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复出身于中医世家，曾祖父严焕然曾是一名举人，祖父、父亲虽以行医为业，但都有着较深的国学造诣。也许是对自己的弃儒从医心有不甘，父亲严振先对严复寄予殷切厚望，希望他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科举轨道上能够顺利地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于是，七岁时将严复送入私塾，为求良师，先后辗转多处。后又延请同邑黄宗彝开设家塾，专为他一人授课。作为一名当地颇负盛名的宿儒，黄宗彝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士人的品格对儿时的严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不出意外，以严复的聪颖勤奋，考秀才，中举人，升进士，博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什么问题。最不济的情形，大不了什么也考不上，那就子从父业，开家药铺接纳病人，或是背个药箱四处问诊，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经验丰富、闻名遐迩的传统中医。

然而，一根看不见的命运“魔棒”，仿佛不经意似的在严复头顶稍稍一点，他的人生之路，就此来了个意想不到的“急转弯”。

1866年8月，父亲严振先在福州南台苍霞洲行医抢救霍乱病人时，不幸染上瘟疫，突然撒手人寰。严振先平时积善好德，对许多前来就医的穷人不收诊费，加之嗜赌如命，结果病逝之后，家里穷得连殡葬费也拿不出。还是以前那些受过恩惠的病人送些香火钱，大伙七拼八凑，好歹办了一个葬礼，这才得以入土为安。

面对父亲病逝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打击，年仅十二岁的严复束手无策，不由得悲痛而无奈地叹道：“肩不能挑，手不能执，奈何？奈何？”是的，家里的支柱轰然倾塌，唯一的经济来源失去，严复不仅无法继续求学，而且五位家人，包括他、母亲陈氏、刚娶的妻子王氏、两个幼小的妹妹，就连生计也成了问题。于是，全家不得不离开省垣，搬回距苍霞洲十多公里的祖居——侯官县阳岐村大夫第，分得两间房屋栖身，靠母亲与妻子替人做些女红勉强度日。

不能继续延聘塾师，也就意味着断了科举求仕之途。年少的严复，不得不寻求新的进取之路，并且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还得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呵。正当他茫然四顾，急欲寻找出路以摆脱艰难困境时，适逢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公费生，学费、住宿费、伙食全免不说，每月还发放四两银子，另外学堂三月一考，成绩一等者可获奖金十元。既可继续求学，又可领取补贴，成绩优秀还能获得额外奖励用以解决家庭生计，这样的好事，真是打着灯笼也难寻。严复得知消息，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地决定报考。

福州船政学堂，原为闽浙总督左宗棠着手创办的由铁厂、船厂、学堂组成的福州船政局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海军之萌芽。左宗棠不久外调，举荐正在福州老家因母丧守制的前江西巡抚、林则徐女婿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主考官沈葆桢正值丧亲丁忧，拟定的考题便与父母孝道有关——《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刚刚经受丧父之痛的严复提笔写来，不觉情真意切，加之较好的国学功底，文章写得情文并茂，十分感人。沈葆桢阅后大为赞赏，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录取入学。

1866年，沉重的国门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刚刚拉开一条缝隙，时人对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危亡并无紧迫之感，对洋务、船政、科学并无多少认识，也不想作更多的了解。在国人特别是传统知识分子眼里，唯有科举，才是升官发迹、光宗耀祖之正道。哪怕有着相当优厚的条件，前来报考船政学堂的学生并不多。严复如果不是出于家庭变故及生活所迫，肯定也不会前来应试，恐怕这一招生信息，都难以进入他的视野。神秘的命运之手，就这样通过父亲病故这一偶然事件，彻底改变了严复的人生之路。

福州船政学堂作为晚清海军人才成长的摇篮，设有前学堂与后学堂，前学堂开设轮船修理制造，培养造船人才；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技术，造就航海人才。严复上的是后学堂，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课程。学堂雇募洋教习，管理、考试、奖惩相当严格。这与严复从前接受的传统私塾教育不仅形式有别，而且内容全为当时国人所不知晓的西方自然科学。五年船政学堂学习生活，展现在严复眼前的，是崭新的学问与广阔的天地。十二岁至十七岁，正是人生初步定型的重要时期，严复资质聪颖，加之父亲之死所受世态炎凉的刺激，因此学习特别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与传统国学的对比中，严复经受西方文化的洗礼，由惊奇仰慕到学习吸收，对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

1877年3月31日，严复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从福州马尾港出发，前往英国学习。同行的有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方伯谦、叶祖珪、林泰曾、何心川、黄建勋、蒋超英、罗丰禄、林启颖、江懋祉十二人，他们都是马尾船政学堂后学堂的优秀毕业生。

1877年9月，严复、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六人通过考试，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1878年6月，他们以优异的成绩结束课堂学习，所不同的是，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五人上英国军舰学习，严复则另外安排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再学习一个学期，以便回国后胜任海军教职。将严复确定为教职人选，自然是他平时成绩优异与表现突出的缘故，也与一个重要人物——郭嵩焘的极力推荐密不可分。

