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十八年时间意味着什么呢？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55岁。在官场上郁郁不得志的他在这一年出走鲁国，开始了其“老来漂”的危险旅程。从55岁出走到73岁归寂，孔子生命中的最后十八年差不多都在行走中度过。这当然是意味深长的行走了，孔子一边行走一边宣道，将一个人与其坚守的信仰及其深陷其中的时代关系演绎得决绝而恩怨交集，令人唏嘘不已……

一切事其来有自。从孔子55岁上溯38年，在其17岁时，孔子对“礼”以及“礼制”产生了浓厚的钻研兴趣。他以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只有重塑礼的尊严，才能正本清源，让一切各得其所。当时的孔子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况味，他与这个时代的恩怨交集，都从这个时刻开始出发。正是这一想法以及从此想法出发的一系列行动，构成了他此后的全部人生。

从孔子55岁上溯20年，孔子35岁时，齐景王正在被一个命题焦灼着：国家这么大，形形色色的人这么多，究竟怎么治理才能走向繁荣富强呢？孔子伸出八个指头，意味深长地说了名垂青史的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的确是八字真经，因为在此后的两千年当中，此八字成了历朝历代龙椅中人驭人、治国的不二法宝。孔丘先生也因此八字被抬进神坛。

从孔子55岁上溯4年，孔子51岁时，他被任命为鲁国中都地方的行政长官，从而获得了一个实现其“以礼治国”政治实践的平台。鲁国人一夜醒来惊讶地发现，原来养、生、送、死都是有礼节的，天下事，大不过一个“礼”字，礼立了，人也就立了。他们盯着孔子的嘴巴，看见他吐出一句句新鲜的话语，从而知道了如下这些警句格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在有关君子与小人这些绕口令式的定义中，孔子的礼仪学习班规模越办越大，他甚至希望有人的地方就有礼仪——政权可以有更迭，礼仪当永世长存。孔子希望这个世界是和谐世界。

在接下来的齐鲁两国国君夹谷峰会中，孔子作为鲁定公出访团的重要成员，已位居鲁国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承担着护卫鲁定公安全的重要职责。事实上，这并不是个滑稽的安排，因为孔子除了脸型比较怪异外，身材还是猛男型的，身高近一米八，是为“长人”。鲁定公以为，孔子的官职与身体条件，可以保证他在出访期间的人身安全。

但孔子却以为，仅有这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礼。在这个世界上，有力可以赢得一时，有礼可以赢得一世。孔子决定和齐景公讲礼。当齐景公要求鲁定公遵守两国盟约的条款，如果齐国出兵打仗的话，作为同盟国的鲁国必须派出三百辆兵车相随，否则就是违约时，孔子一报还一报，他让齐国归还先前侵占的那些鲁国的土地，以实现双方平等、同盟的愿景。所谓礼尚往来，孔子将这个成语演绎得熠熠生辉，让齐景公无话好说，并最终退回了先前侵占的鲁国的土地。

这实在是一次礼的胜利，让礼仪的归礼仪，让暴力的归暴力。孔子在其知天命之年将人间之事处理得游刃有余，是谓尽人事知天命，展示了孔子作为男人成熟圆润的一面。

孔子生命中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桥段就是那个著名的“堕三都”事件了。“堕三都”是夹谷峰会后孔子再次以礼为矛与礼崩乐坏的世俗社会进行较量的一次尝试。所谓的“堕三都”就是拆毁三桓所建城堡，让国家重新归于大一统，归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八字真经。毫无疑问，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傻瓜都知道，孔子要拆的哪是三桓所建的城堡，他要拆的是人心和欲望。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所以三桓既是人名，更是政治。当时的政治现实是，三桓的一些家臣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孔子强行“堕三都”，其政治处境就变得微妙起来。

