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史上，像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会诸体兼备，诸体皆善；有一些诗人，却只在一体中称善，不能够诸体皆能了，张籍就是这样的诗人。张籍尤长乐府，他的乐府诗清丽深婉，多有好诗，五律尚有魏晋之风，淡约可喜，其他各体就差强人意了。其实，能有一体见长，出类拔萃，有好诗好句可诵可传，也难能可贵了，怕的倒是诸体皆涉，却无一优长，“样样通，样样松”，那才是平庸可厌了。

乐府自汉武帝时设立，原本是为了采集民间歌谣兼及文人诗歌来配乐，以备祭祀饮宴时演奏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一旦有了文人参与，面貌就会为之一变，有了个人化色彩。乐府诗名篇《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还充分地保留着民间特色，到了李白的一些乐府诗，那就完全是李白的个人风格了，虽然他用的还是乐府旧题。

张籍的乐府诗也是如此。“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在如昼烛。”（《征妇怨》）便是张籍由他的情怀出发，声讨征战之罪。在张籍这里，已经没有了《木兰辞》女儿代父从军的豪迈。对战争的讨伐是张籍乐府诗的重要主题。“殷勤为看初著时，征夫身上宜不宜。”（《寄衣曲》）“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不如逐君征战死，谁能独老空闺里。”（《别离曲》）无论是对征夫的殷殷牵挂，对筑城的深切怨恨，还是空闺中的愤激之语，其情感底处都是对战争的切齿诅咒，这是一个善良诗人最可贵的人性品质。单单凭此一点，张籍也够得上一个好诗人。

有人会片面地理解了诗人的品质，也会简单化地解释诗的本质。“豪放”并不是诗的全部，“豪放”也不是诗的唯一标准。即便豪放的李白，又哪里只是单色调的豪纵呢？李白也有“白发三千丈”满腹愁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一个诗人，哀情愁绪比豪情乐观更重要，更能够透示出诗的本质。张籍也是会伤感会哀怨的诗人。会客宴饮，本是欢乐事，可是张籍的《宴客词》却以伤感作结：“明朝花尽人已去，此地独来空绕树。”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客散人去，只剩下寂寞花树，尽管此前也有过“上客不用顾金羁，主人有酒君莫违”的殷勤劝酒，也有过“人人齐醉起舞时，谁觉翻衣与倒帻”的忘情颠倒，独绕花树时，还是免不了凄寂伤感，而且，想一想宴客时的喝呼歌舞，那伤感自会来得更加难以抵挡。至于《洛阳行》中“陌上老翁双泪垂，共说武皇巡幸时”的伤情怀旧，那是怀念逝去的时光了。到底武皇巡幸能给老翁带来多少荣光，那是不必深究的。谁说老翁怀念的只是皇家的威赫，而没有他自己青春不再的伤感呢？人世间的伤感，怀念过去了的一场会客饮宴也罢，怀念过去了的一次皇帝巡幸也罢，情感深处，都会通向时光难再的怀旧心绪，那是永恒的伤感，一千年一万年都不会改变的。

“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张籍在《送远曲》中这样向远行的人发出祈愿，也是出于那种怀旧的情感吧，他可不是要让人到处题下“到此一游”的野蛮行迹，他是要让人在世上走过一趟，留下踪迹，不要白走一遭的。尽管他《北邙行》中也写道：“千金立碑高百尺，终作谁家柱下石”，殷殷规劝，“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让人看透生死；然而稍稍往深处一想，便可明白，张籍并不矛盾，北邙的百尺高碑花费千金立下，终究会作了不知谁家的柱下石，并不能千古永存，可是能够在世上长久存留的倒是无形的高碑，那是人的精神品格，不朽的诗文。张籍本人的《吴宫怨》“宫中千门复万户，君恩反复谁能数”，写宫怨；《贾客乐》“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写伤农悯农；《离妇》“为人莫作女，作女实难为”，写离妇；虽然不能与同类诗中的名篇相比，可是千年过后，再来品读，仍然能读到诗人的拳拳之心，张籍因之而活着，他的诗心在怦怦跳动。

张籍贞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初到长安时，谒韩愈，韩愈推重张籍的才华，力荐其为国子博士。然而张籍性情狷直，对韩愈多所责讽，韩愈也不为忌。韩愈到底是一代文坛领袖，大度而且宽容。韩愈在《送东野序》中把孟郊、李翱、张籍并提，“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其自鸣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存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韩愈是有感于孟、李、张三子的遭际而发出这番感叹的，其实韩吏部又何尝不是自叹呢？细论起来，张籍虽未声名显赫，官位显要，他也没有过好多文人为官的贬谪之苦流放牢狱之灾，他还算平稳的。他在《书怀》诗中写道：“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未能即便休官去，惭愧南山采药翁。”表达了向往世外仙家的情绪；可是躬逢过皇宫内宴，他也会倍感荣宠，得意之状由诗中透露出来：“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寒食内宴二首》）等到宫廷饮宴的荣宠过去，反观自身行状，他又自哀自怜，感慨不已了：“自叹独为折腰吏，可怜骢马路旁行。”（《赠王侍御》）

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不是张籍独有的；诗人为官者，大都是这样的情状。当今时代，诗人文人为官的少了，如果也是像前代那样，诗人文人们进士及第，走上仕途，坐上官位，又有几人会保持好诗人文人的独立气节，不诚惶诚恐地被御用呢？张籍有一首诗《朝日敕赠百官樱桃》，“仙果人间都未有，今朝忽见下天门。捧盘小吏初宣勅，掌殿群臣共拜恩。”皇帝赐群臣几颗樱桃吃，诗人都要这样感恩戴德称颂不已了。“每年重此先偏待，愿得千春奉至尊”，张籍自然是要恭祝皇帝春秋永驻，万寿无疆了。

