纬家们就说这是天神“紫阳先生”谪落人寰的先兆。仿佛为了验证，朱熹一生下来，右眼旁就有七颗黑痣，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孔子出生时身上长有黑子，近看像昴星，远看像斗星的奇异。孔子是儒学泰斗，第一“圣人”，那么后出的儒学传人朱熹，就是理学泰斗，第二“圣人”了。

古井冒气是一种时常出现的自然现象，朱熹生前三天祖籍故宅古井是否冒气无法考证，即使考证，也无多大意义。而脸上的黑痣似乎还真有其事，据今存朱熹对镜自画像石刻所画，朱熹右脸确有黑子。古往今来，脸上长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半点不足为怪，如果没有黑痣，在一个有着“天人感应”的传统国度里，也会从朱熹的其他生理现象入手，来一番别的比附与虚构的。

朱熹诞生之时，金兵入侵，宋军南渡，叛兵骚扰，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不安，就连独尊的儒学，也日渐式微。处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交织的衰世，父亲朱松做梦也不敢想象儿子的前程会有多么显赫。在朱熹的早年岁月里，记忆最深的恐怕就是随父亲或避难他乡，或赴任就职，或赋闲寓居，一同漂泊、辗转不已。国运衰落，家事维艰，世代业儒的朱松对儿子朱熹并未抱多大指望，从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出发，朱松一度还产生过让儿子弃儒从军、舍文就武、抗击金兵的念头。

儿时破落的家境与四处逃遁寄寓的经历，投射并影响了朱熹未来的人生。他从小渴望社会的安宁与和平，与之对应的，就是构建一个超稳定的庞大思想体系；他自始至终主张抗金，算得上一名主战派，然而，如果“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内有愁怨”，谈何出兵抗金、收复河山？因此，朱熹主张先修内政，治国安邦，再图恢复大计；他有着强烈的士大夫思想意识，也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农民怀有深深的同情，强调以农为本……

在《朱熹行状》中，有两则儿时纪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父亲朱松的指导下，朱熹八岁开始阅读《孝经》与《孟子》。他对《孝经》一读就通，父母的颠沛流离、舐犊情深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他情不自禁地在《孝经》上握管题字：“不若是，非人也！”他对《孟子》也是爱不释手，并产生了想做“圣人”的念头，且立下鸿愿，为达到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一辈子奋发精进不已。

立志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功名成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朱熹的天赋并非格外超拔，如果没有做“圣人”的强烈渴望与内在动力在胸间鼓荡、鞭策，他能否兼收并蓄，不断超越自己，达到今日我们所知的成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对《孝经》的肯定与接纳，则成为朱熹将理学推向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与重要基础。

朱熹十四岁那年，父亲朱松在寓居地建瓯病逝，朱熹的人生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折，学问也由此而迈向一个新的起点。

朱松临死前，将家事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刘子羽，将儿子的教育托付给崇安另外三位道学密友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刘子羽将朱熹母子接到崇安五夫里，提供一座五开间的旧楼给他们居住。朱熹将此楼称为紫阳楼，并以“紫阳”自号。正是在这座紫阳楼内，朱熹开始了受学于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的学习生活。位于崇安城南的武夷山，成为三位先生讲学的天然学堂。朱熹与武夷山的缘分由此而拉开了帷幕，他在这里接受了比家庭童蒙教育更正规的四书五经儒家教育，为一生的学问发展走向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武夷三先生全都崇尚二程理学，于是，朱熹怀着异乎寻常的虔诚崇拜之心，开始研读程颐、程颢的著作。但三先生又不止于二程理学，他们都援佛入儒，胡宪、刘勉之对禅宗的参悟，刘子翚对佛教的止观都有专攻，他们对道教思想也有所吸收，三先生的经学——《易》《大学》《中庸》三学最具释老气息。影响所及，朱熹对佛教与道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以《易》《大学》《中庸》的主要依据建立生平学问大旨及理学体系的逻辑构架，正是得益于武夷三先生的开导与启发。

