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喜欢李商隐的诗，张口成诵的必定是他那首好像是写爱情的《锦瑟》，《全唐诗》列为他诗作的首篇：“锦瑟无端五十年，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朦胧又执著，又茫然又确凿的迷恋追求，的确能够深切地拨动有爱或无爱的人的心弦，只要他是个有情的读者。可是，知道了李商隐的生平，了解了他在宦途上挣扎于夹缝中受气的经历，再来看这首诗，便觉得它并不只是写爱情的，那种迷惘，那种茫然无着，那种肯定而又把捉不定的心绪，不也正是宦途上或者其他理想追求中的心境情绪吗？

李商隐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他的卒年距李唐王朝灭亡的907年还有不到五十年。大唐的确是颓势难挽，气数将尽了。李商隐四十六年的短暂一生居然历经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宫廷中六个皇帝轮换坐朝。李商隐本是唐初名将李勣的裔孙。

像唐王朝大势已去一样，李商隐祖上的荫庇也远去不再了，李商隐的前程只有靠他自己的奋斗挣得。李商隐幼年早熟，才华过人，“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幕僚。令狐楚官势显赫，宪宗朝时做过宰相。令狐楚看重李商隐的天赋，使其与自己的儿子令狐绹等同学，亲自教做骈文。自大和十年起，李商隐曾三次应进士考试，开成二年，由于令狐绹的推荐，得中进士。同年冬，令狐楚逝，李商隐失去幕职，只好另谋出路。在《筹笔驿》诗中，李商隐写道：“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他不是感叹自己应试不举、怀才不遇又是什么？《岳阳楼》诗中“可怜万里堪乘兴，托是蛟龙解覆舟”，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那些看似写爱情的诗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都不可再作单纯写爱情来看了。

李商隐是最容易被误读的诗人。因为他的朦胧含蓄，人们往往把他的诗作了表面化理解。不是的，绝不是的，李商隐绝不只是一个爱情诗人。有评者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之具”，有当，也有不妥。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都是极形象极准确之评。李商隐的诗是真正可以称作“诗”的，他的诗绝不平白，绝不浅直。过去了盛唐、中唐诸多大诗人之后，李商隐独辟蹊径，惨淡经营，催开了一朵瑰丽绮密的妍花，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这唐诗五大家之中，李商隐是成就卓著极为独特的一位；尽管他的诗数量不是那么多。我们当然知道，好诗人的诗作越多越好；但好诗人却决然不是以数量为标准来评定的。

读一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就知道李商隐的诗是不是“要非适用之具”了，读一读“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就知道那“要非适用之具”的评价是多么片面不妥了。要求诗来做“适用之具”，莫非要求把诗写得一概如散文般明白如话，拿过来就可用吗？那样要求，李商隐倒的确是不合格的。

李商隐作诗，就是要“不明白”，他就是要“千丝铁网”，把他的题旨牢牢笼住，不使直露。李商隐要指向现实，他也不“直指”，他要晦曲，要用典，要把他的题旨尽可能藏起来，婉曲道出。他再一次写《隋宫》，“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还是不直陈戒奢靡的主旨。这样的诗如果还是“要非适用”，那么《楚宫》，“但使故乡三户在，采丝谁惜惧长蛟”，也仍然跟那些大白话直接喊出来的“口号诗”迥然有别。《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把有关隋宫的诗没有直说出来的题旨明白道出了，也常常被人引用，以至于走上了通俗，但不能说这就是好诗句；好诗，总有它力避通俗的品质在。《马嵬二首》，“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风流皇帝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过去了尚无多少年，还算不上“故实”，诗中写到，不算用典，也没晦曲，诗人的用意应该能够被当今皇帝看出了。谁知道皇帝看了会不会高兴呢？那是写他皇帝祖上的事，讽喻当朝的。

