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正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周作人兄弟为毕业后当一名水手还是考一个秀才开始首鼠两端。因为有消息传来，说科举将废。此前一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帝国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混乱不堪却又带着离愁别绪的会试。本来依常理，会试应在京师贡院进行，可京师贡院在庚子拳乱中毁于一旦，帝国将陋就简，把1904年的甲辰会试放在了开封。11866间房的考场，一人一间，将同等数量的考生在考场内关了三天三夜，吃喝拉撒睡全在其间，最后择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会试期间，一度传出不和谐音，发生了举子闹考事件，考生们怀疑主考官有贪贿之嫌，再加上考场舞弊成风，一些清白正直的考生认为自己利益受损，便群起抗争，还击打了考官，使得甲辰会试匆匆收场。

事实上不管是匆匆收场还是从容收场，甲辰会试注定将成为帝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当然世上事其来有自，绝响也不是突如其来的。早在四年前的夏秋之交，朝廷就已下诏命，称自明年（1902年）开始，乡试会试等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停止了武生童考试和武科乡会试。在该年，帝国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举动：整饬京师大学堂，将京师及各省的官学、书院等改为学堂。新式教育受到鼓励。不过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并没有卒废，全国性的大考还是按既定程序进行，考四书五经。这似乎给了数以百万计的士人们一丝安慰。

在民间，自甲午战败以来，一些人竞相鼓噪废除科举，康有为称，“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严复、梁启超等也有如是论调。尽管舆论造势凶猛，但只要官家不明文下发废除科举的诏令，士子们大抵还是心存希望的。

不过挨到1905年，这份宿命的诏令还是出台了。这一年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清廷颁布诏令：“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举行的科考，诏令的发布标志着丙午科的科举考试不再举行，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媒体对帝国如此具有革命性的举动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上海《时报》发文，赞此举“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同样是在上海的《万国公报》称：“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而英国《泰晤士报》的评价同样富有激情：“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经历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但是山西举人刘大鹏却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这些读书人的前途被阉割了。虽然清廷称要给“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可整个制度如斯，这些人的前途和对帝国的忠诚也就一文不值了，甚至谋生能力业已失去。作为类似他刘大鹏这样的读书人，仕途之路被封死后原本还可以选择开馆授课，可科举既废，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的开馆授课就变得毫无市场了。所以刘大鹏感慨：“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当然，刘大鹏式的感慨帝国也不是毫无察觉。1906年3月9日，政务处奏：“现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原奏保送优拔两途，定额无多，此外不免穷途之叹。”（见《光绪朝东华录》）御史叶芾棠也在一份奏折中指出科举废除后“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四民之首”已无生路可言，帝国还有生路吗？有鉴于此，御史胡思敬在随后不久主张恢复科举制度，以挽救危局。但是他的主张如石沉大海，在帝国决策层里得不到任何回响。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读书人的前途被阉割了，还在于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模式乃至于师资、校舍、教材、经费等这些形而下的问题均处于无序状态，并没有做到无缝对接。“各省学堂经费匮乏，无米可炊，力不能支，提学纷纷请款，而官力民力罗掘俱穷”，从而出现了“（书）院（学）堂两无，中西并失”的情况。

府州县学的停办，导致后科举时代大量的举人、生员、童生出路骤成问题，毫无疑问，周作人兄弟的首鼠两端是符合历史情境的首鼠两端。在这一点上，胡适的观察更加深邃一些。他选择了出洋美国留学，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胡适如是写道：“现在形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胡适判断今日“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因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当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有条件出洋留学的。正所谓“末世书生贱”。民国时期于右任就对冯玉祥感叹：“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而在宿命的1905年，从黄陂应征入伍的96名新兵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与以往白丁当兵的情况迥然不同。这再一次论证了“末世书生贱”。

无序当中酝酿有序。当底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完成阶层间有序流动的模式被阻断后，秀才们或选择留洋接触新思维，或当兵博新前程，可以说新秩序的打造已经呼之欲出。1906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的《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文记载：当时新式知识分子“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而《清皇朝续文献通考》也披露，辛亥革命前，“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新时代的到来真真不可遏止。从1905年科举废止，到6年后大清王朝终结，一个帝国的死亡路径其实是很简捷的。

事实上1905年之后，在全国36镇的编练队伍中，很多失意文人成为职业军官。若干年后，这些职业军官成了袁世凯保定军校、蒋介石黄埔军校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乱世中国的命运主宰者。差不多与此同时，那些因为科举废止被迫出国留学的新式文人，则很快成了同盟会员，成了共和政治中的精英分子。正是这些人决定了新的国运，以及新国民的个人命运。

在这个层面上看1905年的话，我们发现，它恰是一道门槛。门槛内外，风景宛如天地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