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其五

在文学史文化史上，陶渊明的形象似乎已被这两句诗定格。——这两句诗就是陶渊明。人们愿意相信，确实有一个悠然、洒脱、静穆、无忧的陶渊明存在。

竹篱边，菊花旁，一杯酒，一张琴，一位安静无忧的诗人，没有来路的荒凉，没有前方的迷茫，没有灵魂深处的孤独挣扎。自古以来，无数吟咏描绘陶渊明的诗文与绘画，呈现的往往就是这一意象或场景。人们不约而同地认定诗人已经这样并始终这样了。

这是不可能的。人是不可能轻易抵达静穆境界的，更不可能永远静穆。

陶渊明经常有咬紧牙关的时刻。

这是人类中古时代，中国魏晋时期。公元400年前后，东方中国处于一个漫长乱世的极端状态。社会进一步趋向碎片化、丛林化。建安风骨已是风骨无存，魏晋风度亦风光不再。士人皆成惊弓之鸟，诗文无不热衷于浮艳藻饰，士风、文风萎靡至极。这个时代少有伟人，陶渊明却是一个。这位伟人以最平凡甚至是最卑微的面貌呈现自己。

众人纷纷往一个方向去了，陶渊明独自去了另一方向。他在田园里将人生坚持到了终点。猛兽们在丛林里咆哮，田园之鹿卧于树荫。人生里虽有喜悦，但更多的是荒凉、孤独。所以，他时时需要一杯酒的支援与搭救。他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在他之后，他的田园竟沿着他选择的方向，进入历史，走向未来，来到我们中间。他的田园产生了无限丰富的意义。

屈原歌哭无端苍茫无际，他把命豁出去了；李白大喊大叫飞扬跋扈，他把心脏挂到胸膛外面了；苏东坡喋喋不休泉源万斛，他把“满肚皮不是”化作一腔豪气了。陶渊明呢？他隐忍内观自言自语：我只想过我一个人的日子。

陶渊明在进行着一场“生命审美”实践。晋人不约而同地投入一场“生命审美”运动，直接把个体生命的气质、形象、语言、行为等当作审美对象。在相当程度上，人们把“忠”转向了自身。这堪称中国皇权史上的奇迹。所谓魏晋风度，“生命审美”是核心。陶渊明是魏晋生命审美的成功典型。

陶渊明完全不存赢得世人围观喝彩愿望，实际上在其生年亦无半句喝彩声，但其“自言自语”却一再穿越时空，抵达一代又一代人的内心。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退潮后沉淀下来的一颗珍珠，已近似一粒文化“元种”。对渊明来说，与自己对话，比与世界对话更重要。而与自己对话只要足够真诚，竟然就是与世界对话。隔着一千六百年岁月，我们回视品读渊明，会加倍感受到这一点。

陶渊明给中国文化额外增加了一个灵魂——田园魂。陶渊明之前，这个灵魂若隐若现，陶渊明把它显化了，让它成为幽灵。只要是幽灵，就有一再现身的能力。

陶渊明呼应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田园梦、怀乡梦。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去来兮辞·并序》

中国读书人大约无人不知这声长唤。

公元405年11月，41岁的陶渊明自免彭泽令，赋《归去来兮辞》，经历了五仕五隐，最终彻底归隐，直至去世。

巨大的振幅算是结束了，而生活、生存不可能是静止的。敏感深情的诗人更是如此。《归去来兮辞》，多么像一颗伤痕累累的“童心”的吟唱。

41岁时的这场退却，是陶子人生的一个坐标。

人们往往易见陶子的淡泊宁静，而漠视陶子的孤独、耿介、酸楚、躁动。我们不能因为喜欢一个静穆的陶渊明，就无视他的矛盾痛苦。孤松寒柏的耿介之气弥漫陶子一生。鲁迅就说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淡泊澄明怎么来的？一腔热血酿成。“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持久的宁静。”（叔本华语）这话是符合人性本相的。幻影般完全静穆的陶子，是不存在的。

陶渊明由“人间”决绝退却至田园。这颗田园魂没有止步于田园。他那颗追求生长的灵魂，常常需咬紧牙关。身在仕途，“口腹自役”的生存令人厌恶；回归田园，回归陶子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田园，这颗田园魂却又不时逸出田园。似乎是归宿的田园，仍只能视为陶渊明的一个人生驿站。

