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曹操曹操到。”

曹操可说是中国文化里幽灵味最足的人物。

没有哪位国人不知这句俗语。每个人大约都经历过此种情景：大家正谈论着一个不在场的人，那人恰巧来到了。这时，有人可能就会来上一句：说曹操曹操到。每次使用这句俗语的情景必定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重复的只有“曹操”。只有曹操具备这种可以无处不在的幽灵气、诡谲气。

为何是曹操？

历史中真实的曹操，集豪侠气、英雄气、文人气、帝王气、江湖气、枭雄气于一身，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可是，他进入了被简化过程，最后被简化为彻头彻尾的白脸小丑。吊诡的是，他又总是十分有趣。白脸奸臣曹操一出场，空间似乎就被一下子放大了。我们似乎需要一个永远心怀鬼胎的曹操，以证明我们没有心怀鬼胎。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说人生如朝露一般脆弱短暂可怜。曹操这滴朝露落下来已一千八百年了。这相当于曹操六十六岁人生长度的二十七倍。这滴朝露到底有些特别，它落下来，砸进历史，牵动一代又一代人的神经，一直蔓延至我们。

生当非常之世的曹操，把自己打造成现实和历史中一种巨大存在的曹操，遵循的路径肯定不是简化。他与时代的深度关联，与后世世道人心的异样纠葛，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别具一格。

曹操（155年—220年）登场时，举目皆是末世景象，庞大汉朝正崩溃为风波诡谲的江湖碎片，一个悲惨世界。汉灵帝死去那年（189年），袁绍起兵，董卓进京，外戚、宦官同时瓦解，血污狼藉之后，汉朝廷唯遗一副残破躯壳。

曹操很早就横身站了出来。面对这个苍黄的世界，曹操要找一个怎样的立足点？

很多年之后，用了无数心计之后，打了无数仗、杀了无数人之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做了汉丞相。

在这个额外野心、额外企图疯狂滋生的时代，在这个杀戮主义横行的时代，曹操十分惊险地活了下来，并站到了高处。这个不易结束的乱世，真是一个展示人性的大舞台。在普遍的生存恐惧压迫下，人人让心灵成为黑洞。担心他人不择手段，所以我要不择手段；担心他人先下手为强，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曹操手段残忍不落人后，否则一百个曹操也会被其他枭雄或准枭雄搞掉。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五十六岁，“挟天子而令诸侯”已十五年，做丞相已三年，赤壁大败已三年，“天下三分”局面此时已形成，统一梦想更加渺茫。政敌攻击他为汉贼，内部拥汉派亦心存狐疑，还有很多人巴望他赶快称帝。曹操整理他此时此地心事，创作了此人此生最长“公文”《述志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已成为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心事，就是天下事。天下有窥测曹操心事的欲望，曹操亦需向天下交代。曹操自述大半生心事与遭际，类似一低调自传。曹操最想说的话却是这个：“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榔头一样敲下来，由低调一下子转为高音。《述志令》是“曹操水平”的政治宣言与外交辞令。是傲慢的谦虚，是霸气的辞让，是心事重重的诚恳。《述志令》里的曹操，是一个有怕有爱亦有担当有胸襟的曹操，是自信又无奈的曹操。曹操知道自己的无奈，别具一格的是，他自信世人对他亦无奈。

大人物往往有大困局。曹操的第一个深刻困局是其出身。

曹操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养子。宦官比外戚的道德基础更为薄弱，不论其权势多么煊赫，社会舆论都永远视之为令人不齿的“浊流”。曹操如系一平庸之人，必安于享用父祖的余荫，无意也无能计较出身的不光荣。可是，曹操对这一出身相当敏感。曹操自二十岁被推举为孝廉，接着不论任洛阳北部尉、任议郎，还是任济南相，皆采取不避险恶与宦官势力对抗的态度。这样做，需要勇气，需要正气，也需要远见。既要成功地表达自己，要站出来，站到醒目之处，还要保证人生航船不致倾覆。曹操在人格和政治上都成熟很早。

曹操能基本冲破“出身”这一困局了。“挟天子”是他主动或被动进入的另一个更大困局：对天下，他是口含天宪的第一汉臣；对汉室，他是具有最大可能性的篡位者。这是一个关联更加深广的困局。曹操破解此困局的唯一途径，就是统一天下。天下统一了，劲敌消灭了，做汉臣，做“周文王”，还是废汉自立做皇帝，那就要看曹操的“意志”了。无奈，曹操终身不“自由”。

建安元年（196年），在腥风血雨中壮大起来的曹操接受毛玠建议，成功迎献帝至许县，立许为都，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新篇章。曹操捞起汉室这片风雨飘摇中的浮木，让献帝成为生命安全有保障的傀儡。

