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真一生当中，最难以决断的时刻当是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的那个春天。征南将军廖永忠招降书中的每一个汉字，如同悬在头顶上的利剑，让他坐卧不宁，不寒而栗。一念之差，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安危，而且牵连到岭南百姓的生死。

危如累卵的时局，在汤开建教授的笔下，化成了风声鹤唳的文字：“朱元璋已即皇帝位，明兴元亡，已成定局。廖永忠屯兵潮州，陆仲亨自赣而下，明朝两路大军直逼广东。如若率军抵抗，带来的只可能是祸国殃民的残酷战争，如不抵抗，他则将成为叛元降明的‘贰臣’……”

我在汤开建教授的史学论文《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何真家族》中读到了武侠小说的惊险和悬念，我为乡贤何真命运的设想超越了替古人担忧的文学情结。最终，我在明朝张二果、曾起莘的《崇祯东莞县志》中找到准确的答案。何真用《上廖平章书》表明了一地豪强的低头和屈服：

区区乃广海布衣之士，学识荒疏，不达时机，遭逢乱世，无自存身，强出头地，聚兵聚士，徒保乡邑而已，岂意前元赐爵，位于二品，为人臣之道，未尝不以忠节为先。岂期天不祐元，遂使君臣颠倒，中原瓦解，南土弛崩，信乎天授，非人力也。顾我广东撮土，尚复谁争，况山河社稷，不过终归明主，阁下明示，钱氏归宋之事，河水为誓之语，此乃顺天保民，理所当然，安敢以烦重誓，然后方奠受命为乎？伏惟阁下以生灵为念，戒师善临，抚而慰之，俾民举手加额，感王师之德，则区区虽失臣节，以救生灵足矣。

在“前元”“明主”“王师”等名词的背后，后人看到了一面投降的白旗，元朝大臣何真，用“虽失臣节，以救生灵”的理由，做了那面白旗的旗杆。

我想象荣禄大夫、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右丞何真的心里，此刻一定落满了冰雪。“江山”“社稷”，这些比山更重的汉字，一一在他心里崩塌。

一

时光倒退二十多年，何真还是一个河源县务副使。由于“河源县务”这个定语的限制，使得“副史”这个官职便无足轻重，难入流品。有关何真青年时期的经历，《明史·何真传》用非常简洁的语言一笔带过：“元至正初，为河源县务副使，轻淡水盐场管勾，弃官归。”

遍翻《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等权威工具书，均无“县务副使”这个官职的辞条。倒是百度百科，有对“管勾”的解释。在搜索引擎的指引下，后人看到的何真，只是淡水盐场一个承发宰辅文书的小吏。在后人的文章中，元至正初年（1341年）何真出任的河源县务副使和淡水盐场管勾，只是一个执掌衙门公务的小官。

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没有何真在河源县务副使和淡水盐场管勾任职期中的官场记录，兴衰荣辱，后人无从得知，倒是所有的研究，都用弃官回乡，做了何真人生的一个选择和转折。

何真进入官场之时，强大到用“世界之鞭”“人类之王”“旷古无比”“横扫六合”等极端大词修辞的大元帝国，正在日落西山，马背上的强弩，已经不能穿透轻薄的鲁缟。一个王朝的崩溃，总是可以看到不祥的先兆。

《元史·顺帝纪》中，遍地都是造反的文字：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反，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命指挥狗札里、江西省左丞沙的讨之。

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为乱。

《元史·顺帝纪》中的广州和惠州，都是东莞的近邻，鸡犬之声相闻的水土，不可能独立为世外桃源。广州惠州的乱世，摧毁了东莞的太平。东莞乡民唐道明起兵响应，数月之间，便聚众数万。让元朝雪上加霜的是，至正三年（1343年），东莞主簿张云龙又率兵反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中原地区反元大起义的强劲春风吹绿了近海的岭南，各种武装势力春笋般拔节，呼啸生长。王仲刚、黄常在惠州起兵，卢实善、邵宗愚在南海举旗，何真的家乡东莞，更是风起云涌，强豪割据。除了王成占据了石冈、福隆、石涌、横沥、龙眼冈、龙湖头、茶山、水南等处之外，《庐江郡何氏家记》中还有更详细的记载：

李确据靖康场，文仲举据归德场，吴彦明据东莞场，郑润卿据西乡、黄田，杨润德据水心镇，梁国瑞据官田，刘星卿据竹山下、萍湖，萧汉明据盐田，黎敏德据九江、水崩江，黄时举据江边，封微之据枫涌、寮步，梁志大据板石、老洋坪、栢地、黄漕，袁克宽据温塘，陈仲玉据吴园，陈子用据新塘，王惠卿据厚街，张祥卿据篁村，张伯宁男张黎昌据万家租、小享（亭），曹任拙据湛莱。

《庐江郡何氏家记》中的那些地名，都带着元朝的古意。比如靖康场、归德场、九江、水崩江、枫涌、板石、老洋坪、柏地、黄漕、吴园、万家租、湛莱等，让一个21世纪的东莞人迷失了方向。我去请教穷经皓首的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先生，在他那栋简朴充满了古籍书香味的自力斋中找到了与时代相对应的地名。当我在2465平方公里的东莞地图上一一找到那些元朝的地名，用刀剑弓弩标志出那些豪强的城堡之后，惊叹与疑问成了一个21世纪的写作者对元末东莞乱世的不解。

东莞的前生名为“东官”，这是晋成帝咸和元年的命名，一千六百多年来，东莞隶属变更，与多个地方分合，疆域变化频繁，但“元以邑隶广州路总管府（定为中县），洪武初改总管府，曰广州府，仍以邑隶之。立编户一百八十三里”。

《崇祯东莞县志》白纸黑字的记载中，何真时代的东莞，虽然面积大过如今的版图，但毕竟是一县之域，竟然涌现大大小小二十多股武装割据势力。东莞身上的破碎和疼痛，一千六百多年后的子孙依然感觉得到。在我的想象中，元末明初时期的东莞，犹如一个感染了疱疹的患者，他腰间的病毒，以恶疮的形式，攻城略地，猖狂蔓延。那些自立为王的武装势力，虽然互无统属，却为了地盘而相互争战。在众多的割据势力中，王成和陈仲玉的名气最大，势力最强。他们的角力争据，在史料中留下了“贪暴肆敛，民不堪命”“攻掠县治，居民流散”的恐怖记录。在民间传说中，疱疹被“蛇缠腰”的俗名取代，英雄好汉，只要让疱疹蔓延成围腰之势，必将一命难保。何真那个时代的武装割据，正如东莞腰间的恶疮，一旦形成蛇阵，一县之地，必将被战火焚为灰烬。

淡水盐场管勾何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衙门，回到了他的家乡东莞。

二

何真，绝对是元末明初的枭雄。

何真那个时代，冷兵器和马匹还是战场上的主角，没有影像工具能够留下何真的音容和相貌。我只是在《明史》中找到了关于一个好汉的相貌描述：“少英伟，好书剑。”古人对于人物的描述遵从客观原则，不夸张，不虚饰，惜墨如金。相似的描述还出自明朝何乔远的《名山藏》：“好儒，善击剑。”即使带有情感亲缘色彩的《庐江郡何氏家记》，对于何真的介绍也没有“高、大、全”：

祖母贤，教子义方，吾父（何真）未冠时，好驰马试剑，祖母论曰：治平之世，不事诗书，图竖门风，顾弓马是尚。且汝父说汝命起家，今苕此得不孤汝父之言。父闻名，即肄业。

何真的“英伟”，已无图像可鉴，倒是“书剑”，研究者有令人信服的文字记载。何真的喜剑，从好书开始。我在黄脆的史料中，找到了一些人名：孙蕡、黄观澜、林齐汉。六百多年的漫长时光，埋没了这些人名的真实面目，但是后人依然在史料中找到他们的真实身份。孙蕡是被人称为“岭表儒宗”的南园诗社领袖，黄观澜、林齐汉则是与孙蕡声名并列的“郡儒”。何真人生初始，即与这些名儒交游深笃，近朱者赤的熏染不可避免地让自己进入了儒的行列。何真后来的人生，印证了他的好书并非叶公好龙。何真起兵之后，网络与重用了一批人才，除了孙蕡之外，王佐、刘三吾、伯颜子中、张智等人，都是他倚重与深信的左膀右臂。史料称：王佐为南园五子之一，其人“才思雄浑”，“为名流所重”；伯颜子中，西域人，随其祖入居江西，时为龙兴路东湖书院山长，其人“学行醇正”，被称为江右名士；刘三吾，“博学善属文”，明初为朱明王朝制定礼部典章的“宿儒”；张智，福建顺昌人，其人“才识卓异”，入明为礼部右侍郎。所以，汤开建教授认为：“僻处岭南之何真，其幕府能延揽如此众多的宿儒名士，足证何真重文好儒之名为不虚。”

何真的读书好儒，也许和他近儒结交名士的影响有关，然而习武，却是家族的氛围和传统所致。何真少年时便“好驰马试剑”，喜甲胄兵戈。在何真的影响下，何氏家庭习武成风，男儿奋勇争先。孙蕡《送何三元帅北上》诗，从何富的角度折射了一个家族的风习：何郎昔年十六七，明珠虎符光照室，锦臂苍鹰掣青云，青丝白马嘶晴日。在《庐江郡何氏家记》的记载中，何真之弟何迪，堂弟何元忠、何宗茂、何汉贤，其子何荣、何华、何富、何贵和义子张文可及母舅廖允忠均好武尚勇，均是能征善战的勇将。

