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布衣陈益将那个神奇之物藏之铜鼓偷带出境的时候，他肯定没有预见到番兵追杀的凶险以及回到家乡之后的牢狱之灾。从清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中读到这段情节的时候，我一次次掩卷沉思，如果陈益能够预判到前路中的灾难，他是否会放弃那个梦寐以求的禁物？

假设，不仅仅是后人的好奇，更是历史的诡异和逻辑的歧路。

一介平民的安危生死，在枯黄的纸页中波澜不惊，却让一个四百多年之后的写作者惊心动魄。我的忧虑和牵挂，只能在线装的古籍中找到答案。

“饥饿”，是我在小学语文课堂上学到的汉字。由于这个动词能够带来刻骨铭心的肉体和精神痛苦，所以，从认识它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有忘记过它的狰狞面目。这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在明朝的历史上占去了半壁江山，明史中的大量篇幅，让位于这个笔画并不复杂而且没有歧义的动词。广袤的中国，没有一处地方逃出了饥饿的魔掌。“太原大饥，人相食”；“南阳大饥，有母烹其女者”；“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德州斗米千钱，父子相食，行人断绝。大盗滋矣”等记录，令人不寒而栗。而记载在《南村辍耕录》中的文字，更是让饱食之后用诗歌抒情的文人难以置信。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酪毒万状，不可具言。

东莞人陈益，也看见了身边的惨状。“饥饿”这个词，在明朝的版图上，无处可以幸免。《崇祯东莞县志》中，有关东莞饥饿的记录，亦比比皆是。

天顺辛巳岁旱，米腾，饥殍载道。

天道靡常，阴阳不协；朝则风，暮则雨，潦涨为灾；冬无麦，秋无禾，生民缺食。

次年者，复值阳愆，穑事不作，萑苻乍惊，米价腾涌，石至一金有余，扶携展转，乞丐弥路。

辛巳之夏，阳德愆候，潦水为灾，广之属郡，大无麦禾，东莞境内，被灾尤甚，民艰之食，羸惫不支，几为饿殍。

陈益虽然是一介布衣，但显然与县志中的饥民无关。《凤冈陈氏家谱》和东莞地方志书中均无陈益家境状况的记录，但其祖父陈志敬和长兄陈履，以明嘉清官广西左江兵备道按察使司佥事和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的家庭背景，断无衣食之忧。中国历史上的饿殍，都是无名的饿鬼，能够在史籍中留下名字的人，饥饿，绝对不会成为他致命的毒药。

所以，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陈益跟随朋友登船开往遥远的安南之时，他的脸上，一定没有菜色，送行的亲人和朋友，看到的只是微笑和轻松。

二

在开往安南的船上，陈益看到了天水一色的景象。大海的辽阔，让人的肉眼看不见远方，更无法看到前程和命运。

陈益的安南之行，毫无目的。“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偕住。”在史料的记载中，我看到了那条驶往安南的船，其实是一条运载货物的交通工具，船上的主角，是陈益的朋友。陈益，只是一个搭顺风船的游客。陈益的家乡东莞虎门，后人在叙述先贤安南之行的原因时，还形象地描述了陈益心情不爽，被朋友邀去安南散心的情节，而那个邀约陈益的朋友，是一个去往安南经商的生意人。历史粗疏，没有细节，我更愿意相信民间的口头文学，“旅游”，这个如今滥俗了的名词，不可能让饥饿的农耕时代的平民承担得起漫长时光消耗的资财。

经商小船上的配角，命运注定了他会成为中国农业史的主角，而那个热心邀请陈益游玩的主人，却被历史遗忘了名字。文史专家杨宝霖先生根据《凤冈陈氏族谱》转述了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陈益到达安南之后的情节：素讷公（陈益字德裕，号素讷）和他们一同前往。到了安南，得到安南酋长的礼遇。请入宾馆，每次宴会，常用珍贵的土产叫作“薯”的款待，薯味很甘美。（《陈益：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影响中国的东莞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史上，这是“薯”的第一次出场。

我遍查农史，没有发现任何对“薯”的外形、颜色、大小的描述，历史只是用“味甘美”三个汉字刺激了读者的味觉，让一种食物逃过外在形状颜色的制约而通过味道进入我们的生活。