我低至泥土草根，却可以心雄万夫。有耿介之节，方有淡泊之怀。踏过了荆棘之路的陶子，方能由田园到达他的精神“桃花源”。“桃花源”意象将这颗田园魂推至极致。陶渊明的深邃在这里。

由田园抵达“桃花源”，是陶渊明的必然。

“桃花源”概念在中国堪称妇孺皆知。《桃花源记》则似乎是一篇能够永远生发新意义的文章。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存在的孤独是必然的。区别在于是主动孤独还是被动孤独。人们体验到的孤独大都是“被动孤独”，是不得不孤独。而渊明是主动孤独，他主动接纳这份孤独人生。一颗闹哄哄的灵魂里，难以生长高品质的事物。“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陶子得知有一些“素心人”在一个地方居住，就把家搬过去了。“素心”就是守拙之心、自求孤独之心吧。“桃花源”这方净土，只有一颗“素心”才能发现。桃花源里的人则全都是“素心人”。

从外在的东西看，退却到泥土草根的陶子，关注丰歉、带月荷锄的陶子，把酒话桑麻的陶子，与农人无异。但他本质上显然不是农人。他的精神疆域，也非有限田园能够容纳。“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他辞别“人间”，却无法离开这个无道世间。

自古至今，人们不但争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人间还是仙境，还争论桃花源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大有胶柱鼓瑟之嫌。其实不必争论。“桃花源”是从陶子灵魂疆域生长出来的，唯有陶子能让它生长。它显然是一个既非人间又非仙境的“乌有之乡”。

人间—田园—桃花源，画出了陶子灵魂生长的轨迹。

晋太元中、渔人、太守、刘子骥等等，你看，陶渊明言之凿凿，分明在呈现真实事件、真实时空，可是，他同时告诉你：那一切并不存在。

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年号，去陶子写此文仅二十年。渔人，朝代更迭里的草民、顺民，皇权体系中一个最小纳税单位。太守，统治者序列中的一员。刘子骥，实有其人并甚有名望，桓玄叔父桓冲曾请他做长史，固辞不受，一直乡居。起初，渔人一派天真，先“忘路之远近”，再“舍船”，一“忘”一“舍”，在无目的且不动心机前提下忽然到达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渔人所见如此。桃花源人虽历数百年，对暴政的恐惧却如基因一样代代相传。乍见渔人，桃花源人的惊讶程度远胜渔人乍见桃花源人。面对忽然而至又将离去的渔人，桃花源人作此小心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转脸就辜负了桃花源人，无半点负疚心理，离开时沿途“志之”，并马上报官。这是由渔人作为顺民的“工具性”所决定的，其天真具有暂时性。太守立即派人去寻桃花源，作为向导的渔人竟连亲手所做记号都找不到了。“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渔人与统治者，丧失天真，不能“忘”、不能“舍”，寻桃花源必定是南辕北辙。

故事到此完全可以结束了。陶子却不肯结束。“高尚士”刘子骥可视为与陶渊明同类人物，或许能找到桃花源。陶子向往并创造了这个“桃花源”，诗笔一挥又让这个刘子骥动心动念去寻找。“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子把渔人已眼见之、足踏之、饮其水、啖其鸡的桃花源凌空架虚，悬于乌有之乡，极逼真又极空灵。抱着寻找桃花源这一目的、从人间出发的任何人，都只能空手而归。陶子就是这么安排的。陶子真是厉害。

陶子说得明白——桃花源这个美丽新世界是他心中的梦幻泡影。心中有桃花源，世间无桃花源。它在人间，又不在人间。它不是人间，却比人间更具人性、人道。无意求之而得之，有意求之则踪影尽失。似乎是完全纪实，却又是彻底的浪漫。真即是幻，幻即是真，非真非幻，非幻非真。作者喜悦乎？苦闷乎？迷惘乎？渊明这是在开一个什么玩笑？