一个淡水盐场的管勾，回到家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一个占地称侠的豪强，看到了何真胸中保境安民的抱负，王成、文仲举，郑润卿、吴彦明、黎敏德、梁国瑞、孙德贤以及惠州的王仲刚、黄常等拥兵称雄的强人，虽有豺狼的眼光，却无法看到林中的虎豹。

我猜想，何真回到家乡的时候，并没有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他的身后，更没有一支虎狼之师。支撑一个人保境安民剪除强豪雄心的，仅仅是家乡东莞坭冈的何氏族人和少数家丁，这些族人和家丁的声势，无法让一个好书剑的乡间青年成为统军的领袖，在史料的记载中，何真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只是文仲举和郑润卿的归附和听从号令者。

六百多年来的改朝换代和地名变化，并没有让山川河流大地被时代用铁路、高速公路、湖泊和高楼大厦的手术刀整容而改变血缘，东莞大地，依然延续着晋咸和元年以来的香火。我在元朝的东莞地图上找到了何真与文仲举、郑润卿、王成关系的答案。舆图上那些归德场、西乡、黄田、石冈、坭冈的地名，其实就是豪强的据点。

在何真起兵东莞，收服和兼并各地武装势力，然后逐步扩张，最后统一岭南的曲折人生中，王成，无疑是他最重要的敌人。何真人生的第一次政治交锋，便是与王成的过招，只不过那时，何真初出茅庐，羽毛未丰，还没有自己的武装。

《明史·何真传》中的记叙，让后人看到了何真的无所畏惧：

（至正）十四年，县人王成、陈仲玉作乱，真赴告元帅府，帅受赂，反捕真。逃居坭冈，举兵攻成，不克。

何真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与年轻和缺乏经验有关。他没有看清自己与王成之间社会地位和军事实力的差距，他以为，凭着作乱的证据和告发，就可以让逆贼王成遭到灭顶之灾。

《庐江郡何氏家记》等史料中，将王成称作“乡民”和“贼”，将何真与王成的长期战争赋予了情感和正统的倾向性，其实，至正十四年（1354年），王成却是朝廷任命的广东道副都元帅。王成的父亲王梦元，为东莞石冈的巨绅，因为多次聚兵平息在东莞作乱的盗贼匪寇，在乡里颇有名声。王成朝廷命官的职务，来自“捐资募士，屡抗大敌”的功劳，并非无功受禄的浪得虚名。

何真以王成作乱的罪名状告元帅府的行为，让我想起了“以卵击石”这个成语。果然，在《明史》中，何真就成了一个出师未捷的失败者。王成与陈仲玉的叛乱，不仅是何真手中的证据，而且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所以，何真信心百倍地前往元帅府，告发王成与陈仲玉的反叛。何真没有料到的结果，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情节。因为受了王成的贿赂，元帅府官员鞑靼反将何真拘捕，打入牢中。何真在别人的帮助下逃出死牢，从此与王成、陈仲玉不共戴天。所有的史书都忽视了一个情节，只有《庐江郡何氏家记》记录在案。何真越狱之后，王成到处悬榜，许诺百金，捉拿何真。这个被史料文献忽略的重要情节，却让何真牢牢记在心里，并且成功复制，让王成尝到了苦头。“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到的这些俗语，我总是怀疑滥觞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的何真。

逃过劫难之后的何真，立即“举兵攻成”。史书的记载中，何真至正十八年之前，尚未有自己的军队。此处的“举兵攻成”，无疑是何真难以忍受被元帅府和王成联手合谋的冤屈，所谓的“举兵”，只不过是纠集何氏族人和看家护院的家丁而已。所以，“不克”，便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

没有自己的武装，便无法保境安民。仅凭家族的同姓之人和家丁，亦不可能击败王成报仇。何真在势小力弱局面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投奔文仲举和郑润卿。这是何真人生中无奈的一着险棋，但是何真是个高明的对弈者。何真日后保境安民，统一岭南的成功，开始于这步无人看好的险棋。

三

何真率领族人和家丁投奔，迎来了与文仲举、郑润卿的蜜月。“常请代领其兵，战无不克。”古籍的描述，证实了文仲举、郑润卿对投奔者何真的利用或信任，同时也是何真率兵打仗才能的检验结果。

《庐江郡何氏家记》中的这句叙述，是何真与文仲举、郑润卿合作开出的一朵昙花，好看，然而却是短瞬一现。何真与文仲举、郑润卿的蜜月结束在所有的史料中。“至正十六年，与文仲举绝交，又与郑润卿交好，到至正十八年（1358），郑润卿轻信谗言，想铲除何真。”何真的起兵，就是在命悬一线的绝望之时进行，那种形势的紧张和强度，将何真逼迫到了悬崖边上。

如果以起兵作为分界，何真在东莞的第一仗当是与郑润卿、吴彦明的瓢湖泾、东西涌战斗。这一场以何真大胜为标志的恶战，史籍中均无战争经过的描述，后人只能通过“斩首七百六十余级，生获者四百余人”的战果，推测出战争的残酷与激烈。

瓢湖泾、东西涌之战的胜利，让何真名声大噪，从而奠定了他在东莞割据群雄中的地位。研究者认为：“至正十八年瓢湖泾、东西涌之役应是何真正式起兵的标志，从此才开始他扫平割据统一岭南的事业。”

获胜之后，何真立即巩固黄冈、黄田场、海南栅、山下营的基地，并迅速向周边扩张：命沈惠存驻守梅林营，命堂叔汉贤驻守赤岭营，命欧孟素驻守黎洞营，命林一石驻守林村营，命邹子龙驻守岑田营，命二兄（何华）驻守黄坑营。这些以营作单位的据点，星星点点，遍布了半个东莞，连香港新界地区的黎洞、林村、岑田，都成了何真势力的管辖范围。

元末时期的东莞，如同一片嫩绿的桑叶，而何真，则是一只依附于桑叶的饿蚕。两年之后，水里孙德贤和都乐里的韦景俊，先后成了何真的俘虏，九江水的黎敏德，亦是何真的手下败将。何真胜利的方式，已超越了简单的武力较量，何真胜利的步伐，山川已经无法阻拦。在官田梁国瑞归顺之后，何真又同水心镇杨润德联姻，化敌为亲。曾经在瓢湖泾、东西涌大战中遭受何真重创的郑润卿与吴彦明联军，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再次被何真击败，走投无路之下，郑润卿和吴彦明用屈辱的归降结束了与何真的武装斗争。何真风卷残云的战争方式，威震敌胆，乃至黄友卿采取极端方式，绑缚了自己的主人，前来归降。

因畏惧敌人强大而擒绑自家主人作投名状的战争情节，在何真的人生中，出现过多次，聪明的何真，将这些非正常的招数牢牢记在心中，在后来与王成的生死搏斗中，出奇制胜，用多端的计策，演绎出了军事斗争中的精彩情节。

以魏可道部将黄友卿缚其主归降为时间节点，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的时候，东莞境内的二十多股割据势力有一半归附了何真，东莞元末以来群雄割据犬牙交错的状况，变成了两强对峙的局面，何真与王成两条大鳄，将东莞的一潭池水，搅得波涛汹涌，天翻地覆。

然而，惠州黄常的出现，让王成得到了意外的喘息。何真一鼓作气的锋芒，转向了叛乱的黄常。

关于何真挥军惠州，平息黄常叛乱，史籍只有简略的记载。《明史·何真传》说：

（至正）十四年，……久之，惠州人王仲刚与叛将黄常据惠，真击走常，杀仲刚，以功授惠阳路同知、广东都元帅，守惠州。

而在黄佐的《广东通志》中，则有如下介绍：

惠州王仲刚与叛将黄常称元帅，据惠，贪暴肆敛，民不堪命。众慕真义，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刚，并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寻迁惠阳路同知、广东都元帅。

所有的古籍，均以文言的简洁掩盖了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行动。《明史·何真传》和《广东通志》中隐藏的鲜血和尸首，在《庐江郡何氏家记》中若隐若现。

何真率兵攻打惠州，命胞弟留守东莞。何真之子何荣在夜色的掩护下领兵进入惠州，黄常来不及反应，同守将谢子实仓皇宵遁。第二天早上，惠州市民夹道欢迎何真军队入城，市肆如故。何荣俘虏守将谢子实之后退兵。《庐江郡何氏家记》中的描述，让后人看到了何真军队的纪律严明，那个秋毫无犯的场景，令人想起六百年后电影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平叛惠州的战斗，并没有在何荣生俘守将谢子实之后结束。在黑夜中离开的黄常逃到了东莞，归附了王成，并请王成进攻惠州报仇。在接下来的雨战中，何真的军队又击败了率舟溯江攻城的王成。“成兵死者众而城守逸。父命长兄、二兄攻富沙角营，擒守政，……刑于市。”