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发端，汇成了一条诗文戏剧的大河，浩浩长流，而今而后，不知何时才会止息。真的是皇帝与妃子的“爱情”感天动地，引得骚客伶人一再倾情投入写作演义吗？果真是杨玉环的美轮美奂，让人惋惜她于马嵬坡一条白绫送走吗？且不说在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演进中，“安史之乱”爆发，民生凋敝，唐王朝由盛转衰，仅仅唐明皇夺了他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为自己的贵妃，纯属乱伦，也够恶心人的了。杨贵妃喝醉了酒，扭过来扭过去，她果真就是因为唐明皇宠幸别的妃子去了，而不到她这里来而痛苦吗？难道她做了皇帝老子的贵妃，就忘掉年轻的丈夫了吗？诗文中，戏曲舞台上，影视剧里，没有人揭示过这种残忍的人性践踏。做儿子的寿王李瑁被彻底地忽视了，好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杨玉环一被册封为“太真”，就把她的前夫彻底忘了。所有的杨贵妃，一入皇帝怀中，都是兴高采烈的，完全没有内心潜在的痛苦。如果不是诗人、作家、戏剧编、导、演的浅薄，那便只能说明，杨玉环是一个全无心肠的女人。李商隐却没有像大多数诗文作者、戏剧编、导、演那么浅薄，他的笔锋触到了阴暗的角落。“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那宫宴夜罢漏永醒着的寿王，长生殿驾幸不从金舆的寿王，不幸而又受辱的皇帝的儿子，只从李商隐这里得到了一些同情。乱伦的皇帝老子在这首诗里受到的批判，还算是温和的，却已经被人攻击为“大伤诗教”了，那只是因为李商隐“彰君之恶”罢了。皇帝的秽行是不能揭露的，再龌龊的皇帝也只能冠冕堂皇出现，冕旒垂下，遮挡住他们丑陋的面目。

李商隐的诗笔却常常指向了皇家宫廷。皇宫内院，关系的不仅仅是一家王朝的江山社稷，更系联着天下苍生的疾苦生计，心忧天下的诗人岂能不予以关注？《陈后宫》里“茂苑城如画，阊门瓦欲流”，“从臣皆半醒，天子正无愁”，《过楚宫》里“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见槿花而想到“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过梦泽而感叹“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皇宫的饮宴歌舞，红颜细腰，总是牵动着李商隐的诗心，让李商隐为之波动而搐痛。

由皇宫到皇陵并不遥远，无论是地理的距离，还是生命的距离。在李商隐那里，他诗笔一摇，就由皇宫的笙歌燕舞到了皇陵的风雨潇潇。“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耿耿忠臣还在异邦为皇帝守节，皇帝的金屋里贮的阿娇却也不能陪伴皇帝千秋不老，玉桃可以偷得，皇帝的陵墓上还是松柏森森，夜雨萧萧；阿娇大概也老了。李商隐的兴亡之感发自生命的深处，笔锋所向，当然就不是某一朝某一代、秦皇或汉武了，而是指向了皇家整体。这时候再来体味“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抒写（《嫦娥》），诗的境界就不是人间天上那样的简单区分解释了；天上和人间，果真是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可以一步越过，到达另一个世界吗？

诗人也许是人间最清醒也最糊涂的人，他们能看透世事，他们却又极容易陷入尘世。李商隐就在这看透与陷入中挣扎着，始终未能解脱。始于宪宗时终于宣宗朝、持续了四十余年的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恰恰与李商隐的生命相始终，李商隐也深受其害。李商隐最初谋职，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幕僚，颇得器重。令狐楚本属“牛党”。令狐楚逝后，李商隐只得另谋出路，又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惜李商隐的才华，赏识他的思想见解，把女儿嫁给了他。王茂元被视为“李党”。