张籍到底是有良心的诗人，他即便有过皇赐樱桃这样的诗令人生厌，不过，他到底还有那么多反对皇帝征战拓边征夫怨妇的诗，本质上他并不是御用诗人。对提携过他的韩愈，他“多所责讽”，但韩愈逝后，他却写了五言长诗《祭退之》，叙韩愈为人为文，叙二人交往，叙韩愈临终情形，言辞恳切，不是一般悼亡诗的敷衍成篇。“呜呼吏部公，其道诚巍昂。生为大贤姿，天使光我唐。”“有花必同寻，有月必同望。”“公文为时师，我亦有微声。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韩愈有张籍这样的知己，也算有幸了。当时与张籍同游的诗人，“如王建、贾岛、于鹄、孟郊诸公集中，多所赠答，情爱深厚。皆别家千里，游宦四方，瘦马嬴童，青衫乌帽，故每邂逅于风尘，必多殷勤之思，衔杯命素，又况于同志者乎。”《唐才子传》中的“同志”，与后世的“同志”，有同，亦当有别吧。

生当韩愈同代的诗人是有幸了，尤其是那些性情奇异特立独行难为世容的诗人，大都能得到韩愈的赏识，得到荐举提携。范阳人卢仝，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家甚贫，唯图书堆积。朝廷知其清介之节，两番备礼征其为谏议大夫，卢仝皆不出山。当时韩愈为河南令，爱其节操，敬待有加。卢仝曾被恶少所恐吓，诉讼到韩愈那里，正待申理，卢仝又顾虑盗贼因而迁怒憎恨主人，情愿罢讼，韩愈更加钦服卢仝的度量。

元和年间，唐王朝曾一度出现了中兴之象；但是，中唐以后国势衰落藩镇割据的背景仍然在诗人心中留下了难消的阴影。时恰逢月蚀，卢仝即作《月蚀诗》，讥切当时逆党，韩愈极赏此诗，其他人则恨之。《月蚀诗》是一长诗，卢全不掩自己的激切之情：“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独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阴太阳精。皇天要识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劳四体，与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卢仝由自己的情感出发，着眼的仍是天道世情。“传闻古传说，蚀月哈蟆精。”卢仝引入传说，指向却是明确的：蛤蟆精蚀月，逆党祸乱朝廷，危害天下。要紧的是引起警惕：“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被蟆瞎。”卢仝幻想神力相助：“安得常娥氏，来习扁鹊术。手操舂喉戈，去此睛上物。”然而卢仝依然不能释怀：“臣心有铁一寸，可刳妖蟆痴肠。上天不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无由飞上天，扬天光。”卢仝痛心疾首，热切祝祷，妖孽除掉，天光耀耀：“请留北斗一星相北极，指麾万国悬中央。此外尽扫除，堆积如山冈，赎我父母光。”卢仝的耿耿赤心，苍天可鉴。

月蚀的意象在卢仝心中久久难去，他还有一首《月蚀诗》是短诗，较长诗《月蚀诗》算是平和了许多，他只是叹息不已：“如何万里光，遭尔小物欺”“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卢仝有些无可奈何了。他深知他的无奈并非他独有，“自古圣贤无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贤名圣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叹昨日三首》）。卢仝的无奈几乎倒向绝望了，他怀疑到了圣贤的根本。不过，卢仝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怀疑绝望，并不意味着要丢掉立身之本，“唯有一片心脾骨，巉岩崒硉兀郁律。”（《与马异结交诗》）卢仝秉持的依然是古来圣贤所须臾不肯丢掉的品行节操。世道混乱，人情污浊，我自我行我素，清白行世。卢仝所写《门箴》表明的正是这样的坚持：“贪残奸酗，狡佞讦愎，身之八杀。背惠，恃己，狎不肖，妒贤能，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予敢辞，无是无此予之师。一日不见予心思，思其人，惧其人，其交其难，敢告于门。”

卢仝对世道人情看得太透了。他的怀疑绝望导向了两个方面。他写《门箴》向人敞开心扉，他也掩关，遗世独立。他写《掩关铭》，愤世决绝：“蛇毒毒有形，药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对面如弟兄。美言不可听，浑于千丈坑。不如掩关坐，幽鸟时一声。”可是，要真正做到掩关独立，谈何容易。时宰相王涯秉政，为政刻急，结怨于人。等到“甘露事变”，卢仝与王涯的几位幕僚在相府的书馆中吃饭，留宿于此。祸起后吏卒秘密行捕。卢仝道：“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卒道：“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苍忙中卢仝竟不能辩白清楚，竟同罹甘露之祸。卢仝老来无发，太监在他脑后钉入钉子行刑。卢仝有子，取名“添丁”，人以为谶。卢仝尚有《示添丁》一诗，内中有句道：“数日不食强强行，何忍索我抱看满树花。”卢仝罹祸，其子添丁读此诗句，能不凄然泪下吗？

卢仝有绝句《逢病军人》，常为各家选本选入，诗曰：“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哀悯之情殷殷恳切，好像不是那个写《门箴》《月蚀诗》的耿介狷切的卢仝了。其实，那正是好诗人矛盾的统一，有刻骨的恨，才会有深切的爱，有疾恶如仇，才会有悲悯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