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留给历史的最后表情是委屈。

屈原被深深委屈了。历史完全承认这一点。

中国的诗神是屈原。一个人、一个诗人，具有了近似宗教的意义。他那巨大的存在，从帝王到平民都难以忽视。在民间，他的确具有准神祇意义，人们却将他区别于任何神，百姓对他不求不拜，只以一个独特的节日来纪念他，纪念这个受了大委屈的人。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一个水汽淋漓的节日。

这个节日就是端阳节。

端阳节在屈原之前早就存在。在古代，端阳被视为一个可怕的时刻。按夏历，五月初五正处在小满与夏至之间，此时阳气极盛，疫病也最易流行。古人即取忌讳方式称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更被视为恶月中的恶日。这一天出生的婴儿甚至都不能让其存活。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就因生于此日，差点被父亲扔掉。东晋名将王猛在这一天生有一孙，王猛的豪气非同一般，不但拒绝他人将孙子送出去的主张，还为其取名“镇恶”。王镇恶后亦成为一代名将。直到明清，民间仍保持这一天不汲水、不迁居、不曝床席等忌讳。在古代，人们曾将端阳节先后附丽于介之推、伍子胥、屈原，并最终固定在屈原身上。三位古人全都性格奇倔、正气凛冽，且皆死于非命。这个日子不可能与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命”之人联系在一起。古人从来不把这一天看作平常日子，其投注的感情可想而知。我很怀疑屈原死于端阳节这一说法。我想，人们以之纪念屈原，最早必含有以正人镇邪恶求吉祥之意。

从历史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还真不是宣传教育的结果。

1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首段。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即无边无际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年），名平，字原，先后忠事楚怀王、楚顷襄王，秦破楚都后投汨罗江而死。他创立了“楚辞”这一文体，《离骚》等二十五篇被视为屈赋楚辞。

在远古，南方文化发育迟于北方，荆楚曾长期遭受华夏文明的歧视与征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作为楚国北部人的老子、庄子，正可看作南北过渡的代表，少了些质朴，多了些想象与浪漫。长江岸边的屈原则纯是南人了。屈原带着植物气息，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那牵挂与哀愁，温热与伤感，具有多么醒目的强度啊。

屈子来了。他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汽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很快，屈子便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吟诗，以诗为交际工具曾是《诗经》时代的日常生活。“不读《诗》，无以言。”（孔子语）那是一个诗像工具一样被普遍使用的时代，却并无独立诗人。屈子来了，这实在非同寻常。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早最辉煌的抒情诗篇之一，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深度，有了参照，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走向成熟的时代，是思想哲学的自觉时代，思潮激荡且主流已显。这一大潮中的楚文化却仍保持青春气象，狂热、纯洁、生猛，并具原始气息。屈原是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它的极端代表。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东一句西一句地上一句天上一句”（刘熙载《艺概》评《离骚》语），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离了历史、生活现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宫阙日远，他一再被疏被逐，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2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离骚》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人格主要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长期侍读。怀王即位后，屈原深得其倚重，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仪表出众，风度翩翩。古人是迷信相貌的。相貌或许是命运的一种形式。才华和相貌都会引起他人的嫉恨。屈原在作品中屡屡诉说他为嫉恨所困。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迅速崛起的秦国，雄踞西北，虎视鹰瞵，有野心有实力。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齐国在政治上已显颓势，楚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实际上，秦国完成大一统之前，楚国先完成了南方的统一。

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动作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他屡次出使齐国，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怀王应邀赴武关会盟，却为秦扣押，三年后客死异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据记载，此时屈原绝望，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形成“新天下”。“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楚国命运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这是屈原政治、思想、情感的底线。他融合吸收以儒为主的诸子思想，称道尧舜禹汤，主张仁政，其主导思想是北方的，情感文化却是南方楚国的。作为楚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这一切决定屈原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绑在一起。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的基础。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家国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成天籁，“自铸伟辞”（刘勰语），《离骚》是也。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楚人特别能“记仇”，特别怀念故国？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原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不能不承认，战国七雄中，楚国文化面貌最鲜明最独特。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重新立为“楚怀王”。汉高祖刘邦曾为项梁部下，还写过楚辞《大风歌》。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