严复敏锐的思想与广博的才学，深得清廷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器重。两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在许多问题上却有着相同的见解，于是，他们很快成了一对来往密切的忘年交，在心灵深处将对方引为知己与知音。郭嵩焘去欧洲各地访问时，也将严复带在身边，使得他有机会见识了巴黎天文台、下水道、卢浮宫、凡尔赛议政院、万国博览会等许多欧洲文化结晶。郭嵩焘思想深邃，对洋务派仅将“船坚炮利”视为国家强盛之途深感怀疑，认为只有掌握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这种独到的见解，在当时来说可谓凤毛麟角。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郭嵩焘从西洋国家“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治优越性出发，批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第一个对中西哲学思想、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针对欧洲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力言教育为急务，主张多派留学生，大规模学习西方……郭嵩焘的这些“超前”思想，在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自然难以引起共鸣，也无法得到统治者的采纳，但它们却深深地感染了严复，潜移默化地融入他的灵魂与血肉之中。

担任海军学堂教习、从事海防教育、培养海军人才这一安排，对严复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既决定了他将继续学习更为精深的海军专业知识，也为他进一步观察西方社会，研究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了便利与可能。如果严复像其他同学那样成为一名出色的海军指挥官，驾驶战舰驰骋在辽阔而蔚蓝的海洋，日后将不可能从事理论研究，大规模地翻译、传播西学；并且在晚清腐朽的体制束缚下，不论个体生命如何卓越，也难有大的作为，等待着严复的，必将是与其他同学类似的悲惨结局——甲午海战中要么战死海疆英勇殉国，要么投降日军终生羞辱。

在留英的两年多时间里，严复一直研习阅读。享有世界声誉的近代思想家大多集中在英国，法国著名思想家的主要著作也有英译本，严复后来翻译，在论著、演讲中提及的众多英文著作，当时多已出版。他经常穿着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的学生服，在图书馆埋头苦读，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研读了大量对西方社会、文化、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文著作，倾心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学说。

二

严复留学归来，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即教务长），后出任该校校长。

此时的严复，可以称得上是一名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达到了时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严复对科举却情有独钟，儿时的传统教育及古老中国的社会氛围都希望严复对自己、对家人、对祖宗有一个交代与“说法”。这种交代与“说法”，千百年来似乎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升官晋爵的资本，进入士大夫阶层。虽然长期浸润在西方文化之中，可受传统文化的诱惑与制约，严复也未能免俗，他的内心深处，急切渴望得到这种社会与世俗的承认与肯定。

1885年，堂堂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这一举止在后人看来似乎滑稽可笑，但严复却是认真而虔诚的，并且充满深深的期望，可等待着他的结果，却是落选！只有“乡试”考中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连个举人也考不上，自然与进士无缘，离闪耀着七彩光环的什么“状元”“榜眼”“探花”之类，就更是遥不可及了。

落第后的严复仍回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当时的他，肯定有点灰溜溜的味道，并且十分失望与郁闷，常常借酒浇愁。但是，对于科举正途，严复并未绝望。科举落第并不是一件怎么丢人现眼的事情，不少学子七老八十了还汲汲奔走于考场，而一旦高中，则顿时身价十倍。总教习也好，校长也罢，毕竟算不得一员正儿八经的朝廷官员，难以进入封建统治机构的运转轨道。严复虽然装了满肚子的“洋墨水”，但在“官本位”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没有一官半职，就“人微言轻”，遭人蔑视。于是，他更加发愤研习八股文，从西学转回早期的传统国学，大有不中不仕，绝不罢休之势。无奈天不遂人愿，第二次赴北京参加“顺天”考试，第三次回福建乡试，都以落第而告终。

四十岁时，严复经海军保荐“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知府为四品官员，道员比知府高半个级别，属正四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已是道员身份的严复仍因未能获取正式功名而深感不安，又一次跑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仍然落选。堂堂北洋水师学堂校长，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连一个举人都无法考中，这既是严复的悲哀，更是封建社会取仕的悲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的科举制度已是穷途末路，走到了它的终点。

严复四次落第，还会继续参加第五次、第六次乃至更多次的科举考试吗？难说得很。然而，一件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彻底打碎了严复的“科举梦”——就在他参加第四次科举考试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泱泱大清帝国，竟然败于蕞尔岛国日本之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陆军一败再败，日军直逼京畿，不知所措的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二亿三千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如果说败于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之手尚能让人继续“优哉游哉”，而此次，竟然败于昔日的学生，且人口、领土与清朝简直不成比例的小小日本，这无疑扯掉了所谓天朝大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国人不禁目瞪口呆，实在难以接受这一无可挽回的败北事实。如果说战争本身给国人造成的只是痛苦折磨的心理伤害，而《马关条约》带来的则是欺人太甚、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只是割让了当时国人并不知其地理位置在哪里的小小香港与九龙，赔款也不是太多；而《马关条约》一下子就割去一个台湾省，且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亡国亡种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而强烈，每一个关心国事、富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