“薯”，是安南人对一种食物的命名。这种从草的食物，让万历八年（1580年）的中国平民陈益两眼发光，见到薯的那一刻开始，陈益的魂魄就离开肉体而去，成了薯的俘虏。

杨宝霖先生的文字充满了诱惑力，它让一个曾经在少年时代因为缺少大米而经常用红薯充饥从而产生厌恶的散文作者看见了文字的饵食。“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

陈益的安南行是一次漫长而陌生的异国之旅，幸运的是，遥远的安南用开门见山的方式让一个漂洋过海而来的中国客人直接进入了主题。陈益尝到薯的甜头之后，他的心思便长出藤蔓来到了山野里，他化身间谍，不惜一切手段，刺探薯选种、种植，管理乃至烹调的绝密情报。

安南的酋长，历史隐去了他的姓名，也深藏起了故事发生地的名字，一个地方的所有风水，都凝聚在宴会的薯上。

安南，即如今的越南。陈益生活的那个时代，安南为明朝的属国，陈益到达的北部安南，历史上曾是莫氏王朝的天下。莫氏祖先莫登庸为东莞蕉利（今属东莞中堂）人，以武功为武卫都指挥，累封武川侯、仁国公、安兴王，统元六年（1527年）逼恭皇禅位，始建莫朝，改元明德。由于属国和血统的关系，陈益和他的朋友受到地方礼遇，所以，“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

酋长热情好客，每次宴请，他总是劝客人多吃薯，提起这个安南的独有之物，酋长总是眉飞色舞，薯的容易种植，高产和多种用途，在酋长的演说中栩栩如生。陈益是酋长最热心的听众，粗心的酋长，竟然没有从陈益的神情态度中发现密探的蛛丝马迹，更没有想到，他那句薯是上天赐给安南的礼物，让人间断绝了饥荒的炫耀，改变了陈益的行踪，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未来人生。

三

四百多年之后，安南酋长宴席中的薯，演变成了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最普通的食物，它的名字，也繁衍了代代子孙。番薯、红薯、朱薯、甜薯、土瓜、地瓜、甘薯等等，都是安南薯派生之后的字号。

人类是最容易忘本的动物。“饮水思源”这个成语，只是中国人反思自己忘恩负义之时轻描淡写的短暂愧疚，从来没有人在饱食之后的抒情中追根溯源。

对于我的东莞乡贤陈益来说，我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的名字，寄托了父亲对儿子人生温饱的期望，五谷丰收，可以让天下人的脸上笑容饱满。但是，饥饿，却是一个跟踪而至的恶魔，我的少年时期，常常因为城镇商品粮供应定量不足而饥肠辘辘。父母经常勒紧裤带，但也无法填充我和弟妹们没有边际的食欲。有时，乡下的亲戚进城，送一小布袋红薯，便是父母盼望的甘霖。那个年代粮站定量供应薯丝，以弥补大米的不足，那种红薯刨丝晒干之后的食品，掺杂在米中，有效地填补了城镇人口的肠胃。薯丝的记忆，在一个少年心中扎根，那个熟悉的粮本，充满着薯丝的气味。在随后的知青生涯中，饥饿也成了我摆脱不了的梦魇。我经常在深夜的梦中饿醒，久久不能重新入眠，只好和我一样因饥饿难以入睡的同伴一起，打着手电，在老乡的地里偷挖几个红薯，洗净之后用煤油炉煮熟。我们的睡眠，在红薯的香甜软糯中成熟。

我的青少年时代，与饥饿和红薯为伴。红薯是一个时代救命的粮食，它用特殊的记忆在我心中扎根，然后牵藤，蔓延成一片绿色。

对于人类来说，红薯有着救命之恩。一根蔓延的薯藤，牵扯着中国人口的变化。

清朝康熙前的3800多年间，中国人口始终在数千万之间徘徊，除了战乱之外，饥荒是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有数据表明，公元前22世纪，中国人口为1355万，西汉初年为5959万，隋朝时人口降至1616万，唐朝至宋朝及明朝洪武年间，中国人口分别为4628万、5800万和6000万。中国人口的直线上升，开始于明朝万历年间番薯的引进。那根人口增长的直线，标列出火箭般蹿升的数字：清朝康熙年间，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乾隆二十八年，达到2.04亿，乾隆五十五年和道光十五年，人口迅速发展到3.01亿和4.01亿。