《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天上的快乐等一切都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逍遥游》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

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广袤的遍生橘树的楚国。整个楚国就是他山水苍茫的故乡，一个放大了的故乡。

3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之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亡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串于疏远流放全过程。对屈子来说，死是他最后可以使用的工具。“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离骚》最后几句决绝地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很明白：我必效法彭咸。这个时候，他尚在壮年。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屈原正当青春，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自信豪迈，阳光明媚，与天地、诸神、君王及社会高度和谐，表达出强烈使命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一赤子，楚国的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异己化，则必会陷入困境。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同时，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切盼楚国强大，并希望辅佐君王成为尧舜般圣王。既深深地爱怜自己，又殷切地期待君王与朝廷，这可视为屈原赤子人格的核心内容。爱怜与期待皆不能实现，最终结局只能是毁灭。

至《离骚》，这一人格特征更加突出。《离骚》开篇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后，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一再表明对时光飞逝的焦虑。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可是，随着楚国政局的恶化，屈原越是坚持此人格追求，与楚王及朝中党人的对峙便越紧张。怨恨怀王的同时，他强烈谴责党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国家即将倾覆的可怕局面就在眼前，“恐皇舆之败绩”便成为屈原心头时时悬着的噩梦。

注重修身、自高自贤、以道自任，傲视王侯至少是平视王侯，包括孔、孟在内的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屈原总是比他人更极端。屈原一再申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是不可改变的，宁愿死。屈原与楚王及党人难以调和是必然的。

失意臣子屈原只能无路可走。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长期以来，他一直企图以心目中的圣王尺度引导塑造楚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若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然未必能持久。当其他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状态。屈原这种“疑似爱情”既强烈又持久，堪称亘古一人。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大约令正宗爱情也望尘莫及了。面向君王的这一“婢妾心态”，有深刻的政治及心理原因。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恋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是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后世文人臣子特别乐于营造“求女”意象的传统，不能简单以为是对屈原“求女”意象的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臣属对君王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极而言之，只要有人被赋予能决定你一切的权力，你就极有可能以婢妾心态款待他。多少人灵魂早就跪下了，却并不自知。屈原以婢妾式的诚挚劝楚王，但他从未完全跪着。屈原的救国愿望，只能寄托于最高统治者。忠君是绝望中的希望。摆脱婢妾心态其实很容易：缓释爱国之情，出走他国。屈原不是不明白，只是做不到。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天问》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就是说，某种程度的精神异常在促使屈原精神能量的爆发、创作能力的强化上，可能起了作用。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也是可以肯定的。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就剩下捍卫人格或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子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屈原的“天”塌了。

《天问》系屈原晚年之作。全诗一百七十二问，疑至何处，问至何处，只问不答，问就是答。全诗不讲文采，不事修饰，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他这痛苦的此生。屈原似乎是在宣布他曾有的“天”塌了，类似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尼采疯了，屈原赋《怀沙》后投水了。令屈原成为疯子的压力比让尼采成为疯子的压力或许更大，但屈原没有疯。葬自己于楚国水土，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怀沙》，有情屈子写给无情世界的绝命辞；死，绝望屈子唱给深情自我的歌。

4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渔父》

每个民族都有令人言说不尽的话题人物，屈原就是一个。并且，屈原刚死或未死之时，大约就是这种话题人物了。

《渔父》在楚辞里别具异趣。作者不详。应是屈原之后一位具有道家精神的楚辞作者所为，是最早透露屈原社会反响信息的文章。司马迁把《渔父》录入《屈原列传》，以佐证自己对屈原的评价。

《渔父》极具戏剧性，殊堪玩味，就似在泽畔上演了一幕二人短剧。屈原和渔父皆亲切可感，只是作者反而让那位渔父显示了精神能量上的优越。《渔父》可能是屈子投水后，楚人对屈原最早的解读。