朱熹自绍兴十三年（1144年）求学于武夷三先生到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除担任地方官员七年，在朝廷任焕章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解《大学》）四十天外，其余近五十年时间，无不汲汲于学问，或求学他人，或刻苦研究，或切磋辩论，或收徒授课，或著书立说……

武夷三先生对朱熹的教育，我以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他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知识体系，除儒学外，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与学派，而是敞开胸怀，大胆吸纳，主动接收，为我所用。朱熹自从结识道谦禅师后，又开始访禅问学，出入佛老，花了十多年时间，直接从佛经道书和禅师那里吸取知识营养。禅学与理学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在他胸间激荡、消长、交融，终于把他推上了心学之路——以心观心，以心会理，吾圣合一。

然而，从小就打上了儒家入世精神的朱熹，不可能完全彻底地遁入佛老之学，无法练就一副超然物外、超凡脱俗的仙风禅骨，因此，后来逃离佛禅，归返儒宗，也就在所难免。然而，朱熹对佛老之学的长期浸润与钻研，使得他变得丰富而博大。如果没有对佛学的执着与痴迷，没有出入其间的深刻体会，他所构建的理学体系，将缺少一股原初的鲜活力量，缺少极有分量的佛老组成部分。

朱熹从事学问之路，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而内心却经历了一条漫长的炼狱之路。自师从武夷三先生及道谦禅师后，又以“而立之年”恭执弟子之礼，拜理学家李侗为师，开始了经学、理学的构思与孕育，由“以心会理”到“即事穷理”。李侗死后，朱熹除失师之痛外，更是陷入欲求学问之突破与出路而不得的彷徨与苦闷。经过长达六年的探索，在声色俱厉的挞伐佛老之学中，他终于挣脱了蚕茧的束缚，完成了逃禅归儒，由“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艰难历程。

朱熹学术体系形成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可资论敌攻击的漏洞与把柄。朱熹闽学的成熟与练达，是不断辩论、不断切磋、不断探讨、不断充实的结晶。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便是对张栻湖湘学的清算，在长达四年的辩论中，他由致力于修养方法、认识方法的探讨，转向本体论及宇宙观的哲学层面，使得朱熹理学体系得以基本确立。而后，又有与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人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观音寺之会、白鹿洞之会、浙东角逐，不同学术流派间的相互探讨、交流、论争乃至批判，促成了朱熹主要著述《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共同编辑）的完成，其理学体系也日臻完善。

令朱熹没有想到的是，在论辩与说理的风雨中成长、成熟的朱子学说，会在七百多年后遭受一场不容置喙的猛烈抨击。那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阵势，若是当年的他亲眼得见、亲身经历，恐怕不仅不能激发灵感，完善学说，反而会在人格的侮辱与学问的践踏中失去继续存活的理由、勇气与信心。

三

简略地叙述了朱熹的人生经历及学说的形成过程，现在该说说他所创立的理学内涵了。

朱子理学博大而精深、理性而思辨，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即使道明，也显得抽象而枯燥，给普通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然而，朱熹人生精华、伟大成就与显赫地位的落脚点，就在于他那兼收并蓄又卓然独创的朱子学说，因此，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衍化、主要内涵，我不得不进行一番梳理与概述。

当孔子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具有宗教性质的原始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后，又由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定于一尊。从此，儒学从诸子百家中一跃而成为一枝独秀的显学，占据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由原初的宗教儒学到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的政治儒教，儒学发展停滞，故步自封，日益僵化。当佛教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后，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导地位受到动摇，逐渐走向式微与衰落。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理学家们的努力，就是给传统儒学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挽回伦常扫地的衰颓世风。如果说道教是回应佛教，并以佛教作为参照模拟系统而创立的一种本土宗教，那么理学也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吸收某些佛教思想而对传统儒学所进行的一种改造。