面对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严复比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肤之痛。壮烈殉国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超远”号管带黄建勋、“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悲愤自杀的“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以及因“临阵退缩”罪而斩首正法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全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一代优秀海军将领，其中大多与严复一同留学英国，却在甲午海战中如流星般陨落了。

甲午一战，严复任教的北洋水师学堂也有不少学生战死海疆。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既然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为其培养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将不复存在。不唯北洋水师学堂，就连洋务派苦心经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自强事业，也因此而毁于一旦。甲午之战震醒了国人自我沉醉的天朝大国迷梦，更是惊醒了严复的“科举梦”。他为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不禁忧心忡忡，一股强烈的悲愤积郁于胸，不吐不快。于是，沉下心来伏案疾书，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创作、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

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批判韩愈的“君权神授”论、“圣人创世说”，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提倡“自由、平等”观念，阐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自强原则，要求引进西学，创立议院，希望通过符合国情的渐进变法，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救亡决论》中，对科举制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孜孜以求一变而为猛烈抨击，视“六经五子”（“五子”指孔子及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华风之敝”的根源，剖析“八股”摧残人才的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提出“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由自身的感受与认识，严复将废除科举八股制度视为国家变法维新的第一件头等大事。

四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如同一出大戏、好戏的序幕，开启了严复“盗取”西方文明“火种”，“煮”华夏民族之“肉”，以达强国富民之效的翻译、启蒙伟业——马上着手翻译《天演论》。

《天演论》为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一部讲稿，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内容相当深奥。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赫胥黎又补写了一篇导言介绍该书内容。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生物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为能量守恒定律与转换定律、细胞学说）。赫胥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推崇，不遗余力地加以介绍、传播。

严复没有直接翻译《物种起源》，而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译介赫胥黎而宣传达尔文的进化主张，是因为赫胥黎在讲稿中以达尔文学说为基础，指出生物从古至今，都在发展变化，这种变化缘于“物竞”与“天择”，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有机界、自然界、生物界推而广之，认为弱肉强食的动植物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

面对列强瓜分、亡种亡国之危局，清廷尚未真正觉醒。“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者、智者自能生存，弱者、愚者必遭淘汰，这是中国古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进化公理”。严复翻译、介绍《天演论》的目的，就是要棒喝、警告晚清当局，唤醒广大民众，以求上下一心，奋力抗争，救亡图存，保种救国。

《天演论》名为翻译，实为著述。严复选取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中的绪论、本论两篇，意译其主要内容，并依据中国国情、传统文化及个人识见予以取舍，但凡原文与自己观点不同之处，严复或加按语予以反驳，或按己意进行改写，以警醒当局，力求自强。他对“天演”一词的解释，是指宇宙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变动”，而是由单纯到复杂，由流变到凝聚，由笼统混乱到定形分类。因此，《天演论》开宗明义，指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长期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并借赫胥黎之口，批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退化论”“不变论”与“循环论”。

《天演论》的主要内容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合群保种、黜旧扬新、世道必进的自然与社会进化规律，这也是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内容。自然万物存在着谋求生存的严酷斗争，人种的竞争同样残酷无情，即使同种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强者胜，劣者汰，既要保群，就要变革图强。严复在译文中，赋予古代“人定胜天”思想以新的内涵，那就是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用以鼓舞国人奋勇前行的斗志。

受甲午战争、马关和约的强烈刺激，严复心中的激愤如地底奔涌的岩浆，他借翻译西方文字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突破口，“火山”终于爆发了！他边译边著，只几个月时间，很快就完成了《天演论》译稿。根据有人发现1895年的刊本而论，说明《天演论》最迟已在1895年就已脱稿。然而，对出版之事，严复则十分慎重，经过多次修订，才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正式出版。

《天演论》刚一印行，便如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扔进一潭死水之中，震撼了整个中国。广大民众，早就不满于日渐衰微的清朝，面对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失败与条约，于压抑苦闷之中，也在苦苦地寻找，以期图强振兴，一展盛唐雄风。然而，四周似乎全是关闭的门窗，只有老大帝国的腐朽弥漫空中，民众看不到半点亮光。他们在等待，在盼望，在苦苦地寻找自强的崭新之路。就在这时，严复的《天演论》问世了！它第一次挣脱了古老的“不变论”“退化论”与“循环论”，不仅阐述了物竞天择、强国富民的“公理”，还推崇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伸张民权，提倡民主，崇尚自由，强调发展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并涉及人口及生态变异等内容……这些从未有过的观念，给长期封闭的古老帝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与强劲的活力，给传统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奠定了出生在19世纪末期的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天演论》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一道分水岭。此后，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还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都把进化论视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他们最基本的思想武器，为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内源性动力。