在“牛党”的人看来，李商隐是“背恩”了。曾经在令狐楚幕僚中一起为同学的令狐绹已高居相位，更不能容忍李商隐的忘恩之举，遂远疏之。令狐绹的远疏，便成了李商隐的晋身障碍，李商隐即此一蹶不振：“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李商隐当然心犹不甘。他向当年的“同学”而今的高宦投诗哀怨：“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令狐绹不念当年“同学”旧情，只计而今“背恩”之恶，拒不理睬。重阳日，李商隐留诗于厅事。“十年家下无人问，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九日》）其抱怨失望的情绪一望可知。而此诗开篇“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回顾当年令狐楚对自己的赏识，继而“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对令狐楚吸引人才、而令狐绹不能继承家风的含蓄批评，在此都可引起当朝重臣令狐绹的深思。令狐绹“睹之惭怅，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令狐绹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了，还算是有歉疚之心的人，毕竟还会“惭怅”。后世以至于当代，这种歉疚之心将消失殆尽，无论做过多少亏心事，也不会惭怅，不会愧疚了。以歉疚之心的消失为心理标志，社会的道德大堤将一溃千里，不可收拾。令狐绹看了此诗，由惭怅而思改，补李商隐为太学博士。柳仲郢节度剑南东川，辟李商隐为判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在李商隐的前头，曾经有过一个诗人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个小官，那是杜甫杜工部。李商隐没有被称为“李工部”，他的诗在很多方面却继承了杜甫的传统，有晚唐时期少见的杜诗遗脉。

“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灞岸》）“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汉南书事》）读着李商隐的这些诗句，很自然地就把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等反对征战拓边的诗想起来了。“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片心。”（《初食笋呈座中》）也会让人想到杜甫的《枯棕》“含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两者都是借物喻人，悯恤百姓痛惜生灵的拳拳之心是遥遥相接的。“遏云歌响清，回雪舞腰轻。只要君流眄，君倾国自倾。”（《歌舞》）也与杜甫《丽人行》“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异曲而同工。杜甫只是气魄更大，铺排更为华丽；杜甫是七言歌行，李商隐为五言绝句。义山是要以四两拨千斤了。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五言排律相类，李商隐也有《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杜甫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世揭橥，在李商隐这里得到了呼应。唐王朝无论兴盛时期还是衰亡时期，大致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生当唐代的诗人，良知不泯。像杜甫“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忧思重重一样，李商隐也是“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可惜“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诗人的呼喊到达不了皇帝耳边。

李商隐的忧国忧民之心像杜甫、像屈原、像历朝历代有良心的文人一样，他们是子规啼血，非要把心吐出来让皇帝看看不可，可惜一代代皇帝还是掉头不顾，去他们的“骊山”“华清宫”了。李商隐的确不是单单停留在儿女情长上的爱情诗人，他是大手笔，能作大诗。比他早一些的韩愈曾作《石鼓歌》，为被遗弃的石鼓歌诗号呼，李商隐则作《韩碑》，对韩愈的《平淮西碑》被推倒深表不满，大笔濡染，气度不凡，叙议相夹，以文入诗，是李商隐诗的另一番面貌。大诗人是不能以一格拘之的。

自然，李商隐的有些诗句是不妨以爱情诗来理解的，像“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可是，雨夜怀远，也不一定怀想的就是爱人。由于娶了被视为“李党”的王茂元的女儿为妻，被“牛党”视为“背恩”，李商隐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讨生活，艰难困踬，不能不抑郁满怀，巴山夜雨时，他凭窗远思，想到的就会更多。

李商隐三十一岁时，他的岳父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卒。李商隐是有情之人，不能忘恩，他《过故府中武威公交城旧庄感事》，“新蒲似笔思投日，芳草如茵忆吐时。山下只今黄绢字，泪痕犹堕六州儿。”就是悼念他的岳父武威公王茂元的。而李商隐的妻子王茂元的女儿，也先于李商隐，在三十九岁那年夏秋之交去世了。悼亡后不久，李商隐的内兄王十二和李商隐的连襟韩瞻（字畏之）访李商隐邀其小饮。李商隐因妻子刚刚去世，心情悲痛，没有赴约，写《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因悼亡日近不去因寄》一诗，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思念怀怜，对儿女的哀悯悲恤，“更无人处簾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反复吟诵，是催人泪下的。“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秋雨腹痛，西风长夜，李商隐内心的沉痛也与无边长夜一样深长，无以排遣。当然，李商隐的痛苦还不止于妻亡儿幼一端。