通过朱熹的求学经历，可知早在他建立庞大而严谨的朱子学体系之前，理学就已形成并广为传播。所谓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发展，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理学萌芽于北宋时期，周敦颐融佛道于儒学，成为理学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只有当张载完成《正蒙》一书后，传统儒学这才真正称得上有力地回应了“佛教思想的挑战”。《正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罕见的专讲哲理的著述，张载以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对存在进行了系统论的探索。后起的二程，也就是程颢、程颐兄弟曾师从周敦颐，程颢撇开佛教中的信仰主义，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儒学轨道，使得传统儒学发生变异，具有了哲学抽象的规范化与原则化成分。弟弟程颐继续兄长的探索，认为心就是性，性就是理，理就是道，形成了较为粗疏的天理论。

二程为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洛学，当时的影响，仅仅局限于中原一带。而朱熹诞生时，理学已在福建，特别是闽北有了广阔的“市场”。这主要归功于一批过渡性人物的传播与弘扬，后人常常提及的闽学先驱主要有三人——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延平人李侗，因他们的出生地皆属当时的福建南剑州，也就有了“南剑三先生”之称。三人中最早携理学入闽的开创性人物为杨时，据说他在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学成辞归，老师出门相送，不由得说道：“吾道南矣。”程颢说出这么一句带有预言性且常被引用的话来，说明他的确具有哲人睿智的穿透性目光。中原长期都是专制正统控制最严、浸染最深的地盘，理学一时难以立足，而福建在唐以前还属化外之地，进入宋代，福建士子虽在多次科举考试中有着出色表现，但就整体而言，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与中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程颢对自己创立的学问经由弟子在福建的传播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与此同时，金兵日益紧逼，北宋积贫积弱，中原眼看就要沦为敌土，文明的重心将发生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移，那时的福建，传统文明与新的学说融会一体，可以预见的是，将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滚滚洪流。

作为程颢的得意门生，杨时回到故乡闽北，到他八十三岁高龄辞世之时，长期收徒讲学，门生达千余之众，被后世誉为闽学鼻祖，罗从彦、朱松、刘勉之、李侗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朱熹正是站在这些前辈的肩膀上，以恢宏的气势、超拔的气概、包容的大度，构建了朱子学说，丰富、完善、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建理学，即闽学。其实，与朱熹闽学多次论辩的陆九渊心学、张栻湖湘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等，都属理学流派，只是不同的分支罢了。

朱熹闽学不仅继承了二程洛学，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也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集诸儒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被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具体而言，朱熹的闽学，以传统儒学的伦理为本位，有效地吸收佛、道文化优长，去除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不相吻合的宗教成分，将儒学道统体系化、儒家思想哲理化、儒家经学义理化、儒家学说大众化，融儒、道、佛三教于一体，构筑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家理论思想体系。

在此，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是，朱熹剔除佛道中的宗教成分，并不是真正地废除宗教。他反对宗教中的形式与仪式，反对宗教的社会化，却吸收了佛教与道教中的禁欲主义与虔诚精神，将社会宗教化，建立起一种以理学为核心标准的准宗教或新宗教。

若论早期理学家的最高哲学范畴，周敦颐的是“太极”，张载的名“太虚”，程颢、程颐的称“理”，又叫“天理”。作为二程洛学的四传弟子，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则直接借用了他们的理，他将理又名为道、太极、天理；理之下，便是阴阳，也称气；由于气的不断运动变化，所以形成了人间生生不息、丰富多彩而又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由理下推为气到万物，上推则为万物—气—理，由此构成了朱熹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模式。他认为理是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是万物的本原与法则，是先在的超感觉、超时空的绝对，是伦理道德的准则，是一个纯然绝对、远离尘世、洁净广阔的世界，理借气而存在，因万物而展开。

为使理—气—物—理的内在逻辑结构在整体上达到贯通圆融的效果，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理之流行”“太极动静”“道之流通”等理论与命题，其中的“理一分殊”实为朱子学说之骨架。

朱熹曾对“理一分殊”阐释道：“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现实存在的分殊现象，就是理，就是本质。万物的存在就是现象，现象本身就是理，理是一切现象的总和，正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对此，朱熹进一步解释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用之不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具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若用现代哲学观点对“理一分殊”进行解释，那就是理是人的意识，自我意识渗透于存在之中，存在的现象是多维多层的，理也只有在这林林总总的存在现象中得以体现。