已成霸主的曹操，期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曹操？

《述志令》面上主旨是陈述“忠”，深层动机是向天下这个血腥江湖表明自己的巨大存在。但曹操不能无视皇权道德紧箍咒。清楚这个时代，明白自身的能量和局限。这就是曹操。曹操的态度或许可以这样说：我本人至死不称帝，就对得起汉室，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历史了。曹操有俯视皇位的胸襟，皇位并非曹操的最高追求，不像董卓之流只知做皇位大梦，“圣人圣王”才是他的理想。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亦表明他的人格骨子里是儒家人格，而历史并不买账。圣人圣王注定当不成，小丑却与之纠缠不休。

《述志令》表明，曹操不是圣人，却有圣人追求。以当代眼光看，圣人追求或许不值得肯定，却是曹操雄伟气象的来源之一。曹操以《述志令》向当世喊话，那时该有不少人能听懂。后来，听不懂了，无人听了。未来社会塞给人们一个完全与《述志令》中的曹操无关的曹操。

曹操之世，社会已彻底丛林化。这个丛林并非始自曹操，而是在汉末乃至在汉中后期就形成了。丛林，自然就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这丛林里，“忠”作为皇权道德的核心，招牌幌子味更浓厚了。

曹操死前一年，孙权来信自贬为臣，劝曹操称帝，曹操营垒内也有大股势力盼他赶快称帝。他把孙权信向部下公开，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身边的人却不屈不挠，已经说成曹公不称帝天理难容了。豁上性命追随的主子不肯称帝，导致他们也做不成名正言顺的功臣、名臣及忠臣了。曹操这样打消他们的念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曹操的意思是明白的：称帝之事让子孙去做吧。对汉室来说这难道不算“不逊之志”？曹操对来自献帝周围哪怕十分微弱的反叛，都予以血腥镇压，不但董承、吉本、魏讽等被斩杀无遗，连皇后、皇子、贵妃亦照杀不误。为曹操“打工”的献帝难道会认为曹操并无“不逊之志”？

孙权之流，就盼着有人率先称帝，他们好搭顺风船。

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枭雄，只能是曹操。

曹操的“圣人追求”实在是玄之又玄。在后世的皇权道德的天罗地网里，曹操注定成为一个大怪胎。

历史在短时期内，基本按照曹操的设想推进了。操死后，汉室与曹魏之间通过上演一场煞有介事、高尚到似乎不感天动地就誓不罢休的禅让剧完成易代。曹丕登上帝座，像周武王追封其父为周文王一样，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孙权、刘备相继“问心无愧”地称帝。据记载，曹丕在劝进的汹涌浪潮面前，面对帝位，仍然诚惶诚恐。他靠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表演来掩饰道德恐慌。孔子奠定了在道德上仰望并效法尧舜等古圣王的传统，曹氏父子或许以为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戏做足，羞羞答答弄了个帝位，后世却视他们既无尧舜禅让的高尚，更无汤武革命的光荣。

曹丕主导的禅让或许难免虚伪，但多少有些政治协商意味。不杀人、不杀前朝皇帝，这是不小功德。可是皇权道德最痛恨最恐惧的，正是曹氏父子导演的这种羞羞答答的“禅让”。皇权道德只认打江山抢江山——刀把子里面出皇帝。你打得越狠，越有说服力，越有合法性。反之，则无合法性或合法性不足。陈胜、吴广是帝王公开的敌人，曹操则是帝王挥之不去的噩梦。“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落地下的危险。”（翦伯赞语）这大约有点出乎曹操预料。

对以江山为家业的帝王来说，最悲惨最可怕的事当然是易代。董仲舒君权神授理论，用之于易代，就成了得天下是天命，失天下亦是天命。假若曹操打仗更凶一些，手段更狠一些，统一了天下，索性夺了帝位，并传祚足够久，后世恐怕还得照例给这位“开国之君”奉献颂歌。

就有勇有谋有趣有文化来讲，皇权时代大约还没有哪位“开国之君”能与曹操相媲美呢。皇权作为专制权，其道德系统会随时调整自己承认强权。强权有时候就等于“天命”。刀把子既然能出皇帝，就能出“天命”。

曹操成为小丑，似乎是历史宿命。

道德路径越来越僵化狭窄。

宋朝之前，对曹操的褒贬，基本尊重历史事实。《三国志》作者陈寿给出的“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一评价，得到广泛认可。唐朝人称曹操为“曹公”，评价甚高。至南宋，偏安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无力打量天下，便视偏安一隅的蜀汉为正统，视曹魏为篡逆。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曹操便越是一个噩梦。到明清，皇权体制更趋僵硬，随着《三国演义》及三国戏的流行，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曹操便代替了真实的曹操。

