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案不仅改写了宫廷史官司马迁的命运，甚至改写了中国古代史。

不管投降及投降后的遭际多么曲折，李陵是叛徒这是历史事实。吊诡的是，一代又一代后人一直同情乃至喜欢这个叛徒。历史的可畏与有趣，在李陵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份历史情感较大程度上是司马迁给奠定的，是他抚哭叛徒情怀的濡染和发酵。

司马迁或许自信已具备洞察历史的能力了，但对自己的命运却完全无能为力。他深知历史，在现实中却一派天真。

他要为自己的天真付出“意外”代价了。

司马迁在武帝面前开口为李陵辩解时，内心既有书生的正直天真，又有婢妾般的绝对忠诚。几句话惹出杀身之祸，令司马迁一下子明白：帝王心事与臣妾心事，实有天壤之别。司马迁当时大约连咬碎舌头的心都有了。可是，宫刑七年之后，在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仍情不自禁盛赞李陵。可以后悔当时那样说话，但一旦白纸黑字却还是要那样说话。

司马迁朋友很少。撰写《史记》这一浩大工程要求他必须心无旁骛，家族、职位亦决定他不会成为朝廷股肱之臣，无巴结权贵的必要。虽然如此，皇帝刘彻的身影却不能不深深地笼罩他。宫刑之前，他是这种心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谁都可以不必巴结，皇帝却是生存意义所在。青年郎官司马迁小心翼翼，紧手紧脸，让皇帝满意、讨皇帝欢心是最高行为准则。与皇权下的许多臣子近侍一样，司马迁亦具“臣妾心态”。

任安是他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公元前98年司马迁入狱并受宫刑，次年出狱，且意外地尊崇任职——任中书令（皇室机要秘书）。七年后，朋友任安因“巫蛊案”下狱，论腰斩之罪。任安下狱前数年，曾致信已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向刘彻推荐自己。司马迁竟数年未复此信，直至任安死到眼前才复信。两千年后一读再读《报任安书》，司马迁那颗流血的心仍会令人心惊胆战：老朋友任安你太不理解我的心事了。

刘彻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皇帝心事依旧，司马迁心事已非。

司马迁对李陵家族的敬仰和同情由来已久，而他与这个家族向来毫无瓜葛。“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报任安书》）与李陵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却为他蒙受奇耻大辱。

李陵像他的祖父李广一样急于立功。公元前99年秋天，李陵主动要求率5000步卒出击匈奴。进入漠北已是寒风吹彻的冬天。这注定是一个与他过不去的冬天。在浚稽山一带，李陵部众与单于3万骑兵展开了遭遇战。单于很快发现他这3万骑兵竟不能制服李陵5000步卒。单于又调集8万余骑，对李陵摆成合围之势。李陵部众的150万支箭全飞向了匈奴人。部队损失惨重，且成了一支赤手张空弓的部队。他下令部众解散，各自突围。单于太想活捉李陵了。李陵未能冲出重围，最终为单于活捉。

李陵投降了。

李陵投降前二十年（公元前119年），其年过六十的祖父李广最后一次出击匈奴。他已转战疆场四十余载，匈奴人都惊呼他为“汉之飞将军”。时乖命蹇的李广始终未能封侯。他想用战功说话。可是，部队却因迷路而贻误战机。为向皇上谢罪，亦为本人和家族免遭羞辱，李广果断自杀于阵前。

李陵却陷入了复杂的选择。

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掀起轩然大波。刘彻一开始听说李陵阵亡了，接着又有消息说投降了。他便让相师给李陵母妻相面。相师说李陵母妻脸上皆无死丧之色。独裁者往往乐见他人的牺牲，牺牲愈壮烈，独裁者心境愈欣慰：这样是好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为有牺牲多壮志。李陵阵亡或自杀，他这当皇帝的才有面子：李陵竟不肯为我一死，他至少应该和他祖父李广一样啊。

名将阵前降敌，深深刺激了朝廷心脏。事件中心不是李陵，而是皇帝。刘彻的心情，才是臣妾们最关心的。他们在揣度此时刘彻爱听什么话。从前赞扬李陵的人都说李陵坏话了。司马迁对无人为李陵说句公道话甚为不满，臣妾心态又使他惦念刘彻，希望皇上能把心放宽一些。适逢皇上召问，小臣司马迁发言了：

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报任安书》）

司马迁对任安说，他就是用这些话去应对皇上。可是，秀才心事对帝王心事，真是南辕北辙。刘彻龙颜大怒：你这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屡次劳师远征，却损兵折将！李广利是谁？——刘彻宠妃李夫人之兄。皇权政治必有强烈的裤裆味道。刘彻对自己的裤裆政治竟如此敏感如此精打细算。国家，国家，国就是人家刘彻的家呀。

对多疑忌刻、心理又遭重创的刘彻这样说话，可视为司马迁之不智。

司马迁下狱。这成了李陵事件中的又一个意外“事件”。

这完全出乎司马迁意料——微臣可是一片忠心啊！

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第二年，刘彻对李陵之事有所悔悟，派公孙敖深入匈奴，企图寻机接回李陵。公孙敖未能见到李陵，却传给刘彻如此消息：李陵正为匈奴练兵，准备与汉朝对垒。