何真平叛惠州的功劳，为他换来了惠州路总管、广东都元帅的升职，从此何真管辖惠州循州，全家从东莞迁至惠州。

我在明朝黄佐的《广东通志》中找到了何真升任惠州路总管和广东都元帅之后的表现。“循惠二州，民赖无安”八个字的评价，后人以为何真从此踌躇满志，偏守一隅。只有近在东莞的王成知道，此时的何真，只是一只下山的饿虎，他的猎物，远远没有赶尽杀绝。

四

何真出生的时候，强大的元朝帝国已经过了如日中天的年华，成吉思汗的马蹄已经有了迟缓的迹象。何真之后，元朝只剩下了20余年的短暂时光。

从唐诗宋词走过来的元曲，是何真生活的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文学体裁和标志。在我的想象中，自幼好书的何真，一定是元曲的粉丝，他肯定在天下大旱饥民相食的乱世里读到过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也一定知道《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后人推开元曲的窗户，便看见了一个王朝的风云变幻和兴亡盛衰。当窦娥在关汉卿的杂剧中以一个悲情女子被冤杀，死后用血飞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旱三年的奇异现象，控诉社会黑暗的时候，何真生活的岭南，却也通过“地路八州，平土绝少，加以岚瘴毒疠，其民刀耕火种，巢颠穴岸，崎岖辛苦”的现实呈现时代的苦难。

在定性何真生活的元朝时，后世学者用了“政局日趋混乱与溃烂”的定语：

当时元朝的政治日趋保守腐败，财政溃坏与军力衰微日甚一日；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的法律地位早已固定下来，南人从朝廷要职中被完全排斥；皇帝大多沉湎酒色，政变和武装冲突不断发生。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元朝固有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此伏彼起的小规模反叛，最终汇合成农民大起义的洪流。（陈梧桐《何真简论》）

在陈梧桐文字的背后，我看到了红巾军首领刘福通在中原大地点燃的起义之火，迅速地蔓延到了岭南。广东这个火药桶，由于盐法峻苛，百姓愁苦，“灶户盐丁，十逃三四”，由于元朝出于对外用兵的需要，多次征召沿海渔民和盐民，充当战争机器中的零件而被瞬间引爆。

元朝亡国的乱象，其实早已开始。

“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在汪元量《利州》诗的背后，亡国君主元顺帝正兴致勃勃地在皇宫里建造屋宇模型。这个酷爱工匠建造且技艺高超享有“鲁班天子”美誉的帝王，用人间最珍贵木料和珍奇宝石将华贵的屋宇浓缩于宫殿中，然后命令近臣照葫芦画瓢，按照模型建筑房子。当内侍们别有用心地称赞别家的房屋更为漂亮时，顺帝便随手毁弃模型，臣下便趁机抠下模型上的珠宝。

顺帝面对清宁殿、前山、子月宫和龙舟等自己建造并满意的建筑时，发出了无怪乎隋炀帝游江都乐而忘返的千古感叹。这句感叹，成了大元的亡国之音。

远在江南的何真，当不可能听到顺帝的亡国之叹，但是，他能看到元朝亡国前的征兆。

有学者用阶级划分的方法论述元末农民起义，认为起义军不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元朝统治者，同时也对地主阶级进行严厉的打击，“见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杀其人”，使地主阶级受到严重的威胁。各地的地主富豪纷纷组建“义兵”的地主武装，与农民军对抗。东莞的土豪文仲举、郑润卿等也纷纷组织武装，据地自保。元廷鉴于承平日久，“世袭官军，善战者少”，遂改变以往不许汉人、南人执兵器、弓矢的禁令，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宣布“义兵立功者权立军职，事平授以民职”，对地主富豪组织武装的举措加以鼓励。

何真人生中的第一次行事，即赴元帅府状告王成、陈仲玉举兵反元，就是基于上述的原因。在学者的论述中，何真当是东莞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的“保境安民”只是据地自保的另一种表述。

何真在乱世中回到东莞，应该与他的家族、家庭有关。在《庐江郡何氏家记》的记叙中，何氏来源于南雄珠玑巷，宋室南渡时移居东莞。“家道寝昌”这个形容词的描述，在何真祖父何发藻那一代即已成为现实。何发藻以东莞巨户的身份出现，在东莞员头山、石壁头、周塘等地购地建房。何家的土地和宅院虽然没有数据的描写，但是何家佃户众多，有张、游、吴、黎、陈、魏、黄、叶等姓。这些异姓的佃户，为一个富有家族的繁衍生息蚂蚁般的辛勤劳作。

乱世中的何氏家族，就是春江上最早感知水暖的家鸭，何氏家族拥有的田土、房屋、山林、粮食、六畜和金银财富，正是兵荒马乱年代强人觊觎的肥肉。豢养的家丁，只是散兵游勇，无法担负起保护何氏人财平安的重任。何真虽然“少英伟，好书剑”，但在河源县务副使和淡水盐场管勾的任上实难有横扫六合、称霸天下的抱负。一个官场小吏回归家乡，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家族人员的安全和财产的无恙。所有的史料，都没有从何真的言行举止中发现“苟富贵，勿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和造反称雄的野心，倒是出于对元朝的忠心，维护国家正统和家族财富，才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者的必然选择。所以，《庐江郡何氏家记》说何真“结聚乡民”是“为保生计”，“实无他志”，当是真实的记录。

此时的何真，绝对不会想到，一个人据地自保的火星，会弥漫成岭南称王的野火，更不可能想到，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右丞的朝廷赏赐，会成为他人生顶上的花翎。

五

我许多次从茶山、横沥、石碣、石龙、惠州等地驱车或步行经过，除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组成的歌舞升平，从来没有见过长矛、箭矢和盔甲，更没有看见地下流淌的鲜血和滚落的人头。

六百多年的时光，彻底洗净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之后，何真与王成的生死血战。后人只能在元朝的东莞地图上，找到一场场血战的遗址。势均力敌的两大武装集团，没有谁会放下杀心，主动投降。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的那场大战由何真主动发起，双方投入的兵力，战争的时间、方式和战场的范围，均超过了一个后世散文作者的想象。战争发起之时，何真集中了清塘、板石、江边多个地方的兵力，进攻王成的乌湿营，鏖战数日之后王成败退，退至福隆，何真猛追，同时分兵攻击王成石涌、横沥、龙眼冈，龙湖头等地的营寨，王成无法抵挡，再退至茶园，最后凭借水南营的坚固据守不出。此时，何真进攻的战场已从浦田移至水乡，那些古老的地名，占据了东莞的半壁江山。王成以水为兵，阻挡何真的锋芒。何真命令黄德制造排筏，军队从惠州起程，顺东江而下，双方在水南城下展开恶战。何真命令湛莱守将曹叔安支援，王成则向卢述善、邵宗愚、张黎昌求救，引来楼艚数百。大战相持数日，双方均遭重大伤亡。何真部将曹叔安“额中火筒死，筏师败衄”，何军遂在大雨中撤兵。撤兵之后的何真并未息鼓，而是转征依附王成的其他割据土豪。何真转征之后首先击败了张黎昌，逼他退回了万家租，随后篁村张邦祥、赤岭陈希鲁、厚街王惠卿不敢抵抗，望风而降，之后李确溃败，退守海南栅，归德曾伯由、白石文七偕侄文朝贵纷纷举起白旗。这场蔓延了大半个东莞的战争，虽然未能让王成死心，但何真的胜利，用“三王石克之擒叶满山，诸寨悉降”记载在史料中。

之后何真与王成的偃旗息鼓并非是战争的结束，双方的秣兵厉马在后人看不见的背后紧张进行。何真与王成的最后争战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开始。何真部下骁将马丑汗的叛变，点燃了大战的引信。

史书古籍的粗略，使我无法找到马丑汗叛离何真的原因。史料只是记叙了马丑汗“以博罗、河源、龙州、兴宁、循、梅三州”，“阴结王成”并主动联兵进攻惠州：

未几，王成率舟来攻，时，潦淹城半，贼舟尾楼，典城高并，相与交锋，攻技竭，守愈固，……贼沮遂退。

进攻惠州失败之后，王成接受了马丑汗的计策，放弃惠州，集重兵，围攻何荣镇守的安和镇，欲从薄弱处打开缺口。在何真援兵未到达之前，危急中的安和镇骑将詹受卿选拔了三百壮士，组成敢死队，奋勇冲到马丑汗王成阵前，马丑汗死于毒箭之下。

马丑汗的战死，无异于敲响了王成的丧钟。

我在《庐江郡何氏家记》中，看到了何真胜利之后的描述：“攻石冈营，旗帜蔽日，往者降，贼人至是皆归附。成据福隆圣，一鼓而溃，老洋坪、石涌山、鸡萌诸营争降。”此时的王成，退守茶园营，树栅为障，坚壁不出，在何真募人拔大木破寨之后，逃至水南营。

在何真大军的围困之下，水南营内的王成，也许想到了“失败”的结局，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失败”这两个汉字，却以戏剧性的情节精彩上演。

十一年前，初出茅庐的何真向元帅府检举告发王成反叛，反遭鞑靼陷害，逃出监牢之后被王成用布告悬赏的方式捉拿。何真没有忘记那场耻辱，更没有忘记那些张贴在城楼、街市、衙门、交通要道处的布告。

