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代的官员张廷玉深谙中庸之道。他一生信奉的人生格言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凡事注重细节，少说多做。每次蒙皇上召对，此公从不泄露所谈内容，也不留片稿于家中。张业务纯熟，慎始敬终，“有古大臣风”。帝国正县级以上官员的履历他无不知晓，甚至县衙门里胥吏的名字他也随口道来。雍正十一年（1733年），他的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闻知后不是心花怒放，反而“惊惧失措”，立刻求见雍正，“免冠叩首”，认为自己儿子还年轻，登上一甲三名，是祸不是福，恳请将其改为二甲一名。其言辞恳切，让皇帝颇为动容。

其实，张廷玉的中庸之道还体现在不做大事，专做小事上。虽然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张从不揽功。有人因此误解他，称“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但皇帝却很喜欢这样的性格。张廷玉有一次生病数日，痊愈后回去上班，雍正皇帝很高兴地告诉身边近侍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一些大臣以为是皇帝龙体欠安，争相前来问安，雍正却对他们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张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雍正视张廷玉如股肱，要事秘事就专门交代他去办理。雍正事后对他人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为了防止张廷玉因为经济原因不小心犯错误，雍正专门对他实施高薪养廉。经常赏其万两白银，甚至将一个本银三万五千两颇具规模的当铺赏给张廷玉去经营，以为捞外快之用。对于皇帝的格外恩赐，张廷玉诚惶诚恐，不敢接受。雍正就反问他：“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逼他接受。

应该说作为仕途中人，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张廷玉做得算是如鱼得水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对他恩爱有加。康熙令他入直南书房，提拔他做副部级的礼部侍郎。雍正更是对张廷玉赏识有加，提拔他做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张廷玉有次回家省亲，雍正写信给他：“朕即位11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这份情感，已经远超君臣关系了。至于乾隆，也对张廷玉尊敬有加，特封他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乾隆甚至在一首诗中把张廷玉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和宋朝名臣文彦博与吕端，将其奉为汉臣之首，对他可谓推崇备至。

这其实是中庸——中国式生存哲学带来的好处。但古代官员中也有不懂中庸之道，最后栽了大跟头的。比如苏轼。嘉祐六年（1061年），24岁的苏轼官居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陕西省凤翔市的市长助理。年仅24岁的他做了市长助理，前景一片看好，可文人出身的苏轼因为个性奇崛、我行我素，注定了其在仕途上的波澜起伏。在凤翔府判官任上，苏轼与顶头上司陈希亮不对付。陈希亮在他写的公文上涂涂改改，苏轼心里老大不舒服，并且这不舒服很快表现在了脸上；陈希亮为官冷峻，颇有架子，每次接见下属时总是姗姗来迟，苏轼作诗讽刺：“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这诗传到陈希亮的耳朵里，苏轼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但是作为文人，苏轼又不懂得危机公关。他不参加陈希亮主持的宴请，甚至违背官场惯例，中元节也不出席秋季官方仪典，后被罚红铜八斤。一般人到了这个程度，自然明白官场潜规则，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跟上司对着干是没好果子吃的，但苏轼还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陈希亮在其官舍后面造了一座凌虚台，很有追望终南山的意思，他觉得苏轼文笔好，请其作记。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补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但苏轼却在他写的《凌虚台记》中冷嘲热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苏轼写道：“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露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凌虚台刚刚建成，苏轼就悲观地预言有朝一日它将成为“荒草野田”。这还不算，苏轼嘲弄了“凌虚台”这个物，还要由物及人——“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意思是你陈希亮也别老是趾高气扬的，以为一辈子春风得意。小心，别在将来某一天栽了跟头……毫无疑问，苏轼这样的文人性格是不可能在凤翔官场再待下去了。

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年底的时候，29岁的苏轼被罢凤翔任，回朝廷等候安排。第二年正月，苏轼还朝，判登闻鼓院，直史馆，做一个历史研究员去了。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苏轼被任命为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州，算是坐上了市长的位置。但紧接着苏轼在他的《湖州谢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语难逃冷嘲热讽之嫌。由此，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苏轼在湖州任职还不到三个月时间就被逮捕了，20天后押往御史台监狱。又二日，正式审讯。苏轼被贬往黄州，做一个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人武部副部长。却是没权，不能签署公文；而且不准擅离该地区，颇有看管起来的性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作为一个标签式的人物，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中不断浮沉，但偏偏作为一个文人，其书生意气与派系倾轧的冲突显得无比激烈，令人几乎惨不忍睹……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往常州的船上，苏轼病倒，一个月后就病逝于孙氏宅院，终年六十五岁。临终前苏轼遗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为一生感悟。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意思是“执两用中”。“中庸”之本意是指处理问题时不走极端，而是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但作为中国式生存哲学之一种，“中庸”在国人数千年的演绎或者说实践下显然有了另外的意味。韬光养晦、谨小慎微、不做出头鸟的处世哲学往往有大回报，而张扬高烈、有所作为的开放式人格最后多以悲剧收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后裔子思，他或许没想到，自己本无心机的人生领悟竟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功利性地心领神会并参照执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逐渐走向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张廷玉式人物走红，苏轼式人物式微。由此，多少命运与国运在悄然间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