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一代代诗人的努力，到了晚唐，诗的体式已经完备，格律谨严，声韵讲究，形式上已没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了，诗，似乎已写到了尽头。在严格的规范中作诗，“戴着镣铐跳舞”，好多人不敢稍越雷池一步，更有人只在意格律声韵，倒把诗的本质丢掉了，诗意、诗情、诗境，无心也无力顾及了。《唐才子传》有一段话，说得极好：“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国运日衰，一步步走向末路，诗也不能振作，原来“国家不幸诗家幸”是并不那么准确的。这时候，那能够打破声律拘束，拒绝轻浮，不作虚声，取向沉实的诗人，即便其整体的分量并不怎么重，也会因其独特而引人注目。于濆便是这样的诗人。

于濆的履历太简单了，《全唐诗》诗人小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都只寥寥数字：“濆，字子漪，咸通（二年）进士。”于濆进士，能不为官吗？他做官如何？他的政绩呢？全都没有记载。他做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大约属于那种性格中庸没有特立独行的人。可是，他的诗却实在是并不中庸，也不平常的。他的《苦辛吟》写道：“垅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我愿燕赵姝，化为嫫母姿。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他的《古宴曲》曰：“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这种声音，已经久违了。对贫穷、不公的关注或漠视，检验着人的良心，更考验着诗人的良知。也许，你会觉得于濆的诗不含蓄，不蕴藉，可是，你怎么也不能否认于濆的正气和严正。他要指斥，要批判，你不能要求他还要婉曲，藏起锋芒。比起那些声韵和谐词采绮丽却不着痛痒的诗来，于濆的诗更能够触人心灵。对贫穷的关注，对贫富对立的愤慨，是于濆诗的一个重要题旨。《里中女》：“天与双明眸，只教识蒿簪。”“岂知赵飞燕，满髻钗黄金。”于濆的不平、义愤还会化为同情柔肠：“我愿均尔丝，化为寒者衣。”（《野蚕》）《山村叟》“虽沾巾履形，不及贵门犬”的惨状，必定是耿耿执着于濆心头，挥之不去的。

于濆所处的唐代咸通年间，是唐王朝倒数第四个皇帝唐懿宗当朝了。唐懿宗继他的父皇宣宗即位，其荒淫无道，更胜先皇，饮宴无度，淫乐无度，大唐气数不尽倒奇怪了。被后人一直称颂的大唐，并没逃过历史的周期率，不管开国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到了他的末世子孙，总是要出亡国之君的。专制王朝，不会为灭亡的国势注入不竭的生气。于濆生当行将灭亡的朝代，他要是像好多无聊骚客那样，还是专在格律声韵中兜圈子，写出一些中规中矩不痛不痒的诗来，他就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价值了。

于濆的诗写得本就不多，全是五言。然而他却能在生气渐失的晚唐诗中让人一振，那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他关注了民瘼世情，写的是有意义的诗。你可以说他缺乏独创诗有所承，他是继承了杜甫诗风，也可以说他并非唐诗大家，可是，你就是不能说他的诗没有意义。他也写了厌战反战：“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卫霍待富贵，岂能无乾坤。”（《塞下曲》）“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陇头水》）他也写了思妇闺怨：“辽阳在何处，意欲随君去。”（《辽阳行》）“自是爱封侯，非关备胡虏。知子去从军，何处无良人。”（《古别离》）“一轴金装字，致君终不归。”（《恨从军》）他的《沙场夜》，把前方和后方、征夫与思妇熔为一炉，字字血泪，肝肠寸断：“城上更声发，城下杵声歇。征人烧断蓬，对泣沙中月。耕牛朝挽甲，战马夜衔铁。士卒浣戎衣，交河水为血。轻裘两都客，洞房愁宿别。何况远辞家，生死犹未决。”如此字字泣血的诗，自非那些徒然抚弄词句讲求声韵的诗可比，与后世热衷于展览血肉横飞人体一片片倒下大颂胜利的影视更形成了天壤之别。于濆对战功对元勋的看法，比后世影视编导深刻多了：“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戍卒伤春》）这还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简单。“赤肉痛金疮，他人成卫霍。”（《边游录戍卒言》）于濆代戍卒发抒不平，也正是他本人内心的不平。