何真的计划，在史料中化成了“能擒贼首王成者赏百金”的简洁文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成语，屡屡以真理的面目出现。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演绎这句成语的主角是王成和他的家奴张进祖及雷万户。在何真的重金之下，张进祖和雷万户擒绑了王成，押到了何真营帐中请赏。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战争，最后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戏剧性结果出现。

面对胜利者的得意，六百多年之后的读者，一定可以想象得到，败军之将王成此时的羞愧、紧张、恐惧和绝望。再高明的观众，也无法想象何真导演的大戏的曲折、复杂和惊险。

历史，常常以小说的形式出现，并且用细节在后人的脑海里扎根。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明史·何真传》《崇祯东莞县志》和《庐江郡何氏家记》等不同文献，都用共同的情节记录了王成被家奴绑缚之后的喜剧。

未几，成奴缚之以出。真释之，引坐，笑谓曰：“公奈何养虎遗患。”成掩面惭谢曰：“始以为猫，孰知其虎。”奴求赏，真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烹奴，驾转轮车，数人推之，令奴妻嘘火。号于众曰：“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

何真亲自为王成释绑并且引坐的情节，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只不过，对于何真来说，《三国演义》已成历史，何真不是孔明，王成也不是孟获。

至此为止，作为东莞豪强与枭雄的王成画上了人生的句号。所有的文献资料中，从此再无王成的踪影。此时的王成，作为败军之帅，已经手无寸铁。一只拔去了牙齿和锐爪的老虎，已经不能对一只家犬构成威胁。

胜者英雄败者寇，历史已不再关心一个失败者的命运，但是，作为读者，总想探究，何真，为何不杀这个半生与他作对的强敌？

所有的文献，一律回避了这个答案，只有一生研究东莞文史的杨宝霖先生，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杨先生认为，与何真为敌的东莞数十股武装势力，大多被正史定性为草寇和蟊贼，只有王成为朝廷命官。以维护元朝正统的何真实无反叛之心，在没有朝廷旨意的前提下，何真不敢擅自将“捐资募士，屡抗大敌，以功授广东道副都元帅”的王成处死。所以，何真不杀王成，实质是对元朝的忠诚。

六

在一个淡水盐场管勾的心中，扫平王成势力，统一东莞全境，当是他保境安民的终极目标。然而，战争这架庞大的机器启动之后，任何人的一己之力，都无法刹住滚滚向前的车轮。

统一东莞的时候，何真在朝廷的功劳簿上，只是以一个惠州路总管的职务记录在册，局部的胜利，在何真保境安民的版图上，只是沙盘上的一面小旗，火种，尚未燃起蔓延的烈火。

惠州路总管的职务，就是元朝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在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上，何真只能俯首听命。王成之后，“各据乡土，自称元帅”的南海龙潭人卢述善和三山人邵宗愚，就成了何真的心患。

早在至正十三年，御史台命令广东都元帅府和万户府调集各县兵马分道征讨卢述善、邵宗愚的时候，何真也是征讨大军中的一员，只不过那时何真未成气候，只是东莞督兵明安手下的战将。由于明安不识战阵，何真在“率楼船入深港与敌交战”中败下阵来。

九年之后，邵宗愚和卢述善打着平息叛乱的旗帜进攻广州，杀死江南行台侍御史八撒剌不花，不仅“纵火杀掠，居民丧亡甚众”，而且还“恣纵搜城间美女为婢妾，群下骄恣，民皆切齿”。

在《元史》记载中，何真第二次进攻广州是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在德庆州、歧石、盐步、西南、山南、清远、四会、紫坭、白坭等各路兵马声势浩大的进攻中，邵宗愚放弃抵抗，退出广州，回到了三山。

一年之后，邵宗愚、卢述善卷土重来，此战何真失利，小径、车陂、瓦窑、冼村、大水坑、东灞等地失陷，何真堂弟何汉贤战死，何汉贤长子何彦宗被俘，何真第四子何贵受伤被俘。在数百艘海船的进攻下，何真的沿海营寨形势告急，与此同时，邵宗愚又同元江西右丞跌里迷失、廉方司副使广宁率兵攻击广州。迫不得已，何真仓促退守省城。

困守在广州城中的何真，面临着“城中粮尽，尽食蕉头麻根至煮皮笼靴鞋御饥”的艰难局面。为了保住惠州，何真不得已撤离，放弃了广州，让邵宗愚将胜利的旗帜插在了广州的城楼上。

何真再次率兵来到广州城下的时候，已是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的五月了。由于东莞境内反元的残余势力已全部肃清，何真的根据地和后方得以巩固，所以进攻力量强大。“沿途西乡、南头、增城、白沙、石湾诸营皆望风而降，又破车陂、冼村诸营，于五月进抵广州城下，何真军势甚盛。”

与两年前的失利败退相比，如今已是天壤之别。在“旌旗蔽日，戈甲鲜明”的大军面前，邵宗愚和跌里迷失、广宁不敢出战，只以宽深的壕沟和坚硬的城墙拒敌。

此时何真的眼里，已经没有了壕沟的宽深和城墙的坚硬，他七日破城的命令，传遍了每一个将士，号令之下，立刻有俊祖、黄友卿和詹受卿三员勇将挺身而出，自告奋勇，率领三百敢死队员，架云梯攻城。

激烈的战斗场面，被《庐江郡何氏家记》用文言文生动地记录下来。

时月没夜暗，俊祖分三部，俟潮退，涉清水濠、太平桥水，越西庙，至第三桥，以梯靠城，接踵上，迅速如猱，举火城上。火未发，先长兄、三兄屯众东门桥外，以梯顷城，寂不动。又令登高，望城西火起，即擂鼓。及闻鼓声，督兵登梯越城，敌支不得，兵攻东门，鼓声炮响，敌人股熠踰城，兵杀逐守者，开东门合杀，敌奔小市正、南二门去。跌里迷失随（朱）宝安遁，副使广宁因贼入家，军乱伤死。民家闭户，兵无犯。

六百多年前的攻城之战，在何真军队的奋勇中重现于世，那些影视一般的文字，令人身临其境。

六百多年之后，我能想象得到，收复广州之后的何真，站在千疮百孔的城墙上眺望的情景，地上的鲜血渐渐风干，狼烟烽火，慢慢熄灭。一个从东莞走出来的书生，将宝剑收回鞘中，他的目光，越过河流、山川，越过府县州城。这一年，元朝廷再次授何真资德大夫，“仍分省广东，兄叔诸将升赏有差，钦赐龙衣御酒”，江西福建合并一省之后，又改任何真为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左丞，仍治广州，最后升为右丞，“东连潮惠，西连苍梧，皆真保障”。

这个时候，何真的目光，应该看到了辽阔的远方，看到了“岭南”这个词的遥远边界。

由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诸岭和越城岭组成的浩瀚岭南，始终是广东以外的异乡人理解这片群山的屏障。在广东生活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岭南”和“广东”两个名词之间画上等号。我的无知最后在六百多年前何真的征讨和统一中现出原形。五岭以南这片广袤的地区，其实从遥远的唐朝就开始了“岭南道”的命名，唐朝官员快马驰骋时的长鞭，指向了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全境和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朝代更替，只是这个名词标尺上起伏的水位线，它的辽阔和广袤，永远是岭南的胸怀。

七

何真在岭南四面征讨，追求保境安民的时候，中原一带的朱元璋正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展开争夺天下的惨烈水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场战争，却在命运的安排下，数年之后让战争的主角产生了交集。

战争，并不是何真和朱元璋人生命运交集的唯一因素。

父母双亡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外出流浪乞讨的那一年，广东东莞人何真正在广东河源县务副使和淡水盐场管勾的职位上谋生。没有人从穷困潦倒的乞丐身上看到一个人日后的前景，也没有人从一个衙门官吏的行为中测卜到他人生的未来。贫穷和富贵，是两条不同方向的小径，只有神的伟力，才能让不同方向的小径在某一个时间交会。

皇觉寺里和尚和流浪四方乞丐的低微，并没有让朱元璋的人生沉沦。朱元璋命运的转折出现在红巾军起义的乱世中，投奔郭子兴，成了一个帝王的奠基。史料记载中的朱元璋为了活命，不得已投奔郭子兴参加了义军，但当驰骋沙场上，他发现自己原来竟可以统领千军万马，能够掌握自己乃至别人的命运。

在一个没有发明照相技术的时代，所有人的音容笑貌都只能通过笔墨线条留存下来。我看到过的所有朱元璋画像，均以一种怪异的容貌出现，他的五官比例和脸部轮廓，严重变形和失调。这种符合古典小说“双手过膝，两耳垂肩”的帝王相貌描述的特征，也许就是上天安排的异相。当年郭子兴喜欢上朱元璋，就是看中了他“姿貌雄杰，奇骨灌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的奇异长相，而《元史》中何真“少英伟，好书剑”的书生形貌，则不是帝王气象的写照。

削平群雄，是每一个王者的必然之路，削平群雄的道路，犹如华山的险阻，并非每一个攀登者都可以成功。在累累白骨中登上顶峰的成功者，只是群雄的凤毛麟角。

在削平群雄的过程中，何真与朱元璋遇到的对手都可以用强大来形容，每一场战争，无论胜负，都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只不过后来朱元璋打下江山，当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历史便放大了那些战争的宏大和残酷，而何真扫平群雄的战场局限于岭南，最后又不愿意用岭南百姓的生命作抵挡明朝大军的盾牌而和平归顺，所以何真指挥的血战被五岭严密包围而缩小和淡化。

