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中，有些人好像是无意做诗人的；他们写诗很少，一出手却显示出了不凡的才华，留下了名诗名句，千古流传，比如王翰、张继、王之涣等。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宴饮诗赋，也没有那么多的赠别唱酬，他们似乎只是偶尔为之，便成了好诗。留下了一首黄鹤楼名诗的崔颢也属这类。读他们的诗，常常遗憾其少，会为之惋惜；可他们要是作多了，会不会也平庸起来呢？有人评宋人陆游的诗时说，陆游的近万首诗，如果砍去大半，会更好。好与差、多与少的辩证法看来并不那么简单。

另一类人则相反，他们是有意要做诗人的，动辄便诗，那么多的应酬赋诗，再加上奉和应制，诗是一大堆一大堆地写下了，却没有多少好诗，比如张说、钱起、韩翊等。其中张说还能稍好些。据说他“为人敦气义，重然诺，喜延纳后进”。读唐诗，常会看到张说对别人诗的评说。大约也是“看花容易绣花难”吧，张说自己作诗，却少见上乘。他在《全唐诗》中收诗五卷，前头近二卷无好诗，大都是奉和应制赠答宴酬之类。待《邺都引》出，才见好了一些。“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也有了豪壮之气。“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煞人。”苍凉坚劲，有了风骨气韵。后世的鉴湖女侠秋瑾女士，还由此脱化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绝笔传世。《全唐诗》张说的小传中说，他“谪岳州后，词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也许是这样吧，他的《岭南送使二首》，就有了悲凉，有了真切的感怀，不是泛泛的敷衍之作了。“诗穷而后工”，是有些道理的。张说在《酬崔光禄冬日述怀赠答》的序中说：“若夫盛时、荣位、华景、胜会，此四者古难一遇，而我辈比实兼之。”张说是很得意地说这番话的。殊不知为官的得意，恰恰造成了诗的缺失。张说的诗平庸、平淡，总是平平。

钱起和韩诩等是号称“大历十才子”的。钱起在《全唐诗》中收诗四卷，能让人记下的诗句也就是《省试湘灵鼓瑟》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有境界，有情韵；其他，不足道了。韩诩，还包括同属“大历十才子”的郎士元等，都不值得多说什么。看来，号称的“几大”“几小”，往往是虚张声势的，并不可信，自古而今皆然。读这类人的诗，常恨其为多。当代人读古典，也需要有自己的判断了，不可轻信，不要以为入了《全唐诗》的，就都是诗人。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混混儿”。比较起来，古代，尤其是唐代，文人中的“混混儿”比当今还要少许多。

王翰在《全唐诗》中收诗十三首，四首七绝，一首五律，其余为五古、七古。王翰是既无意完备诗体，也无意构筑他本人的诗歌世界的。《全唐诗纪事》说他少时“豪健恃才”；《全唐诗》小传中介绍他为仙州别驾时，“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青春年少时“豪健恃才”，他便不会营营以求。他为官时“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他不像一般官员诗人那样，把日日的游猎豪饮作诗记下来，他便没有那么多敷衍之作。他偶尔写出来的，几乎篇篇可诵。他的《赋得明星玉女坛送廉察尉华阴》，也与一般赠答诗的俗滥应酬不同。“三十六梯入河汉，樵人往往见蛾眉。蛾眉婵娟又宜笑，一见樵人下灵庙。”长歌流转，却不留转换痕迹。《古蛾眉怨》，“长乐彤庭宴华寝，三千美人曳花锦。灯前含笑更罗衣，帐里承恩荐瑶枕。”流丽富赡，尽其奢华，开《长恨歌》之先。

王翰的才华，是值得期待的，可惜他写得太少了。他也许有望成为大诗人的，他也具备了大诗人的胸怀。《饮马长城窟行》，“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旁多白骨。问元耆老何代人，云是秦城筑城卒。”写征战，写反战，有豪荡，又有苍凉。等到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二首》），悲凉一唱，王翰的诗便一跃登上了唐诗名篇之列。王翰是以少胜多，以一当百了。

张继很像崔颢，崔颢因一首黄鹤楼的诗而名传千古，张继则因一首《枫桥夜泊》，让人永远记住了他的诗名。“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悠远意境，让人觉得有一种凄清，也有一种宁静，尽管有江枫渔火的映照，尽管有月落乌啼的苍凉，有霜天，有愁绪，那种情景还是让人有点向往，那是意欲逃离世间烦嚣的世外追求吧。高仲武说张继“其于为文，不雕不饰。及尔登第，秀发当时，诗人本清迥，有道者风”，这是卓有见地的评价。张继的诗确乎是清迥超旷，有几分仙风道骨的。

