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到中唐，有了一种叫人鼓不起劲来的感觉。过去了盛唐那一代大诗人，中唐诗人显出了平庸之势，虽然技术上挑不出什么大的毛病，但没有了凌厉之气，没有了超迈之气，盛唐的那种豪雄壮阔傲视千古的气概更是没有了。等到韩愈出来，遒力鼎革，奇崛雄伟，才有了“中兴”之象，让读唐诗的人又为之一振，从一段时间的失望中走出来，觉得唐诗毕竟还是唐诗，仍非其他朝代可比。

韩愈是那种真正称得上“才高八斗”的人。他少依孤嫂，刻苦为学，读书日记数千言，尽通六经百家。他有意进行文体革命，捐弃齐、梁绮艳，气势浩荡地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唐宋散文八大家以韩愈为首，从来没有什么争议。韩愈的文名太盛，把他的诗名盖过去了，在一般读者那里，韩愈的散文名篇耳熟能详，而他的诗却不甚了解，好像韩愈是能文不能诗的。

其实这样想是错了。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就说得极好：“金之精粗，考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才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功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劲敌也。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决于天地之垠，物状其变，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诚哉斯言，大才能文亦能诗，反之亦然。司空图还说，“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技清历，乃其歌诗也。”由此来看韩愈的那些滔滔宏文，又何尝不是其歌诗呢？韩愈跟李白、杜甫尚有不同，李、杜是专注于诗，留下的文不多；韩愈则文、诗兼备，二者都堪称大家。文学史上，像韩愈这样的巨匠为数不多。后人数典忘祖，无知地鄙薄前贤，也正如司空图所言：“后之学者偏浅，片词只句，未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

后人诋訾韩愈，在当代，恐怕是会针对韩愈的“文以载道”说了。当代人以娱乐为尚，以愉悦为求，早已对“文以载道”不以为然了。可是从那些为娱乐时代增添着佐料的“诗文”中，还是能够看出它们所载的“道”来，它们所载的不过是“诲淫诲盗”之“道”罢了，它们所载的无非是琐屑庸常之道罢了；它们的目的性从来都没有消失，也是很明确的。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韩愈领导古文运动要力扫的齐、梁绮艳，增添了淫靡之气、浮泛之气、庸滥之气、腐朽之气了。

韩愈作诗，正如他为文一样。韩愈有感于人心不古，世道日下，他是有心继承道统，以拯颓波为己任的。韩愈诗诸体皆备，五古为多。从韩愈的诗中，能够看出杜甫的遗风。杜甫之后，只有在韩愈这里，才又一次读到了“诗史”的意义。从韩愈的诗中，可以考证中唐的历史、诗人的行迹，韩愈像杜甫一样，把个人遭际与中唐的时代风云朝野变故结合到一起，用诗来抒写了。他的《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沟渠。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让人想到了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世揭橥。韩愈“上阵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阵畿甸内，根本理宜优”，也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出于同样的机杼。

韩愈做的官比杜甫大，他做到了监察御史，更有机会上奏朝廷。《旧唐史》称韩愈上章数千言，极论宫市，德宗怒，贬其为阳山令。后来，韩愈再一次上表极谏，作了他那篇义正词严的《谏迎佛骨表》上奏朝廷，差一点被处极刑，终被贬为潮州刺史，于是也就有了韩愈的那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上达天听是如此危机四伏，贬谪流离是如此云路迢遥，韩愈不能不思乡凄怆，心事浩茫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似乎有些悲观绝望了。

以韩愈的智慧和学识，他怎么会不知道皇帝的龙鳞是不可碰触的呢？在皇帝那里，本没有什么对错，只有好恶，皇帝喜欢的就是好的，皇帝讨厌的就是坏的。皇帝要喜欢，你非要让他不喜欢，你再有多少道理，哪怕关系到江山社稷，皇帝也不会听的。