与其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生活本质，不如说呈现的是作为皇权末世的明清社会生活本质。它曾是说书人的底本。所以，它除了要政治正确，还要有足够的娱乐价值，以保证说书人贡献薄技而不触犯时忌，还能稳住听众屁股赚取几个铜板。骂曹操就是政治正确。明清特别是清代，广大的奴才群众已造成。奴才即使什么也没有，却有“忠”。这是足以傲视“奸臣”曹操的本钱。越是奴才，越需要某种道德优越感。

罗贯中欲表忠孝节义为充塞天地之道德价值，刘备、曹操为其正负两极。不过，读《三国演义》，从曹操奸诈里常读出可爱，乃至读出忠厚，从刘备忠厚里却常读出虚伪。鲁迅看得分明：“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在塑造刘备等“高大全”典型时，显出较强的外在操控性，在塑造奸诈的曹操时，常常不知不觉就进入自由创造境界了。奸诈的曹操，成了面具相对较少的人。谁能说明白刘备、孙权等人的真面目？罗贯中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其实是喜欢曹操的，在曹操身上，他的伟大创作才能表达得最充分。

清统治者对各类小说，大都是取排斥乃至禁绝态度，唯对《三国演义》例外。不仅如此，清统治者还命大臣将小说改编成长达一百二十出，名为《鼎峙春秋》的连台本戏。戏中“尊刘贬曹”成为绝对理念，曹操成了与历史事实甚少关联的漫画式固定丑角。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对“篡逆”格外神经过敏，既怕天下视自己为篡逆，又要防范针对自己的潜在“篡逆”势力，特别需要一股忠孝节义的混沌气氛。

一个僵硬腐朽的容器，难以装下鲜活的灵魂。简单奴化的头脑，无法感受深邃的事物。补天需要英雄，娱乐需要小丑。一个未经丑化的曹操，是缺乏娱乐价值的。既然无力仰见大英雄的光辉，就把英雄简单丑化到能给奴才带来娱乐。无环境无条件养成较高精神境界的芸芸众生，在《三国演义》及三国戏营造的忠孝节义浓厚烟幕里昏沉度日，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太平犬”的幸福生活。皇权体制为求自己的长治久安，把人们拉入一个庞大的道德泥淖，当然不许谁站在泥淖之外。道德路径越狭窄，越热衷于树立榜样和打造小丑。曹操被选择成为道德谱系中首位丑角就不难理解。

一个伟岸深邃的曹操，最终成了小丑曹操。这固然可视为曹操的悲哀，但又并非曹操的悲哀。

儿时，在沂蒙山腹地那个闭塞村庄里，我常听见母亲这样笑骂父亲“你这个奸雄”或“你这个奸臣”。笑骂里会有贬斥，也会有爱有崇拜。有时也能听见其他妇女这样笑骂自己男人。双方如果真生气了，打架了，有恨有仇了，就绝不这样骂了，就代之以国骂或其他更加令人不堪的骂。只有几岁的我就已经知道，奸雄、奸臣就是曹操。曹操“很忙”，却没有漏掉这个闭塞的村庄。“说曹操曹操到。”你不说曹操，曹操也到。每一个传统中国妇女心里，竟都有一个奸雄，一个可爱的奸雄——她们的丈夫或其他与她们有重要关联的男人。小丑曹操真是深入人心啊。人心中活泼的东西竟是如此顽固，统治者的诡计，在活泼的人心面前似乎失灵。

一个横槊赋诗的曹操，一个怆然流涕的曹操，一个时动杀机的曹操，都是曹操，唯有小丑曹操不是曹操。牟宗三先生有哲学三气质之说，即：要有汉子气；要有逸气；要有“原始的宇宙悲怀”。曹操就是一条有逸气有宇宙悲怀的正宗中华汉子，一条容纳了最多复杂性的雄伟的中华汉子。曹操的灵魂是汉末乱世里一颗最深邃最有趣的灵魂。

历史深处那些遥远的罪恶，仍会来到我们中间。曹操的罪恶，就是我们的罪恶。曹操的伟岸，却未必是我们的伟岸。“说曹操曹操到。”曹操是一面镜子，一面人性镜子。人人皆可从他身上实现某种折射。曹操在你的生命之外，似乎也完全可以在你的生命之内。曹操成了人人皆可意会、人人皆可颔首一笑的“熟悉的陌生人”。

“说曹操曹操到。”

你加入集体狂欢骂曹操时，你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你其实是基本喜欢曹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