有了“理一分殊”，自自然然就引出了朱熹的方法论——“即物穷理，格物致知”。万物无不折射天理，通过对物质的剖析、理解，即可获得渊博的知识及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格物是物物上穷其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的说，致知是全体说。”然后，再过渡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巨人，朱熹学说博大而精深，除独特的哲学思想外，还有政治学、心性论、道德论、伦理学、经济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自然科学思想、美学观、历史观，等等。这些学说、思想、观点全部围绕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展开，比如具有理的性为“天命之性”，理与气相杂的性叫“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也即理与气的关系，构成了朱熹的心性论；理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是具有“物欲”的“人心”，由此形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属王道政治，此后则“人欲横行”，谓霸道政治，王霸之辩构成了朱熹的历史观……

只要我们理解朱子学的基本特征是将伦理上升、超拔为本体的高度以重建人的哲学，理解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气—物—理”的内在逻辑结构，“理一分殊”的核心骨架，“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于朱熹理学就可勾勒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窥一斑而见全豹。

四

当朱熹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是一个伟大的巨人。

他悠游于山水之间隐居沉思，苦苦经营、构建自己的理学大厦，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在中国古代思想上无人能出其右；其著述之多，门类之广，不仅在古代学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后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他的著作主要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通鉴纲目》等七十多部，四百六十多卷。朱子理学为传统儒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使得儒学在与佛、道的竞争中日渐占据上风，由衰疲的低谷回复到原先的主宰地位。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朱子学的创新，他那严谨的逻辑、深刻的理论及对认识论的发展，使得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及思维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朱熹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整体思维、类推思维，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以道义为标准的价值取向及“中为贵”“和为贵”的原则标准，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他排除宗教神学倡导人文精神，控制感情注重理性自觉，强调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去私欲重责任，这些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教育家的朱熹，也是成就卓著，声名远播。

他授徒讲学，足迹遍及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浙江等地，特别是留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的坚毅身影与自信声音，仿佛穿越了漫漫时空，影响至今。无论外出讲学，还是为官从政，也不论走出多远，时间多久，朱熹最后总得归返武夷山，只有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大本营”。陶醉在绵延起伏的青山与碧波荡漾的绿水间，朱熹可以忘却一切荣辱，可以在沉思冥想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可以回归本真达到圆融无碍的天人合一，可以尽情地发挥、宣讲、传授自己的心得学说，通过无数弟子的传播，将日渐完善的朱子学说如种子般撒向中华大地……

在武夷山灵动的山水间，我见到了一个自然率性的朱熹。

武夷山誉为道南理窟，实乃名不虚传。先于朱熹的闽北理学家在此点燃了薪火，经由朱熹的发展、完善，构建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完整体系。为使学说发扬光大，朱熹广收门徒，聚众授课，他在闽北的讲学基地主要有三处，按所建顺序，分别为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及建阳考亭。那些冲着真理而来的八方学子，有姓名可考者五百一十一人，著作问世者六十八人，仅武夷精舍培养的著名学者就有四十三人。正是这些门生的努力，使得朱子学说传遍福建，成为名副其实的闽学，然后又由一门地域性学说上升为具有广泛性的显学，超越于其他所有学说之上，主宰中国思想、学术地位长达七百多年之久。

朱熹的教育是成功的，他的人格魅力、精深学说得到了广大学子发自内心的尊崇与信奉。他一生创办书院二十七所，门生数千人。朱熹死时，理学仍被朝廷视为“伪学”遭到禁绝，作为“伪学魁首”的他，在世俗社会特别是势利者眼中，是一位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然而，他的死却深深地牵动了遍及四面八方的学徒门生，他们决定聚集在信上之地，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葬。当权者获悉，采取种种手段严加防范。尽管如此，朱熹下葬于建阳九峰山大林谷时，仍有近千人前来奔丧祭奠，《宋元学案补遗》则说“会葬者六千人”。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的一个更为偏远的山谷之地，又有统治当局的禁绝与防范，一下子涌出近千人或六千多人，该是一种怎样的声势与威力呵！