可是，韩愈是“不信邪”的，他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他在《谢自然诗》中斥神仙道，直接指向了皇帝那里，“秦皇虽笃好，汉武洪其源。自从二主来，此祸竟连连。”他提倡知识为上，相信自我，“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历史已经证明了，神仙是没有的，求仙是无用的，秦皇汉武都没有寻到神仙，没有能够长生久视，可是后代皇帝还是一个又一个走上了求仙求佛之路，他们实在不甘心丢下做皇帝的日子，成为一具得不到人生最奢靡享受的死尸。韩愈却要明确地告诉皇帝，那是不可能的，把佛骨迎入禁中也无用，只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韩愈无畏地宣称：“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韩愈这样硬要逆着皇帝的心意来，不把皇帝惹恼就怪了。

然而，韩愈辟佛老异端的心志是至死不改的，他从所处时代现实出发，在《赠译经僧》中明确告诉他们：“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尽管他深知“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赦免无望了，他还是不改初衷。“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归彭城》）这就是“方多事”的中国。韩愈忧国忧民，“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他像当年的杜甫一样，“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好佛好道只求长生不死的皇帝根本听不进去，韩愈即便苦口婆心地劝告皇帝“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君子法天运》），也还是无用。

韩愈自然也有灰心的时候。“我材与世不相当，戢鳞委翅无复望。”（《赠郑兵曹》）韩愈不再抱有什么希望了。然而他还是不肯以自己的失望情绪影响世人，他在《驽骥》中仍然让人坚信“有能必有用，有德必见收”，这是后世“是金子总要发光的”那种说法了。可是，金子如果总被埋没呢？有能有德如果总不被发现总不合时宜呢？韩愈是基于他积极用世的思想，才那般孜孜劝勉于人的。韩愈绝不会像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陶渊明凭幻想构造的桃花源，引得多少后人向往颂赞，韩愈却独持异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桃花源像神仙一样，未曾有过，永不会有，有责任感有济世之心的人还是不能逃避现实。虽然“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谄”，济世的道路上不仅有皇帝的龙鳞在上，不容触动，还有皇帝周围的小人构陷，进谗诬陷。唐永贞年间，王叔文等用事，制天下之命，“元臣故老不敢语，尽卧涕泣何汍澜”（《永贞行》），韩愈便深知济世不易，匡政之难了。

多遭磨难的韩愈曾作《三星行》，自况命运，自悯其生多訾毁。后世苏轼也曾为此自叹道：“吾生时与退之相似。吾命在牛斗间，其身宫亦在箕。斗牛宫为磨蝎，吾平生多得谤誉，殆同病也。”苏轼与韩愈同宫同命，再怎么豁达也免不了自叹命运淹蹇。避佛避黄老的韩愈也在星象中感叹自己的命运了。可是在赠人的诗中，韩愈仍然不消沉，还是鼓励人积极向上。唐衢应进士，久而不第。衢“能为歌诗，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每与人言论，既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者莫不泣下，故世称唐衢善哭”。韩愈在《赠唐衢》的诗中就鼓励唐衢：“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韩愈似乎把自己的不幸遭逢忘记了，他又是那个“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县斋有怀》），“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年少气盛的韩愈了。

韩愈年轻时是豪气凌云壮志在胸的。只是他“才高难容”，才致使“累下迁”罢了。“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县斋有怀》）回首生平，他不能不感慨伤怀。“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年轻的韩愈在前头为自己铺开了壮阔的道路，他以为什么样的目标都能够达到；可是，他没有想到，政治运动比他领导的古文运动复杂多了，也艰难多了。他一介文人，能撼动文坛，却动不了政坛。

岁月无情，更无情的是政事，是朝廷。韩愈过早地衰老了，他是未老先衰。“尔来曾几时，白发忽满镜。”想一想“少年气真狂，有意与春竟”（《东都遇春》），竟如昨日。韩愈对自己的未老先衰格外敏感，掉落了牙齿，便会令他上心留意。“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他不能忽视的是落齿所昭示的生命意义：“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落齿》）这让人把他的散文名篇《祭十二郎文》记起来了：“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韩愈似乎预感到了他不会得以长寿，不过，他还是看到了生命的根本、寿夭大限的公平：“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

