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这个话语里，康熙在前，乾隆在后，不过后者比前者更有说头。在乾隆治下，清帝国面积无与伦比的大，版图超过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帝国周边有几十个国家承认大清国对他们有宗主权。这是乾隆朝比康熙朝强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强悍之处是在经济上。康熙朝留给雍正朝的库存现银只有八百万两，而乾隆朝留给嘉庆朝的则有七千万两，是前者的近十倍，同时还有近3亿子民，远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两千五百多万人口。虽然乾隆朝的人口暴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帝国版图扩大所导致的，两者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比较意义，但毫无疑问，乾隆时期的大清是一个大国。

但盛世有荣耀，也有惆怅。因为历史上的乾隆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既以道治国，也以术治国；既以养心治国，也以诛心治国；他处理皇族、政敌等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刚柔并济手段已经初露峥嵘，而其对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站着的文人大开杀戒，则是其执政思维的延续。乾隆盛世，如果我们要以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或许会是“文明的消长”一语。真可谓盛也“文明”，衰也“文明”了。

今天看来，乾隆兴起的文字狱，在清朝历代中是为数最多的。这是盛世的阴影和污点。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不仅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还有一具具人的尸体。文人的尸体。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文人思想锋利，这是比武器更加可怕的力量，乾隆盛世，自然不能让思想的异数蔓延泛滥。当文明以冲突的形态而不是和谐共处的形态存在时，暴力就成了最后的裁决者——皇帝乾隆出手了。

不过更深层次的悲剧还在于，乾隆将暴力扩大化了。对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人为地制造文明伪冲突，将暴力指向任何一个并无思想异数的文字工作者，这事实上已构成了一种灾难，针对普通人的灾难。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悲剧不仅不可避免，还成为一种常态。乾隆时期，文字狱俯拾皆是，较著名的有这么几起：

《南山集》案。《南山集》案可以上溯到康熙时期。康熙时，戴名世因为著作《南山集》被认定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他受株连的亲戚朋友达几百人。这本来是康熙时期的一出悲剧，但是五十多年后，乾隆利用“《南山集》案”借文杀人，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原因是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里引用了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其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但是乾隆却认为蔡显含沙射影。他断定“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则是影射满族人建立清朝。如此大逆不道，再加上《闲闲录》里载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字句，乾隆也认为蔡显是对现实不满。由此，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

《字贯》案。涉案人是一名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他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但是乾隆以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同时《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则是另一罪状。据此，王锡侯被处斩，《字贯》彻底禁毁。刻印《字贯》的雕版、废纸也被全部销毁。另外，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因“失察”治罪。

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案。大理寺卿尹嘉铨退休后让儿子给乾隆上了两本奏折，请求赐给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看后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同时，指派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查抄者很快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恼怒：“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随后，尹嘉铨被处以绞刑，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也被销毁。

沈德潜反诗案。江南名儒沈德潜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时辞官归里。沈德潜在朝时，他写的诗颇受乾隆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所以沈德潜退休后被乾隆赐赠太子太傅的头衔，从一品，可谓皇恩浩荡了。但就在沈德潜死后不久，他竟然遭到乾隆的清算。因为在沈德潜的诗集里，被查出有几首他当年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也赫然收录，这就等于揭穿了乾隆一生作诗四万多首某些难与人言的秘密。与此同时，沈德潜还干了两件“蠢”事。一是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将降清明臣钱谦益的诗列为诗集之首，乾隆居后。沈德潜此举，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二是沈德潜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做“传记”。该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以及“且把壶儿搁半边”等敏感字句，徐述夔获罪，沈德潜也难辞其咎。至此，沈德潜遭到了政治清算，他的坟墓被乾隆下令铲平。

胡中藻诗案。大学士鄂尔泰的门生、曾为内阁学士的胡中藻是个诗歌信徒，著有《坚磨生诗抄》。但是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有把大清污为“浊清”的嫌疑。乾隆下令秘查。随后，胡中藻被处斩，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为与胡中藻曾有诗词唱和而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曰修，也因此案遭革职。

不用再多举例了，仅上述五案我们就可以看出乾隆对文化的戕害和恐惧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这是以政治面目出现的针对文明的恐惧。也许乾隆本人也未必相信那些文绉绉的诗人会对这个帝国的颠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还是下手了。手段之毒辣为秦始皇以来所仅见，这实在是乾隆设的一个赌局——他赌他的盛世可以承受得起这样的戕害和扫荡。

事实上乾隆还真的赌赢了。他的雷厉风行、杀气腾腾虽然造成举国上下一片人心惶惶，但是仅此而已。盛世依然是盛世，有一部《四库全书》在，文明也就被定格和明证在那里了。这是流芳百世的证据和荣光啊……

可事实同时也证明，乾隆赌输了。“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一代史学大家孟森语）。《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从乾隆六年（1741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和不满。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不满的大多数。盛世失声，文明萎缩成一部没有生命力的《四库全书》，推动盛世继续往前走的动力顿然流失甚至转化成阻力。这应当是乾隆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大清帝国在未来的岁月里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在今天，世人们站在东西方文明或者说文化比较的层面上看乾隆的视野与行为选择，他的短视与功利毫无疑问是令人扼腕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试图与大清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盛世之君乾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西方国家正在崛起、东西方文明走向融合的契机，也是改变东方大国由盛转衰的最后机会，他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从而未能实现自我拯救和王朝拯救；三年之后，乾隆没能抵制住最高权力对他的诱惑，做了太上皇，在民主体制盛行西方之时，将皇权游戏玩出了新花样，坐视宠臣和珅与嘉庆帝进行利益博弈，坐视一个帝国的内讧、内耗和空洞化。乾隆死后41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步入险境，不能自拔，盛世光景至此已是明日黄花，早已凋零破败，不堪回首。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失去的盛世，而所有的一切都由来有自的。从文明与反文明以及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角度定位乾隆，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那一年，这个皇帝走错了路，他以为自己唱响的是盛世交响曲，是赞歌，却未料只是离歌一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