相比之下，作为朝廷官员的朱熹，则基本上是失败的。

关于朱熹从政，据今人高令印考证，“朱熹任同安县主簿三年，知南康军二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知漳州一年，知潭州二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四十日，累计方逾七年”。也有资料说他“仕于外者”不是七年，而是九年。当我核对有关资料后，发现这两年的误差出在同安主簿之任上，有写三年，也有说任期五年的。不论从政的累计时间是九年还是七年，与他长达近五十年的从学经历相比较，显然是短而又短了。朱熹做学问给我的印象，大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潇洒，哪怕与论敌辩争，也表现出一定的风度与大度，并且最后获胜的总会是他。然而，他在为官从政时，则屡屡受挫。一旦遭受挫折，朱熹总是回到山清水秀的武夷山舔舐伤口，在学问中找回迷失的自我，找回“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自信。

朱熹十八岁贡于乡，十九岁中进士第，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秋天赴同安担任主簿时还只有二十三岁。南宋时期，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朝廷决心予以整顿，于是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所谓正经界，就是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同安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而推行经界却在汀漳泉三州遭到了豪右势力的强烈反对。朱熹以区区同安主簿之职，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多少收到了一定的实效。然而，随着全国各地正经界运动的由盛而衰、纷纷“中辍”，朱熹欲将经界推行到底的愿望不得不以落空或者说失败而告终。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一败涂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古代真正文人从政不得不面临的尴尬而悲惨的命运。推行经界不成，朱熹目睹百姓苦难，上书减免赋税，也得不到上司的半点反应。又将精力转向整顿吏治，结果更是触动了不少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明里暗里的掣肘与反对。历经五年（一说三年）宦海沉浮，面对江河日下的南宋封建衰世，朱熹不得不仰天长叹，自甘退避深山。

此后几次为官，也是浮沉不已，或罢官遭贬，或主动离职，多则一年，少则一两个月。好在朱熹并不汲汲于事功，也就没有失职后的失落，而是重拾理学，以更加饱满的激情与力量，寻找另外的济世途径——通过理学良方救治衰疲的社会与颓败的世风。

然而，当朱熹将自己设计的一整套理想方案付诸实践与实施时，我们发现，此时的朱熹，不禁陷入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哀之中。

书斋里的设计，大脑中的想象，推导出的理论，不论它们多么理想多么完美，总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旦施行，也许会沿着理论家、学问家、设计家的相反方向运行。

朱熹由天理推导人伦，以伦理推导一切，强化宗法伦理道德：“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认为三纲五常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永恒性与普遍性，将其提高到形而上本体的天理高度，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最高准则。

我从不怀疑朱熹那崇高的道学人格，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与豪迈情怀下，为“穷理”而奋斗终生。只要一有机会，朱熹就会将他由天理而推导出的一套理论抛向社会：在近百封奏札里，他运用“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评议朝廷得失：在为官从政的日子里，也是念念不忘将其付诸实践。而换回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却适得其反。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还兼有“学事”一职。同安地处偏远海滨，开发虽早，但文化教育一直较为落后，“民俗强悍，民风不醇”。当主簿工作受挫后，朱熹将主要精力几乎全部花在了县学教育上。那时的他尽管年轻，但已熟谙理学精髓，“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他行使学事职权，修建尊经阁，藏书九百多卷；在大成殿后建教思堂，向县民士子灌输封建伦理纲常。为“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朱熹不辞劳苦，几乎走遍了同安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都要“敦礼义，厚风俗”，不遗余力地“教化”民众，贯彻他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口号。古代的同安县包括如今的厦门市区、厦门同安区、翔安区、龙海角尾及台湾金门县，就连当年孤悬海中的金门荒岛，朱熹也渡海登岛采风，“以礼导民”，建燕南书院，开创了金门岛“家弦户诵”文明之风。朱熹当年在同安题写的“同民安”匾额，“安乐村”题刻，“寒竹风松”“战龙松”石刻，“灵源”“太华岩”墨迹等，至今留存；一些关于朱熹的故事、传说及体现他具有先见之明的“朱文公谶”，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朱熹的形象，仍受到当地民众的景仰。