陶子做了一个大梦，借此发出此生最深长最有意味的一声叹息。人性、人道、人与人、人与自然，若如桃花源呈现出的那样就好了，人间却偏偏不那样，偏偏截然相反。人间与桃花源，是两个不能沟通的世界。桃花源拒绝沟通，恐惧沟通。这竟然是桃花源存在的前提。桃花源人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人间—田园—桃花源，这是陶子用生命串联起的一个非凡的意义领域，形成陶渊明人生求索、生命审美的广阔天地。依从生命中那份“天真”的召唤，陶渊明从他厌恶的“人间”退却至田园。田园的美好、艰辛与孤独，他都咀嚼品味过了。肉身需地址，灵魂无疆界。田园不是他人生的终点，这颗“田园魂”常常飞升至他心中的桃花源。

桃花源人侥幸地逃离了暴政，并从此逃离了残酷的克隆一般的朝代更迭，进入了一个无统治者无王税的“田园”新时空。陶子及芸芸众生，却不可能有这种幸运。桃花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如此口吻提及故晋，可证陶渊明对晋的眷恋即使有，亦相当有限。陶子无半点愤青式表达，批判性却甚彻底。

中国古代，找不出哪篇文章比此文更富张力。

《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却远比诗有名，诗反而像是对序的注解。“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彼岸与此岸，理想与现实，桃花源与人间，一淳一薄，尖锐对立，虽灵光乍现，却只能迅速“幽蔽”。桃花源人压根就不相信外面会有“好”人间。诗如此结尾：“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陶子并不愿他人陷入“迷魂阵”，说得极明白：桃花源在尘嚣之外，从人间出发焉能抵达？我陶子只盼踏着这一缕清风，去寻觅那与我灵魂契合的事物——桃花源就是我的虚构，它只在我心灵世界里。不少注家把“寻吾契”注解为寻觅世间桃花源，那不成了陶子自打耳光吗？在闭塞的古代，小规模的治外之地并非罕见，但皆非陶子笔下桃花源。陶子这一幻想、理想必有所本，但他把“所本”也虚化、幻化了。在漫长田园生活中，在对生命的审视与感悟里，在与生存艰辛抗争中，陶子灵魂已到达存在澄明之境。《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一次精神远足，灵魂放飞。在这样一个悲惨人间，在他安静寂寞的田园里，他知道自己的喜悦、苦闷与迷惘。他向往桃花源人自由、自然人性，亦理解渔人及太守卑陋心机。桃花源自求“幽蔽”，正如陶渊明之自我退却。桃花源是陶渊明深邃灵魂不容侵犯的象征。表面上是此世弃我，本质上是我弃此世。

陶渊明之后，吟咏唱和桃花源成为历久不衰的文化现象。找不出哪篇古文，受到过如此热烈追捧。古代，不仅仅是士人，各级统治者乃至皇帝本人，对桃花源式“治”外之地亦常心生向往。古史中这种消息不难找到。乾隆皇帝就写有数首咏桃花源诗。陶子的桃花源，对统治者的人性、非工具性一面，竟然亦形成一种检验。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会念及桃花源，即可证其尚未被彻底工具化，尚存对非工具性的向往。历代吟咏桃花源之作，可谓汗牛充栋，激我最深者乃王安石之《桃源行》。“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重华（舜）之世不可再现也，秦政非秦一代而终也，桃源梦千古大幻梦也。王安石诗境界阔大，思理邃密，深得陶子旨趣，不愧为政治家诗人。

幽蔽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桃花源，却打通了人类的某种美好情感。古今中外不断有思想伟人在幻想好的人类生活。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可证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是人类前行的永恒动力。梁启超则把桃花源称为“东方世界的‘乌托邦’”。桃花源有儒家《礼记》“大同世界”影子，亦有老子“小国寡民”痕迹，但又与它们根本不同。陶子把桃花源人声气口吻呈现给了我们，看上去那是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美丽新世界。桃花源比所有长篇大论的“乌托邦”都有诗意，也更似梦幻泡影。陶渊明并不存为社会开药方之想。面对永远充满苦难的现实，自古至今，自以为手中有灵丹妙药的人真是太多了。