多么想对于濆的生平有更多的了解：他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才能让他写出与一代诗风迥异的诗来呢？收入《全唐诗》的于濆诗，仅一卷，不足五十首，不多，但没有无聊之作，每一首都中血肉。他写战争，写征夫怨妇，他知道战争起源于人心：“苟非夷齐心，岂得无战争。”（《古征战》）人有了争强斗勇之心，才有了战争。所谓版图之争，所谓阶级之争，只不过是人的争斗之心发展起来，假借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当然，贫富极端不均，贫穷的人都要饿死了，却有一部分人在那里饫甘餍肥，饿极了的人也要起来争斗，让自己填饱肚子，有一些战争爆发乃为了生存。“粪土视金珍，犹嫌未奢侈。”（《秦富人》）富人的奢侈追求，也是不知餍足的，他们的不知餍足，是穷人贫寒至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便来自于官府了：“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田翁叹》）官府从来都是富人的官府，权力与财富合谋，便造成了社会的日愈分化，贫富越发不公。苛繁的徭役税赋，令老百姓不堪重负，那就应了那句阶级斗争的经典格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唐咸通六年（865年）爆发了庞勋起义，那是戍卒苦于兵役，而公推粮科判官庞勋而起兵的。起义在庞勋牺牲后归于失败。庞勋起义在役卒戍守的桂林爆发。那里没有长城，朝廷镇压自己的人民，从来都用不到长城，只用军队就行了。军队后来也被称为“长城”，那是血肉长城，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砖石构筑的长城，于濆诗道：“秦皇岂无德，蒙氏非不武。岂将版筑功，万里遮胡虏。团沙世所难，作垒明知苦。死者倍堪伤，僵尸犹抱杵。”（《长城》）万千民夫尸骨筑起的长城，从来没有抵挡住胡虏进犯。于濆笔下的长城，没有那般巍峨雄壮，也没有什么“伟大”。于濆这样写，不令人沮丧，倒令人楚痛，令人深思。他比那些妄自尊大的诗人深刻多了。

有一些诗人的名字实在是极其陌生的，于濆是，邵谒也是。邵谒属个性鲜明的人。《唐才子传》说他“少为县厅吏，客至仓卒，令怒其不搘床迎待，逐去。遂截髻著县门上，发愤读书。”被县令赶出县厅了，因为他待客不周，邵谒从而发愤读书，还不谓出奇；留他的截髻著县门上，就不仅大胆，而且有些怪异了。读过了县学堂的邵谒，要去京师读国子了。“时温庭筠主试，悯擢寒苦，乃榜谒诗三十余篇，以振公道，曰：‘前件进士，识略精微，堪禆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辞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仍请申堂，并榜礼部。’”温庭筠原本也是特立独行难为世容的人，他不被重用，仕终国子助教。他能够看中邵谒的诗，必定是声气相投，以一种特异的目光来看了。

邵谒的诗果然是要换一种角度欣赏的，他《放歌行》写屈原，就故作反语：“屈原若不贤，焉得沉湘水。”难道他会赞同奸佞，反对贤良吗？显然不是。他是如同截髻著县门上一样，愤激而走偏锋。他写《贞女墓》，曰：“生持节操心，死作坚贞鬼。至今坟上春，草木无花卉。”对节操，对坚贞，他大概也不是一概鄙视，他是同情怜悯，而推向枯寂。看待节操坚贞，他别有一副眼光，同情怜悯的底处，还是愤激。当年县令以他没有搘床迎客，而逐其出县厅，必定会成为他心头顽梗的一块怪石，有意无意地要阻滞一下他的诗心，让他的诗情由别处夺罅泻出。他应进士不第，倒是别的举子也会有的同样心情：“人人皆爱春，我独愁花发。”（《下第有感》）他自叹命运，也是仰面问天，痛心疾首：“人人但为农，我独常逢旱。恶命如漏卮，滴滴添不满。”（《秋夕》）他失去了截髻著县门上的怪异大胆，成了一般的举子了。科场门外，要跃过龙门的都是一样的鲤鱼，碰来撞去，撞昏了头失去理智，也许才顾不得叹惜命运了。邵谒清醒时，还是要抒发一下他那怀才不遇的不平：“长材靡入用，大厦失巨楹。颜子不得禄，谁谓天道平。”（《赠郑殷处士》）

