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当29岁的解缙被贬为河州卫吏时,他不知道,自己从南京千里迢迢抵达大西北的甘肃河州,不仅仅是一个明朝官员仕途失意的个案,从文化角度来考察,其实也是中原儒家文明对这个有着“河湟重镇”之称的历史名郡一次不期而遇的观照或者说洗礼。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是个动荡不安的年头。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逝世,皇太孙朱允炆即帝位。正在江西吉水老家闭门思过的解缙闻讯,急匆匆进京吊丧。这个帝国问题官员突如其来的举动毫无疑问让新帝有些难堪。因为就在八年之前,因解缙在仕途上急躁冒进,帝国高层们纷纷在朱元璋面前告他的状,朱这才让其回吉水闭门思过。或许朱元璋想用十年时间,让解缙学会修身养性,少安毋躁。但这一回,十年时间未满,解缙就私自返京。曾经受其攻击的御史袁泰乘机向新帝进谗言,终于导致解缙被外放到西北边地做一名小官,由此,解缙命中注定要遭遇河州。
毫无疑问,当时的河州显然藐视了解缙的抵达。解缙初到河州的心情,在他写的一首诗里泄露无遗:“陇树秦云万里秋,思亲独上镇边楼,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镇边楼”,即河州城北城楼,因城楼北檐挂有“镇边”的匾额,故称“镇边楼”。这首诗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个江南才子乍离故土,遭遇西北边地如此粗犷无边的塞外景致,一时间心理不适所产生的恐惧与抱怨。河州与江南到底有多远啊,几年时间都看不见南来飞雁,说明雁子飞断翅膀也到不了这里,细究起来,这地方真可谓天尽头了。
其实,解缙不知道,与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相比,河州又大气得可以。它是大禹治水的极地。《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河州曾几度被洪水冲刷,但多少次推倒重建,依旧将自己站成了河湟重镇。仿佛它要告诉世界,有梦的地方就有家园。而历史人物大禹等人的足迹,也因了这种信念,遍布在这块七千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与鲜有战事、繁花似锦的江南相比,河州又似个争强好胜、从不服输的汉子,雄性地存在于西北边地。它既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也是连接中原与西域文明的一大驿站。应该说河州是豪迈的,也是包容的。曾是丝绸之路上的“茶马互市”,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农区与牧区、中原与诸蕃之间,不同区域人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在这里并行不悖。当解缙静下心来时发现,他在河州所目击和体察到的,实在是其江南故土所给予不了的,也是他在南京这个纯政治都城从未接触过的。
解缙开始尝试接纳这块土地了。他的诗,从惆怅、抱怨,慢慢转向欣赏、喜爱。他在描写河州名胜古迹冰灵寺一诗写道:“冰灵寺上山如削,柏树龙盘点翠微。况有冰桥最奇绝,银虹一道似天梯。”这样的风景,实在是温婉的江南看不到的。解缙描述它时,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宁城河》一诗更进一步,解缙几乎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豪迈地向世人推介河州宁城河的奇绝之处:“宁河城头百丈涌,泻下通明五色虹,若到关前应驻马,下瓢一饮醉春风。”此诗最后一句可以说是情景交融。醉春风者,真的就是那个曾经抱怨“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的解缙解大学士吗?河州这个千年古城的魅力终于让解缙接纳了这块土地。
其实,风景的接纳还是浅层次的,人文或者说文化的接纳和沟通才是解缙与河州在文化地理上亲密接触的重要指征。河州虽然曾是黄河文化的早期发祥地之一,享有西部“旱码头”之美誉,但是出自中原的儒家文明,却似南飞雁一般,罕有到达。解缙来河州之前,此地从未有进士诞生。经济落后是一方面,没有高层次的儒家文明使者来此地洗礼、启迪是另一方面。虽然在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曾下令设置河州儒学,延请儒师5名、廪膳生40名,试图让儒家文明在此地生根、开花、结果,但到底没有层次如解缙之流者参与,文明的传播就显得不那么到位。解缙在河州时,不仅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书法也广为留存。解缙咏镇边楼“真个河州天尽头”名句一出,后来和韵者数不胜数。镇边楼也因此成了河州的一张人文名片,随着解缙诗作的广泛流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另外关于解缙书法,《河州志》记载:“有得其(解缙)片纸只字者藏以为珍玩,河西士大夫赞不绝口。”这也是一种文化传播。