康有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在《天演论》尚未出版时就借抄阅读，当即著文宣扬，认为“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写道：“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得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反复宣传进化论，认为“优胜劣败，理无可逃”；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当年求学上海澄衷学堂时，使用的教材就是严复的《天演论》删节译本，一次的作文题目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鲁迅对《天演论》更是爱不释手，“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结构除了私塾学习的“四书五经”及一些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就是在新学堂里读到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才较为系统地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当时读得最多最受启发的，便是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爱国英雄都受过进化论的熏陶与影响。《天演论》也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间一版再版，拥有三十多个不同版本，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严复也因此被人称为“严天演”。

三

严复以翻译家著称，他翻译的数量、质量、系统性、广泛性及深远影响，他人无法企及；他提出的“信、达、雅”译书三要求，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认可信奉。然而，严复定位并镌刻在中国近代历史不朽丰碑上的，却不是翻译家，而是“启蒙思想家”的身份。

翻译介绍西学者多矣，因翻译而以启蒙思想家享誉后世的，似乎只有严复一人。

严复之前，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介绍西方天文水利知识，到洋务派健将容闳、徐建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翻译西书，据有关资料统计，仅上海机器制造局历年销售的西书，便多达一万一千多部。只是这些西书，少有反映西方社会政治学术理论的，绝大部分属工艺、兵法、医学、宗教之类。西学在这批翻译家手中，不过是一把工匠的凿子。他们的努力，局限于传统的眼光与方法。就拿与严复属于同一时代的著名翻译家林纾而言，他译过《茶花女》《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吁天录》等许多轰动一时的西方文学作品，据张俊才《林纾著作系年》统计，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已出版者一百七十八种，未出版者十七种，北京图书馆尚存手稿七种，共计二百零二种，被人称为“译界之王”。他与严复同为福州人，也在苍霞洲生活、学习过，他们两人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一对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冲天火炬。

严复之所以因翻译西学而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除了译中有著，阐发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外，还在于译书的选择。他因《天演论》“一炮走红”，而后又继续精进，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多部著作。严复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一则因为它们都是西方当时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二则这些著作对改造中国社会、弥补历史缺憾、重铸国民性格，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每一部译著，严复都在序言与注释中寄托自己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严复翻译《原富》的动机，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以达富国强民之效，针对中国专制集权泯灭个性的传统，再三强调国家的富强只有解放个体，通过个人的活力与能力才能达到；中国缺少法治，以道德伦理为社会基础，于是，严复翻译《法意》一书，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制度与观念，宣传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并将民主政治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严复看到，在西方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逻辑学基础，正如培根所言，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而中国思想重视经验，相信先验，崇奉直觉，却长期缺失逻辑学说，为此，严复翻译《逻辑学》（即《名学》）一书，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名学会，力图用逻辑学修残补缺。作为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逻辑思想（主要是形式逻辑）的学者，严复从逻辑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旧学进行反思，对中西逻辑学进行比较，为后人对中西逻辑学说的分析研究开了先河……

严复的译著涉及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成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开创了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新纪元，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在这些译著的序言、按语及注释中，严复认为中国落后之因，在于传统文化阻碍了历史的进化与发展，只有注入并接受西方知识，国民才能摆脱受苦受难的无知状态，国家才能走向民主、繁荣与富强。严复所有译著的字里行间，全都透出一股浓厚而强烈的“全盘西化”倾向。

严复的翻译事业中，一个至今并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社会现象，那就是自《天演论》轰动一时之后，他的其他译著，就质量而言，自然是一部胜过一部，但其影响似乎呈递减趋势，一部不如一部，一部弱于一部。人们提起严复，论及他的翻译，似乎仅一部《天演论》，于后面的其他重要译著，总是有意无意地略而不谈、避而不论。其实，《天演论》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进化论原理与社会价值观，而《法意》《名学》《原富》《中国教育议》等，才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就当时的紧迫的社会形势而言，救亡压倒了启蒙，人们局限于某种激昂的情绪，未能进行脚踏实地、认真细致的社会改造与建设工作，启蒙思想也有待于继续深入、广泛传播。

日本也在19世纪中叶被美国佩里舰队叩开国门，也曾将严复翻译的这些西方名著译介到国内，但其影响却截然有别。日本顺应时势，成功地开展明治维新运动，使得西方思想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顺利进入日本，国力顿时大增，也就少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因此，进化论在日本并未引起犹如中国类似的轰动效应。而日本启蒙学者中村正直翻译的约翰·穆勒名著《自由之理》（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却受到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知识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自由之理》动摇了日本旧的思想规范，传播了反封建专制、倡民主政治的思想，“将世人从蒙昧中唤醒”，为日本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之先声。而严复翻译的同一著作，在中国“却非常遗憾地毫无反响”，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论严复》中所言：“在广大农村小生产的社会基础和农民革命为实质的中国近代，这种微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和要求，根本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只好消失在漫漫长夜了，连思想领域内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原富》《法意》《名学》等巨著的遭遇也相差无几，书中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在中国“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社会力量作依靠”，也就免不了沉寂落寞的命运。

