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点年纪读杜甫，才会益发体会到杜甫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忧国忧民，以“诗”而“史”，还在于他的无所不至，体大精深。杜甫的丰富性前无古人，后乏来者。还有哪一位诗人能像杜甫那样至宏至细，诸体皆妙，既浪漫又现实，既阔雄又严整呢？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称其道：“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评价如此之高，绝非溢美之言。至于元稹拿李白与杜甫相比，把李白远远地比下去，就不妥当了。

杜甫的伟大和李白的伟大没有可比性。李白的无迹可寻，杜甫难至；杜甫的格律谨严，李白不能做到。李白是谪仙，以神来之笔为诗；杜甫是诗圣，以人力精修作诗。两人一如江河，一如高山，只能够彼此欣赏，不能够相互取代。杜甫称颂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移用于他自己也恰如其分。他们二人没有做过我高你低的比较，后代人也大可不必。

杜甫做过实质性的小官，不像李白那样只是个有名无实的供奉翰林；不过，杜甫也没有像李白那样在皇帝左右，得到过那般荣宠。他是李白的知己，为李白写下过“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饮中八仙歌》）的豪放语，睥睨天下，也为李白鸣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的不平。他没有过做廷臣近侍的机会，只能在《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中表达一下他的向往：“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小臣薄幸，以至于有些受宠若惊了：“无路从容陪语笑，有时颠倒著衣裳。”

在杜甫的生平中，一直贯穿着这种庙堂之高与乡野之卑的矛盾与苦痛。天宝初年，杜甫应进士不第。他献《三大礼赋》，唐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才授了他个京兆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后安史乱发，杜甫被授过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也一直没有居庙堂之高，为治国平天下运筹帷幄。他只能以他的诗表达他的忧国忧民之思。“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曲江对酒》）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偶尔有幸列一列朝班，也极为短暂。“昼漏希闻高阁板，天颜有喜近臣知。”（《紫宸殿退朝口号》）这样的诗句在杜甫的诗中绝无仅有，等待杜甫的仍然是默默无闻的卑下日子，艰难备至的颠沛流离。杜甫活得好像比李白苦多了。他在《赠李白》中为朋友放声一呼：“痛饭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那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声。看上去颇为矜持的杜甫，也发出了不平的呐喊：“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

这是写夔州诸葛庙的古柏了。治国平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似乎极能触动杜甫的家国情怀，《武侯庙》《八阵图》《诸葛庙》等，都是杜甫直接写诸葛亮的诗篇，即便在《谒先主庙》怀刘备时，他也不忘捎上诸葛亮一笔：“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杜甫的见解实在是不错的，离开了诸葛亮，所谓“一世枭雄”的刘备还有什么？杜甫痛悼诸葛亮的诗，最能打动人的自然是《蜀相》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常被后世引用的杜甫名句。代代英雄泪满襟，叹先贤也叹自身。接下来需要探究的问题，便是出师未捷的原因了，那责任在统率大军出师征战的将士身上，还是在京都朝廷听信谗言的国君身上呢？可惜这样的眼泪一代一代流过去，流了也是白流了。“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连年战争留下的还是满目萧疏，哭声遍野。受损的也不只是平民百姓，也包括京都权要，宗庙社稷：“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忆昔二首》）杜甫的忧患无边无际。

不必说杜甫的“三吏”“三别”了，那些历代读者耳熟能详的诗句是战乱年代的历史存照，也是杜甫的心路历程，读那些诗，总能够看到忧愁满腹的诗人暮宿晨别，风尘仆仆。

如果认为杜甫只是用他的诗记录下“安史之乱”的史实，他只是一般化地反对内乱，那就错了。伟大的诗人总不会如此简单。他们的人道主义建立在普世的观念上，他们是在此基础上反对战争，痛诉战争给无辜生命带来的戕害。杜甫的批判直接指向了皇上：“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唐王朝的征战拓边还不能一味称颂，以万千生命为代价的开疆拓边，无论江山社稷的版图开拓得何等广大，都是毫无价值的。国家的版图实在是让鲜血浸泡得过于沉重不堪了。后世的战争，结束了冷兵器时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一公尺疆土上投下数百吨爆炸的钢铁，那样的国土争夺到底有多少价值，实在需要重新思量。“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厚道的杜甫，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杜甫，他是在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在这里，他与伟大的李白达到了完全一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他们在个人风格上会有万千差异，在思想的制高点上，他们却会达到高度统一。那是真正“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的。看看“哀彼远征人，去家死路旁”（《又上后园山脚》），铁石心肠也应该有所触动。