朱熹在被誉为朱子学的开宗圣地同安所进行的坚毅努力，一方面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呈现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的气象，南宋时同安出进士二十三人，明代又有文武进士一百零六人；另一方面，同安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是以朱熹理学为支撑的结果，也就是说，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与出现，朱熹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深入人心，严重地毒害了广大百姓，妇女受害最深，摧残尤烈。受“朱子家礼”影响，“女子出门，必蔽其面”，遮面的花头巾美其名曰“文公兜”。据有关学者考证，闽南惠安女今日出门，仍披戴头巾，就是当年同安风俗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影响与留存。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桎梏下，一个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以自戕的方式，获取所谓的烈女、贞节、节孝之名，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坊。同安县在明、清两代的节妇多达一千一百五十多人，而这仅仅是载入《同安县志》的数字，没有进入县志视野的实际人数肯定更多。“理学杀人”，并非虚言。

三十七年后，年逾六旬、思想成熟的朱熹以理学大师的身份又一次来到闽南，出任漳州知事。他采取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等措施在漳州地区开展全面变革，以图“振民革弊”。一年任期内，朱熹只在整顿学校、吏治与民风上取得了一点成功，其他方面乏善可陈。他创建紫阳书院，出版《四书集注》，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理学也在闽南迅速传播，并扎下根来。正因创办推行教化的紫阳书院，此后才在漳州、同安有了朱熹“紫阳过化”之说。

自朱熹在同安、漳州“过化”之后，属闽南文化圈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地的理学形成了一股风起云涌的思潮，大兴孔庙，尊孔读经，以朱熹理学为社会、人生准则，严重束缚了当地民众的生命活力与创造能量。生于泉州的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就因为受不了理学之风的压抑与摧残，不得不远走他乡，隐居湖北红安、麻城。叶落归根，是广大民众无法化解的一种内在情结，而年迈的李贽正好相反，只要一提回乡，他的心头就会生出无限反感乃至仇恨，矛头直指故乡盛行的僵化儒教与吃人理学。

在研究福建地域文化时我发现，鸦片战争后，同属福建的厦门与福州作为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其中两个口岸，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福州涌现出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纾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伟人、巨人与名人，而同样得风气之先的厦门却严重缺席，一个也没有。究其根源，应该说与朱熹不无关联，正是他在闽南地区如火如荼推行的封建理学，长期以来似一道无形的枷锁，压抑了当地民众的锋芒与激情，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与个性，禁锢了他们的创造与活力。

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前往江西星子县，“知南康军”。除忙于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等政事外，仍旧不忘宣扬“道学”并付诸实践。他要求当地士民、乡邻、父老集会，教诫子弟修孝悌、行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长上；他让他们推择子弟，进入他在唐代文人李渤的隐居之地复建的白鹿洞书院读经学习；他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赫然列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

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朱熹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时间虽只两个月，不仅以镇压与诱降相结合的方式平定了当地的农民起义，还干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件直接杀人事件。这本是一桩可以免却的“差事”，因朱熹人为的干预介入，也就显得格外血腥残酷。这年七月，光宗禅位，宁宗继任，朱熹得到丞相赵汝愚密报，新皇准备召他进京担任侍讲。新皇登基，一般都要大赦天下罪犯。于是，朱熹抢在大赦令颁布之前，从狱中提出十八名重犯“立斩之”。朱熹在下达立斩令时，肯定是一副怒不可遏、咬牙切齿的样子，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因为这些罪犯都是有悖他心中理学原则的“大恶之人”。由此，不禁想到了孔子因政见不同诛杀少正卯之事，哪怕数一数二的大儒，面对异己，骨子里也是一副不能相容的残忍。统治者定儒学于一尊，利用儒教压制诸子百家，束缚广大民众，不过是儒家精义的部分扩展与发挥罢了。