在短短不足两百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三亿多，人口专家用“爆炸式增长”描绘那根人口增长的直线，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我看到了番薯的伟大贡献。

没有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像卑贱的番薯一样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从一种果腹的食物上升为国家政局的稳定。有文章认为，番薯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古代社会的农业经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经济，一旦遇到了天灾，很容易导致经济危机，进而引发农民起义。在番薯引进中国之前，干旱年里平均每12个州府地区就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或暴动，而在番薯引进中国之后，即使干旱年，每40个州府才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在于番薯对水稻有很强的补充作用。”

饥荒之年，番薯不仅有效地安抚了黎民百姓的肠胃，而且进入宫廷，成为皇权的国策。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朝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书：“广栽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乾隆皇帝下旨直隶总督刘峨和河南巡抚毕沅等地方官员，大量印发《番薯录》。官员陆耀因为推广番薯有功，被提升为湖南巡抚。皇上又指令福建巡抚雅德将薯苗运往河南，大力推广，圣旨到处，番薯牵藤，绿遍广袤大地，以至康乾盛世，被人用番薯冠名，称为“番薯盛世”。

由于丰衣足食，由于老一代人的离去，数十年来，“饥饿”这个词逐渐被人遗忘，“饥荒”“饿殍”，那些恐怖的场景只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出现，我已经多年未在餐桌上见到番薯的影子，也遗忘了土地上番薯牵藤绿满世界的丰收景象，只有那些经过繁琐加工之后的薯类制品，以花枝招展的形式出现，在远离充饥意义的背后，让人依稀回想起“充饥”“救命”这些动词。

我在回到故乡的时候，总是去山野里寻找那些逝去的记忆，在农贸市场上购买了大量的红薯、白薯和紫薯，然后运用蒸、煮、炒等多种烹调方式，希望与番薯一起，回到饥饿年代的现场。

在向番薯谢罪的时候，我心中默念着陈益的名字。

四

陈益的心思，在许多个寂静的夜晚，发酵成了一个人心中的计划。在肚皮的严密包裹之下，没有人可以看穿陈益的内心，连邀请陈益同来散心的商人朋友，也没有发现陈益想法的蛛丝马迹。

所有的文献，在记述陈益引进番薯的时候，全部忽略了情节。那些数百年前的故事，其实是最生动的历史，是番薯引进中国最有力的证据，可惜后人无法从古旧的文献中看到最鲜活的画面和场景。即使在东莞，后世的研究者也只有“素讷公很希望得到薯种，于是，不惜重金从安南酋长的下人获薯种……过了些时，素讷公寻得机会，秘密携带薯种和铜鼓回国”的简略描述。

口传文学，往往是历史文献的有效补充，在陈益的家乡虎门，不少文化人随口就能描绘出四百多年前陈益与安南番薯的精彩故事，他们口述的情节和细节，足以同当今的小说媲美。

为了探寻番薯的奥秘，陈益走进了安南的山野，在青翠欲滴的大地上，陈益看到了番薯以藤蔓的姿势在土地上匍匐，看穿了番薯在泥土之下的真实面孔。

离开了酋长的餐桌之后，陈益在山野里不再是客人，安南人怀疑和警惕的目光，确认了他密探和间谍的身份。陈益的中国粤方言口音在安南水土不服，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安南街道上张贴的那张布告。

陈益的生意朋友翻译了布告的内容，白纸上的每一个文字，都让陈益感到了压力，但是，他没有退缩，一个被番薯摄走了魂魄的人没有将布告上禁止携带番薯出境、违禁者斩首的警告放在心上。