可是，皇家为了他们的疆土，却并不这样想，他们穷兵黩武，好战不止。“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皇帝高坐朝廷之上，他听不见“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不知道老百姓因苦痛而发生的心理变化：“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是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杜甫对战争的批判，千百年过后，仍然振聋发聩。

对生命的怜恤贯穿了杜甫的全部诗作，《新婚别》对青春的怜恤，《垂老别》对暮年的怜恤……造成这一切不幸的原因，不是别的，只是战争，还是战争：“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潼关吏》）“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垂老别》）战争留下的惨象目不忍睹：“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新安吏》）不要以为新婚妻子嘱咐从军的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就是在鼓励丈夫投身战事，英勇杀敌，她只是无奈罢了。“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石壕吏》）也不就是一般理解的慷慨赴戎机，老当益壮。等到“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绝不是壮别，而是惨别。杜甫的“诗史”意义，并不在于他写了战争的胜利，而在于他写了战乱中生命的流离和牺牲，艰难和不屈；自然，为国赴难的情绪也不是没有，但那却不是主要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再来看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一气之下的兴奋畅亮奔荡流走，就不只是欢庆胜利那么浅薄了，那是对失地收复战乱平息生活得以安宁生命得以保障的欢唱。在杜甫诗中，这是最为节奏明快声韵清亮的，它没有了杜甫一贯的抑扬顿挫，而是首尾通贯，一气呵成。那真是连喘气的停顿都没有啊，“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的理想，好像顷刻之间就会实现，顺流一帆，指日便达彼岸。

诗人有时候是会过于乐观兴奋过头的。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并不等于天下就此太平，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当然，杜甫是清醒的，他的一时兴奋，并不能改变他对天下基本的认识，即便没有战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对黎民百姓的忧思也令他五内俱焚，寝食难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最重要的诗篇之一，其意义绝不在“三吏”“三别”之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警世的疾呼绝不止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不公”那么简单；离开了原始社会的任何社会阶段，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也都赫然存在；商品社会物质丰富了，也依然如此，有时候所达到的不公程度更加触目惊心；可怕的是新社会的这种不公却披上了“合法”“合理”的外衣，被某些官员、某些主义、某些理论大肆提倡起来。杜甫在那个时代看到了那种令人愤慨的社会现实，忧心忡忡，却又矛盾纠结：“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我们面对当下的社会状况，也不能够痛断决绝，我们是为了什么？

杜甫对他那个朝代的“尧舜君”怎么也不肯失去希望，他是不忍永诀的。“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他不会弃圣朝而不顾，只有朝廷弃他，他决不弃朝廷。虽然“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朝廷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朝廷，世事也足可悲，而且“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远离了庙堂之高卑居乡野的杜甫，仍然是“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杜甫念念不忘放不下的仍然是那个令他纠结的朝廷。

绝不能把杜甫的这种情怀等同于一般廷臣的忠君思想，他跟那些趋走于丹陛之上的廷臣不同，他不是为了一己的荣耀，封妻荫子，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这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三十七岁，时当天宝七载。“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历史和现实不能令杜甫灰心，“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处境也不能使杜甫沮丧，他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自信，足以支撑着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颠踬跌仆，也在所不辞。“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醉时的狂语是不可信的，杜甫永远都不会颓废沮丧破罐子破摔，他奉行的是最为本质的儒家传统，他像那挂马车上的儒学创始人一样，是永不灰心的；而且，他还多了屈原的那种彻痛，刻骨铭心。

不能怪杜甫把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朝廷上；皇权之下的文人官吏，他的修齐治平抱负不靠朝廷实现，又怎样实现？他单枪匹马，势单力孤，不如此待能如何？自然，朝廷不是理想中的朝廷，杜甫也有过犹豫彷徨的时候。“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杂诗二十首》）从不灰心的杜甫也不知该投向哪里了。不过，“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重经昭陵》），天地之大，还应该容得下书剑戎衣，杜甫的自信不会消尽。“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杜甫的壮阔和豪迈也是世所罕见。谁说杜甫只能现实，不能浪漫呢？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苍凉的豪纵的浪漫的杜甫，他不是那个小心的谨肃的现实的杜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