最终，城堡牢不可破，孔子所谓人间礼仪、天下秩序，终究在这顽固的城堡面前败下阵来，“堕三都”计划以失败告终。当然，一同败下阵来的还有孔子的理想。他的理想在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的冬天被历史佬儿撞了一下腰，宿命，给正处于人生巅峰期的孔子一个警告——这样的时代，有理想的人是可耻的，也是危险的。所谓理想，往往会在付出代价之后一无所得。一如他，孔子。

在宿命的阴影下，孔子开始首鼠两端，茫茫然不知所之，直到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鲁国郊祭。很多人都喜气洋洋，因为祭祀后他们都得到了祭肉。但是孔子没有。

孔子伤心了。他当然不是为一块微不足道的祭肉而伤心，而是为即将失去的政治舞台伤心。因为在这里，祭肉代表了鲁国政坛的潜规则：只有祭祀后得到祭肉的人，才有资格继续出任鲁国的官员。换言之，孔子被解雇了。

所以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的时候，孔子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该走路了。

他的漂泊生涯就此开始。这一年孔子已经55岁。在那个寿命普遍不长的年代，孔子的老来漂毫无疑问是一段危险的旅程。这危险不仅仅来自自然界，也不仅仅来自他的身体，还来自他的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冲突，或者说最主要的是来自他对这个世界秩序的不妥协以及隐藏其后的脉脉温情。孔子是要改造这个世界而不是破坏这个世界的，但世界却对他充满了敌意，对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充满敌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势必要裹挟一切人等、一切异端，而孔子，只不过是这个波涛汹涌世界上的一叶扁舟。一叶逆流而行的扁舟而已。

当然，孔子他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他的身边还有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弟子。

这是一批殉道者，这批殉道者为了那个遥远的乌托邦理想再现混乱的人间，一路进行着无望而又坚决的抵抗和说服。不错，礼仪世界在鲁国的实践是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理想的破灭。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担当才知进退，有激情才懂固守，这些人最终将自己走成了志同道合者。

应该说这些人放在世俗社会里，无论哪一个都是极其优秀的人才。孔子自己就不用说了，说说颜回吧，这个比孔子小三十岁的男人其父子两人都是孔子的学生，他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72门徒中的佼佼者。颜回的优秀品德有两个，一是忠，二是德。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忠心耿耿那叫一个至死不渝。事实上这不是对某一个人的忠诚，而是对信仰的忠诚。颜回和孔子一样，都打心眼里相信，人间大同，只在“礼仪”二字，而他们就是布道者，神圣的布道者，需要以生命打底的布道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体悟，颜回的德行就堪称一流了。这个家境贫寒的人一生安贫乐道，却时时刻刻体味着学道的愉悦和布道的幸福。可以说颜回和孔子是忘年交，也是人间知己，所以当颜回四十多岁去世的时候，孔子悲伤得那真叫一个痛何如哉。

子路则比较适合搞政治。这个后来在季氏家做过管家的人很有大局意识，在追随孔子后，子路具体执行了“堕三都”行动，一板一眼显得非常沉稳，后来在随孔子周游列国中，子路也是颇有官运，他客串卫国的蒲邑大夫三年，很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思。孔子后来评价子路说，蒲这个地方还是小了一点，要是把一个大国交给子路去管理，毫无疑问，结局只有四个字：国富民强。

子贡口才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间游说、用间，往往能出奇效。他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一条舌头说死吴国，从而改变了春秋末期各诸侯国间的战略格局。当然，子贡也适合做理财师，要放在现在，会是一颇有成就的理财大师。子贡善于经商之道，曾经在曹、鲁两国经商，富致千金，是孔子众弟子中的首富。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颇为欣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

孔子就是这样带着这帮人精出发了，第一个目的地是卫国，但是很显然，卫国国君卫灵公并不待见他。虽然卫灵公给了他年薪6万的待遇，可孔子缺乏的依旧是可以实现他理想的政治舞台。要命的是接下来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一个叫公孙余假的人24小时监督他，这让孔子觉得，卫国不是他的福地，而是其人生滑铁卢。在卫国待了10个月后，孔子带着他一帮满腹经纶的有才弟子们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逃离了这个小气的国家，准备到陈国去。

