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嘉庆皇帝因为有事到四公主家走了一趟，等他回宫后发现“本日文武大小衙门竟无一事陈奏”，官员们趁着皇帝有事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事实上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政事疲软已然深入到帝国的骨髓。官员们个个以因循怠玩为荣，以勤勉做事为耻。在日常奏事方面，能少奏就少奏，能不奏就不奏。御门听政的日子是不得不奏的，可这个日子过后，两三天不再奏事成了帝国官员们的主流选择。官员们似乎抱定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理念，不急不躁地和皇帝磨洋工。“在家高卧，以避晓寒”“日高未起者”比比皆是，只剩下嘉庆皇帝在那里干着急。虽然他站在道德高地上，“未明求衣，灯下办事”，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但他自己也承认，“同此劳者惟军机内廷数人耳”（《东华录》）。

说政事疲软深入帝国骨髓还因为官员上班和不上班一个样。有时候人来了，也是出工不出力。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嘉庆皇帝召集大学士九卿会议讨论江南船事，结果一大帮帝国高官们讨论半天的结果竟是“造船需时，请交两江总督及河漕诸臣再行筹议”，会议开了等于没开。事实上参加这次会议的官员中有任过江西督抚的，也有办理过河务的，对河道船事多有见解，但大家都沉默是金，出工不出力，以至于嘉庆皇帝愤怒地指责他们“徒成具文，并无实际于国政”，都是些会议机器。

疲软的其实不仅是政事，还有兵事。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十二日，神武门见证了一起暴力事件。当时的嘉庆皇帝正从圆明园回紫禁城，在正对着神武门的顺贞门前换轿时，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冲向他，准备结束他的生命。

这个行刺人手中的刀并不长，只是一把小刀而已。人也不多，没有接应者，单独行刺，但是嘉庆帝却遭遇了很大的危险——虽然他身边有百余名侍卫，可他们在那一刻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只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冲上去制服行刺者。最后充当起侍卫职责的还是随驾的嘉庆皇帝的侄子定亲王绵恩，他和皇帝的姐夫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等人一起拿下了行刺者。

嘉庆皇帝震惊不已。他不是震惊自己的被刺，而是震惊帝国的门禁以及护卫力量如此软弱不堪。刺客是怎么潜入皇宫，并成功地冲到他面前的？百余名侍卫的忠心和勇气都到哪里去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兵事的疲软。这个帝国，连皇帝的安全护卫工作都已软弱涣散至斯，那还有什么是可以依靠和坚挺的呢？

为了治疗帝国疲软症，嘉庆皇帝强调了对门禁的管理，他说：“大内门禁，关防实为紧要，是以朕谆谆降旨教导，原恐不法之人滋生事端。”又召集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前锋营统领、护军营统领、内务府大臣等高官召开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就皇宫安保问题商量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或者说章程来。没想到这次会议竟开出了喜剧的效果，因为众大臣向嘉庆皇帝报告，说禁卫章程早已有之，就载在《大清会典》中，只不过没有严格执行罢了。嘉庆啼笑皆非。不过为了体现狠抓管理漏洞的精神，他还是要大臣们出台了安保工作补充条款29条，自己又加上3条，重新载入《大清会典》中，以为今后大内安保工作的典章。

但是，疲软症不是靠文件就可以治疗的，它已是深入帝国骨髓的一种气质了，是这个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初一，一个名叫萨尔文的人也是持刀，试图强行闯入神武门。百余名侍卫在那一刻又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同样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这一次最糟糕的情形还在于，他们在慌乱中竟找不到自己的刀、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还是仗着人多冲上去夺下萨尔文的刀，才将对方制服。

嘉庆皇帝又生气了，只是这一回的气生得无可奈何。大内安保工作的文件是早就制定并载入《大清会典》中的，为什么不能狠抓落实呢？“官兵怠玩成习，渐至旧章废弃。”尤其让嘉庆帝气为之塞的是，这些承担护卫皇帝安全任务的侍卫和护军，在值守时为了省事竟然连腰刀都不佩戴，只有突遇检查时才装模作样地把腰刀佩戴上，敷衍了事。嘉庆事后下诏书，认为此事“显系彼时伊等未佩戴腰刀”！是长期淡忘规章和责任的结果。