至正十六年（1356年）的时候，何真尚未建立自己的武装，还在文仲举和郑润卿之间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而北方的朱元璋，已经亲率大军，渡江占领了集庆（南京）。集庆城里，胜利者朱元璋严格约束士兵，并出榜安民，得到了百姓拥护。朱元璋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设立大元帅府和分封诸将的行动，向天下表明了他的远大志向。

六百多年之后，何真的家乡遍地高楼大厦，桥梁与高速公路、铁路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让人忘记了东莞这个南海边的水乡曾经的交通阻隔。我多次去当年的古战场水南怀古，除了一条东江蜿蜒流过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何真与王成水南城下恶战的场景，当年的艨艟，早已上岸，那些遮天蔽日的旌旗和震撼军心的鼓声，早已像烟云一样消失。

历史只用简略的语言一笔带过了何真与王成的水战，却用浓墨重彩描述了另一场水上交锋。鄱阳湖，以中国最大淡水湖的身份和数十天的耐心，容下了朱元璋与大汉皇帝陈友谅的生死搏斗。

陈友谅用特制楼船数百艘和六十万大军包围洪都（南昌）的行为挑起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水战。洪都守将朱文正死守了八十五天之后，迎来了朱元璋率领的二十万援军。陈友谅退到鄱阳湖迎战朱元璋，在三十六天的激战中，鄱阳湖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死亡，鄱阳湖水在鲜血中逐渐变色，水里的鱼虾，被人类的疯狂杀戮震惊从而产生了深深的恐惧。陈友谅的部队全军覆灭，而他自己则在血战中被飞箭射穿头颅殒命。

一年之后，朱元璋领兵征伐武昌，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投降。朱元璋挟鄱阳湖大战的余威，轻而易举就在中国大地上抹去了“大汉”这个短命的国号。何真则东讨西征，将半个岭南揽入怀中。两场水战，以朱元璋和何真的胜利告终。相比鄱阳湖的大战，何真的胜利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胸怀大志的朱元璋心中，广东东莞的水南战争，不足以在他的地图上插上红旗。而对于何真来说，鄱阳湖水战的残酷和朱元璋的威名，当是他耳边震响的一颗炸弹。何真的眼光被苍莽绵延的五岭遮住了，他无法看到，四年之后，朱元璋进攻的帅旗将冲破山岭的阻隔，直指他的城下。

一个王朝灭亡之时，领军征战的武士会最早从血泊和人头中感受到风暴的摧枯拉朽，远在岭南的元资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右丞何真，从快马的蹄声中听到了朱元璋攻克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吴王张士诚被俘和之后平定浙江方国珍、福建陈友定的消息。

江山易帜改朝换代最终以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为标志。朱元璋北伐南征大军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帜下刮起了明朝的飓风。而统治了中国98年的元王朝，以元顺帝在应昌的死亡而告终。元朝大臣何真，听到了从遥远的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传来的丧钟。

八

用二十年的时间，朱元璋将自己铸成了一柄无坚不摧的长矛，没有一面盾牌，能够抵挡它的锋芒，这柄长矛所向披靡的时候，险峻苍茫的五岭大山，也只不过是一道可以跨越的矮丘。

廖永忠的到来，使何真走向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十字路口。这个明太祖命名的征南将军，率军水陆并进，声势浩大，旌旗蔽日。平定福建，擒获陈友定的胜利威风，尚未散去。廖永忠招降书中的每一个汉字，都潜藏着杀气。况且，陆仲享率领的另一路大军，顺赣州而下。两路大军合围之下的广东，有如明朝巨掌中的一枚鸡卵。

何真的一生，复杂曲折，然而并没有文学作品中的悬念。

何真用“归顺”两个艰难的汉字，作了廖永忠招降书的回应。一个元朝大臣，用心灵的痛苦，换成了明朝的喜悦和廖永忠的笑容。

何真的归顺，没有悬念，但是，归顺的过程，却充满了戏剧性。史书的记载，在此处开枝分蘖，让后世的读者站在了三岔路口。《明史·何真传》说：

洪武元年，太祖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帅舟师取广东。永忠至福州，以书谕真，遂航海趋潮州。师既至，真遣都事刘克佐谐军门上印章，籍所部郡县户口兵粮，奉表以降。

正史的记述，得到了黄佐《广东通志》、郭棐《广东通志》的印证，都认为廖永忠先下书劝降何真，何真接书后归降。但是，《庐江郡何氏家记》记载却有所不同：

洪武元年春……有先差都事刘尧佐、检校梁复初航海贡于朝，回福建，会大明遣将台汤和、征南将军廖永忠克定福建，擒友定。征南将军廖永忠奉命征广东，付书尧佐回。父答书云。……委尧佐赍书航迎。时河源守将一宗飞报，大明陆仲享兵从赣来，即奉表于朝，躬往东莞场，迎见廖永忠。

廖永忠下书招降和何真复信归降这些共同的史实之外，《庐江郡何氏家记》的记载中多了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是洪武元年何真仍继续派遣使者，向元廷朝贡，使者在回归途中遭遇廖永忠；二是大明军队已兵分两路，分别从福建和江西进逼广东，福建一支且已进入广东潮州，近成兵临城下之势。

《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与《庐江郡何氏家记》相同，但是更明白和具体：

洪武元年元月甲戎，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籍所部广东郡县户口、兵马、钱粮，遣使奉表迎降。初，汤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赴表于元，遇和兵，遂改其表文请降，且请人回报真。至是，征南将军廖永忠遗人送其使及表诣京师。

从众多的史料中，我看到了洪武元年廖永忠兵临潮州时何真的困境。对于元朝来说，何真绝对是一个忠心耿耿之人。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江西、福建、浙江这些通往京城的陆上交通被陈友谅、陈友定和张士诚用战争阻断之时，岭南的何真却“命造舶，遣省都事鲁献道进表贡方物于朝”，元顺帝的感动溢于言表，称赞说：“四方世臣尚改扈，岂期岭海自能克复藩镇奉表来闻。”朝廷的赞赏，立即通过对何氏一门的赐封得以体现。何真的资善大夫，江西、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何迪的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何汉贤的江西行中书省都镇抚，何亨济的广西都镇抚，何克信的武略将军、惠州路万户，何元忠的福建行中书省理问，何宗茂的福建都镇抚，何荣的广州路银牌万户，何华的广州路总管府同知，何富的惠州路府判，廖永忠的湖广省理问，叶宗辉的广东省都镇抚，封靖卿的肇庆路总管以及何氏先祖、女眷们的册封，所有的荣耀与显赫，都成了一个家族对朝廷贡献与忠诚的证明。我从古代官制大辞典中查询到了这些官职的真实面目以及与如今官本位时代职务级别相对应的含金量。

何真作为元朝忠臣的原因，后世的学者认为他受儒家影响极深，将忠君报国，建功立业作为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即使建功立业之后，他也拒绝效法赵佗、陈霸先，裂土称王。研究者们看到了一个英雄的人生局限，看到了何真改朝换代之时的内心困境，“然而，他生于乱世，华夷鼎沸，海内争兵，具有极深儒家理念的何真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方能达至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目的，他的选择十分艰难”。

六百多年过去，《上廖平章书》成了何真背弃元朝归顺大明的理由和证据，后人无法从简短的汉字中读出何真内心挣扎和心灵撕裂的痛苦，只有严谨认真的研究者，穿透六百年的漫漫时光，回到楚河汉界，在历史的原点上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局势的风霜。

汤开建先生的《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有令我信服的分析和判断：

何真当时刚受元廷由左丞升右丞命，并未想降明，故派使者赴京报元。但使者在途中遇明军，擅将进贡元朝的表文改为归顺明朝的降书，并将此事告诉了何真。何真此时已处于完全无可奈何的境地，本来是向元朝的进表，却被其属下改为归顺明朝的降书，再加上当时朱元璋已即皇帝位，明兴元亡，已成定局，况且廖永忠屯兵潮州，陆仲亨自赣而下，明朝两路大军直逼广东。如若率军抵抗，带来的只可能是祸国殃民的残酷战争，如不抵抗，他则将成为叛元降明的“贰臣”，以“练达古今”之何真对比岂不慎思？经过反复考虑，何真痛苦地选择了“失臣节”而“救生灵”之策。

“失臣节”和“救生灵”六个汉字，在洪武元年三月，形成了一种因果逻辑关系。何真的痛苦选择，让六百多年之后的读者，在《明史》中感到割肉般的疼痛。

一个人的命运，至少有两种走向。何真的命运，在《上廖平章书》中变成了一根绳子，它牵着元朝资善大夫、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右丞，一步一步朝着明朝的方向走去。吉凶祸福，无人知道。

九

何真归降，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兴超出了我的想象。

清人钱谦益著《国初群雄事略·东莞伯何真》中有一段朱元璋与何真对话的描述，读来身临其境，人物栩栩如生：

上谕之曰：“天下分争，所谓豪杰有二，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变者矣。”真叩头谢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今主上除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景从。臣本蛮邦之人，迩者逄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上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卿忠诚，念江西地近广东，是用特授尔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