经商的朋友办完事后启程，满载货物的商船扬帆之时，却不见了陈益的身影，货船离开了安南的水域，陈益滞留不归却成了回国之人心中的一个谜。

陈益又一次走进了田野土地，他的行踪是我破译滞留不归之谜的钥匙。一年之后，陈益摇身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安南人，他的语言、服装和黝黑的皮肤，彻底消解了他同当地人的区别，而且，陈益用中医方法，用安南山野里的草药，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安南人将陈益当成了朋友，教会了他敲击铜鼓，吟唱越音，并且传授了番薯种植、栽培、管理、收获、贮藏乃至烹调的全部秘密。

当安南人以为陈益断绝了思念从此扎根安南的时候，陈益却在一个夜晚乘着一只木船走了。陈益的出走，完全可以用“悄悄”“偷偷”这些汉字描述，他将秘密藏在铜鼓中，他的铜鼓瞒过了安南海关的火眼金睛，却不料酋长识破了陈益的机心。酋长的大船，以超过陈益小船数倍的速度追赶。陈益拼尽了力气，在大船赶到之前，进入了中国的水域。安南酋长望洋兴叹，他没有想到，上帝赐给安南的番薯，竟然在中国农夫的深重机心中，漂洋过海，到另一片大陆中繁衍子孙。

五

番薯进入中国，其实是安南酋长无力阻挡的命运安排。

明朝万历年间，是中国农业的幸运时期和饥饿的老百姓的幸福年代，番薯先后从安南、吕宋、交趾以秘密的方式悄悄传入，在番薯的历史上，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广东吴川人林怀兰，都是冒死的功臣，只不过广东东莞人陈益，捷足先登，比他们更早一步引进。中国农史的功德簿上，陈益的名字排列在陈振龙和林怀兰之前。

用严谨的论文和翔实的史料廓清番薯进入中国的时间真相的是一个名为杨宝霖的东莞人。为了写作《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这篇文章，时任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的杨先生查阅参考了数百种文献，在对照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在《农业考古》杂志发表之前，所有的资讯，都认为我国最早引进番薯者为陈振龙或林怀兰。

番薯的原乡，在遥远的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番薯逐渐传播到欧洲和东南亚。中国农史学界的共识是，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为明神宗万历年间，但是，引进番薯的人物、路径、方式和地点，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古籍文献的不同记载，让后世难以判断。

明代何乔远、徐光启，清代周亮工、谈迁、陈鸿，明代陈纪伦等人和光绪《电白县志》、民国《桂平县志》以及清同治刻本《凤冈陈氏族谱》等文献，为番薯提供了一幅杂乱的图景，没有人可以梳理清历史的一团乱麻。

陈振龙首个引进番薯的观点主要源自清朝陈世元的《金薯传习录》。“父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久驻东夷，目靓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热可茹，询之夷人，咸称薯有六黄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但此种禁入中国，未得栽培。纶（陈经纶，陈世元之五世祖）父时思闽省隘山阨海，土瘠民贫。……朱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岛夷传受法则，由舟而归，犹幸本年五月开棹，七日抵厦。”

这段文字隐去了具体时间，让番薯的面目在进入中国之时就一片模糊。明代何乔远的《闽书》所称“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于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也没有指明具体的年份，让总共四十八年的万历处处面目可疑。后人在陈经纶呈送福建巡抚金学曾的《献番薯禀帖》中找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的具体日期。

而林怀兰最早引进番薯的根据则来自光绪十八年的《电白县志》：

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之德，背之不义。”遂投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

另外，光绪十四年的《吴州县志》，亦有上述记载，两志均以“相传”开头，且没有林怀兰去交趾及回国的时间。历史的疑云，让红薯的真实面目始终漫漶不清。

只有清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卷七《家传·素讷公小传》中，对番薯的引进，标明了具体的年代，描述了真实可信的情节：

万历庚辰（万历八年，1580），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地多产异器，造有铜鼓，音清亮，款制工古，公摩挲抚玩弗释，寻购得，未几伺间遁归。

酋以夹物出境，麾兵逐捕，会风急帆扬，追莫及。

杨宝霖先生在论证番薯引种年代时，并没有忽视和回避专家的观点。陈树平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的文章《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认为，万历四年（1576年）《云南通志》有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种植红薯的记载，从而推断云南引进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七八年。