五

朱熹为官，断断续续不过七年（或九年），将理学思想付诸社会实践的范围与影响毕竟有限，所带来的悲哀还只是一种小悲哀。当统治者将朱子理学上升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准则，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时，则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形成了长达七百多年的民族大悲哀。

朱熹生前，理学并不见容于朝廷，朱熹本人也迭逢厄运，屡受打击。在因政治之争而带来的党禁与学禁中，理学常以“伪学”之名屡遭禁止。朱熹死前四年，因担任皇帝侍讲时卷入政治纷争，他遭遇了平生最大的一次风浪与险恶。先是叶翥上书皇帝，说朱熹是伪学之魁，建议将道学家的书籍尽行销毁。然后，监察御史沈继祖又站出来指控朱熹十大罪状，说他不给母亲好米吃，是“不孝其亲”；引诱尼姑二人为宠妾，是不修其身；还找出一些其他的证据，说他“玩侮朝廷”“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犯有如此大恶之人，自然是不杀不足以谢天下，“乞斩熹”也就是一项顺理成章的要求了。

沈继祖所列罪证，有的纯属诬陷，早年的朱熹就在《孝经》上写过“不若是，非人也”的语句，父亲早死，他的生活教育，全靠寡母，对母亲也就格外孝敬。朱熹一生时间多用于讲学，生活收入主要依靠经营刻书售书，手头拮据无法让母亲吃上好米，这种情况不可能没有，但以此为据说他“不孝其亲”，就有点小题大做甚至冤哉枉哉了；而“不敬于君”“不忠于国”之类的词语，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在不择手段，无限上纲；所有罪状中，最值得抨击的就是引诱两名尼姑之事。在一妻多妾的封建社会，纳妾也属正常，朱熹夫人早逝，作为一个有着正常生理欲望的男人，与女人相处也不为过，只是这种行为与他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自相矛盾，最最关键的是不该弄错对象，去找什么尼姑。

朱熹虽然只当过四十天的经筵侍讲，但他毕竟是新皇的老师，自然不会治他的死罪。但是，宁宗还是将朱熹“伪学”打成“逆党”，共有大小五十九名官员受到牵连，列入《伪学逆党籍》中。宁宗还诏令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伪徒“改视回听”，否则“必罚无赦”。一时间，弄得朱熹门人故交，人人自危，不少人路过其门，也害怕得不敢入内。直到朱熹死时，被斥为“伪学”的理学仍未解禁。

从小就立志做一位“圣人”的朱熹，虽在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无上显赫与尊荣，但对自己的学说及未来，似乎充满了一股强烈的自信。“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朱熹寄希望于“后来”的预言，在他死后九年就开始变为现实，那些荣耀与光环接二连三地蜂拥而至，甚至超过了他的期望与想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嘉定二年（1209年），还是那个下诏将朱熹“伪学”列入“逆党”的皇帝宁宗，突然回心转意了，下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一年后，又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再过两年，即嘉定五年（1212年），将朱熹的著述《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国家法定的教科书。

如果说宁宗对朱熹的平反带有某种平衡政治的味道，那么此后帝王对朱熹的封赐、追捧、利用与造神，则是认识到他的理学思想可起到恢复王道之治、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1227年，理宗下诏“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并按祭祀孟子的规格礼仪来祭祀朱熹；1269年，度宗下诏，赐朱熹祖籍婺源为阙里，差不多将他抬到了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地步；元朝作为入主中原的蒙古异族，统治者也利用朱熹稳固自己的政权，元仁宗恢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内容考试天下士子；1335年，元惠宗下诏兴建朱熹祠庙，自此以后，朱熹文庙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顶礼膜拜；到了明代，朱元璋更加推崇朱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五经》命题试士，明廷下令天下学宫祭祀朱熹，以至于有“重朱子所以重孔子”之说，朱熹的正统地位巍然耸立，无可动摇；清朝入关，仍利用朱熹理学，认为“朱子者，天下之朱子也，万世之朱子也”，此后哪怕有圣人再出，也不可能超过朱熹了；1712年，清康熙帝谕旨，将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庑先贤移到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并规定在朱熹文庙每年春秋之时，举行两次隆重祭典，康熙还称道朱熹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在封建帝王的推崇与操纵下，朱子理学由区域化、民间化走向普世化，一个偶像化的造神运动终于完成，朱熹由一名学子，跃升为人们景仰、供奉、朝拜的万世圣人与新的神祇。