严复翻译《天演论》，很大程度上出于悲愤、危机、责任与紧迫，根本就没有想到出版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于是，他一鼓作气，贾勇而进，希冀以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而彻底的改造，雄心不谓不大。然而，现实对他的努力做出的回响，却是无动于衷。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甚。面对自己耗费心机进行的系统改造工程所落得的寂然局面，严复肯定黯然神伤不已，不由得进行深刻的剖析。越反思，就越是觉得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远非西方所能比拟——社会太复杂，文化太保守，思想太顽固，封建积淀太深厚，专制集权太残酷，而民众的识见又囿于沉重的历史束缚，显得那样短浅而愚昧……而民主制度的施行，人民的富裕与国家的富强，只有建立在广大民众的觉醒，科学知识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在剖析与反思带来的客观与清醒中，面对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与广大民众混沌未开的现实，严复不得不感叹维新变革的无望，甚至怀疑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启蒙工作有何价值与意义。

置身古老的中华大地，谁也不能摆脱历史、超脱现实，更不可能变更基因、改换血统。看似熊熊燃烧的启蒙火焰，不期然而然地遭遇到一场场狂风暴雨，团团阴湿与弥漫而呛人的青烟阻隔了严复与历史的深度推进。于是，社会的改造，偾张的血脉，只能几千年一以贯之地局限于循环的表面与浅层。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不再有亡国亡种之虞，加之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时，用的是文言，虽则精粹典雅、声韵铿锵，但作为一种不再使用的文字，今天的读者已不易读懂，即使能够读懂，也颇费力气，难以通读。于是，《天演论》离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了。然而，只要我们回首历史，就不能不正视《天演论》曾经卷起的巨大风暴，曾在华夏大地留下的深深印痕。如果没有《天演论》问世，没有新的思想观念作指导，没有一批批热血志士的奋斗，今日之中国，也许早就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了。而《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主要思想，不论何时何地，也不会过时。中华民族如果不思上进，不图富强，不竞争不求胜，随时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四

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严复的刺激很大。

那天上课，教师带领全班几十个学生练习挖土筑垒——按照有关规定，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筑成一个深入地面三尺左右，能够屏身自蔽的堞形掩体。到达目的地后，大家身穿短衣一字排开，但见一声令下，包括教师在内，全都挥动铁锹，开始一个劲地挖掘。大伙儿较着一股劲，谁也不愿落后。一个小时很快就到了，教师所筑掩体已按要求顺利完成，其他英国同学挖了一半，唯有严复等六名中国学生挖得最少，并且早已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

年轻的严复，由此认识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身体素质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遗传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后天形成，与西人从小注重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结构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

由身体素质的比较，引发了严复对中西社会、制度的思考。读书之余，他经常到格尼林茨的大街小巷认真观察。高耸的建筑，洁净的街道，各种设施齐全的公共服务体系，英国市民生活其中，严谨的秩序里分明透着一股向上的活力。这与当时中国农村、城市的贫穷、肮脏、混乱景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中华民族不是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与传统么？为何连一个此前我们从未放在眼里的小小“英夷”也不如？不仅是不如，而是相差甚远呵！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严复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专制统治，英国属立宪政体。专制政治摒弃广大民众参政议政，老百姓只是官僚机构的苦力与工具，他们漠然政治，远离时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上下离心，政治因此变得越来越糟糕。而西洋各国的立宪政治、民主政治，上有议会代表之制，下有地方自治之规，官民一体，齐心协力，“合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两种体制，孰优孰劣，立时可判。

与此同时，严复还经常到英国法庭参观了解，每每看到庭审时的精彩辩论，想到中国县官老爷升堂办案，所谓一言九鼎的弊端，他就感到深深不安，喟然长叹不已。由英国的律师辩护、陪审制度等司法审判程序，严复渐渐悟出良好的法制，也是西方各国繁荣富强之由。

一番长期观察，苦苦思索，严复从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民俗观、学术观、自然观等诸多方面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他在《论世变之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尊亲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认识到中西差异，洞悉到自己不足，要想图存，唯有变法一途可取，舍此别无他法。于是，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著名救国理论。他认为“此三者，自强之本也”。鼓民力，就是加强民众的体格训练，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首先必须做好两件事——严禁鸦片、禁止缠足；所谓开民智，必须废除八股，提倡西学；而兴民德，就是要创立议院，反对专制集权，让人民共举国君，共商国是。只有每个人的素质提高了，主观能动性发挥了，才有群体和国家的富强。严复早在19世纪末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等改造民族素质与社会文化机制的论断，已经非常接近“五四”时期对西方科学与民主的认识水准了。

严复兼通古今、学贯中西、融会内外，又有留学英国、游历欧洲的亲身经历，其识见不仅远远超出过去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容闳等人，也超乎当时鼓吹西学的名流如康有为、梁启超之上。像这样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影响的媒介人物，古有玄奘，后有严复。玄奘带来了印度文化，严复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义，他们两人的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使得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超出了原来的、固有的传统视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强劲的活力。就连非常自负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对严复敬佩有加：“像严先生这样伟大精深的学者，全世界至多只有二十位。”