古时君臣对话，臣无不惶恐，语言谦卑。何真与朱元璋的交谈，亦不可能高傲自负。然而，何真“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的表白，实在是他的一贯言行和内心的真实想法。

两年之前，何真在与王成地方武装集团的长期战争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一根深入何真肉中的毒刺终于连根拔起，强敌剪灭，岭南大地，即将成为何真的天下。有部属提出建议，认为岭南地势特殊，远离中原，王朝威权，鞭长莫及，秦汉以来至五代均是如此。何不趁天下大乱之际，仿效赵佗，自立为王。何真身边所有亲信，都以为何真会采纳建言，振臂举旗，裂土称王。谁料何真勃然变色，下令将建言者推出斩首。

我在史料中找到了那个刀下冤鬼的名字：陈符瑞。

何真怒斩陈符瑞的情节，郭棐的《广东通志》和《明史窃》均有非常简洁的记载。《广东通志》称：“真保有广南，或陈符瑞，劝为尉佗计者，即戮之，示无二心。”《明史窃》则说：“有陈符瑞劝真效尉佗故事者，其即戮之，受元正朔，徐待天下时变。”

而在其他的史料中，“陈符瑞”并非建言者的名字。黄佐《湖广左布政使封东莞伯何真传》称“既显贵，先墓尝有紫气，人或指为符瑞，辄斥绝之”，其意为有人以这种所谓的符瑞劝何真效法汉代的赵佗，割据自立，结果被何真“执而戮之”。

其实，所有的史料均指向一个事实：何真素无裂土为王的野心，在他的人生志向中，汉代的赵佗，并不是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

赵佗称帝立国的背景，建立在秦朝军队四五万人的入粤和南下定居的“中县人”（即中原人）的支持鼓动之上，而且，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的六十九年中，名义上依然臣服于汉朝。何真清醒地知道，赵佗是南下的中原人，而自己，则是南粤土著。土著和异乡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血缘和文化。所以，裂土称王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成为何真的美梦。

人的心是不一样大的。何真的心，就是岭南的边界，而朱元璋的心，则是一个世界的天地。

明朝的江山，是血染的颜色，明朝的每一块土地，都是朱元璋武力所到之处。只有贫民出身的乞丐皇帝，才知道手上的鲜血和地上的人头。所以，朱元璋在残酷镇压与他作对的势力的同时，对那些和平归顺的人就多了一分宽容。

元末诸雄，都是朱元璋的死敌，你死我活的争斗，最后都以朱元璋的胜利告终，但流血的过程，让朱元璋刻骨铭心。张士诚被朱元璋武力消灭；陈友谅在鄱阳湖水战中死于朱元璋大军之手，其子陈理在武昌被围，绝望而降；方国珍苦于朱元璋的穷追猛打，走投无路而被迫投降；福建陈友定和云南梁王被明军全歼；陕西李思齐、四川明氏和云南段氏遭到明军的沉重打击之后无奈投降；辽东纳哈出，亦是在明军的大兵压境之下被迫投降；只有广东何真，兵无短接，主动归顺。鲜血和生死的对比之下，明太祖朱元璋对何真竖起了赞赏的拇指。后人在《高皇帝赐元左丞何真奉表归附诏》中，看到了朱元璋生动的面部表情。

皇帝诏曰，自元纲解纽，群雄并争，天下瓜分，未见定于一者，朕举兵濠梁，创基金陵，除残去暴，十有四年。迩者遣将四征，所向克捷，抚有七闽，肃清齐鲁，六西之施师，相继奏捷，大将军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杰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窦融、李勣，拥兵据险，角立于群雄之间，非真主不屈，此汉、唐明臣，于今未见。正此兴叹。尔真连数郡之众，乃不劳师旅，先期来归，其视窦、李奚让焉。今特驿召来廷，锡尔名爵，以旌有德。

后来的研究者，也将何真的审时度势归附明朝赋予了积极的社会政治意义。何真“主动接受明朝的诏谕，纳土归附，这既是元末明初统一战争中唯一的特例，而且在岭南地区也为‘南越以来所未有也’。何真这种审时达变的明智之举，不仅加速了明朝的统一进程，而且也使岭南地区免除战争的破坏，从而为明代广东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陈梧桐《何真简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廖永忠到达东莞的时间是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由于兵不血刃，明军进入县城之时，旌旗蔽日，在一片和平的气象中，何真率下属官员迎见。

何真与明太祖朱元璋的首次见面和《国初群雄事略·东莞伯何真传》中的那段群臣对话，发生在廖永忠到达东莞之后。何真在皇帝褒谕的诏书中乘驿传入朝，向朱元璋贡献方物。明太祖赏赐何真文绮纱罗绫绢各百疋，白银千两，所有将士均有赏赐。

明太祖朱元璋接见归顺明廷的何真时，出现了一个破例的细节。细节在《国初群雄事略》中表述为“初赐诏谕，援例各进缴，真叩头乞赐，藏于家，为后世子孙荣”。文言简洁，却在紧要处忽略了皇帝的宽容和何真的内心世界。按照制度规定，皇帝初次颁赐的诏谕必须上缴，但是，何真却想收藏这份圣旨，光宗耀祖。在何真的乞求之下，朱元璋打破惯例，批准了何真的请求。

十

一纸降书，让何真从元朝的资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右丞转身为明朝的江西参知政事。这样的转身，可用“华丽”二字形容。

后世的研究者，认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是个掌握了权力的实职，体现了朱元璋对何真不劳师旅主动归附的奖赏。然而，何真毕竟是前朝的官员，黄河之水也难以洗去贰臣的耻辱，朱元璋对他的戒心，超过了蛛丝马迹，在皇宫的丹墀下一目了然。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只是一个从三品官员，比之元时正二品的江西福建行省右丞，未升反降。何真胞弟何迪，堂弟何享济、何克信、何元忠、何崇茂，子何荣、何华、何富，女婿封靖卿及姻亲廖允忠、叶德辉等身经百战并受封前元的家族重要成员，均在明太祖的疑心中遣散还乡，解甲归田。

何真的内心，虽然在他的《别靖卿经韶州南华寺赋》诗中有过不经意的流露，但在朝廷中，他的心筑起了坚固的城墙。他用“事高皇帝夙夜畏威唯谨”的战战兢兢，走过了洪武年的薄冰。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何真转任山东行省参政，后又改任四川布政使。

后来朱元璋想起了何真家乡那些没有被朝廷安置的士兵和残存的武装，出了防止生变和动乱的目的，朝廷于洪武四年（1371年）和洪武五年（1372年）三次派何真返乡，收集旧部和地方武装，将二万多士卒分发河南彰德和青州入伍。

朱元璋对何真的戒心和疑虑，在何真转辗江西、山东、四川任上和二次回广东收编旧部的政绩中慢慢纾缓和放松。何真以自己的忠心和勤谨，经受住了皇帝对他的考验。

三次回广东召集旧部，成了朱元璋对何真及其何氏家族怀疑到信任的分水岭。朱元璋交代的任务，超出了现代汉语“艰巨”这个形容词的百倍。通过《明太祖实录》中的简略记载，后人可以感受到何真肩膀上那座泰山的重量。

（洪武十三年）遣使敕谕广东都指挥使司及南海指挥使官曰：……海寇出没，为患不一，东莞尤甚。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庚戌）广州海寇曹真自称万户，苏文卿自称元帅，合山贼……于湛莱、大步、大享（亭）、鹿步、石滩、铁场，清远大罗山等处据险之寨，攻掠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

（洪武十五年）南雄侯赵庸帅兵讨东莞诸盗，凡克寨十二，擒贼万余人，斩首三千级。……赵庸进兵攻破东莞等县石鼓，赤岭等寨，擒伪官百余人，其党溃散。……赵庸讨平广东群盗，俘贼首号铲平王者至京，凡获贼党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一人，贼属一万六千余，斩首八千八百级。

平寇治乱，又一次体现了何真的高明手段。何真的功绩，化成了具体的数字。黄佐的《广东通志》记载收集“土豪一万六百二十三人”。《庐江郡何氏家记》则记录“收集头目除授百户一百六十余员，总小甲及军二万余”，建镇南京军卫，何贵被任命为镇南卫指挥。镇南卫隶属左军都督府，指挥使为正三品官。这支以何真旧部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军队，由何真之子指挥，这个细节，体现了朱元璋对何真的信任。

何真为明朝作出的贡献远远不止三次回广东召集旧部，平息盗乱，当朝廷发兵平定云南时，朱元璋启用何真何贵，“规划粮饷，开拓道路，置立驿传，积粮草以俟大军征进”，以至主帅征南将军傅友德称誉说：“何老官在此，我这场勾当有托付。”

后人忽略了一个细节，何真最后一次回广东招兵时，已经64岁，并且已经致仕。以老迈之躯，两次肩负重任，重新出山，且圆满完成任务。所以出生入死的悍将傅友德用了广东人陌生的“何老官”称赞何真，一是证明何真六十多岁的年龄，人生确实老迈了，二是表明了对这个语音方言相异的南方人的信任。