历史的无常经常就在于，先给你希望，再给你绝望。孔子最终没能走到陈国去，因为他的长相酷似阳虎，所以走到匡邑这个地方，孔子就被与阳虎有仇的匡人给拘禁了。这是一次令人提心吊胆的拘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失去联系五天五夜，后者担心孔子会一命呜呼，孔子却自信满满。他后来这样对弟子们解释说，周文王死了之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老天要是想灭亡这些文化，拿去好了，我也不会再掌握这些文化了，老天要是不灭亡这些文化，匡人也就不会把我怎样。

所谓天人合一的生动诠释，孔子以自身为例将它说了出来。这可以说是危险旅程中的小快乐，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之孔子版。

于是孔子们准备重新回到卫国。这又是一番颠沛流离，因为他们又被劫持了。这一次劫持孔子的是蒲人。被劫持似乎是流亡者的宿命，孔子的弟子们也概莫能外，他们在蒲城被公然叛乱的卫国贵族公叔戌所部关押，动弹不得。当然最后的谈判结果是，只要孔子师徒不到卫国都城帝丘去，他们就可放行。孔子答应了，却是“虚应”，因为在四分之一炷香之后，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行走在前往帝丘的小道上。子贡对一向重礼的孔子如此作为颇为不解，孔子却给他一个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所谓的礼是平等自愿的，被劫持者可以不讲礼。弟子们听了，茅塞顿开，原来礼也是讲究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呵呵。

孔子可以说是在一路走来一路现身说法。不错，列国没有他的政治舞台，但他却将这段旅程变成了他的政治舞台与演讲舞台。礼仪天下，礼是什么？是当下，是内心，是济世情怀，而不是拘泥小节。孔子一路走来，信手拈来，处处化腐朽为神奇，悠悠然便有大师气象存焉。

鲁哀公二年的盛夏，在卫国已经蹉跎了四年岁月的孔子怀揣理想打包上路，寻找他的下一个礼仪实验地——陈国。他边走边看，竟然看到了这个乱世欲望的最新表现：途经宋国时，宋司马桓魋正一本正经地打造巨型的石椁，希望自己可以永垂不朽。

孔子嘲笑了桓魋的永垂不朽，认为可以永垂不朽的是石椁而不是他桓魋。当然，这种嘲笑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桓魋很生气，孔子的后果很严重。就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若无其事地演练礼仪时，桓魋派人前来砸场了。桓魋以如此粗暴的举动警告孔子：祸从口出，礼仪更不能护身，一切丧家之犬都是没有尊严的。

这时的孔子还真是累累如丧家之犬。因为不仅桓魋这样说，郑国人也这样说。几天之后，受到桓魋袭击的孔子与他的弟子们不幸在郑国国都新郑走散，这个神情干枯的老人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新郑东门外等候弟子们前来认领。

没有人来认领他，来的都是围观者。对其遭遇抱有深切悲悯之情的围观者。这些新郑的围观者不明白这样一个老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家中安享晚年。孔子也无法向他们解释，他的悲苦与行走都是为他们做出的，他悲悯着他们的悲悯，深切着他们的深切，那是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啊。

只是这样的情怀无人能懂，除了追随他的那些弟子们。

子贡是在黄昏之时才找到孔子的。有一个比喻句子用得比较好的郑国人在此之前多嘴地对他说：发现新大陆了哥们。在东门那里站着一个人，嗨，额头像唐尧，后颈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落魄得像个丧家狗。呵呵！

这样的描述在孔子听来是很妥帖的。当子贡把这话转告给他之后，孔子自嘲说，可不，我就是一丧家狗啊。

鲁哀公三年，孔子六十岁了。所谓六十耳顺，听什么话都不刺耳，这是孔子的一个认识，但他自己也明白，别人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做了什么。