只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尴尬的事件又发生了。这一次的事件可以说是皇宫安保问题的总爆发，所呈现出来的漏洞之多、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因为，有数百名农民打进了皇宫。他们在林清的领导下，在宫内太监刘得财引领下，趁嘉庆皇帝木兰行围之机分两股从东华门和西华门入宫。按理说这是极低概率事件——发生率低，成功率更低，因为紫禁城守备森严，数百名信奉白莲教的农民不是职业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较强的军事攻击力。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接下来看紫禁城守备人员的表现：

林清等人起事前言行狂傲，自认“神术”高超必能取胜，宫内大臣虽有耳闻，却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漠然处之。再加上嘉庆皇帝要去木兰行围，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自找不痛快。

官方所得密报中有宫中太监牵连此事，为了避免惹火烧身，相关官员宁可信其无，不敢信其有，所以个个不敢追查此事。

掌管京师治安的步军统领吉伦出事前几天得到有人造反的报告后为了避祸，竟然借口迎銮带着侍从出京。巡捕左营参将以都城中情形异常劝他留下，吉伦却告知对方现在是一片太平景象，不用惊慌。

东华门守门官兵行事懈怠，连个大门都关不好，等到叛乱者亮出兵器扑过来时，这些护军校尉士卒们或手足无措，或仓皇逃遁，一点没有职业军人的风范。

王公大臣们闻变后，都惶惶然聚集在宫城西北角，不知如何是好，而站在他们身边的禁卫军官们也个个手足无措。

守卫午门的副都统策凌以为大势已去，竟然率兵逃遁了。

事后，嘉庆皇帝以懈弛门禁之罪，罢免了以下官员的职位：

步军统领吉伦；

左翼总兵玉麟；

署护军统领杨述曾；

护军统领明志。

这些人在事变当中因为举止慌张，进退失据，受到了革职甚至戍边的处罚。当然嘉庆皇帝还惩罚了一个人——他自己。他事变后写了一篇《遇变罪己诏》。在诏书中嘉庆皇帝这样写道：“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疏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嘉庆皇帝的自责看起来充满了委屈，名为自责，实为他责，以至于在诏书最后他竟写下这样八个字：“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二

一个帝国自有一个帝国的仪式感。对于康乾盛世来说，木兰秋狝与东巡谒陵是两项重大的仪式活动。它们如仪举行，浩浩荡荡，在国家层面上展示了盛世的精神体魄。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王朝活力与自我激励的象征。木兰秋狝追怀一个彪悍民族笑傲世界的无畏精神，而东巡谒陵展示的则是满族的祖宗荣誉感和大清王朝的自我认同。作为盛世之君，康、乾是非常注重这两项活动的。

先说“木兰秋狝”。康熙二十年，“木兰秋狝”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被固定下来，形成代代相承的国之大典。康熙自然是身体力行，乾隆帝也对秋狝大典重视有加，自乾隆六年（1741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秋狝次数竟达四十次之多！

毫无疑问，这是盛世之君的自我操练，也是帝国精气神旺盛的重要指征。但是盛世的荣耀往往是衰世的尴尬。嘉庆皇帝画虎类猫，气喘吁吁，在祖宗留下的国之大典上经常力不从心，洋相尽出，无情地泄露了大清王朝盛世中衰的消息。

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举行“木兰秋狝”十一次，即嘉庆七年（1802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次数不可谓不多，但几乎每一次，他都走得泥泞艰难，首鼠两端，就像这个王朝的沉重行走一样，跌跌撞撞，险象环生，令人唏嘘不已。

嘉庆七年（1802年）是嘉庆帝第一次正式举行秋狝大典的年头。事先，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最终却只拥有一个伤感的结果。因为在永安莽喀行围过程中嘉庆皇帝发现，野兽稀少，特别是“鹿只甚少”，以至于无法行围。事实上这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管理围场的大臣庆杰、阿尔塔锡等人由于长期玩忽职守，允许人马车辆随意出入，以致围内野兽稀少。第一次秋狝的流产似乎是嘉庆王朝不祥的开篇，嘉庆皇帝很难想象在康乾盛世会有此类事件发生。因为从表面上看，野兽稀少是个小问题，其实质却是王朝精气神的流失——这个王朝不谙武事久矣，等到重新抖擞精神时却再找不到可以擒获的猎物。没有了猎物的猎人还是猎人吗？嘉庆帝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嘉庆帝在第一次举行秋狝大典前曾经发表过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他还说，“朕披览奏函，瞻依居处，不觉声泪俱下。”但是最终，真正落到实处的却只有“声泪俱下”四个字。