陈树平先生的观点之所以不被农史学界重视和采纳，是其混淆了番薯的概念。杨宝霖先生认为：《云南通志》所载，乃“红薯”，非指明“番薯”。番薯虽有别名曰红薯，但不是只有番薯才有此别名，一些薯蓣科的植物或近于薯类的植物，都会有红薯的称号。现在广东人叫薯蓣科的甜薯（Dioscorea esculenta）肉色紫红者为“红薯”。

杨宝霖先生引用了光绪十三年刻本《滇南本草》中的记载：

土瓜，味甘平。一本数枝，叶似葫芦，根下结瓜，有赤白二种。（略）产临安者佳，蓄至二三年，重至二三斤一枚者更佳。

杨宝霖用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资料，还原了云南土瓜的真实面目。云南土瓜，借用了番薯的名字，蒙蔽了世界多年，最终在一个学者的论文中回归。

六

饥饿年代，当我用软滑香甜的番薯充饥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与番薯相依为命血肉相连的薯藤，对于中国农业的意义和对于人类的价值。

番薯藤，从来都是猪的美食。番薯藤进入人类的餐桌，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口味返祖，当人类厌倦了大鱼大肉之后，就会想起荒土里的野菜，想起专门用来喂猪的薯藤。一种食物的美妙味道，常常与经济价值和身份尊卑无关，更多在于人类对它的重新评价，用味蕾对它的重新审视。

无法想象，离开地表上的薯藤之后，泥土中的番薯还能够修成正果。我曾经在一个梦里看到，番薯藤变成了一根脐带，一个母亲胞衣中的婴儿，成了一个巨大的番薯。没有人为我破译这个奇怪之梦的暗示和征兆，直到我写这篇散文的时候，才突然明白了梦的意义。有的时候，梦的应验必须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缺少耐心的性急之人，可能错失过千载难逢的心灵感应。

番薯引进中国，陈益们在功劳簿上的名字，除了时间的排列顺序之外，引入方式也有差异。那些文献记录中的细节，成了刺激食客味觉的酸甜苦辣。

从生长的意义来说，番薯真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番薯的每一个部位，都是繁衍生命的燎原星火。陈益、陈振龙和林怀兰，都窥视到了番薯生长、繁殖的全部秘密，所以，他们在引进番薯的时候，各展其能。

明代杰出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有人把番薯藤绞入船上汲水的绳子中，于是，番薯种就秘密渡海，来到中国。”

相似的记载，亦见于清人周亮工的《闽小记》：“中国人截取八九寸长的番薯藤，挟带入小盒中，带回中国。”

清人谈迁，也在《枣林杂俎》中有如下记录：“明神宗万历（1573—1619年）年间，福建人把番薯藤带回家乡。”

而在光绪《电白县志》和同治《凤冈陈氏族谱》中，番薯却是以块茎的形态秘密出境，冒死进入中国。林怀兰收藏的是半截生番薯，陈益则是将完整的番薯藏入铜鼓中。

无论以何种方式来到中国，番薯都没有拒绝中国的水土，不管是断藤，还是完整的茎块，番薯在陌生的土壤中依然生气勃勃，它们没有辜负陈益们的一片苦心。

安南酋长在陈益面前炫耀番薯是上天赐给的礼物的时候，番薯还是餐桌上的神秘之物，更是拥有者掌握的国家机密。如今的我们，已经无法看穿万历年间的秘密，也不可能明白低贱的番薯，如何能够成为招待贵客的佳肴。

杨宝霖先生以一个学者的睿智，做出了符合生活逻辑的推断：

就安南酋长在宴席间以番薯款待外宾陈益这一点来看，番薯之在安南，当时珍贵可知，可见在万历十年的时候，番薯传入安南，为时极短。如果番薯遍野，岂有以此贱物款待外宾之理？

无论是陈益，还是陈振龙和林怀兰，他们在万历年间的异国，都是在宝藏面前不知道阿里巴巴开门秘诀的羡慕者。那些深知番薯特性的主人，严守秘密，用严刑峻法筑成封锁的铜墙铁壁。他们知道，番薯生命力顽强，哪怕一茎短藤半块番薯流出，都会绿遍异国的大地。所以，我能够想象得到，驾船追赶陈益失败的酋长，一定痛悔莫及，一定会仰天长叹，上天的礼物，将会断绝中国人的饥荒。