不过，张继却并没有超脱凡尘，一心向仙。他的《宿白马寺》“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还是由寺院而想到了羁旅，由世外而想到了凡尘。他的《上清词》“春风不肯停仙驭，却向蓬莱看杏花”，清冷世外却夹进了一丝人间红艳，让人心温暖起来。至于《华清宫》写人间宫阙，“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则是一般诗人大都会有的兴亡之感岁月之叹了。张继是个不能忘情的人。他可贵的也正在这里。他要是一心向仙，走向思玄悟道，他的诗就不会可爱了。是诗人，难得的就是这一副人间情怀。

如果作一下统计，大约不会再有比“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被引用的频率再高的了。这个诗句的广泛引用，不是因为它包含的通俗性，而是因为它的普遍意义。它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小小的分子，一个代码。中国人，只要读过几天书的，哪怕是没有读过书的，还会有人不知道这个诗句吗？谁不能在言谈中脱口而出呢？写下这首《登鹳雀楼》名诗的王之涣，天宝年间，曾与王昌龄、崔国辅等人联唱迭和，名动一时。可是他在《全唐诗》中只留下了六首诗，不知道他的诗是不是散佚了。按他与人联唱迭和名动一时的情景，他作的诗还应该有一些，可惜我们见不到其他的了。在王之涣留下的这六首诗中，除了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凉州词》了。黄河入诗，在王之涣这里成就了阔大的境界，他没有称颂“母亲”，他只是借黄河表达了高阔荒远。

《集异记》中记过一段轶事，常常为人乐道。说是开元年间，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三人曾共诣旗亭宴饮，有梨园伶官十数人会宴，妙妓四人奏乐，所奏皆当时名部。王昌龄与高适、王之涣密约，我辈各擅诗名，每互不定甲乙，今者可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为优。妓初讴王昌龄诗，次讴高适诗，又次复王昌龄诗。王之涣自以为得名已久，指妓女中最佳者道，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次至双环发声，果然是王之涣的这首“黄河远上白云间”。三人因而大笑。诸伶人诣问，明其原委，乃竞拜乞就宴席。三人从之，饮醉竟日。这样的轶事，还不是今天的“追星”“粉丝”可妄加比拟。王之涣三人起初并未暴露身份，他们也未“出”过“镜”，伶人们并不认得他们的。他们完全是凭诗作获得了伶人拥戴，毫无自我炒作成分。他们起初只是“避席隈映，拥炉以观焉”，是躲在后边的。那是一段诗文雅事，而今很难再有了。

与王翰、张继、王之涣不同，元结没有什么传世名诗名句，在唐诗人中，他算不上多么杰出的，但他却是不该被忘记的。官员诗人，能做到元结那样的不多。元结少年时也是豪纵不羁的，“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擢上第”，国子司业苏源明荐举于肃宗。当时史思明叛军攻河阳，肃宗驾幸河东，召元结诣京师，元结上时议三篇，为肃宗所器重，“乃摄监察御史。发宛叶军屯泌阳，全十五城。”想来仿佛难以置信，一介书生，得人荐举，上三篇时议，便会得到朝廷重用。“三篇文章两首诗”在重视文化的唐代，竟然会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吗？看来，过往的朝代，还不能加一顶“封建主义”的帽子便一笔封杀。重视文化的时代，自会减少许多野蛮。

元结为官，从他为文为诗中也可看出一二。他拜道州刺史时，“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民乐其教”。元结虽然“少不羁”，但他为官时却极其谦和，谨慎为官。他在《寄源休》中道“功劳安可问，且有忝官累”，在《与党评事》中又说“自顾无功劳，一岁官再迁”。《唐才子传》称元结“性梗僻，深憎薄俗，有忧道闵世之心”。元结“忧道闵世”，是绝对不错的。他在《舂陵行》中说，舂陵故地的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他还在此诗的序中称“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他的忧悯之心，于焉可见。他在《送孟校书往南海》的序中自谦“材业次山不如云卿，辞赋次山不如云卿，通和次山不如云卿”，实在是个谦和之人，不见怎么“梗僻”。他在《与瀼溪邻里》中回忆当年与邻里相处，“邻里昔赠我，许之及子孙。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分”，眼见得是个不忘旧情知道怀恩感恩的人。这样的人为官，才会真正地“以人为本”，不会忝居官位，尸位素餐。

元结关心着百姓疾苦，他也惦记着国家的兴亡盛衰，他的《闵荒诗一首》写道：“自得隋人歌，每为隋君羞。”“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短暂的隋朝，国君荒淫，为后世诗人留下了作诗的巨大空间，在隋朝的灭亡中寄托了诗人们多少兴亡之慨。诗人们借古讽今，为的是给当朝皇帝送去提醒和警示，可惜历代帝王还是不会牢牢记住前车之鉴，他们走来走去又走到前朝的老路子上去了，诗人们的讽喻，好像是不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