何真的功绩和他忠诚明朝的言行举止，最后感动了明太祖朱元璋，而且让开国帝王心中隐隐生出了亏欠的情愫。洪武二十年八月（1387年），当老态龙钟的何真再一次获准致仕之时，朱元璋用丹书铁券，作为对一个忠心耿耿的老臣的奖赏。在《御赐封东莞伯何真铁券制》中，铁石心肠杀人如麻的明太祖，竟然用了内疚的语意，表达了他对何真的安抚：

曩者事务繁冗，有失抚顺之道，致真职微，有负初归之诚，今特命尔东莞伯，食禄一千五百石，使尔禄及世世，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其余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推诚之心。

此时的朱元璋，也许从白发和皱纹上看到了何真寒霜之后的老态，铁石之心也难免恻隐，不由得回忆起当年的旧事：

当是时，尔何真率岭南诸州壮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轻入，尔守疆如斯，已有年矣。其岭南诸州之民，莫不仰赖安全于乱时。洪武初，朕命将四征，所在虽有降者，非见旌旗，则未肯附，尔真闻八闽负固，桂林之徒，驱民海上逃生，亦不量力，独尔真心悦诚服。罄岭南诸州，具载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岂不识时务者哉！

封建社会皇恩浩荡之时，文臣武将，谁不感恩戴德，高呼万岁。所有的文献，均未记载何真在明太祖御赐封赏时的叩头谢恩。倒是我从何真请求让何贵入朝参侍东宫的举动中，看到了一个臣子的谦慎和内心的恐惧。

少年时期，经常听大人说起铁券，总是以为，皇帝赐封的铁券，就是一道永远保命的护身符，却不知道，在帝王无限的权力下，铁券并不坚硬，也无法保全主人的荣华富贵。六百多年过去，铁券已经远离了现实生活，后人只有在博物馆里，见到它的真实面目。

我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里，有幸见到过公元896年唐昭宗颁赐给功臣吴越王钱镠的铁券。那面覆瓦状的铁券，上嵌金字350个。我在一千多年前的金属上，读到了“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的吉祥汉字和皇帝许诺。

十一

何真内心的恐惧，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恐惧，也是明朝所有文武官员的心惊肉跳。

何真作为一个前朝的降臣，自然有着比朱元璋身边那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臣更多的顾忌和小心。刘基、李善长、冯胜、朱亮祖、宋濂、傅友德、蓝玉等明朝的开国元勋，都成了何真在宫廷中言行举止的一面镜子，何真在镜子中照见了朱元璋的多疑善变心狠手辣和功臣们的冤屈。

何真的恐惧，首先从刘基的命运结局中萌芽。

作为一个谋士，刘基获得朱元璋的信任可以用“最”这个程度副词来修饰，“最为上（朱元璋）所心向，言无不听”。在《赠刘伯温》这首诗中，天下人都看见了刘基同朱元璋鱼水关系的依赖。后来的生变，仅仅源于两人治国理念的分歧，刘基聪明地选择了致仕的方式回避矛盾，但是在朱元璋封赏爵位的理由下又回到了京城。只是，皇帝的心里一旦出现了裂纹，任何胶水都是难以黏合的。刘基在四个月之后再次以告老还乡的理由回归了家乡，从此有意远离官场。洪武八年（1375年）的时候，六十五岁的一代开国元勋刘基在明太祖《赐归老青田诏书》“商不亡于道，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的凄凉中回到故土，郁郁而终。

刘基死亡的寒风，让文臣武将们的身上起了凉意。

刘基之后染病的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出于亲戚的原因，李文忠经常向皇帝提一些诸如少诛戮，朝廷宦官过盛之类的意见，却未想触犯了舅舅，被皇帝安排的医官毒死。

朱元璋称帝之后的左相国李善长，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因为对别人谋反的游说未向皇帝报告，被朱元璋赐死，一家七十余人，同时株连被杀。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陆聚、黄彬、胡美、胡定瑞等人也连同走上了断头台。

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间，文臣武将被杀者，足可列一个超长名单。在后人的研究和正史的记载中，真正未被冤枉的罪人，只有胡惟庸和蓝玉。

所有的帝王，都将“谋反”两个汉字当成朝廷的最大敌人，当成自己肉中的芒刺，任何谋反或和谋反关联的人，都不会出现在赦免的名单上。左丞相胡惟庸和凉国公蓝玉的反叛，朱元璋都掌握了证据，在众多的正史、野史中，都有情节、细节作为两人谋反的证词。宫廷内外的行动、言谈、都带着浓郁的血腥，直接通向朱元璋的宝座。朱元璋依靠各种手段破获了惊心动魄的内情之后挥起的刀剑，不可能留下丝毫的情面。胡惟庸一案，许多大臣丢了脑袋，株连者超过三万人。蓝玉案发之后的大清洗，也有一万五千多人被杀，几乎所有的开国重臣一网打尽。在后来颖国公傅友德和定远侯王弼赐死和宋国公冯胜赐酒毒死之后，开国功臣，只剩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和沐英六人，形影相吊，茕茕孑立。

以讲述中国历史闻名的黎东方教授，在《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一书中，对朱元璋的戒心和杀戮，做了如下的评价：

自从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了以后，明朝不仅是当臣当民的人人自危，当皇帝的也是感觉到“人人皆敌”，惴惴然不知道自己能活几天，死在谁的手中。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创新局面的风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当小臣与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却也未尝不是厕身于极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骑虎难下”，以虎骑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江山，还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滥杀”、“刻薄寡恩”、“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等等，千古的恶名，他也只好认了。

何真不是明太祖朱元璋所有杀戮大臣的现场见证人，只有一部分杀场，他看见了刽子手剑上的刀锋。由于生命终止，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之后的鲜血中，他无从看到地上滚落的人头。

何真一生中，两次致仕回乡，一次致仕未被获准。在我看来，这都是何真保全自己回避政治风险的策略。古代的致仕，就是当今的退休。在未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之前，在官员手中的权力尚未被严格地约束之前，主动提出退休放弃权力的官员只是凤毛麟角，在退休和致仕之间，古人和今人有着太大的区别，古代官员的致仕关系到个人家族的生命安全，当今官员的退休仅仅是放弃利益的权力。

当老于谋略、深谙历史的刘基用致仕的方式作为生命的退路之时，智慧的何真肯定看到了刘基的用意和远见。所以，他也用告老还乡的理由，躲避血光之灾。

何真的谨慎和小心，远不是致仕的全部内容。左丞相胡惟庸案发的洪武十三年（1380年），何真主动提出，解除儿子何贵北城兵马指挥职务，参侍东宫。何真认为，解除了儿子的军权，就是消释了朱元璋的疑心。

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何真，已经从历史的镜子中看到了前路的凶险，他的谨慎和小心，让他从薄冰上安然地走过，他的致仕请求和让儿子何贵退出权力的决定，是明智的选择。只是，一个智勇双全的英雄，看到了自己的生前，却无法预料到自己的身后。

何真的病故，是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朝廷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何真人生顶点的最高峰。朱元璋用比丹书铁券和封爵更高的礼遇，悼念这个忠心耿耿的臣子。皇帝下令在朝百官素服三日，并以厚礼安葬于京师城南八里冈。

东莞伯何真，在朱元璋的祭文中，走到了一个英雄的最高处。

当元季海内兵争，群雄割据，不可胜数，其识时务而知天命者几何人哉？尔真昔能辑众，保有岭南，当朕平定天下之秋，不劳师旅，即全土地以来归，使一方之民，得以安全，可谓识时务者矣。朕嘉尔诚心，锡尔官爵，今以年高善终于家，朕甚悼焉。虽然身居高位，禄及子孙，丈夫至此，又何憾哉！尔其有知，服兹谕祭。

十二

何真的哀荣和福泽，在朱元璋的祭文中继续绵延。在明太祖褒奖“遣官护其表，复赠侯爵，谥忠靖”之后，何荣也世袭了父亲东莞伯的爵位和荣耀，何贵依然在要害位置上担任镇南卫亲军指挥，何宏则由尚宝寺司丞擢升为少卿。何真家族的这些光耀，没有人将它看作是太阳落山时的最后余晖。

后来的《庐江郡何氏家记》以马后炮的形式，记述了劫难来临之前的一点预兆。

何真去世的那一年，一个名叫林振的万户，捏造何真勾结胡惟庸，以此敲诈何荣。何荣没有屈服，让人将林振绑了，然后入奏皇帝。朱元璋只问为何不将林振绑来，何荣用担心林振在绑赴途中畏惧跳入聚宝门外兵马司前大中桥下自杀的理由解释，得到认可，朱元璋差人将林振押来，严刑拷打，以死治罪。

胡惟庸案是朱元璋最大的忌讳，每一个胡党，都是他无比痛恨的敌人，因胡惟庸案株连冤死者不计其数，然而这一次皇帝却没识破了告状者的阴险。化险为夷之后，何贵何荣兄弟有一段心有余悸的对话，这段出自《逆臣录》中的文字，今天读来仍令人心惊肉跳：

何贵言说：“大哥，像李大师、延安侯众人都为交结胡丞相，如今都结果了。我每老官人在时也曾去交结他来。看着如今胡党不绝，只怕久后不饶我这一家儿。”荣回说：“我心里也只为这件事常常烦恼，不知怎的好，又没躲避处。由他，看久后如何。”