严复所置身的时代，正是风云激荡的社会剧变时期，所谓“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三千年一大变局”也。严复在理性上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之长，中方之短，似乎也找到了改造的良方；然而，在个人情感上，他怎么也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束缚与制约，特别是在具体操作与实践层面，有着一种深深的依恋与认同，难以割断与过去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纽带。严复的内心，也就时时处于一种灵与肉、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阴暗、激昂与消沉的矛盾冲突之中。就个体生命而言，回国后的严复，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严复，在内心不断的痛苦撕扯与难以挣脱的怪圈中，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也不滋润，用煎熬痛苦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严复最初对传统“四书五经”的攻读，仅为科举作准备，回国后虽多次落第，仍乐此不疲地醉心其中，有着难以挣脱的“科举情结”。只因身受其害，才著文予以抨击。如果他是一名获利者，态度又会怎样呢？即使反戈一击，当光绪帝采纳设置经济特科这一变相的科举选才制后，严复受到几个官员的推荐，得到皇帝的批复，便感激涕零。而经济特科毕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举，直到1909年，年仅四岁的新皇宣统帝颁布一道圣旨，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伴随他大半辈子的“科举梦”，才在五十五岁时画上了一个看似圆满，实则悲哀的句号。

科举梦是严复一辈子挥散不去的情结，而科举的目的就是做官。因此，严复对从政也有着一股内在的冲动与渴求。但其狂傲矜张的性格缺陷，阻碍了升官进取之路。他就职于北洋水师学堂，也任着一官半职，但总教习、校长等属于“业务官员”的范畴，以中国的官本位观念而论，不属行政官员，就算不得真正的朝廷命官。其实，严复也曾有过“出人头地”的机会，李鸿章就曾示意将他纳为“弟子”，严复却不屑为之。如果傍上了李鸿章这棵“大树”，成为他的亲信，不愁没有高官厚禄。1910年，清廷即将覆亡之时，大肆笼络社会名人，海军部这才授予严复一个协都统的职衔，他自是高兴得不行。1911年，又授海军一等参谋官，连长子严璩也升至二品衔高官。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后，严复还时常怀念清朝。

严复精通英文，但最初掌握，最能得心应手的语言却是古文——其创作、翻译全用文言文，并将这种古老语言的张力发挥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文言版的《天演论》初一问世，便有人作为国文范本教授学生。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时，思想一直开放激进的严复却无法理解，认为文言文不可废除。文言形式在中国存活的几千年时间里，承载的多是儒家典籍，长期浸润其中的严复对其迷恋，就不仅仅是其形式，那依附其上的内容，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他的“血肉”。

严复对中西两种不同社会的本质了解得愈是深刻，就愈加觉得，中国封建皇权、专制愚昧的土壤经由两千多年的传统积淀而成，以西方引进的犁铧彻底翻耕，使板结的土壤松动，播上民主、自由之种，长成蔚为壮观的参天大树，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之故，严复主张改革渐进，反对急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他极力鼓吹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认为中国民众素质太差，至少需要三十年时间的变异与同化，才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他特别强调教育的力量，民智不开，缺乏最基本的认识，缺少近代知识结构，所谓社会的发展，民主的改变，中国的进步，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口号而已。

1905年，严复随张翼前往英国，办理有关收回开平矿务局事务。当时孙中山正在伦敦，得知严复到达，特地前来拜访，两人就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改造有过一番探讨。孙中山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严复自然也欣赏并向往这一美好的社会蓝图，但基于中国的现实，他说道：“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于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当今之计，唯急以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对革命的实际效果抱怀疑态度，视教育为扭转一切、改变社会的根本途径。孙中山回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孙中山自然也知道教育革新、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只是等到黄河水清，已然垂暮老矣，时不我待呀！

严复对当时社会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比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结婚自由，他就不能接受。尊重妇女、一夫一妻、自由婚姻是西方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严复目睹西方文明并陶醉其中，曾提出过解决中国人口过剩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家庭婚姻制度，如早婚多妻及媒妁婚姻等。然而，严复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码事，语言与实践严重脱节。他一生娶过三个妻子，原配王夫人，小妾江莺娘，继室朱明丽，典型的一夫多妻式；对自己的子女也取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长子、三子因包办婚姻而陷入终生痛苦。

严复深谙西方文明，又以科学知识为本致力于国民教育，却留有一片心灵空间，默默地容纳着冥冥之中的神灵及神秘物事。严复晚年深受疾病，特别是久治不愈的气喘病所困扰，他一边延请美国医生治病，一边进行扶乩、占卜、问卦等迷信活动，让儿子前往位于祖籍阳岐的尚书庙请丹画符。