要达到国家一统、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必须禁锢自由、统一思想，朱熹理学正好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心态，并与专制集权的历史传统、现实土壤十分吻合。随着统治者的推波助澜，朱熹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尊崇地位，闽学由一个地域性学派跃升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多次遭禁的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朱子学成为凌驾于一切学问、理论、流派之上的统一思想。自朱熹理学主宰中国思想历史的舞台之后，佛、道就再也没有还手与反击之力了，即使那些少而又少的反朱攻朱者，也出自儒学同门。在“唯此唯大”的七百多年时间长河中，朱熹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结构、伦理道德、理想人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改变了民族的心理结构与文化基因。

汉代定儒家于一尊，贬抑诸子百家，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束缚；而理学只是儒学的一个流派，朱子学又是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可以想见的是，当作为儒学流派之一的又一个分支的朱子理学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之时，会给华夏民族造成怎样的束缚、狭隘与短视。束缚越来越紧，道路越走越窄，识见越来越短，思想、学术、理论全给规范在朱子理学的唯一封闭通道内，对天道、自然、人生的阐释只有朱熹一人通过《四书集注》《五经》在形销骨立的科举学子笔下发出微弱的声音，道德的绝对化走向了朱熹复归人性的反面，整个民族的生命本能、创造活力、昂扬激情给损耗、消磨于无形之中，人心麻木，社会停滞，民族积弱，七百多年的漫长时光也因此而变得凝固、喑哑与黑暗。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儒学缺乏深层的文化动力实现自身变革，是一种不能推动社会转换的保守意识形态，也是扼杀资本主义萌芽的祸首。儒学如是，作为分支的理学更甚。

这是朱熹的悲哀，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在民族的记忆深处，理学家是那样的愚昧、迂腐、残忍，“理学杀人”的毒害与惨祸是那样剧烈，道学成了虚伪、空谈、古板、矫饰、顽冥、乖戾的代名词，一句“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话语，道出了数百年来广大民众在理学阴影笼罩下不得不承受的辛酸、悲哀、痛苦与无奈。因此，当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自戊戌变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都对封建理学予以悲愤的控诉与猛烈的抨击。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朱熹的光环逐渐消失；到了“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朱熹，朱子学被视为反动的吃人哲学，朱熹的声誉几乎跌至零点，特别是在“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评价准则下，朱熹由大圣人一变而为投降派、卖国贼，成为民族的罪人。

当我们从多维的视野出发，对朱熹进行描述、透视与评说，就会变得客观、平和而公允，他既不是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圣人，自然也不是罪人；“理学杀人”对民族的戕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朱熹思想、学说、理论的利用，不能将理学所带来的一切罪过堆砌在朱熹一人头上；就哲学思想、学术成就及授徒讲学、传播文化而言，朱熹是一个成功的哲学家、教育家，算得上一位历史伟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朱熹理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社会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如重义轻利价值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社会本位与个性自由的矛盾，修身养性与建功立业的矛盾，人治思想与法制建设的冲突，崇古意识与开拓精神的冲突，专制思想与现代民主的冲突……这些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矛盾与冲突，都是我们应该肃清的消极因素与负面影响。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及其理学也积淀着不少可资弘扬的思想精华，如刻苦精进、自强不息、崇尚气节的人格，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气度，克己奉公、道德自律的精神，等等，都是民族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将这些文化精髓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当下的现代化建设定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儒学及理学既不可能复兴，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全然消失。儒学两千多年对国民性的改造与塑造，理学七百多年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绝对统治，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历史潜流，仍绵延不绝地流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作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面对这一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反思、扬弃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