局外人往往会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毛病，不能够切实体察当事人的身心苦痛。在“牛李党争”夹缝中讨生活的李商隐，可以凭倚的岳父去世，妻子亡故，儿女幼小，即便抛开他那建功立业之志，单单要养家糊口，抚养“嵇氏幼男”“左家娇女”长大成人，他不“干谒”不寻出路谋个职官，又怎么维持下去呢？当然，这并不是要诗人去卑躬屈膝，变节以求。李商隐在《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中写道：“闻君来日下，见我最娇儿。”“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疾。”对小儿的忧思悬念令人动容。李商隐无疑是个好父亲。单单为了儿女，他也要出外去挣扎，以谋出路，更何况李商隐还没有彻底丢开士子的传统理想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不到蜡炬成灰春蚕到死，李商隐是不会停止吐丝的，他的眼泪自然也不会流干。

即便没有“牛李党争”加在李商隐身上的额外枷锁，李商隐也已看透了当朝天子的本质，他以《南朝》作喻：“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晚唐君主已到了荒淫奢靡不可救药的地步，有识之士有才之人岂能得到重用？更何况还有朋党奸邪谗佞小人猜忌排挤：“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李商隐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无人能够拯救。虽然，天空中晚霞布满时，李商隐也有一时的乐观：“天意恋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可是他随之又把这盲目的乐观否定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李商隐仿佛由大梦中醒来：“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二首》），李商隐又陷入了灭顶的绝望。绝望中的李商隐竟羡慕起了献璧而遭刖刑的卞和：“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双脚砍掉，就不必奔走于一座台阶之上，求告人家了；可是，“谁将五斗米，拟换九窗风”（《自贶》），家中无米下锅，儿女嗷嗷待哺，怎样保持清高？怎样维护自尊？李商隐简直是走投无路了。

有一个人引起过李商隐的敬慕、同情和哀念，李商隐在诗中一再写到，此人叫刘蕡。幽州昌平人刘蕡，文宗大和二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在对策中猛烈抨击宦官乱政，要求“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指出唐王朝正面临“天下将倾，海内将乱”的深重危机。策论引起强烈震动，刘蕡也因此遭到专权的宦官忌恨，被黜不取。令狐楚、朱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书郎；但是，刘蕡终遭宦官诬陷，贬柳州司户参军卒。时过一千多年之后，当代文人郁达夫的旧体诗中，也常常会出现刘蕡的名字：“父老今应羞项羽，诸生谁肯荐刘蕡。”“薄有狂才追杜牧，应无好梦到刘蕡。”等等（《郁达夫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在同代人李商隐的诗里，刘蕡的名字更是连续出现。李商隐《赠刘司户蕡》写道：“万里相逢欢复泣，巢凤西隔九重门。”刘蕡怀才而遭黜，与李商隐的怀才不遇，应该是同病相怜的，这本没有什么奇怪。尽管刘蕡的策论深中晚唐时期的痼疾，但是朝廷上依然由宦官专权，大政旁落，将相不握国柄与兵权。

然而，皇帝的关心不在这里，而在他处。大和年间，唐文宗读杜甫《哀江头》，知道了天宝前曲江岸边多有行宫台殿，杜诗中那“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的富丽华美，太令后世皇帝着迷了。唐文宗全不顾杜诗当头一句的“少陵野老吞声哭”，也不顾“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警示，颇想恢复“升平故事”。大和九年二月，派神策军淘曲江，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于江头立亭馆。十月，宴群臣于曲江亭。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暴发了“甘露之变”，众多朝廷重臣被宦官杀死，株连杀害的官员达一千多人，恢复曲江“升平故事”的“盛世之举”才停了下来，朝廷下旨，罢修曲江亭馆。李商隐、刘蕡所处的唐朝晚期，自不可与初唐时广揽人才相比了，皇帝关心着恢复“升平故事”，重修曲江亭，他怎么还能听进贤达人士的直谏，匡政天下呢？李商隐写《曲江》哀歌：“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阳春意未多。”李商隐忧伤国事，感慨着“升平”难返，他又是那个伤时感怀的诗人，一时忘记了他自己的身家忧患了。