嘉庆帝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秋狝依旧受困于野兽稀少的问题。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有“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造成的，“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惊窜远飙，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所以“鹿只日见其少”，但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管理围场大臣平日不能实力稽查，咎无可宥”，嘉庆由此将管理大臣、副都统韦陀保等交部议处，并且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以来所有的管理大臣一一拿来查议，过关，还在制度层面上完善和强调了相关的管理章程。这差不多可以称之为一个王朝的亡羊补牢，也许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但是聊胜于无。嘉庆为了早日恢复秋狝大典的尊严，甚至出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定——将鹿只的增多与管理官员的奖励联系在一起。他试图通过奖罚手段快速达到目的。

但是，目的还是没有达到。接下来，嘉庆帝惊骇地发现，他的每一次秋狝行动都能发现帝国的新问题。这其中不仅有管理问题，还有疲软问题，擅离职守问题以及制度弊端等等。嘉庆十一年（1806年）木兰秋狝，竟然发生了管理围场大臣、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大臣舒明阿等人擅离职守，由围场外前往看热闹的咄咄怪事。木兰秋狝，堪称一场军事行动，皇帝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管理大臣们却毫无安全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疏懒不堪”的现状。同样是在这次秋狝过程中，嘉庆帝还发现了官兵倒卖官配马匹的现象，其目的只为中饱私囊，此举导致很多官兵围猎时无马可骑，只能跟在皇帝后面瞎跑。这个现象细究起来虽然是制度弊端，但实在是有失皇家尊严的，可嘉庆皇帝除了申斥了事外，也别无他法可想。

再接下来的几次秋狝也是狼狈不堪，甚至称得上惨不忍睹。嘉庆十三年（1808年），嘉庆帝秋狝木兰，围内竟只有十余头鹿只留存，行围时又只剩下三头，并且都跑至围外，令他徒呼奈何。

嘉庆十四年（1809年），由于围内雨水较多，道路难行，嘉庆帝的木兰秋狝大典只得暂停。

嘉庆十五年（1810年）八月，嘉庆再次举行木兰秋狝。可围内野兽稀少的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木兰秋狝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边嘉庆帝在行围，另一边正红旗马甲恭纳春领着贼人在盗罚场木，完全无视天子的尊严。

而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木兰秋狝纯粹是败兴之举，嘉庆帝来到围内，野兽依旧稀少，问题依然如故。回銮过程中，京师又发生了天理教徒围攻皇宫的事件，嘉庆帝惊吓之余很是惆怅不已。此后的木兰秋狝不是因故暂停，就是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个王朝的磕磕绊绊已是显而易见了。嘉庆帝也不再激情满怀，而是沉默是金，默然地将这祖宗留下的仪式行仪如故。在这里，木兰秋狝的盛世意义被完全抽离，只剩下干枯的形式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着，聊以象征一个王朝的威严还在断续存在。

仅此而已。

嘉庆帝的最后一次秋狝是一个未完成式。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又一次来到已经略显苍老的避暑山庄，准备举行第十二次秋狝大典。行前，他警告说：“诸臣若存偷安之心，微言示意，经朕觉察，立置于法，决不轻恕。”很有将秋狝大典进行到底的意思。但事后证明，这是苍白的警告，也是空洞无力的警告。因为别说大臣们，即便是他自己，老天也不忍心再看其受折磨，也不忍心看着这变了味的秋狝大典继续在人世间存在。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就突然去世了。木兰行围活动至此成了嘉庆王朝的绝响。

遥远的绝响。

说完木兰秋狝，再来说说嘉庆帝的东巡谒陵。清帝的东巡盛京谒陵祭祖，始于康熙。目的是为了告慰列祖列宗并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当然，做这件事的前提是谒陵皇帝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丰功伟绩以资“告慰”。嘉庆十年七月，嘉庆帝上路了，这是他第一次东巡谒陵。因为在此之前，他平息了白莲教起义，让这个帝国重新变得云淡风轻。嘉庆帝或许会以为，这是他告慰列祖列宗的资本，列祖列宗会欢迎他到来的，但是一路上的景象还是让他心惊兼心凉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东巡谒陵了，所行道路年久失修，泥泞难走，并且“跸路数十里内，道旁并无一二官员带领民夫伺候，且亦无修道器具”。这事实上是比道路失修更严重的问题，人心散了，人心失修了，老百姓都叫不动，最后竟然是盛京将军“富俊等亲自扫除平垫”，嘉庆从中看到了官民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