严复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点连他本人都没有做到。他在执教北洋水师学堂时染上毒瘾，李鸿章为此严厉告诫道：“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严复也曾多次痛下决心戒烟，总是时断时续。有一次还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为他开出戒烟药方，严复吃后，第一次获得成功。但好景不长，仅几天后就故态复萌。直至逝世，严复基本没有中断鸦片，并且对鸦片的质量十分挑剔，市面上三元一两的便宜货根本看不上眼。这种难以根除的烟瘾，可能与其身体状况有着一定的关联，严复一直患有咳嗽、跳筋、失眠等毛病，只有借助鸦片，为疾病所困扰的痛苦才有所缓解。而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也十分明显，嗜好鸦片又反过来加重咳嗽等病症，特别是后来染上的肺炎，便由吸食鸦片这一恶习所致。因吸食鸦片，严复屡屡受人攻击，其仕途不进也与此有关，比如在安庆主持安徽高等学堂受到攻击，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多多少少就是嗜好鸦片惹的“祸”。

严复主张他人戒烟而自己无法做到，因此而留下了不好的名声，落了个终生笑柄。其实，这也是他一生矛盾痛苦、撕扯煎熬的一个象征与缩影。

在此，我们并非以今人的认识与观点来要求、苛刻严复。作为一位思想启蒙家，严复所能达到的高度，某些方面即使今天视之，仍具有一定的超前与深刻。只是他许多前后不一的观点，不少截然相反的言行，那辗转于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西方与传统之间的彷徨与缠绵、犹疑与撕扯，不得不令我们深长思之。

五

严复一生最令人诟病的，是他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鸣锣开道。

表面看来，封建帝制与严复所推崇、实现的民主制度大相径庭，其实，只要我们循着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与社会实践活动，便可从中寻到一条清晰而“合理”的脉络。

严复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看好，且有着一种相当悲观的认识，对广大民众，更是以“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一言蔽之。他虽然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但以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以渐进的方式缓慢推行。因此，严复对君主立宪几乎不遗余力地赞同拥护并付诸实践。在晚清象征性的立宪活动中，严复积极参与其中，以“硕学通儒”身份征为资政院议员。他心中的理想制度，并非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是目睹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清廷倒台，君主没有了，权威失去，严复担心民智未开的中国陷入失控状态。当然，他也决不会像康有为等人那样做一名清朝的遗老遗少，为其复辟摇旗呐喊。清廷覆亡，留恋也罢，遗憾也好，他在心底很快就认可了这一不可更移的历史事实，但君主立宪却长期弥漫心中挥之不去。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人作为社会的主导与象征，不然就会缺乏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袁世凯的出现，使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世凯之才，一时无两”。他觉得袁世凯就是一个足以担当国家元首重任的强人，一个可以引导旧中国逐步走向英国式议会宪政的巨人，他甚至表示：“项城（袁为河南项城人）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正因为如此，也就难怪一些非史学领域宣扬新权威的知识分子将严复视为中国近代权威主义的先驱了。而严复与袁世凯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加强了他的这种认识。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严复就与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相识了，并且一直过从甚密。比如光绪死后载沣摄政，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前往送行的三四个友人，其中就有严复。当时的他，十分伤感地挥动手臂，目送袁世凯登车，仓皇离开京师。

患难之中见真情，袁世凯复出，严复自然受到器重，在南北和谈中，就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在复杂多变的政局里，严复开始为袁世凯出谋献策。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严复为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不久又任命他为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后又聘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有学者认为，严复的思想转变源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以英文为媒介，奉西学西制为圭臬，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让他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失望：“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西方文明连自身都不能挽救，又如何拯救中国？“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圜区。”然而，当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二百余人发起北京孔教会，严复便名列发起人之首。他在给熊纯如的书札中写道：“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他日中国果存，必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模仿他国的物质文明，但立国精神不能“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此时的他，视“四书五经为中国最富矿藏”，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奉“孔子为中国救主”，与早期对孔子儒教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照。

严复的这种转变，与袁世凯欲行封建帝制的前奏自然有着一定关联。1912年，袁世凯宣布“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下令恢复孔教。1913年9月13日，北京举行癸丑仲秋丁祭的祭孔活动，严复在国子监发表公开演讲，标题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他还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突出强调学习四书五经的重要性，为袁世凯的“尊孔读经”推波助澜。当年8月，严复与梁启超、夏曾佑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中将孔教明确定为国教。

严复这种与早年判若两人的具体表现，以他心高气傲、不随流俗、直言不讳的个人品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仅理解为曲意奉承、依附袁世凯，或是归结于越到老年便越趋保守之类的结语。严复做着这一切，并非他人所逼，而是出自本心，干得十分积极而投入，且充满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与道义感。严复晚年的个人思想与转轨，学界似乎已达成了一种大家认可的模式，那就是早年激进，晚年保守，从孔孟开始，绕了一个大圈，终又回归孔孟。这种分析论述固然有着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我们继续探讨掘进，就会发现严复的一系列重大转变，自有其个体的与社会的合理性。他的思想，前后看似分野悬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只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别而已。他的复归孔孟，并非简单的皈依，而是深入探究的结果。如果说在英国留学时他就开始中西比较，认真而深入地探索富国强民之道，那么回国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他的个人探求便一直没有止步。