桃花源，这个妇孺皆知的概念，是陶渊明贡献给我们的。妇孺皆知，可不是一件简单事。桃花源，明明是陶渊明之梦，至今却仍在拨动人类的心弦，它的意义仍在生长。

不仅吟咏唱和《桃花源记》。陶渊明之后，唱和陶渊明成为千年不绝奇观。被唱和如此之多之久，历史上并无第二人。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后世竞相效仿。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诗人，都写出了大量优秀田园诗，与陶子相比，却大都似城里人在说乡下事。自古就有人指责渊明是“自了汉”。奇迹在于，他在此路上可说实现了“立德”境界。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孟子所标榜士人应世之道。渊明是独善其身的极致。放弃立功，亦无意于立言，其诗文远离时尚，只为自娱，在当世毫无影响，立德境界却在近似自然状态中实现了。所立之德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然、自由、澄明。渊明所立此德，无违其深厚仁德，却有反工具性之潜质潜能，能启发存在感，能指向未来。显然，这不是皇权推崇之德，但皇权有时亦对之略示尊重。杀隐士这一极端行为，只朱元璋干过。明清时代，皇权臻末世，奴化达顶峰。

为何，无数人会念叨陶渊明？为何，无数人认为自己的生命里该有一个陶渊明？

士人喜欢陶渊明有多深，其反工具性愿望即有多强。

对陶渊明的景慕，至宋代达顶峰，士大夫“嗜陶”成为普遍风尚。这其中，以苏轼、辛弃疾为杰出代表。二人同为豪放派词人，一为大才子，一为才子兼英雄，遭遇皆曲折异常，登高望远，识破机关，却只能无奈悲叹。才子的豪放，英雄的豪放，不约而同折服于陶子式的隐士“豪放”。

苏、辛主位人格乃积极用世者。似乎淡泊的渊明，却最能打动他们的才子情、英雄魂。渊明的柔软、自然，正是从不屈的热血刚肠中生长出来的。越是真才子、大英雄，其自然自由之我越是难以被彻底压抑取消。景慕渊明，正是对自然自由之我的深情呼唤，对工具之我的反抗。皇权时代无数士人，皆承受过欲为“自了汉”而不得的痛苦。人们喜欢渊明，其文化、心理原因就在这里。渊明不朽的原因亦在此。

普遍的怀乡情结、田园情结，正源于追求自然、自由之我。故乡、田园的深层意蕴正是自然、自由这一人类根性。

真正的诗人，几乎无不怀乡——诗人是个怀乡团。放大视野看，怀乡者不只是诗人，历史上，广大士人亦普遍怀乡——士人是个怀乡团。可是，怀乡者群体还要广大得多。蚂蚁般丛集蜗居在楼群丛林里的现代都市人，如能面对一片原汁原味的田园，竟如面对一个熟悉的奇迹。那田园为何看上去如此喜悦？那田园为何恍然如我一个暌违太久的“家”？那田园为何如我的一个梦？那田园为何如我的前生？无他，只因田园正是人类的根性所在——人类是个怀乡团。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采集、狩猎、游牧历史，始到达以耕种为特征的田园定居时代。田园让人类第一次生根。田园的根性，让人类从动荡野蛮的生存，进入相对安静质朴的生存，人类文明始进入快速创造积累时期。千百万年的积淀，已使田园成为人类文化基因。普遍的怀乡情绪，正是这一基因的投射。田园，是人类创造的“人化自然”，或曰第二自然。田园的根系关联着大自然，关联着山河大地天空宇宙，当然亦关联着人的自然、自由本性。陶渊明汇聚升华了人类的田园情感，成为负载这一情感的符号或曰幽灵。

今日之世界，真是一个新世界，可是却远非美丽新世界。大自然从未遇到“现代人类”这一劲敌。从溪流到海洋，从土地到天空，无不呈现出败坏之相。雾霾以幕天席地的阵容，从容不迫地围剿人类。有没有“制空权”，真是太不一样了。人类再嚣张，不如雾霾嚣张。在这样的时候，陶渊明的影子竟然会朦胧浮空，重现人间。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没有比陶渊明更适合承受这句话的诗人。忧勤一生，诗意一生，痛苦一生，亦“任真”一生。这就是陶渊明。这一生，竟然亦可以是无数人向往的一生。

得意时想到陶渊明，那是念及人生的限度；失意时想到陶渊明，那是寻求生存的慰藉。田园，是人类最初的诗意，也是永恒的诗意。陶渊明站在田园里，望自己，望人类，望宇宙。陶渊明站成了一个精神坐标。陶渊明是一笔能够不断生发意义的遗产。

那一团幽隐的光明，能照见我们生活的另一面。幽灵有分量有压力，以一种温柔又韧性的声音，提醒着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存在。

人类是个“怀乡团”。陶渊明有颗“田园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