我读中学的时候，经常离开课堂去野外开荒，然后在贫瘠的瘦土里插上番薯的秧苗，数十天之后，绿藤铺地，番薯出土。番薯的种植和收获，是我接触农耕的开始。当饥肠辘辘的我们捡来松针枯枝，在土穴中用火煨薯的时候，番薯的香味渗透了我的每一个毛孔。只是，一个荒诞年代里的初中学生，不可能知道番薯漂洋过海的历史，也不可能知道一个名叫陈益的布衣的安南历险，更不可能预见到，二十多年之后，我会举家迁徙，在一个名叫东莞的地方，见到中国的第一块番薯地，看到陈益引进番薯之后的灾祸。

七

一个人的隐秘心思，从来不会记录在粗疏的历史中。所有的正史、野史，都不会让一种陌生的植物在进入大陆时有一个私下喘息的空间。我在搜寻陈益私藏番薯逃生路上的细节时，一无所获。即使描述最详细的家乘《凤冈陈氏族谱》，也仅仅只有“壬午（万历十年，1582年）夏，乃抵家焉”的语焉不详。

四百多年之后，我无法知道陈益秘藏番薯回到东莞北栅家中时的心情，欣喜，紧张，谨慎，甚至担忧与害怕，都复杂地交织在他的情绪中。家乘中“公至自安南也，以薯非等闲物，栽植花坞”的描述，隐隐透露出了陈益小心翼翼的神情状态。只有“非等闲物”，所以陈益才会不露声色地将上天之物“栽植花坞”。对于耕种的土地来说，花坞，只是私人的庭院天地，触手可近，具有较强的私密性。

在我的想象中，陈益是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地将那个来之不易的安南番薯，小心翼翼地埋在花坞的泥土里，狗已眠，鸡未啼，只有朦胧的月光，偷窥到了陈益的心思和行为。

陈益的小心谨慎是有理由的。安南的番薯是否服中国的水土？是否会有不怀好意的人密告官府？陈益每天假装悠闲地看守着那个埋藏着秘密的花坞，心里却紧张得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那天，陈益看见那个姓卢的乡人从自家门口经过时鬼鬼祟祟的样子，他就觉得是不祥之兆。

由于历史的粗疏，这个卢姓乡人没有在文献中留下名字。《凤冈陈氏族谱》也只有“邻蟗卢某”的记述。一个卑微到留不下名字的人物，能够让冒死引进番薯的智勇双全者紧张，必定有逻辑的因果。杨宝霖先生在《陈益：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中用现代汉语准确地演绎了古籍文献：

先前邻乡有不务正业的卢某，恃强倚恶，横行乡间，素讷公曾经揭发他的劣迹，卢某心怀旧恨，打探得素讷公从安南回来，就搜集材料，向官府告发素讷公里通外国。

在朱元璋的大明王朝，“里通外国”是无人敢于触犯的杀头大罪。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防止海盗滋扰，下令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除进贡之外的贸易。“片板不许下海”，“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海通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大明律》颁布的坚硬法规和杀气腾腾的惩处办法，足以让每一个试法者心惊肉跳。

卢某上书官府文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围绕着海禁展开，卢某检举陈益的每一句话，目的都是人头落地。陈益的七寸掐在了别人的毒手之中。

大祸在陈益的心惊肉跳中不可抗拒地到来。《凤冈陈氏族谱》仅仅用了一句“所司逮公下狱”，就让陈益的命运水落石出了。

大牢中的陈益，对自己的生死已经无能为力，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花坞中的番薯。在历史没有指明的阡陌上，后人依然可以找到危机四伏的羊肠小道。作为一个四百多年之后的散文写作者，我用文学的想象推测，此时的陈益，已经没有了死亡的恐惧，也没有了生死的担忧。在安南的所有日子里，他做过的一切，都是为了私藏引进番薯，在酋长率兵追赶的危急时刻，他肯定想到过“杀头”“死亡”这些血腥的字眼。

“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常常让事物或人的命运出现意料之外的转折。陈益命运的走向，也符合这个规律。