刘彻心灵再次遭受重创。皇帝总有迁怒的办法：李陵被灭族；狱中司马迁论死罪。

司马迁的悲剧是偶然中的必然。驰骋疆场的将领，或胜或败或死或降，乃正常命运，因将领正常命运而致司马迁无妄之灾，又属非常事件，非常事件落在司马迁身上又有必然性。如他不在场，或在场不说话，或察言观色随大流说话，都可免祸。他在场了，他说话了，他说话必发自肺腑，发自肺腑就要惹祸，就要触犯宫廷丛林法则。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古代版本。彻底的恐怖效果来源于绝对的惩罚权力。皇权专制的“优越性”在于：需要不讲理就能做到绝不讲理。

按汉律，死罪可拿50万钱赎罪，或以宫刑免死。司马迁家无余财，朝中也无人为他说话，他只能面临三种选择：自杀、处死、宫刑。自杀是最能保持一点尊严的死法，司马迁也最想自杀。读《史记》，你看到自杀是如此普遍，伍子胥、田横及五百士、李广、屈原、蒙恬等等，皆自杀。自杀是有用的，或明志，或避辱，或解脱……可是，《史记》未完成，我司马迁不能死。当朝、当代不许他发自肺腑说话，他对历史、对后人发自肺腑说话的愿望就变得格外强烈。司马迁坚定地想：我必须活下去。他决定接受一具荒谬的身体，在荒谬中活下去。他选择比被处死、比自杀更艰难的耻辱之生——他选择了宫刑。从此，他终生视自己为该自杀而未自杀的人。

人是唯一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同类或其他动物实施阉割术的动物。比身体阉割更加普遍的是精神阉割。决定现实秩序者，必追求决定心理精神秩序。在宫刑之前，司马迁虽学识超人，却亦自觉走在精神阉割的路上：“以求亲媚于主上。”婢妾心态在皇权体制下是常态，而非异态。大环境足以使你自觉养成“婢妾自律”。宫廷之内，大约只有皇帝一人无“太监表情”。从阉者身体和精神里，皇权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最“纯正”奴性。

敏感自尊、学识超人的48岁老男人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了。少小时遭阉割，会自然养成阉者人格，可司马迁已经做男人48年了。

宫刑，这真是一种令人发指的酷刑。文明进化的结果使男女性器成为最深忌讳最根本隐私，宫刑则把这一切一刀挑开。消逝的性器实际上可看作是被张挂在了受刑者脸上。司马迁将耻辱列为十等，“最下腐刑极矣。”宫刑是生人耻辱之极。“仆以口语遇遭此祸……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两千多个日夜亦未能使耻辱感稍有缓释。他时时感受着身体上的那片虚空。宦者，皇权体制里不可或缺的蛆虫。司马迁的残生里，时时有蛆虫在身的恶心。

司马迁的裤裆空空荡荡。一刀下去，他终于窥破帝王心事了。司马迁坚定地想：刘彻，这回我不跟你玩了，不给你为婢为妾了。

在与武帝刘彻的短兵相接中，司马迁看见刘彻并不高大，他看见了刘彻脸上的毛孔和眼中的血丝。匍匐的他站了起来，站立成大丈夫，站立成一心可对八荒的大丈夫。对司马迁来说，现世已成“荒原”。现在，《史记》成为他生命中第一位的东西。

中书令向来由宦官担任。对司马迁宫刑后任此职，不断有人说这是刘彻羞辱司马迁，有意提醒他的宦竖身份。从前我亦认同这一说法。今日看来，这是高估了刘彻的情商。对下级，没什么奖赏比官帽更重要，这是皇帝和各级首长的共同思维。司马迁出狱时，李陵事件已尘埃落定。公孙敖传回的消息有误：为匈奴练兵者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位降将李绪。李陵得知被灭族后，怒而杀掉李绪。“大势已去”的司马迁出狱后竟升了官，参与皇家机密，这很大程度上是刘彻的悔过表示。杀人不眨眼的皇帝，犯不上用一顶官帽子去羞辱一个人，也与情理不通。

对皇帝心事，司马迁已洞若观火。对司马迁心事，皇帝完全无知。刘彻完全不知眼前这个无根男人在精神上已走得多远。处司马迁宫刑这年，刘彻是60岁老人了。这个老英雄，这个把权力使用到极致的帝王，他不会意识身边这个小人物的雄心壮志及情感风暴。

当世荣辱、皇帝恩宠对司马迁已完全无意义。他虽被置于权力系统中，但精神上绝对是“局外人”了。皇帝亦不过是“荒原”的组成部分而已。宫刑无异于一场精神淬火。司马迁在精神上已彻底抛弃了当代，抛弃了皇帝。