这一短剧极富张力，是两种道德精神的冲突与映照。在渔父那里，这世界固然不怎么美妙，却是个可以将就可以和光同尘的地方。屈原则是西西弗斯式的反抗荒谬世界的荒谬英雄，伟大英雄。“渔父”是明白这一点的。旷达的渔父，执着的屈原，他们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对方，不如说是各自进行了抒情式陈述。《渔父》可看作是对屈原内在矛盾所做的文学表达。这一矛盾在《离骚》等作品中皆有表现。莞尔而笑的渔父扬长而去，枯槁憔悴的屈原葬身鱼腹。

屈原不仅醒目地存在过，重要的是他的存在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屈子之魂扩张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情感深度。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世说新语·任诞》

王孝伯是东晋末不成器的一个人物，《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在这儿使用的当然是反讽笔法，从中却正可见屈原在士林的影响。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骚》就是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反应如此快捷，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完全继承刘安论点，并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突出屈原应该怨，屈赋产生于怨。刘安、司马迁最早对屈原做出高度评价。

此后，围绕屈原，历代文人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直至现当代。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为有名辞赋家，都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自中年奉诏修史后，一改先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在《离骚序》等文中全面否定屈原，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离骚》不合儒家“法度”。班固观点的逆转，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注本，对后世影响甚大。王逸反对班固所有观点，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例如，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这种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著作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王逸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而绝非“不可问”。

班固与王逸观点看上去针锋相对，其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为汉武帝推行后，儒教迅速三纲五常化。班固因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让屈原合儒家“法度”，成儒家标准门徒。

汉唐之间是漫长的乱世。历仕梁、北齐、北周、隋四朝的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历数几十位“轻薄”文人，屈原首当其冲：“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扬才露己，显暴君过……”颜之推自叹“三为亡国之人”，朝秦暮楚，却皆为“忠臣”，腾挪躲闪，竟得善终。念此惊魂一生，必有深刻“心得体会”。如此评价屈原，可谓发自肺腑。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必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体制塑造适合它需要偶像的冲动是强烈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怨气冲天、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尽解读为“忠”，以屈原作孔门太庙之牺牲。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闪光点却是有的。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将“忠君”解读为“忠国”，同期的金圣叹否定屈原“忠孝著书”说，立屈原“忧患著书”说。二人同历明亡之痛，眼光毒辣，迥异于俗儒，属非常之人的非常之见。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根源在于，皇权专制二千年一贯制，了无新意。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苏轼等皆厚爱屈原。他们甚少参与论争，只是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屈子之魂惺惺相惜。“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的确容易对屈原产生惺惺相惜之情。

诗人中竟也有憎恶屈原的。中唐诗人孟郊有《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对屈原评价之劣可说绝无仅有：“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简直类同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真是令人瞠目。上纲上线式大批判，古人亦懂。上纲上线的作用就是，让本不搭界的意思搭上关系后，会有特别惊悚效果。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一个很有成就的诗人，为何如此仇视屈原？“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瞅，这个人，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代表，功名心重却半生困顿，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已成标准“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孟郊心态就是完全只存一己功名的彻底婢妾心态。

围绕屈原，古代文人似可站成数列。一列：刘安、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王夫之等。二列：班固、颜之推、孟郊等。三列：王逸、朱熹等。他们对屈原态度分别为：高度肯定或基本肯定；基本否定或全盘否定；高度肯定或基本肯定但曲解之。第三列虽只列出二人，实际追随者却是一支浩荡大军，一支拿“艺术”比附政治的大军。推敲一下这三列人物的思想、情感、个性及文化取向，大有趣味。

对屈原的解读，至梁启超、王国维等现代学者，始基本摆脱皇权道德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屈原仍然可以继续被荒谬、被涂抹。

一位诗人，如果能有让历代读者百读不厌的价值，那么他一定具备可以让读者“自我发现”的功能。解说不尽的屈原，就像一面镜子，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有人照见面具，有人照见肝胆，还有人照见的不知是什么。