陈益的次子燕规以一个求援者的身份紧急赴京，向伯父定庵公陈履报告噩耗。

陈益一介布衣，家世却不寻常。陈益的祖父陈志敬，明世宗嘉靖年间官至广西左江兵备道按察使司佥事。陈益的父亲，虽然未入官场，却也是当地庠生，素有声名。陈益的长兄陈履，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陈益下狱之时，长兄正由苏州海防同知升为户部郎中。

“闻报大骇”，是古籍中描绘陈履得知陈益下狱之后的面部表情。人命关天，刻不容缓，陈履立即带上侄儿，找人诉说冤情。

陈益的救命恩人，是一个在所有的史料中均未出场的人物。《凤冈陈氏族谱》用一个“某”字，替代了这个关键之人的姓名。此人的关键之处，在于他正奉旨巡按广东，尚方宝剑，平添了他的分量。陈履凭着他与此人同榜进士的交情，让冤情直达权力，使陈益的生命，出现了转机。

一场蓄谋制造的冤情，直取一个人的性命。我相信，四百多年前的那场斗争，一定由许多惊心动魄的情节和细节组成，可惜历史粗疏，不仅省略了诡计和心机，而且也隐去了当事人的面目。《凤冈陈氏族谱》简洁到用一句话，化解了素讷公的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

定庵公（陈益长兄陈履，字德基，号定庵）闻报大骇。适同谱御史某奉命巡按东粤，诣诉状。抵任，首摘释之。

八

陈益的无罪释放，史料没有平反昭雪之类的描述，也没有诬告者结局的交代。“冤白日”三个平凡的汉字，就是一件冤案的平反和一个故事的大团圆。

余悸尚存的陈益，离开大牢，见到儿子燕规的第一句话，当是他的番薯。

从遥远的安南冒死引进的番薯，没有辜负陈益的期望。花坞满眼绿色，番薯牵藤，蔓延一地。陈益忘记了大牢中囚禁的痛苦和冤屈，立即掀开薯藤，掘土挖薯。史料中“冤白日，实已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的文字，当是现场的真实描述。

陈益蒙冤之时，番薯刚刚入土，出狱之后，藤已燎原，果正成熟，这样想来，番薯的一季，正是它的主人受屈的半年。

陈益的花坞，是番薯进入中国的第一块试验田。它的面积，微不足道，但它的价值和意义，却宽阔无边。

四百多年过去，沧海桑田，在无边的高楼大厦中，后人已经找不到了陈益的旧屋和他的花坞。庆幸的是，陈益用超前的眼光，为番薯的传播安置了新家，为后人留下了历史的蛛丝马迹。

我在《凤冈陈氏族谱》“公置莲峰公墓右税地三十五亩，招佃植薯”的记载中找到了小捷山。这块安葬着陈益祖父莲峰公陈志敬的山地，是中国番薯正式种植的地点。花坞试种的成功，给了陈益巨大的信心。有限的花坞已经无法安置番薯的前景，陈益将祖父墓旁的三十五亩地租下，为安南番薯找到了中国的最好温床。

喜高温，耐旱，高产，适宜多种土壤，番薯的这些优点，通过陈益找到了最好的生长环境。中国南海边那个名叫虎门的地方，是漂洋过海的番薯在中国落脚的第一站。

小捷山，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如果不是为了番薯，我会永远与这个地方无缘。几年前，我在虎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这块种满了番薯的土地。功臣陈益，已经以一抔黄土的形式陪伴在祖父的身边，坟墓的前面，番薯牵藤，绿满人间，只不过，如今的番薯，已经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纪念。

杨宝霖先生是最早来此考证并用论文论证这块土地历史的文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时为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的他多次深入陈益家乡虎门公社北栅大队，搜集史料，寻访线索，发现了番薯成为中国独特祭品的依据。“每年祭祀或扫墓，必用红皮番薯为祭品，并写上‘红薯一对，富胜千箱’八字，这是祖宗遗制。”

中国番薯的滥觞之地，在杨宝霖先生的文字中揭开了面纱，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番薯遍种，只有陈益知道，那些充饥救命的番薯，都是从小捷山牵去的绿藤。而近在咫尺的东莞，则是最早闻到番薯香味的村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篁村、河田甘薯，白、紫二蔗，动连千顷，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