读邵谒的诗，跟读于濆的诗有大致差不多的感受，会觉得他的诗欠丰满，少葱翠，有一些枯干，有一些滞涩；却会令人痛楚，令人震激，总不会不痛不痒读了像不读一样。“朝争刃上功，暮作泉下鬼。”“千载留长声，呜咽城南水。”（《战城南》）邵谒关于战争的诗，并没有多少新异之处，但是这种声音由于久违了，还是能够振聋发聩，让人再度记起诗应有的品质。邵谒是故意要刺痛人麻木的神经，让人切莫沉睡过去的。他《春日感怀》强烈对比，径写痛楚：“我心如蘖苦，他见如荠甘。火未到身者，痛楚难共谙。但言贫者拙，不言富者贪。”他的《岁丰》最终又归于愤激的反向抒发了：“皇天降丰年，本忧贫士食。贫士无良畴，安能得稼穑。工傭输富家，日落长叹息。为供豪者粮，役尽匹夫力。天地莫施恩，施恩强者得。”《寒女行》曰：“终日著绮罗，何曾织机杼。”“所以问皇天，皇天竟无语。”邵谒把人间的不公不平归结到天上，倒是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无奈发问。

邵谒继承了自《诗经》以来的诗歌传统，也继承了诗人命脉中的郁勃之气，邵谒只是更加专注了。他的诗在《全唐诗》中编为一卷，仅三十二首，比于濆还要少。他的诗，主题却大都集中于人间的不公不平。你可以说邵谒的诗不丰富，但就是不能说他无意义。只要人间还有不公平在，邵谒的诗就有阅读的必要，这些诗直指人心，直指现实，一代又一代的现实。

邵谒既然截髻著于县门，发愤读书，由县学堂读到京师国子，再应士第，他必定也有过建功立业的志向。有几个读书人是甘愿沉沦不思进取的呢？“丈夫志不大，何以佐乾坤。”（《送从弟长安下第南归觐亲》）“愿君似尧舜，能使天下平。”（《少年行》）邵谒勉人，也是励己。不过，邵谒到底是个性特异的人，他在《苦别离》中道：“安得太行山，移来君马前。”“苦别离”本是乐府旧题，邵谒竟要移一座太行山来，挡住别离的马蹄，邵谒的决绝实在是非同寻常。这样的诗人是不会按常规出牌的，他终究还是要做出点出格的事情来。《唐才子传》叙曰，邵谒“后赴官，不知所终。它日，县民祠神者，持帻舞铃，忽自称‘邵先辈降’。乡里前辈皆至，作礼问曰：‘今者辱来，能强为我赋诗乎？’巫即书一绝云：‘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当时别故乡。惆怅不堪回首望，隔溪遥见旧书堂。’”

作诗巫者如果是邵谒，回首遥望他读书的县书堂，惆怅满怀，那么，这就是邵谒唯一的一首七言诗了，《全唐诗》不载。这也是邵谒最为情意绵渺的诗。做巫娱神的邵谒，原来也是这样情肠九曲难以释怀吗？

因为有一首《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聂夷中的名字被人熟悉，而且记住了。聂夷中的诗其实跟于濆、邵谒属于同类，并且，他的诗也不多，不足四十首，《全唐诗》编为一卷。他也是专五言诗，七言只有《闻人说海北事有感》一首律诗，不算好，远不如他的五言诗。与《咏田家》相类的悯农诗，聂夷中还有《田家二首》，其中之一是：“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另一首“锄禾日当午”，又被当作李绅诗，开首与所传为李绅所作稍稍有异，最重要的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则完全相同。唐诗中有好多名诗会发生这种作者舛讹的情况，后人无法判定那版权到底属于谁了。

