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两个心事重重的男人茫茫然不知所之。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一次机会，从而改变历史的走向。这两个男人一个是45岁的董仲舒，另一个是23岁的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说他们俩心事重重，是因为他们此前的日子过得都不太顺。22岁以前，董仲舒只是老家广川郡（今河北省枣强县）的一个民办教师，虽然有些书呆子的嫌疑，“三年不窥园圃，乘马不知牝牡”，却很是敬业，教了不少学生的。六年前也就是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17岁的刘彻刚刚登基，下诏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诏对策。这是此二人的第一次遭遇。史载：董仲舒对策毕，武帝任其为江都相，事易王刘非于江都——江都在今天的江苏扬州市，董仲舒在这里成为一个藩王的手下幕僚。董仲舒的遭遇其实说明了两层意思。一是他的应诏对策不是很对刘彻胃口，以至于没有留在汉武帝身边加以重用，而是被打发到扬州去——显而易见，在刘彻眼里，当时的董仲舒“卑之无甚高论”，不是他想要的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属可有可无一类；二是为窦太后（汉文帝刘恒的皇后，汉景帝的母亲。刘彻上位前的最高掌权者）所欢喜的黄老之学仍为当时政坛的主流之见。刘彻作为未成年皇帝，不可能在窦太后健在时就开一家之言。所以即便要重用董仲舒，也有个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

其实意识形态总是和政治相联系的。建元元年（前140年）刘彻启用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此二人倾向儒学，便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开始建元新政。但建元新政很快就流产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政流产事件的冲突点在于是否议立明堂上。在古代，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教学、养老诸典均在此举行。赵、王二人请了他们的恩师申培出山来操作此事。这个在当时颇有名声的儒学巨子对古制非常精通，且极富说服力。在他的影响下，武帝下令“列侯皆就国，以礼为服制”，而矛盾冲突也就这样产生了——窦太后勃然大怒，以孝道问罪汉武帝，迫其废立明堂，下赵绾、王臧于狱，将窦婴、田蚡罢官。所谓议立明堂就是要废黄老之学，重新打造儒教影响。但这件事情办得仓促了些，刘彻刚上位根基未稳就要改旗易帜，谈何容易。

公元前135年，70岁的窦老太后与世长辞。刘彻终于迎来他改旗易帜的机会。从五年前议立明堂的尝试可以看出，“以儒治国”是刘彻一以贯之的选择。而且就人事而言，上文所述赵、王二人的恩师儒学大师申培就是不二人选，可惜的是申大师在公元前135年和窦老太后同年去世，不过此公追随者甚多，弟子中为博士者十余人，为大夫、郎、掌故者以百数。著名儒家弟子有周霸、夏宽、砀鲁、缪生、徐偃、庆忌等。董仲舒想在此时脱颖而出，几无可能；并且建元元年的遭遇也说明——就儒教代表人物而言，他董仲舒不是刘彻心目中的重要人选。

历史在这里似乎要惆怅地错过这两个男人的第二次遭遇了。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它总是曲径通幽、一唱三叹。两个男人的第二次遭遇在公元前134年宿命般地到来。这一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交了他的新儒学纲领。包括“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提倡君权神授；包括他首倡的“三纲五常”说。董仲舒认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由此他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服从关系和处世原则，为西汉以降两千年间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和行为模式提供基因图谱。当然董版儒教在当时最主要的功能是为汉武帝量身定做一套治国规范或者说执政指南。君权神授说明天子治国的合法性；“三纲五常”说从理论上论证了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是先秦儒学所不具备的。先秦儒学批判暴政，强调以德治国，并不重视秩序与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击败当时众多儒学高手脱颖而出，自有他的优势所在。

汉武帝由此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按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董仲舒作为国策的策划人，应该得到重用，但要命的是，不识时务的他以“天人感应”说为武器，对武帝政治提出很多批判性的意见，如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便殿发生两次火灾，董仲舒将此现象与《春秋》比照后，得出结论称“天灾若语陛下”，让他自我反省。董仲舒还专门写了一本叫《灾异之记》的书，时刻不忘给汉武帝挑刺。武帝当然不喜欢儒生们经常借天象以示警，跟自己对着干。由此董仲舒再次被冷落。而汉武帝也似乎对董版的儒教失去了兴趣。虽然国策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却偏偏重用百家人士。比如汉武帝重用黄老学派的代表汲黯为东海太守；宠幸擅长长短纵横术的主父偃，以及研习杂家学说的韩安国。主父偃因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一年内得以四次升官。至于熟谙法家思想的酷吏张汤、赵禹、杜周这些人，也靠刑名术得到汉武帝重用——史载他们“以深刻为九卿”，这个“深刻”不是认识深刻而是为官刻薄严苛的意思，这些都是法家中人的行政特点。

不妨这么说，董仲舒和汉武帝的遭遇其实是一个书生和政客的遭遇。书生或许也有一些心机，升级旧版儒教以投其所好，但很显然，政客汉武帝要的其实更多——外儒内法，甚至表儒实法。政客的手段和机心是书生董仲舒远不能提供或者说适应的。这一点正如后来的汉宣帝所一语道破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所以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合作，只能是一种表层或者说浅尝辄止的合作。在被冷落了差不多十年后，元朔四年（前125年），董仲舒被任命为胶西王刘端国相，遭遇一如当年事易王刘非于江都，并无多大改进，且4年后他就辞职回家，再也不为汉武帝所用。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去世了。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此时，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的提出已经过去了47年。在国策三五年一换的那些个年代，这个国策的近50年不动摇已然是个奇迹了。但谁都没想到，奇迹竟然在继续，并且一继续就继续了两千年左右。此后的帝国，不仅继承了董仲舒版的儒家学术，也心照不宣地继承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甚至表儒实法的治国理念。说到底，这两个男人的东西最后都留了下来，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性格和命运。而他们最初的那些遭遇和分合，放在历史大背景下看，其实都已无关紧要了。呵呵，历史总是这样的，不经意间雪泥鸿爪，往事不要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