早年的严复，将中国的腐朽落后归结于没有全盘西化的缘故，戊戌变法失败后更是如此。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所颁布的改革措施，可中国社会仍处于混乱频仍、求治无望的状态，严复不禁大感失望。随着西学的大量涌进，各种观念思潮纷至沓来，往往泥沙俱下、“恣肆泛滥”，大家莫衷一是，不知其可，搅得社会一片混乱。而民国初期在实行“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的过程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免不了派生出许许多多的弊端出来，西方好的东西没有学到手，坏的方面则变得更其丑陋不堪。严复失望之余，免不了审慎视之，持论渐趋中庸。

这种中庸也反映在他的个人性格之中——优柔寡断，不做决绝之事。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严复很大程度上是在杨度的鼓动下被迫加入的。袁世凯称帝急需社会名流支持与捧场，时人眼中的大名流仅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于京，梁启超与袁世凯有所谓戊戌告密的血海深仇，唯一可以拉拢的，只有严复一人。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前往试探，结果碰了个软钉子。杨度三次前来拜访，当严复弄清其本意后，第四次前来时，便托辞不见。当天夜晚，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非由严复作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不可，这是袁世凯的指令，如果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他签名，明天就要见报了。严复虽然认识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及不可为之，但他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严复就范，在潜逃无门的情况下，他只有保持沉默，听之任之。更何况，他与袁世凯有着近三十年不错的交情，碍于情面，也不好一下子撕破脸皮，只好采取明哲保身、虚与委蛇的态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凡与筹安会有关的活动，都称病缺席。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七天，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极力反对帝制复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袁世凯环顾四周，认为只有严复出面撰文，才能驳倒梁启超，以达“正本清源”之奇效。他派亲信给严复送来一张四万元支票，请他写文章驳难，严复当时想也没想便予退回。

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一派反对声中结束，袁世凯一气之下卧病不起，病逝于新华宫。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非帝制自为，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之故。他仍表示，共和万万无当于中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中，严复写了一首《哭项城归榇》以作悼念，然后就完全退居政界之外，沉浸于整理国故、批点《庄子》之中。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地关注着社会现实与世界变化，当欧战、内战爆发之时，他又著文评议。

1920年10月29日，病魔缠身的严复回到故乡福州，定居在郎官巷一幢由当时的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赠送的住宅中。

“投老还乡一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精神追求的执着与社会现实的残酷，加之病情不断恶化，风烛残年的严复，在日益痛苦的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心绪显得十分迷惘、灰暗而悲观。他在致熊纯如的一封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21年10月3日，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孕育而出的“旧法”固然也有精华，但更多的则是糟粕，如果不叛不离，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而遗嘱的最后一条，更是令后人深思不已：“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己轻群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似乎圆凿方枘。此时的严复，早年那种血脉偾张、激进图强的豪迈，已是他生命中十分遥远的童话。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终于走完了他那伟大而光荣、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享年六十七岁。

当年的严复，确曾走得很远很远，即以今日视之，某些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超前性。他在分析中国国情特征时曾经指出，中国尚处于宗法社会阶段，强烈的排他性遏制了文明之机的浸入与长成，从而导致民智低下，民力不振。他据此有力地反驳康有为只需三年变法中国即可富强的观点，认为变革于中国之艰且难，除民众的德、智、力须大力推进外，还须破小人把持之局，抑侥幸之门，万众一心奋斗几十年，方能出现新气象。严复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全都沉浸在一派过于乐观的气氛之中，以为一个自由繁荣、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转瞬之间就可诞生在世界的东方。几十年过去了，近百年过去了，当我们从是非恩怨、曲折徘徊的历史迷宫中走出，回首严复当年的启蒙之路，这才发觉他曾经推崇并期望过的东西，直到今天，仍没有完成，没有实现，甚至不具备施行的条件还在原地兜圈子，特别是某些方面，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萎缩了、退步了，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

作为一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晚年对君主立宪制度的推崇，对儒家孔孟之道的回归，绝不是在“中学”与“西学”这两极对立之间的简单往返，而是对中西文化的重新估定与评价，不由得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深沉思索，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如何建立一套不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旨归，而是适合中国土壤的自我评价标准体系，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推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发展，依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一道难以超越又不得不超越的标高。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严复的深刻与探索至今仍未过时。平心而论，我们对严复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直至今日还受着某些固有成见的约束。严复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努力探索，他一直寻找着的，是一种既高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优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高级文化模式。这一虽然没有实现的文化模式，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发展方向，也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苦苦追求的美好理想。因此，只要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没有彻底完成，民主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自由的期许并未全部兑现，严复就永远也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