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一支船队浩浩荡荡地在明帝国以东的大洋上漂荡，34岁的宦官郑和成了这支船队的总负责人。如果我们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看这次出使西洋之举，其实颇有不合情理之处。因为自大明建国三年后的1371年宣布海禁令开始，帝国在此前一年设置的“三市舶司”衙门被废除。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有新皇帝上台之时，海禁令就被重申一次。1404年也就是永乐二年，朱棣还特意宣布海禁令在本朝也将严格执行。但是仅仅一年之后，海禁令就被朱棣自己推翻了——一场历时26年，史上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之所以称其为轰轰烈烈，是因为规模的空前绝后。我们拿它在人类远洋航海史上的分量来说事——继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才启航；92年后，达·伽马才启航；116年后，麦哲伦才启航。郑和船队拥有的船只数量超过两百艘，哥伦布船队则只拥有帆船3艘，达·伽马的4艘，麦哲伦的5艘。郑和船队总人数达27000多人，哥伦布船队只有船员88人，达·伽马的160人，麦哲伦的270人。郑和船队中二千料海船的排水量约为1000余吨，哥伦布船队最大那艘船的排水量不足250吨，达·伽马的120吨，麦哲伦的130吨。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但是收获的成果呢？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船队“大有斩获”，他们在非洲东岸第一次发现了长颈鹿。当然这样的斩获准确地说是属于朱棣的，长颈鹿被他视作神兽“麒麟”，作为永乐王朝威德远播、万邦臣服的明证而存在。朱棣在奉天门举行仪式亲迎这只祥瑞的到来。但1431年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帝国便再次重申海禁令，而且间隔的时间很短暂。史料记载：在随后近30年时间里，帝国五次重申海禁令，时间分别是1431年、1433年、1449年、1452年、1459年。如果我们在这些背景下看郑和七下西洋之举，它似乎存有不足与外人道的难言之隐。《广志绎》卷一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国库里拿出去七百余万两银子，过了十年，只剩百余万回来。这说明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耗银达六百万两之巨，回收的却只是类似长颈鹿等等不值钱的东西，当然还有万邦来朝。

由此，帝国陷入困境，似乎连接待都成问题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上疏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见《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由于郑和下西洋不断带回各国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本国都有“接待疲劳”了。事实上朱棣自己也知道国库快撑不住了，早在郑和第一次出发下西洋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朱棣便无奈地宣布：从今往后，农民在农闲季节服徭役三十天、工匠服徭役三个月一律延长至六个月，以贴补国用。

郑和六下西洋之后，在朝中舆论压力下，朱棣黯然宣布“往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这个所谓的“暂行停止”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此后继位的仁宗更是深明事理，不干这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他下诏曰：“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郑和终于“下岗”了。尽管到了1447年，一时心血来潮的明宪宗想再下西洋，但兵部刘大夏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从此，下西洋的“壮举”成为这个帝国的绝响，再无余音产生。

与此相反，在15世纪的海面上，哥伦布们也在出游，只是他们发现的东西与朱棣所渴望的东西大相径庭。哥伦布意外“发现”美洲大陆，欧洲文明第一次碰撞了美洲文明，从而世界历史的走向和洲际文明间融合与洗礼的进程大大提速；麦哲伦环行地球为西方人提供了视野学上的贡献，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在全球开始传播和发展，在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的拓展上居功至伟；达·伽马的贡献则突出在市场意义上，由于他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所以葡萄牙开始控制印度洋，为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上位抢占先机，并且达·伽马在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经折算竟然达到他整个远征费用的60倍！这样的远航应该说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开拓了全球海洋贸易的市场空间。尽管郑和下西洋也带回了世界各地的土特产，比如他第六次出使西洋，船队所采购的物品有：重二钱左右的大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数株，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金钱豹、驼鸡、白鸠等，但这些物品的价值只在于满足朱棣臣服万邦的虚荣心而已，一如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象征意义多于经济价值。

由是看来，郑和的船队与其说是一支大型船队，倒不如说是永乐帝国的微观世界，近三万人的小社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移动的方式免费向沿途各国表演一出出活报剧，以输出永乐王朝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己任。这样的浩浩荡荡貌似不朽，可以传之后世，却很快偃旗息鼓，悄无声息——的确，历史曾经如此意味深长地给朱棣提供了一个可能，让他睁眼看世界，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正在变化中的世界，以便突破墨守成规的帝国和他自己，但朱棣却只对世界做了一次自上而下的俯瞰，而后匆匆归去——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就此走向南辕北辙，断层的出现变得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很快走向工业革命，他们的远洋船上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但是明帝国在海禁国策的限制下，舰船的制式越来越小，并限制使用双桅，规定载重不得超过500石。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帝国规定不许打造双桅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在“开禁”时又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帝国虽然允许打造双榄船，却又规定“只能就地巡查，不能放洋远出”。而此时欧洲已经制造出著名的飞箭式多桅大型远洋快速帆船遨游世界了。

东西方文明和观世视野终于渐行渐远。而那个叫朱棣的著名皇帝则被供奉在庙堂之上，固化成一个牌位和传说，不食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