刘蕡的命运还是一再引得李商隐哀叹痛悼。刘蕡的确切卒年难定，但李商隐悼念刘蕡的诗却是切实地写在这里，千秋永在了。刘蕡逝后，李商隐有《哭刘蕡》《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户蕡》等四首诗，连连哭悼。李商隐与刘蕡荆楚相遇，旋即于黄陵分别。“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刘蕡敢于在对策中直言抨击宦官专权的朝政，其风采大节，令李商隐深怀敬仰。“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李商隐为自己只能写诗作文以致哀思，却不能招刘蕡魂魄再生，而深感惭愧；可是，“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人间纵有万般沉冤，天帝也深闭宫门，不肯派遣巫咸下到人间来问冤雪恨。李商隐的愤懑无以言表。

李商隐对刘蕡的同情哀思，还不是惺惺相惜同病相怜那么简单，他是痛感晚唐时期宦官弄权的黑暗政治局面，而无处诉说，借机抒发了。发生于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李商隐没有亲历。这年春，李商隐应举，正往来于长安、郑州之间。十一月，唐文宗与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共谋诛灭宦官。李训使人诈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想诱宦官仇士良等去验看，借机加以诛灭。仇士良至，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持唐文宗入宫，派禁军大肆捕杀朝官，除李训外，连未曾参与谋划的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也被灭族，长安有些街坊和人家被抢劫一空。郑注也被仇士良密令斩杀于凤翔。自此，朝廷大权进一步归于宦官。唐文宗置亭馆恢复曲江“升平故事”的设想被迫搁置下来。没有亲历“甘露之变”的李商隐写了《有感二首》记感。“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李商隐对这场事变痛哭难当，直怨愤到了熔铸人间世界的天地洪炉那里，李商隐的绝望是彻底的。唐王朝黑暗的天下快要终结了。李商隐在诗题下注曰：“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也许天帝垂怜，人间的晚晴还可期待吧。李商隐时而又透露出一线希冀了。可是，“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春日寄怀》），李商隐不知道他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在何处登上龙津，到达彼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徘徊着，在执着与渺茫之中寻觅着，李商隐终于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待下去了。上天的垂怜毕究有限，天帝收起了他的怜悯之心，降下了“巫咸”，把李商隐收走了。李商隐为东川柳仲郢判官时，府罢，客死于荥阳，年仅四十六岁。

李商隐初得大名，游长安时，曾投宿逆旅，会众客方酣饮，赋《木兰花》诗成，呼之与坐，不知其为李商隐也。后李商隐成一诗云：“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客问姓名，大惊称罪。（《唐才子传》）此时的李商隐青春韶光，词采风华，木兰花身，楫击中流，他还没有经过宦海风波人生颠沛，人也洒脱，诗也清畅。到他写无题诗“归来辗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的时候，他再也唱不出那么轻松畅快的歌了。自然，他的诗名比初起时更盛，诗也日愈增添了沉重丰实的内容，有了抑郁顿挫的调子。此时白居易业已老退，极其喜欢李商隐的诗文，曾道：“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居易死后数年，李商隐生子，遂以“白老”名之。儿子既长，殊为鄙钝，温庭筠曾戏曰：“以尔为侍郎后身，不亦忝乎？”后来，李商隐又生一子，名衮师，极聪俊。李商隐有诗云：“衮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此或其后身也。（《唐才子传》）

天才的命运乖蹇的诗人，果真能有身后再生吗？那么纵然“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