聂夷中不像李绅那样做过高官，他只做过华阴尉这样的小官，他离朝廷无比遥远，他便在《咏田家》“剜却心头肉”之后，向遥远的宫廷发出美好的祈愿：“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他还在《古兴》中殷切呼吁：“片玉一尘轻，粒粟山丘重。”“一岁如苦饥，金玉何所用。”聂夷中的重农思想，在商品社会的今天会被人嗤之以鼻了。

聂夷中的胸怀要胜出邵谒许多，他的眼界也远为开阔。他的《行路难》道：“莫言行路难，夷狄如中国。”“门前两条辙，何处去不得。”这还不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那样对“行路难”的乐观诠释，聂夷中的目标并不限于一处，他是四海为家，处处去得的。聂夷中本是豪气满溢的人，他的《胡无行人》道：“男儿徇大义，立节不沽名。”“醉卧咸阳楼，梦入受降城。”“请携天子剑，斫下旄头星。”聂夷中似乎不是生当一个朝代的末世晚唐，他好像是初唐、盛唐诗人的怀抱，要仗剑去游，青锋裘马，一展抱负了。这当然不意味着聂夷中糊涂，看不清晚唐的没落趋势：“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公子行二首》）

历史和现实，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聂夷中并不会痴心妄想，以为他会幸运地撞上明主，擢拔于蓬蒿之间。《唐才子传》曰：“夷中滞长安久，皂裘已弊，黄粮如珠，始得调华阴县尉，之官惟琴书而已。性俭，盖奋身草泽，备尝辛楚，率多伤俗悯时之举，哀稼穑之艰难。”聂夷中悯农重粮，把粒粟看得重于山丘，他是有切身的体会，才会痛感“黄粮如珠”吧。有过饥饿的经历，那生命的质量是会发生变化的，诗，便不再是水，而是血了。

由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切身经历出发，聂夷中回望历史，他的思古之情也会倍加苍凉。战国时燕昭王筑燕台，招纳天下贤士，也曾开创了燕国盛世；可是，在聂夷中的眼里，“燕台累黄金，上欲招儒雅”，终究也是“一种是亡国，犹得礼贤名”，而今荒芜的燕台，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前朝“盛世”如此，当朝“盛世”不也是这样吗？有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李唐王朝，也走到了穷途末路，灭亡在即了。“不知马蹄下，谁家旧亭台。”（《早发邺北经古城》）聂夷中的兴亡感沧桑感无边无际。

前朝兴亡，当朝兴衰，令聂夷中想到的会更远吧。贞观时，有诤臣魏徵，李世民曾称道过“以人为鉴”；魏徵真的可以跟李世民直言诤谏，无所顾忌吗？开元年间，大臣张九龄一再奏言，安禄山狼子野心，不杀必为后患，唐玄宗不听。天宝六载，名将王忠嗣屡屡上奏安禄山必反，唐玄宗非但不听，反而听信诬陷，要处王忠嗣极刑，终贬为汉阳太守。唐玄宗一意孤行，倒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开唐代将帅封王之端。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由盛转衰，一蹶不振，复兴无望，再筑起多少燕台招纳天下贤士，也没有用了。即便真的筑起一座燕台，再度招来魏徵、张九龄、王忠嗣，他们的忠言直谏，皇帝仍然听不进去。

聂夷中《过比干墓》痛心疾首道：“静念君臣间，有道谁敢论。”商朝末年的宰相比干，是向纣王进谏，被剖心处死的。只要朝廷上有君臣之分，臣子要启奏，需要先跪下去口称万岁，臣子们再有道，也不能公平讨论。聂夷中的这个诗句，比他的《咏田家》“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之句，意义更为重大，它触到了专制政权下种种弊端的根本。