5

惟郢路之辽远兮，

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屈原之后，随着以儒为主、儒释道融合格局的形成，中国士人人格、情绪得到驯化、平衡，少有屈原式悲剧英雄了。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魂一夕而九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郢都“九次”。用“忠君爱国恨党人”来概括屈原的精神世界，应该无大错。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忠君？他不能不忠君，国家存亡系于君王一身。他的忠君又是怨君、恨君。君昏国危是逼到眼前的现实。他对君的忠、恋、怨、愤，以及与之相关的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子的悲剧深刻又彻底。可以说，悲剧成全了屈原。当然，这是今天的解读，而非屈原的自觉。屈原是自觉的牺牲者，而非自觉的诗人、自觉的文化创造者。这与前面所说“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不矛盾。所谓“自觉时代”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屈原并无这种文学追求的自觉。屈原追求的是楚国统一天下、楚国常存以及个人成就“修名”这一“喜剧”，而不是做“伟大诗人”。人，不论伟大还是渺小，自觉进入历史的可能性极小。

本文对屈原所下基本结论是：屈原基本符合儒家忠君爱国道德规范，又有与之相联的极深“婢妾心态”。他表达出的惊世骇俗的文学天才，与此人格密不可分。

读到余秋雨先生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有此一说：

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但是，把屈原说成是“爱国”的现代人。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的时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当年的“国界”，早就被诗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

作者将多种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很荒谬无道理。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版图扩张了不少，国界也被打通了，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党人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却绝不会速朽。试问：古今中外哪一位爱国者形象不是在某种“对峙”中确立的呢？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创作，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伟大不朽的。或者说，与楚或与秦对峙的其他诸国，若出现了屈原式人物，历史照样尊敬他。再说，屈原爱国说怎么是始自“现代”呢？不说更早的屈原“忠君爱国”说，王夫之干脆将屈原“忠君”说换成“忠国”说了。

真正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屈原无“文化”，头脑很清楚，爱楚恨党人，一点不含糊。“政治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真实的“国界”也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诗句打通国界”只能当一句诗来看。不可否认，屈原“爱国说”有后世包括现代人附会堆垒成分，这是许多古人共同命运。但他爱楚国却是无法否认的。从余先生话中自然可得出匪夷所思的高见：我并不否认屈原爱楚国，但爱楚国能说是爱国乎哉？只有爱后来统一了天下的暴秦强秦，其爱国说才立得住脚。呜呼哀哉不亦乐乎！爱国与否竟然也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江湖原则来判断，似乎又难以用走入“误区”来理解了。

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朝秦暮楚、蹀躞有术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文化创造。现实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向往的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若以后世对屈原文学文化价值的认可，来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若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贬低了屈原，这无疑极荒谬。屈赋楚辞的爱楚之情与其文化激情密不可分，何来速朽性与永恒性，局部性与普遍性因素关系？

诗人是什么？这是个问题。真诗人可以是有许多缺点甚至是有诸多病态的人，绝无可能是伪君子。即使不得不存婢妾心态了，亦与伪君子有天壤之别。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当然亦可以遍布现实。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甚至，已经有不必为婢为妾之路可走了，而有人却仍甘愿，甚至努力争取为婢为妾为奴为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古士人，心头想的不过是把自己卖出去，交易即使成功，在重重黑幕后面坐庄的却永远是帝王。唐太宗看到新进士子鱼贯而入，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潜台词应该包括：我终于可以让这些“英雄”为婢为妾了。交易从没有以平等为原则。

我相信，余先生否定屈原爱国说是从善意出发的，他想将屈原形象托到一个更加高大上的境界。但他脚底下无疑是空的。

同为臣仆，人性丑恶者会选择“吮痈舐痔”等反人格方式“忠君”获利，而绝不会产生丝毫文化创造与家国情怀；人格崇高者，则会不惜将性命献给他理想中的祭坛。

婢妾心态，这一定不是屈原与生俱来的。

数千年间，屈原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文化营养。可是，数千年间，王逸朱熹们反复欣赏玩味，并企图加以利用的实际是屈原的婢妾心态，以婢妾心态为主体人格的人看到的全是婢妾心态。婢妾心态不是屈原的主体人格，是屈原人格被扭曲掉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屈子自杀，他该是想把那婢妾心态也杀掉吧？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江上吟》

李白这诗，榔头一样敲下来。在现实中总是吃败仗的诗人，又用诗句打了一个“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