很多人都在做，围绕着孔子而做。比如陈湣公。这个小国国君听说孔子来了，住在陈国大夫司城贞子家，他就跑过来向孔子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但仅此而已，原因很简单：陈国是个小国，经不起孔子的改良实验。陈湣公拉着孔子的手，发自肺腑地说，咱不折腾，不折腾，好好活，好好活比什么都强啊。孔子听了，笑笑，六十耳顺，六十耳顺方可一笑……

当然希望永远是会有的，这一回的希望来自楚国，楚昭王。楚昭王听说他崇拜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孔子此刻就待在陈国无所事事时，马上就派人礼聘他来楚。同时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楚昭王还准备封给他700里的土地。一时间孔子炙手可热。

世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孔子的人生将迎来最大的拐点，但世事的无常就在于，意外是必然的。不出意外是不可能的。意外有两个。第一个来自楚国方面。楚国令尹子西认为，楚昭王脑子进水了，为自己培养了一个掘墓人。子西语重心长地抛给楚昭王一系列问题：

“大王派往各侯国的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的吗？”

“大王的左右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的吗？”

“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

“大王的各部主事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

楚昭王的回答都只有一个：没有。

子西更加语重心长了：大王啊，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孔子手里捧着的礼制啊。礼制是什么，那是洪水猛兽，是画地为牢。大王不妨想想看，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时，封号是子爵，土地跟男爵相等，方圆五十里。现在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申明周公旦、召公奭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如果任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年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作为只有百里之地的主，最终能统治天下。现在如果让孔丘拥有那七百里土地，再加上他那些有才能弟子的辅佐，这……这是要楚国的命啊。

楚昭王不吭声了。他这才明白，孔子手头貌似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有。只要祭出礼制的法宝，孔子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孔子是不能来的，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用的，再说得好听一点，是可以为万世师表送上神坛的，却不可轻易下来。人间将无孔子，人间永远有孔子。作为孔子的铁杆粉丝，楚昭王念及于此，那真叫一个潸然泪下和难与人言。

第二个意外来自孔子自身。他被困在陈、蔡之间的旷野地带不能够成行了。原来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后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出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上，前不靠村，后不着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接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事已至此，孔子几乎看到了自己人生的那些个谜底：他是个早生了五百年的人间异数，在这个不合时宜的乱世无望地奔走，以为目标就在“下一个”，以为永远会有“下一个”，却不知“下一个”和“上一个”大同小异，无甚生趣。就像这个时代，连阴谋都没有什么想象力，真是令人乏味至极。

孔子懒得再去一一过招了。

在出走14年后，这个68岁的老人重新回到了鲁国，鲁国是日新月异的，也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鲁哀公对他仍是敬而不用，孔子唯一能做的，就是著书立说。他是不想与当下对话和沟通了，他寄希望于后世，孔子开始整理六经，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述而不作，已然有大圣气象了。

公元前481年，孔子在修《春秋》时，有人向他报告说鲁哀公在鲁国西郊猎获了一只麒麟。这在孔子看来，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麒麟的出现，本应为“仁者之君”做天下太平的隐喻，而春秋纷乱，是麟不该出时。孔子为此掷笔而叹说：吾道穷矣！就此终止了《春秋》的编写；而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也因为麒麟的出现戛然而止。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80年，一个更加礼崩乐坏的时代——战国开始了。

第三年，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73岁的孔子惆怅地停止了呼吸。在他停止呼吸前七天，这个一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老人对前来拜见他的子贡说：“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见《史记·孔子世家》）意思是说泰山就要倒了！房梁就要塌了！哲人就要谢世了！说完，老泪纵横。孔子的这番话说得真是既自信又寂寞，仿佛给自己的人生下最后的注脚，令人听了，莫名惆怅。

孔子生命中最后的十八年，以他特立独行的行走和思考圈点了一个民族礼仪文明的最初底色，而孔子的努力也实实在在地在秦汉以降的这个国度得到了追认与尊崇——董仲舒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中华帝国长久的政治选择。

十八年春华秋实，孔子将它走成了永恒，走成了中华文明千年不易的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