不仅是官民关系，官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和谐，充满了漠视、隔阂甚至是对立。盛京将军富俊虽然早已布置了修路任务，可知县伊诚等人却并不执行，侍郎花尚阿时也没有及时加以督促，直到检察官宜兴前往检查时，才老大不情愿地进行了补修。而宁远州知州克星额简直是拎不清，平日有外省州县官过境时，他还知道出迎，现在嘉庆皇帝来了，他却一个劲地到前面去查看道路去了。嘉庆帝认定他事先不做好道理维护工作，临时抱佛脚，是“昏庸玩误之员”，立即将他革职，发往热河当差去了。

在祭祀扬古利、费英东时，嘉庆还发现了腐败现象——他所行的道路并非直路，竟然多绕行四里多。这说明修路官员借修“御道”之机向朝廷多要银两，个中腐败情形不言而喻。可嘉庆生气的不仅在这一点上，因为“绕道开修新路，将旗民田亩平治除垫者，不知凡几”，他担心原本就紧张对立的官民关系在这件事上又雪上加霜了。

另外在东巡谒陵途中，嘉庆还遗憾地发现——为了修道派夫之事，酷吏横加催派，以至于发生人命之事。这样一桩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他的第一次东巡谒陵蒙上了重重阴影。这个帝国，真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吉祥的。好事都能变成坏事，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指向了帝国的宿命，那就是磕磕绊绊，几无善终。

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在痛定思痛之后，嘉庆皇帝准备第二次东巡了。他原以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帝国的创伤应该都抚平了，起码道路不应再泥泞难行。但他想得还是太简单了，这一回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道路上，而是发生在人心里。大学士松筠以“三辅亢旱”为由谏阻嘉庆东巡，这实在不是个好由头——帝国这么大，几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亢旱的消息传来。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不能成行，嘉庆皇帝简直要抓狂了。

由于到此时嘉庆执政帝国已经二十三个年头，大概很有“时不我待，来日无多”的感觉，所以这一次的东巡，他的欲望格外强烈，对谏阻者的处置也比较严厉。最终，大学士松筠因言获罪，被革去大学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但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才准开复原职。嘉庆就此事向大臣们辩护说：“成汤遇旱，六事自责，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意思是谒祖陵不受天灾的影响或干扰。

但是干扰却此起彼伏了。松筠因言获罪后，御史吴杰前赴后继，他针对谒陵派差一事，奏请嘉庆皇帝禁止差务派累。另外在嘉庆下令求言后，有三名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请求仍将大学士松筠召还内用。御史李广滋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竟按亩向百姓摊派钱款，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所有这一切都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东巡路上干扰多，不反击是不行了。嘉庆一方面指责三御史“莠言乱政”；另一方面严惩李广滋。嘉庆下令：“李广滋不胜御史之任，著撤回原衙门，仍以编修用。”此后不久，李广滋被革职拿问，最后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这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大清帝国，脆弱到已经听不得一丝刺耳的声音。这一年，嘉庆五十九岁，年届花甲。当他历经万般阻挠，东巡成功，终于站在祖陵面前时，皇帝忍不住含泪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子孙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这应该说是他的辩解，也是呐喊，是嘉庆王朝最后时刻尖厉而苍白的抵抗。只是这样的抵抗意义并不大。因为两年之后，嘉庆和他的王朝在这个世上就不复存在了。此后，道光皇帝继位。道光九年（1829年），道光皇帝以平定张格尔之乱成功进行了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东巡——这其实是清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东巡谒陵。从此以后，大清再无东巡事，这个王朝的精气神至此已是萎靡不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嘉庆的东巡谒陵是帝国中衰的一曲离歌。忧伤、低回，充满了不和谐音。

充满了宿命感和警示意味。

三

一个人的悲剧与一个帝国的悲剧，究竟有多大的内在联系呢？嘉庆五年（1800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实录》第一卷的编修工作后顺手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政论，托人转交到嘉庆帝手里。其时，嘉庆帝正“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

但是这一回，嘉庆帝没能容下来，因为洪亮吉指责他“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意思是皇帝你上班老是迟到，恐怕是被狐狸精和近臣魅惑了吧！

洪亮吉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是充军伊犁。后虽然赦归故里，却仍遭终身软禁，直到63岁时死在家里。

