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在1546年去世之时，张居正才21岁。人生之旅徐徐展开。这两个几乎同世代的人物虽然各有建树，但后世对他们的评价显然大相径庭。一般认为，马丁·路德改变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他同时也改变了几乎整个西方文明，特别是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下，马丁·路德以宗教为外套的信仰改良运动实际上对民众起到了催化或者说启蒙作用。而张居正在后世的评价里则仅仅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下，有能力将皇权、阁权与宦权合三为一的张居正改革其实是体制内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改良运动。但这样一次不彻底的体制内自上而下政治和经济改良运动最终却未能挽救大明王朝的国运。在他死后62年，这个王朝就覆灭了。张居正改革谈不上对体制有所突破，更遑论对整个东方文明的改变。那么，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强人张居正为何功亏一篑？

事情还需从隆庆六年说起。这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去世，六月十日万历小皇帝登基。六天后，高拱的首辅一职被两宫皇太后罢免，张居正当日接任。不过具体到张居正个人而言，他还拥有一项权力——对万历小皇帝的教育权。张居正从隆庆六年（1572年）八月中旬开始，对万历小皇帝进行了漫长的帝王养成教育。表面上看，帝师张居正仅仅是对皇帝行使教育权，实际上在小皇帝成人或者是亲政之前，张居正这个帝王师是以相权代行皇权，从而登顶权力巅峰。

张居正此举，其实是一种模式的成功。这个模式是指万历照准张居正的票拟，冯保对张居正的票拟进行批红，如此，皇权、阁权与宦权合三为一，但中间真正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是以张居正为首辅的阁权。张居正改革雷声大，雨点其实也不小。他大力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清丈田亩，整顿驿递等。这其中考成法的推行是重中之重。张居正之所以要推考成法，是因为在万历初年，行政效率低下，官员人浮于事现象普遍。红头文件（诏令）下到部院，也仅仅在纸上落实了事。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3《明初吏治》记载，“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推诿搪塞一时成风。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推“考成法”，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成法”主要内容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逐级纠查，将工作落到实处。万历三年（1575年），内阁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其中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1576年），山东计有17名、河南2名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总之张居正变法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在体制内如此大动干戈，其组织人事整合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清丈田亩也是张居正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说大明王朝主要的经营性收入来自土地征税。明初可征税土地有八百五十万顷，到宣德以后只剩下四百二十余万顷。这直接导致朝廷入不敷出。万历初年，国库每年仅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则高达四百余万两。为了增收节支，清丈田亩就成了张居正改革一个绕不过去的举措。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丈量全国土地。经过这次清丈，全国土地较以前增加了三百余万顷，达到了七百余万顷。朝廷的家底差不多增加了一半。而张居正随后推出的一条鞭法规定按田地多少征收赋役，使政府从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手中增加税收，这就有效扭转了由于土地兼并、豪强瞒漏，大量徭役负担转嫁到贫户之不公正现象，缓解了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

而张居正整顿驿递也打击了体制内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同样缓解了矛盾冲突。驿站是明代的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明初时对驿道之使用有严格的规定，非军国大事，不能随便使用，但到了万历朝时，官员无论公事、私事，都走驿站，还带大量随从，沿路百般索要，给民生造成很大负担。张居正改革就包括裁驿站，去冗员，节省财政开支。他抓住孔尚贤这个反面典型，严肃处理违法违纪官员。

应该说张居正的体制内改革在最初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首先是财政收入扭亏为盈。一条鞭法实施后，财政收入从每年亏损200万多两白银转为节余300万两左右。另外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这和改革前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另外张居正变法期间力推“考成法”，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裁革冗官约一万人，大大提高了万历官场的活力和效率。

但体制内改革终究存在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在没有制度突破的背景下，强人政治会随着人事动荡很快出现反复，改革成果瞬间凋零。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十九日，万历大婚，这预示他具备亲政资格。此后张居正改革进入微妙处境。四年之后也就是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至此，一场从外围入手，历时两年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层次感极强的大清算呼之欲出。它的核心目标直指张居正，组织策划人正是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下令抄没张居正的家，并削其生前官秩，夺其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告示天下。正所谓人亡政息，除一条鞭法外，身为首辅的张四维上位后力反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导致兼并土地的情况重又盛行，朝廷财政收入大为降低；考成法半途而废，大批冗官复职，政令不通，官员多懈怠的情形再现，朝廷行政效率复又走低。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大清算也使得晚明的内阁首辅个个选择明哲保身，不再有变革之念。另一方面，言官、宦官、阁臣为自身利益相互攻讦，党争不已。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国本之争”，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丁亥京察之争”，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三王并封”和“癸巳京察之争”都是张居正改革失败为此付出的代价，而万历无力掌控如此纷乱局面，自己首先罢工，长期不出来视事。大明王朝失去了一次重振的机会。万历以降，魏忠贤等宦官渐渐出位，木匠皇帝熹宗又不务正业，明王朝前景更是黯淡。最后一任皇帝崇祯虽然励精图治，奈何积重难返，17年后，大明王朝就呜呼哀哉了。张居正的改革终未能有大突破、大持久，也就未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从而既不能改变大明国运，也不能给后世国人带来意外惊喜。而就其个人评价而言，很显然他也不能与几乎同世代的马丁·路德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