司马迁要在历史里无所依傍地站着。司马迁单人独骑，一往情深，一意孤行，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儒家人格观，在受宫刑后的司马迁那里变得如雷贯耳。司马迁却选择受辱偷生，选择让肉身在卑贱荒谬中活下去。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文学确立了一脉反阉割、反柔懦的阳刚之气。

这一点，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鲜明体现。李广李陵家族已经被绑在了当代耻辱柱上，司马迁却坚决还他们一个公道。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史记·李将军列传》

《史记·李将军列传》是唱给李陵祖父李广及李陵家族的深情挽歌。司马迁的深情，化为历史的深情。

李陵案改写了司马迁的命运，被改写命运的司马迁重写了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从此多了一种“意外”表情——司马迁表情。

司马迁成了一个自觉的悲剧人物。荒谬的身体，悲怆的精神，无情的世界，不能不令司马迁瞪大眼睛，他抛弃了灵魂里的最后一丝虚伪。他裸体面对历史，自觉地在荒谬中度过残生。他使用着这具无根躯体，直面并超越这个给了他巨大耻辱的当代世界，以惊人意志、伟大才华、坚强人格，将自己送入历史。

宫刑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摧残术，却激起了司马迁人格旗帜的高扬，反精神阉割狂潮。

深情司马迁“绝情”于当代。在精神上彻底超越现实，方能在历史里纵横驰骋，方能走向雄伟开阔。

司马迁要在历史里为自己正名。他竟然做到了。

后世不断有人指责司马迁“急于求名”，这是不能仰见其伟岸人格之故。不可否认，宫刑使他立名冲动更加强烈。可是，其立名首要目的是洗刷人生奇耻大辱，并且不是在当代洗刷，而是在历史里洗刷，在历史里为蒙羞的灵魂正名。司马迁之名，是名节、气节，是贯通古今、顶天立地的判断与正义担当，舍此则断无可能确立司马迁心目中之大名。从来都是名利相随，追名逐利必立足眼前当下，必巴结权贵。司马迁之立名却以彻底剔除眼前功利、抛弃当代为前提。司马迁比孔子所要求的立名境界可说更彻底更纯粹。“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孔子把功名当作今生今世追求，并且是“出名要趁早”。

体会一下司马迁这些话：“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史记·封禅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这一口吻，这一情怀，弥漫整部《史记》。隔着两千多年时空距离，更有利于我们体会这些话的伟岸与深情。司马迁是以未来意识去审视历史的。他把立名冲动放在一个巨大历史坐标上。他判断历史，并自信其判断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司马迁重名，在某种意义上与追求真理同义。

创作却绝无眼前名利企图，不唯人欲横流的当今无人企及，古代亦罕有其匹。重名的司马迁，却取消了当代，取消了汉武帝评判他的资格。你割我的卵，我灭你的胆。眼前江山是你皇家的，我要打扫清理出一片“历史江山”。我的判断是根本判断。这是何等胸襟？谁曾有此胸襟？

《史记》就记录的深度广度，思想情感的高度强度而言，不仅前无古人，亦堪称后无来者。从人类学或人性论角度看，《史记》就是一部人性史，人性的秘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司马迁之后，修史之责被统治者强调得愈来愈重，修史路径却愈来愈窄，以重臣监修史书成为常态，史书越来越无趣，个性光彩、人性深度、批判锋芒从史书中全面退却，再也难见文气丰沛、识见卓越的史书了。

《史记》是“谤书”一说在两汉甚为流行，这是将司马迁发愤著书降低为“泄愤著书”了。“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司马迁不论是否心存诽谤，只要他贯彻实录精神，其当代及后世必有人视之为诽谤。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司马迁暗讽主箭靶。刘彻创造了一个无人敢判断他的时代，司马迁却给他一个判断。从维护统治者光辉形象角度来说，《史记》为谤书说当然是成立的。对以天生正确自居的人或事物来说，你只要讲真话就完全有可能被视为诽谤。写刘彻父亲的《孝景本纪》、写刘彻的《今上本纪》，被从《史记》中删除，亦可证此点。睥睨千古易，判断当代难。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人普遍接受鲁迅对《史记》的这一评价。《离骚》标志独立诗人的登场，《史记》则标志独立史学家、文学家的横空出世。屈、迁同历极端精神痛苦，但屈原之痛可由外因而得到缓释或解除（如楚王重新起用他），司马迁之痛却是无解的。司马迁激越感情与强大理性并存，屈原则理性相对匮乏。史学家为历史正义而选择忍辱偷生，诗人因无力扭转楚国命运、自身命运而投水自尽。同为悲剧，司马迁的悲剧更具精神彻底性。

汉武帝不会想到，他宏伟一生里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对司马迁处以宫刑，竟深深影响了中华文明。

司马迁走过了灵肉之间的漠漠荒原。随着历史的演进，他的创作产生了极为广阔深厚的意义领域，远远超出了他本人的感觉与想象。两千年来，司马迁和《史记》的遭遇似乎告诉我们，文化或文明就是一棵大树，它知道该吸收哪些养料。

一个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自然会看见他人看不见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