不信神仙佛老，不信长生久视，在韩愈这里是始终也未曾动摇的。有河南人吕炅，元和中，弃其妻，着道士服，辞别他的母亲道，当学仙王屋山。离去数月，复出，见河南少尹李素。李素让他站在府门，命吏卒脱下他的道士服，给他俗世人的冠带，把他交送给他的母亲。韩愈为此作《谁氏子》诗曰：“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旗帜鲜明地支持河南少尹李素的做法。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一个时代，学佛学道的人成伙成群，越来越多，绝不是什么好事；至少，那是对俗世生活丧失了信念，有意逃避的结果。普天下的人都去做了信众，连香火钱也无处募化了，那就真的需要道徒们吃风喝风了，不必练习，就得辟谷，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人种地打粮食吃了。

韩愈的坚定和自信来自于信念，也来自于读书。“归还阅史书，文字浩千万。”（《秋怀诗十一首》）这是抒怀，也是纪实。韩愈尽通六经百家，是手不释卷的。在韩愈看来，读书的意义还不止在于长学问，而更其重大。“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裙。”（《符读书城南》）知书达理，通晓古今，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后世哲人也有此言：“人之所以不够理想，就是因为不读书。”（《孙犁全集》第十卷）在唐代诗人的诗中，像韩愈这样一再写到书的人不多。“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示儿》）“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在韩愈那里，家藏万卷比金玉满柜更值得推崇。韩愈的境界，绝非千年过后的暴发户、富豪们可比的。自然，韩愈劝勉读书，自有他的用意。在他看来，由于读书，不仅把人与牛马区别开了，也使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符读书城南》）

《唐诗纪事》记述一个个诗人的简单生平，转引他们的诗作佳篇，大都是冷静的，可是写到韩愈，却一再转引别人的诗文，激情难抑地赞颂不已。其中全文转引皇甫湜作《韩先生墓志》，“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及冠，恣为书以传圣人之道。”墓志写到吴元济反，“吏兵久屯无功，国涸将疑，众惧汹汹。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宰相军出潼关，请先生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师乘遂和，卒擒元济”。接下来，墓志又写到“王廷凑反，围牛元翼于深，救兵十万，望不敢前。诏择庭臣往谕，众慄缩，先生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韩愈可惜。穆宗悔，驰诏无径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至贼营，麾其众责之，贼惶汗伏地，乃出元翼。”韩愈，如此大义凛然，临危不惧，谁道书生百无一用？读书以至大家，直可以勇冠三军。皇甫湜不由叹道：“呜呼！先生真古所谓大臣者耶！”书写至此，皇甫湜意犹未尽，激情洋溢写下去：“先生与人洞朗轩辟，不施戟级。族姻友旧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后衣食嫁娶丧葬。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钜人者矣！”韩愈的行为品格，真是令千年而下的后代，遗憾不能同代者矣！

皇甫湜为韩愈所作的墓志，与后世那些官样的悼词截然不同，他并未溢美。由韩愈的诗文中，我们已经一再地看到了韩愈的为人、韩愈的正气、韩愈的大义、韩愈的勤勉、韩愈的慷慨直言，千年而后，仍然放射着逼人的光芒。“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这是对前贤的推崇与捍卫。“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赠别王十八协律六首》）这是对同辈文友的赞美与褒扬。比韩愈本人的命运还要不幸的柳宗元，是韩愈的好友，又是与之齐名的古文大家，两人一起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韩愈对柳宗元，从来没有狭隘小气文人之间的“相轻”，而只是“相重”。柳宗元先韩愈而逝，韩愈为之作《柳子厚墓志铭》，酣畅淋漓，至情至性，不是知音同道，是断然写不出的。