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开始以这样一种具象的方式在河州被仿效,或者说被推崇了。如果不是解缙春风化雨,河州可能依然还是帝国的边地,没有多少人文气息。但进士就是在这块绝无可能出现的土壤上产生了。这一方面是解缙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该说也是河州这个城市的凤凰涅槃。现在想来,它实在是一个曾经有着古黄河文明的千年古镇孤注一掷、探源儒家文明的极致努力。没有繁华京都显宦人家的那些权力推手可以暗中运作,也没有书香门第代代相传的四书五经及浩瀚典籍可资借鉴,就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补的普通城镇,在一块天高皇帝远的文化沙漠上,数百年间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其目的就是想看一看文明之光究竟能有多灿烂,一个帝国边缘的城镇读书人从底层跻身高层的努力究竟可以走多远。而数百年的似水光阴也耐着性子将谜底缓缓揭开——一个个河州进士在十年寒窗甚至数十年寒窗后得以高中,终于回乡收拾行囊,拍拍身上来自河州山坡上的泥土,踌躇满志地走进京都,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最终也将“河州”两个字走成了传奇。
在解缙离开河州十数年后,河州终于产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王弘。此后在明代,河州共产生进士6名,清代共产生进士5名。或许从功利的角度来解读河州进士的数量并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河州进士们传承的不仅仅是儒家文明,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以文明的名义出走,最终在更大的舞台上参与甚至影响历史的进程。河州依然是河州,但从河州走出的人,第一次具有了人文的身份和重量。不再是底层草民,而是可以发声、议政,有了家国情怀。王弘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中举人,永乐十六年(1418年)中进士。作为河州第一进士,王弘当的起一个“义”字。正统年间,大太监王振及其党羽胡作非为,王振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在大庭广众之下厉声斥责朝臣。朝臣们敢怒而不敢言,是王弘奋臂而起,揪住马顺头发,“斥其罪,啮其面”,一时间名震朝野。后瓦剌军挟持英宗逼近京师,主和派准备弃城而逃,百官也准备作鸟兽散,同样还是王弘站出来据理力争,劝谏郕王即位(史为代宗),改国号景泰元年,稳定了朝局,也稳定了人心。究其实,王弘的所作所为背负的其实是河州形象,敢担当,敢发声,敢负责。而河州的城市性格也正是如此。硬朗,不屈服,更不随波逐流;河州人朱家仕是进士朱绅的五世孙,他在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后政绩卓然,升山西朔州道转大同兵备道加分巡副使。李自成进攻大同时,朱家仕更换朝服,怀抱敕印,投井而死,当得起一个“忠”字。河州人马福禄光绪六年(1880年)中武进士,留京侍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调马福禄驻防山海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马福禄参与抗击八国联军。8月初列强集结2万重兵,向北京进攻。马福禄奉命守正阳门,后以身殉国。清廷追封他为“振威将军”,是为忠义之士。
的确,河州进士们自从走出河州,便与时局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此看来,河州已不仅仅是帝国边城,它不知不觉间俨然成了历史演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与这个国家与有荣焉。在这个意义上说,河州其实也是人文河州。虽然始终蜷缩、蜗居在西北甘肃一隅,却毫无疑问有了天下视野。
还是回到解缙。某种意义上,解缙成全了河州,但其实,河州也在另外的层面上成全了解缙。这是河州的投桃报李。作为一个诗人,解缙被贬河州之前写的诗大多是年少轻狂的意气之作,虽然激情洋溢,却少了苦难生活的磨砺,更无西北边地苍凉、厚重之感。来河州后,解缙诗风为之大变。像“长城只自临洮起,此去临洮又数程。秦地山河无积石,至今花树似咸城”(《河州》),又如“积石唐家节度城,吐蕃羌帽帐纵横。而今河水清无底,时有行人月下游”(《无题》),那种洋溢在诗里诗外的时空沧桑感是此前解缙诗作里从未有过的。河州,给了解缙诗歌以第二次生命;另外,在为人处世上,河州岁月也教会了解缙一种沉稳、大气的处世风格。他后来被建文皇帝召回京城后,在翰林待诏的两年时间里,不再像以往那样牢骚满腹,而是学会了等待与独处,明白了花开花落、月圆月缺都是需要时机的。重要的,是要有担当,懂得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是解缙的河州收获。
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朱棣登基后,擢升解缙进文渊阁参预机务,不久,又迁为翰林侍读学士,令其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等。由于解缙的成熟稳重和特殊重要性,成祖曾公开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永乐二年(1404年),解缙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他终于完全走过了朱元璋时代的仕途危旅,而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河州这个历史名郡对他的成全。
当解缙遭遇河州,当河州遭遇解缙,他们终于相互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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