陈益坟前那块种满了番薯的土地，没有留下历史的任何痕迹，如果不是墓表上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广东香山人黄佐撰写的文字，不会有人想起番薯的来历，更不会有人通过番薯看到陈益的功绩。

我来到小捷山那块留下了陈益脚印的番薯地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农耕时代的沃野庄稼，溪流，树木，炊烟，耕牛和农人，都被现代化吞噬干净。在一个远离祭祀的日子，我看到了陈益墓前残存的香烛和番薯。我明白，陈益家族后人用番薯祭祀先人的传统依然在祖训中延续和发扬。从虎门回来之后，我写下了一段感受：小捷山，被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挤得瘦弱不堪，难以禁风。在传统农业已经成为人们久远了的记忆的今天，小捷山这片四百多年前的坡地可能是虎门这片繁华之地最后的土地了，农业，它只是以一种纪念和象征的形式孤独地呈现。虽然，虎门人每年都以两个番薯供奉在陈益的墓前，然而土地失去了，农业消失了，春天也无法在农业的枝头美丽绽放。（《莞草，隐者的地图》，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九

没有人知道番薯退出中国人主食行列的具体时间，在我的记忆中，番薯变化的方式是悄无声息地以一个辅食和配角的身份让餐桌上的米饭更香甜，让人类的食物谱系更加丰富。荒年和饥饿已经远去，目光短视的人们已经看不见了番薯的背影。

战争、瘟疫、自然灾害，没有一个国家和领袖可以完全截断这些饥荒的源流。未雨绸缪这个成语，常常是人类的马后炮。富庶时代，人类应该将一幅幅惨绝人寰的饥饿图景挂在墙上，印在心里，让饥饿的恶魔在人类的防线面前知难而退。所幸的是，仍然有一些像我一样从饥饿年代走过来的人，依然记得历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说：饥饿！

番薯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已经有了四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没有一只番薯或薯类制品，在丰盛的餐桌上自我广告那些久远而艰辛的时光岁月。我无法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明朝，更不可能回到安南、吕宋、交趾那些番薯的第一现场。追溯番薯的中国史，只能通过人物和器物进行。

先薯祠，道光十四年（1834年）建于乌石山。这是福建人为引进番薯的陈振龙和支持推广番薯种植的福建巡抚金学曾立的纪念碑。

坐落在广东电白县（今电白区）霞洞乡的番薯林公庙，则是为了纪念林怀兰从交趾引进番薯而建的家庙。此庙建于乾隆年间，为霞洞副榜崔腾云率当地民众所建。每年番薯收获之时，后人必挑选完整大薯，悬吊于庙内，以此纪念林怀兰。

先薯祠和番薯林公庙，用坚硬的材料，记录了番薯的历史，让功臣的名字，永垂不朽。而陈益的家乡故土，却找不到一处记录先贤事迹的建筑。挖掘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为我国引进番薯最早之人证明的文史专家杨宝霖先生，无奈叹息说：“陈益涉鲸波，渡大海，几为酋长所捕，历尽艰辛，又因此受铁窗之苦，为祖国引进番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惜陈益不仅无祠、庙可资纪念，而且引种番薯的事迹也湮没无闻。”

三十多年前一个爱乡之人的遗憾其实也是所有得到过番薯恩惠的异乡人的遗憾。我多次到虎门，在小捷山那块中国最早种植番薯的土地上，看不到历史的任何影子，只有陈益和祖父的坟墓，寂寞在荒草丛中。我在用这些陈旧的文字追忆番薯的时候，终于有一条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2018年10月28日的《东莞时报》，记者沈汉炎披露了陈益纪念公园筹建的新闻。这份陈益家乡的报纸，没有忘记陈益和番薯，多次通过不同的版面，讲述番薯的曲折经历，回顾乡贤的伟大贡献。

陈益纪念公园的蓝图，描画在虎门小捷山那块中国最早种植番薯的土地上，古代农业遗址和陈莲峰墓陈益墓，将在时光中展现番薯的前世与今生。饱食之后抒情的后人，将会在番薯面前，看到一种食物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