比韩愈小了三岁的孟郊仕途不达，连中进士都很困难，两次不第，清寒终身，韩愈对孟郊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慰勉，“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食”（《答孟郊》），“卞和试三献，期子在秋砧”（《孟生诗》），为孟郊打抱不平，同时鼓励孟郊切莫气馁，秋闱再试。孟郊连产三子，“不数日，辄失之”，韩愈念其无后而悲，担心孟郊伤怀不已，便推天假命作诗以喻之，“再拜谢玄夫，收悲以欢忻”，希望孟郊不要沉浸于悲伤中而难以自拔。所谓“郊瘦岛寒”与孟郊齐名的贾岛，也引起过韩愈的关注。韩愈在《赠贾岛》的诗中再一次写到孟郊，“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天悲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著人间。”爱才惜才，以至于如是，在人情浇漓的当下，益发令人思慕。韩愈在《醉留东野》中写道“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我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那不是醉语妄言，而是真挚的情感，并非写诗自娱从而用以敷衍人的。

韩愈是大才，亦具大学问大才力，他以才以学以力为诗，惯于用奇用险用僻。他的五古《南山诗》一百〇二韵，一韵到底，却不见勉力凑合痕迹，他不避生僻，尽写胸次，自是大手笔，唯韩愈方能为之。他的《荐士》诗，为荐孟郊于郑余庆而作，他却不是简单地写一封介绍信，而是写了一篇诗体评述，由“周诗三百篇”而下，经建安晋宋，齐梁陈隋，直至国朝大唐。“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提出了他所荐举者，“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鷔”。韩愈不只是简单的一个诗人，或者一个散文家，他是卓然屹立的一位文学家，有识见，又有才情，他的评述，一言九鼎，不是随便说说的。文学史上，李杜并列，成为不易之论，韩愈是极早的倡扬者。同代以至于后代论者在“扬李抑杜”“扬杜抑李”之间斤斤辩白，在韩愈面前，不仅显出了识见的差别，也显出了小气。

读韩愈的诗，固然有时候会被他那些用险用僻构成障碍；但是，韩愈也有一些诗篇清丽可喜。《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细致入微，是信手拈来的好诗句，是大手笔写小诗，杀鸡用牛刀的游刃有余。《晚春》写“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深含寓意，却并不晦涩，与今天的一些白话诗故作晦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自不可同日而语。韩愈写《示儿》诗，写《庭楸》诗，也让人把杜甫的同类诗作记起来了。

韩愈的《石鼓歌》是他的七古名篇，开篇慨叹“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但他一鼓作气歌下来，奇崛卓荦，头角峥嵘，识见与才情挥洒自如，想象奇特，抒怀深沉，中唐一代，大约只有韩愈还能作出这样的七古了。稍后的白居易那是另一种面貌，不可拿来作比的。把韩愈的《石鼓歌》跟他的《青青水中蒲三首》放到一起来读，更能够感受到古诗大家的风采。大家手笔，是长诗也作得，小诗也作得，不可以一格限之的。韩愈还有四言诗《剥啄行》。四言诗于诗三百之后，到曹操手中放射过一段异彩，也是绝响，此后少见了。诗歌大家的韩愈不拘一格，什么样的形式都会拿来一用，只要是内容表达需要。

不必说，韩愈是有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意识的，他在《芍药歌》中曾道：“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年轻的韩愈定然也有过狂傲不驯的时候。他在《和李相公摄事南郊览物兴怀呈一二知旧》中写道：“为仁朝自治，用静兵以销”，是与他所提倡的文以载道之“道”相一致的，他是希望朝廷以仁治天下，不必大动干戈。他的政治理想自然也像杜甫像所有良知未泯的诗人怀抱的理想一样，要成为空想，不过，他留下的英名，留下的诗文，则将千秋炳焕，比任何一个消失的朝代都为久长，不管那是衰世还是盛世。《唐才子传》评价韩愈的一段话说得极好：“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列明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至若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词锋学浪，先有定价也。”

掀雷走电的韩愈，他撼不动一个朝代的根基，让一个走向败落的王朝复振朝纲，归于仁治，天下晏宁康乐；但他文起八代之衰，使一代诗文有了复兴之象，千年以后，仍能让人心生钦慕。韩愈，无愧于一代文坛领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