《逆臣录》中的这段对话，如果使用的是非虚构的手法，那么，何真与胡惟庸的交往，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人可以装聋作哑，不与别人交谈，所以，从人际关系的接近和交往来说，难有人保证清白。所以，胡惟庸案株连一万五千余人，肯定有扩大了的冤屈。

何贵何荣逃过了一场劫难。没有人看到朱元璋的内心，没有人知道皇帝的想法。六百多年之后，我以一个局外人的与己无关分析朱元璋的心理，何真尸骨未寒之时，也许他眼中还有那块赦免死罪的铁券，谕祭东莞伯何真的嘉许仍有余音。

明太祖朱元璋内心那粒疑忌的种子没有萌芽，重新回到了土壤中，等待春天的到来。五年之后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心中那粒多疑的种子终于长成了树木，何真家族的冬天终于以鲜血和死亡的形式来到。

明朝洪武年间的一系列案子和死于屠刀之下的人物，大都与皇帝的疑心和牵连有关。一个人的口供，往往是另一个人的罪状，在严刑拷打之下，那些口供就是击鼓传花，将一个个人串在一根长绳之上。何真家族满门抄斩的血案，只是朱元璋屠戮长绳上的一个结，那根长绳的起头，却是凉国公蓝玉。

蓝玉，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内弟。此人作战勇敢，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女儿被册立为朱元璋儿子蜀王的王妃，这层关系，让他和朱元璋结成了儿女亲家，并被封为凉国公。

牵连凉国公蓝玉的是靖宁侯叶昇。叶昇是蓝玉的儿女亲家，不幸的是叶昇被朱元璋认为与胡惟庸案有关而被杀头问罪。叶昇人头落地的时候，蓝玉便感到了自己脖子上的凉意。蓝玉的心思，记载在《逆臣录》中。蓝玉对哥哥蓝荣说：“前日靖宁侯（叶昇）为事（出了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我这几时见上位（皇上），好生疑我。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

牵连的力量和牵连的后果是你死我活，人头落地。蓝玉的谋反，显然有朱元璋逼迫的因素，所以，《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认为蓝玉在人人自危的气氛之下，铤而走险，情有可原而罪无可逭。在蓝玉的反叛计划中，趁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出城耕种藉田的时候下手。

古籍上的藉田图，让我看到了皇帝在国家的土地上，亲自耕种的情景。皇帝与泥土的接触，虽然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但天下的臣民，无不从帝王与土地的亲密联系中，看到了农耕与人类生存的依赖关系，看到天下太平民众欢乐的祥和景象。所以，朱元璋在万物生长的春天里，离开宫殿，走向大地和泥土的行为艺术，被藉田图诠释为古代天子、诸侯自己耕种的田地。每逢春耕前，天子、诸侯躬耕藉田，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并有劝率天下、勉励务农之意。

春暖花开时节的藉田仪式，以一种最美丽的田园风光留在百姓的心里，却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充满了杀机，所有的危险，都指向了明太祖朱元璋。幸好，锦衣卫指挥蒋瓛用向朱元璋告密的方式，有效地中断了一场危机。在锦衣卫的举报中，蓝玉的谋反名单上，有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舳舻侯朱寿、都督黄恪、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和东莞伯何荣以及何荣的胞弟尚宝司丞何宏。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明朝史册上最恐怖的是“蓝党”两个汉字，这两个用鲜血书写的汉字，让何真的后人进入了朱元璋族诛的屠刀之下。

明朝的情节和细节，充满了血腥，应天地下的人头，密密麻麻，超过高尔夫练习时绿茵场上那些遍布的白色小球。《庐江郡何氏家记》用简洁和不带情感的文字，掩盖了那些不瞑目的人头：“洪武二十六年，族诛凉国公蓝玉，板指公侯文武家，名蓝党无有分别自意，及天下赤族不知几万户。长兄（何荣）、四兄（何贵）、弟宏，维暨老幼咸丧。”

《庐江郡何氏家记》用“抄提”取代了“满门抄斩”的血腥。千里之外的东莞，为何真平定岭南，扫平割据，每一场大战均出生入死屡建战功被元廷封为“中奉大夫广东通宣尉使司都元帅”，入明之后赋闲在家的何迪，不甘株连被戮的命运，起兵造反，击杀南海官军三百余人之后败走被擒，械送京师诛之。

洪武年间的“株连”，让我在历史中不寒而栗，“株连”这个词，让人想起在地下生长的竹根，地面上所有竹子的风光，早已被一根曲折漫长的竹鞭宿命般地固定。何真家族庞大，何真的兄弟手足和子女后人受到牵连，是无法避免的结果，而且，何真的部将、姻亲等人，亦未能逃脱“连坐”的命运。一个人的病，成了蔓延的恶性瘟疫，绝少有人能够成为国家机器下的漏网之鱼。《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罗列了因蓝党案连坐的冤者：归安县丞高彬，何真姐夫杨威仪、杨威仪之子杨荣及孙贵阳同知光迪，何迪女婿邓洪贽一家……

《庐江郡何氏家记》中，有官兵夜抄东莞何真家族时“各自逃生，有幼儿女各乳母抱背香园匿”等描述，覆巢之下，四野哀鸿。慌乱之中，只有何崇和四个儿子及何华的二子一孙，逃到荒无人烟的大浪澳，保全了何真血脉的一星火种。

大浪澳远离东莞，这个被如今香港新界塔门南面大浪湾取代了的地名，洪武年间只是一片荒芜之地，何氏后人，数年间东躲西藏，隐姓埋名，在惊恐中度日如年。

这一切，葬身京师城南八里冈的东莞伯已经无法看见，明太祖的赐封和免死的丹书铁券，都不能让九泉之下的何真瞑目。

何真家族的苦海，结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这一年，朱元璋驾崩，太孙朱允炆即位。在建文帝的大赦天下的阳光中，何崇父子侄孙重见天日，回到东莞祭祖。

十三

六百多年过去，如今的读者，已经很难从《明史》和《庐江郡何氏家记》中员冈这个消失了的地名中找到茶山。我多次去往茶山，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喧闹中，从来没有找到过何真的一个足迹。一个被后人称为“元末明初直接影响广东政局的第一号人物”的英雄，在他的家乡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凭吊，我只能来到市中心广场上，面对一尊青铜雕像鞠躬。

后人总结的何真“练兵据险，开署求士，施行仁政，保持了岭南社会的相对安定；在明朝建立后，能看清历史潮流，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主动归附，使岭南地区避免了兵燹的破坏和归附之后，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的评价，成了一个时代可疑的说辞，倒是以讲史著称的黎东方教授的口语式评价，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

元朝在广东的文武官吏，除他以外，没有一个是能干的。他因此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全广东最有力量的人。他采取保境安民政策，总算是乱世的一个好官。

人的心，永远不会一样大，即使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他们的心也有自己的领土。作为元朝统一岭南的枭雄，何真的心到达最远的地方，就是五岭的边界，而朱元璋的心，则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朝代的疆域。朱元璋的心里，流动着扩张的血液，他的眼光，最终看见的是帝王的宝座。

何真卒于洪武二十一年三月（1388年），何真出生的时间史料却有多种记载，一为元延祐六年（1319年），另有说法为至治二年（1322年）和至治元年（1321年），但以超过花甲年龄计，在兵荒马乱的元末明初，何真都可以算是长寿和正寝。何真之后，时间已经轮转了两朝六百多年，何真家乡，已经少有人在元、明的东莞地图上，找到与如今对应的方位。归善、湴田、黄麻围、梅塘、湛翠、黄岭、石鼓岭、大林径、黄沙水、鹿径、障角、竹头径、塘勒、祖公岭、横枝沥、车冈、仙溪蓢、鸡头冈、马迹径、白石、苍头、马溪头、军备等等地名，已经陌生得如同少小离家的游子。

六百多年的时光，足以改朝换代，沧海桑田。元朝末期的古战场上，生长出无数的高楼大厦和公路铁路桥梁，何真的遗迹，早已被时光湮没得不留痕迹。只有在两个地方，细心的人可以找到保境安民的蛛丝马迹。东莞中心广场上的何真雕像，让游子看到了一个策马仗剑者的英姿，另一处地方，则在寥寥几个老一辈东莞人的嘴上，但是他们缺了门牙的嘴巴已经关不住了历史的风云。即使在青铜雕就的何真像的底座上，后人也只是看到语焉不详的寥寥文字：何真，明代岭南先贤第一人。元末起兵平定乡豪割据势力，控制岭南实现保境安民理想，后归顺明朝稳定岭南政局，维护国家统一。

没有情节和细节的历史是枯燥的陈述，没有血肉情感的人物只能是石雕或青铜。每次在东莞市中心广场见到这个被后世称为“影响中国的东莞人”时，我总是无法在一个头戴布帽手持笏板目光温柔的文官同叱咤风云保境安民的武将之间画上等号。

“影响中国的东莞人”是一组艺术的青铜塑像，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是一座城市骄傲的记录。序齿排班，何真当之无愧地名列首位。

东莞的英雄，何真是历史的分水岭。何真是过去朝代的人，他在兵荒马乱的元末明初的夹缝中进退有据，智慧超群。一个时代过去，另一个时代出现，这就是时间流逝之后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