对洪亮吉来说，他的遭遇当然是一个悲剧，可是对嘉庆王朝而言，同样是悲剧。自洪亮吉事件后，帝国再无言路，这个封闭的国家自此没有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和智慧，也没有了发散性的思维和思辨质疑精神。这是帝国窒息时代的开始。毫无疑问，这样的窒息是致命的。

因为在洪亮吉身上，其实就有一副拯救帝国的良方。作为通才，洪亮吉不仅在史学、地理学、经学、音韵学等方面多有造诣，同时在人口理论学上也有洞见。他在《意言》一书的《治平篇》与《生计篇》中指出了人口膨胀的隐患，这样的洞见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还早5年，可以说《意言》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200多年前，作为一个有着先觉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政府官员，洪亮吉的出现实在是嘉庆王朝之福，但最终，这个王朝带给他的却是祸，带给自己的也是祸。

帝国，在最需要拯救的时刻，推开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两组数据：乾隆三十一年，岁入白银4858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白银4013万两，嘉庆朝比乾隆朝的岁入少了8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的全国人口是两亿左右，嘉庆十七年的全国人口是3.5亿以上，至少增加了1.5亿（见《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岁入和人口一减一加，凸显了嘉庆朝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这两个压力的叠加事实上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胀隐患，但是嘉庆却对《意言》一书漠然视之，对帝国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无所作为。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指责嘉庆皇帝的无所作为。毕竟在历史上，他是个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这一回，嘉庆帝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难题，是盛世之患。盛世承平日久，又无大的战争发生，白莲教起义也早在嘉庆九年（1804年）被镇压，帝国今后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可恰恰在这里，发展成了大问题。人多了，地少了，怎么办？对嘉庆皇帝本人来说，他无法破解后盛世时期人口和财政良性互动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嘉庆朝的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其中田赋是大头。嘉庆朝和中国的其他王朝一样，财政收入结构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这是农业国家的普遍财政收入模式。当田赋收入到达极限后，就急需对财政收入结构做出重大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却又是王朝之忌——增加盐课、关税和杂赋的收入比例势必要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重创“重农抑商”的国策。

嘉庆帝有这个勇气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初六，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一行七十五人出现在北京皇宫门口，等待嘉庆皇帝的召见。但是最终，他们没有见到这个传说中的皇帝，而是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著即发还。”

这是嘉庆皇帝给他们下的圣旨。在下这道圣旨前，嘉庆皇帝还怒气冲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毫无疑问，这句话与礼仪有关。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之后，嘉庆皇帝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英使进见时跪还是不跪，事关一个大国的尊严。而“天下共主”的自诩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显得突兀、滑稽，也显得相当苍凉。于是，阿美士德勋爵拂袖而去，再于是，帝国失去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机会。这实在是最后的失去，24年之后，悲壮的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西方两大文明的对抗最终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这是嘉庆帝的一个选择，说到底也是帝国的选择。帝国在关键时刻没有华丽转身，而是选择继续沉沦。关于这一点，费正清的看法可谓深刻：“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切似乎是嘉庆皇帝的错，一切其实也不都是他的错。早在二十三年前，乾隆也有傲慢和偏见的，这大概可以说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做出制度性的突破。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心灵安慰作用。它覆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帝王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整齐划一地规定他们的行动和心理路径。

所以接下来，嘉庆皇帝面对这样一些国情和现实能够安之若素：

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因为征剿白莲教，嘉庆四年前后的军需费用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仍有1800余万两未报销。

长期以来，嘉庆朝每年关税只有一百多万两，不到全国财政收入的2%。但是嘉庆皇帝并不想突破这个数字，而是严防死守，限令全国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

嘉庆皇帝鄙视西洋技术，包括农业技术的推广引进，以至于农产品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在嘉庆朝，南方产稻最富裕的江浙一带，年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的湖南长沙，年产也不过680多斤。

毫无疑问，嘉庆王朝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王朝，一切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个王朝里，离经叛道是可耻的，老成持重则是值得称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个重要指征则是满朝上皆是白发苍苍的官员。在相关的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学士王杰七十九岁退休；

大学士刘墉八十五岁死在任上；

大学士庆桂也是七十九岁退休；

……

帝国鲜见年轻官员，特别是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官员。嘉庆王朝最后只有这样一批白发苍苍的官员在朝堂上暮气沉沉地行走，和嘉庆皇帝共同构成了保守型的文化人格，从而让帝国往万劫不复的境地里沉沦。这是保守型文化人格所产生的破坏力，它宣布了帝国自我救赎从根子上的不可能。

嘉庆难题到底无人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