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在武英殿举行过登极大典的李自成带着一颗惆怅的心离开了这座他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京师。形势比人强。他的身后，年方7岁的顺治帝福临站在了这座城市里，站在了皇宫面前。毫无疑问，紫禁城以它的威严和形式感传达了汉文化的先进和傲慢。虽然，它最精华的部分皇极殿在战火中被焚毁了，可这座皇宫的气质还在。顺治帝福临置身其间，先在行殿换上了皇帝礼服，然后由百官做先导，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进入皇宫武英殿，正式举行登极大典。

应该说这是大清王朝的第一次，此后差不多两百七十年时间里，这样的仪式重复了十多次。必须要说明的一点，这是个山寨版的登极大典，是由原崇祯朝的礼部官员仿照明代皇帝登极礼而制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清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大明，可在文化层面上，它却不可能征服。作为游牧民族，清国连皇帝的称谓都没有，何来登极大典之类的礼仪呢？所以在文明的交锋中，汉文化毫无疑问显示了它的锋利和有容乃大。

而学习，则成了顺治帝福临抵达汉文明的原动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少年皇帝福临成了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他通读了《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汉文化的经典著作，并渐渐有了汉人思维。比如有一次他看《明孝宗实录》，就学以致用，召用了尚书梁清标等人进宫做自己的政治顾问。当然，宴会也是经常举办的，顺治帝福临的宴会是个读书会，他不定期地将学士翰林们邀集到一起，谈古论今，讲古今帝王治世之方，修身之道。如此，顺治的行政文明很快就抵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对汉文明的吸纳过程中，顺治发现科举制真是个好东西。天下人才，尽在一张纸中。由此，在顺治朝，内院的翰林科道臣中有许多新进之士都是他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此外，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治帝还将翻译成满文的《三国志》分发给满族高级干部们阅读，以从中汲取汉文明的智慧。

但事实上，顺治对满文也没有偏废。两种文明的融合于他而言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据《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一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闰五月初八，顺治在宫中亲自主持考试考核那些学习满文的翰林官员。这是一次有趣的考试，当然对某些人来说心情不是太好。比如白乃贞，这个翰林官员因为记性不好，以前已经学会的满文此番又记不起来了。他所得到的惩罚是停发工资（停俸），再学三年。当然他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有两人，李昌垣和郭棻。这两个翰林官员大概是得了满文恐惧症，将所习满文忘得个一干二净，结果得了零分。顺治帝给他们的惩罚是降三级调外用，罚俸一年。顺治在考试后还发表了重要讲话，谆谆教导各位翰林官要“兼习满汉文字，以俟将来大用，期待甚殷……俱当精勤策励，无负朕惓惓作养，谆谆教诲至意”。

在这一年里，顺治还做出了一个重大调整：统一满汉文武官员的年薪。在此之前，同品级的满汉官员年薪并不一致，满族官员的要高一些。顺治此举可以说是在经济行为上向汉文明致敬。尊重，有时是要物化和量化的。

文明无极限。在向汉文明致敬之后，顺治又向西洋文明表达了善意。

因为出现了一个人——汤若望。

汤若望其实20多年前就出现在北京。这个德国传教士在明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受耶稣会派遣来到北京，试图传播西洋文明。事实上他的努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和接纳。当他将一些数理天算书籍以及类似天文望远镜的仪器推销给大明王朝时，起码有两个人表示出了兴趣。户部尚书张问达和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徐光启。毫无疑问，这是汉文明对西洋文明做出的一种回应和探究。尽管还谈不到融合的层面，但自此，汤若望的工作变得有意义起来。他甚至得到了政府层面的承认。崇祯皇帝就公开表扬他“深知西洋之密”，令他为大明朝编修历书，甚至还邀请他督造火炮，将西洋火炮技术洋为中用。汤若望当然乐于充当文明的使者。他写出《火攻军要》一书，详细论述了西洋火炮技术，第一次将西洋军事文明引进中国。

但是很快，汤若望就发现文明的融合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改朝换代了。多尔衮和他的部队以军马和战刀收拾了看上去有些文弱的崇祯王朝。清军入京了，汤若望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待下去——多尔衮一纸命令下来，要实行旗民分治政策。这样，像汤若望这样的非旗人就得搬出北京城去。

汤若望最终留在了京城里，多尔衮也许是生了怜悯之心，让他和他的那些书籍、仪器不再四处颠簸、流离失所。就这样西洋文明继续在北京留存。汤若望愉快地发现，新王朝对西洋文明依旧表达了善意。顺治二年，他为清廷修订的历法《时宪历》在全国颁行；同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大清朝钦天监监正，这个朝廷命官接下来以太常侍少卿的身份在大清王朝坚强而合法的存在。

而顺治对西洋文明的致敬在汤若望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称呼这个有些年长的中国通为“玛法”，这是爷爷的意思。与此同时，顺治对天文学表达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关心日食和月食的形成，对彗星和流星的关系刨根问底，甚至天文望远镜成了他的新玩具。所有这些学问，是满汉文明里都不曾有的。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由此成了汤若望的粉丝，对其佩服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特许汤若望可以随时随地出入宫禁，想见他就见他，因为他自己就时刻想跟这个似乎无所不知的人待在一起。

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前，顺治一度想加入天主教。只是身为一个皇帝，不可能做到如此决绝，最后只得作罢。但终汤若望一生，顺治帝对他一直恩宠有加。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顺治十五年正月，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并恩赏其祖宗三代为一品封典。当然，顺治对汤若望的器重远不止这些。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顺治帝临死前，还把已经年迈的汤若望叫到跟前，聆听他关于立储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其建议，立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

从世俗的层面看，我们似乎很难解释顺治皇帝为何对汤若望如此恩宠有加，也许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致敬才可以勉强说得通吧。两个年龄悬殊、阅历文化都不相同的人最后走得如此亲密，成了忘年交，似乎只能说明文明的融合在这个世间还是有迹可循的。

或许人们应该承认，在清朝的所有皇帝中，顺治皇帝并不显得出众，23岁时他以罪己诏匆匆收场，似乎留下了不名誉的尾音。但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在满汉文明的夹缝中确立了这个多民族帝国此后两百多年的政治规则，有效地避免了时局动荡和族群对抗；同时他还为这个王朝贡献了一个杰出的继任者——玄烨，从而开始清帝国起承转合的新篇章。如果我们在近代史的范畴重新审视其所作所为的话，顺治也称得上是影响历史格局的一个重要人物吧。

不妨将这看作我们读史的一个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